欢度元旦

这是林北佳自十八岁离开江城去北京上大学之后，整整四十年来，第一次在江城过元旦。

家人聚在哥哥和嫂子的家里。饭菜的热气还未散尽，电视里正播放着一档老歌重温的节目。屋子里灯光柔和，一家人说说笑笑，像一条久违却自然流动的河。

韩红的《青藏高原》一响起，蕾蕊便轻轻跟着哼唱，嗓音清亮，尾音干净。她唱到高处时还俏皮地抬了抬手，像在“托住”那个高音，逗得旁边的人忍不住笑出声来。大家不约而同地跟着节奏拍起手，有人还轻轻打着拍子，客厅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北佳知道哥嫂家有卡拉OK，她侧头一笑，眼里带着一点骄傲，起哄道：“哥，你也来一首吧。”

哥哥也不推辞，笑着摆摆手，当即点了周华健的《朋友》。他一开口，声音低沉而稳，嫂子在一旁轻轻跟着哼，时不时用手指给他打节拍。唱到副歌时，有人已经忍不住跟着小声合唱，等到“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一句，几乎全屋的人都接了上来。有人笑着指错拍子，有人假装当指挥，空气里满是轻松的玩笑和默契的配合。

一曲唱罢，掌声和笑声同时响起。维穹还夸张地吹了一声口哨，引得大家一阵哄笑。

接着，蕾蕊、励坤和哥嫂一起起哄要柳志芳唱《难忘今宵》。她一边摆手一边笑，说“我都多少年没唱了”，却还是被大家半推半就地“请”到了中间。包琴递水，蕾蕊帮她把音量调低一点，像是在认真“护场”。

她清了清嗓子，刚唱出“告别今宵，告别今宵”，大家就安静下来。声音虽不再年轻，却温厚而笃定。唱到一半，北佳轻轻地跟上，随后是哥哥，再然后是更多的人——歌声一层一层叠起来，像水波一样在屋里荡开：

“不论新友与故交，
明年春来再相邀。
青山在，人未老，人未老……”

唱到“人未老”时，几个人对视着笑了，眼角带着一点亮光，却谁也没有点破。最后一句落下，客厅里安静了一秒，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励坤打趣她“宝刀未老”，气氛温暖得几乎可以触摸。

维穹和维苍早就等不及了，一人抢着点了一首《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插曲，一人唱起《黑猫警长》。两个人站在沙发前当“舞台”，一边唱一边比划动作，还互相抢“麦”，歌词唱错了也不在意。大人们一边笑一边鼓掌，有人拿手机录像，有人故意跟着乱唱给他们“伴奏”。

笑声、歌声、掌声混在一起，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

热闹中，大家又把目光投向包琴和北佳。蕾蕊在一旁喊着：“《唐顿庄园》里圣诞节的时候，玛丽和伊迪丝不是合唱吗？不然姑姑和妈妈一起唱一首吧！”

北佳愣了一下，下意识看向嫂子包琴。包琴笑着解释：“我特意跟蕾蕊说的，这是你最喜欢的电视剧之一。”

蕾蕊认真地点头：“是啊，听说姑姑喜欢，我还拉着励坤一起看。我们都很喜欢这种大家族的电视剧，有矛盾、有冲突，但大家都愿意去理解、去饶恕，最后还能和解。姑姑以后多给我们推荐这样的海外剧吧，我们真的学到很多。”

姑嫂二人低声商量了一下，最终决定合唱《洪湖水，浪打浪》。歌声一起，北佳不由自主地抬手、转腕，动作自然流畅，带着舞蹈的韵律，整个客厅一片哗然。

这一看，谁都明白了——原来这个一向低调、谦和、不显山露水的北佳，竟然能歌善舞。

最后的“压轴”，由头戴维苍红领巾的励坤登场。他选了一首摇滚版的《一无所有》，唱得认真又投入，把全家人逗得前仰后合。

这场完全即兴、自导自演的家庭音乐会，让所有人都沉浸其中。大家约定，以后要常常这样聚在一起，开家庭演唱会。那一刻，没有人急着结束，仿佛只要大家还坐在一起，这样的热闹和亲密，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家人都感叹，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畅快地笑过了。

元旦这天，林北佳收到了一份快递，是邓中原从昂市寄来的一张卡片，亲手书写，还画了简单的图案，搭配着几样小的手工装饰。卡片上的话不多，却很郑重：“北佳，祝你在中国这个难得的元旦，第一次和亲生的家人们一起有美好的相处。新年快乐，越来越快乐！中原”。与卡片一同送到的，还有一束鲜花——水仙与红梅相互映衬，清雅中带着一抹明艳。

林北佳知道，邓中原此刻正在昂市，陪着母亲和姐姐一家。她给他回了一段语音，语气温和而真诚：“中原，非常感谢你寄来的礼物。我很喜欢那张卡片，花也已经插在花瓶里了。今晚正好和家人一起聚餐，大家都很喜欢这些鲜艳又娇媚的花，为这个元旦添了不少色彩。也祝你在昂市，和你妈妈、姐姐一家，一切都好，度过美好的时光。”

这是一个愉快而难忘的元旦。新年的第一天，仿佛真的带来了好兆头——告别过去，欢喜迎接新的一年。

为家人剪发

柳志芳因为腿脚不好，出门不便，平日里头发一直是包琴替她剪。剪法很简单，只求干净利落——剪短、剪齐，不讲究样式。

新年刚过，林北佳在家附近的一家培训中心，看见橱窗里贴着学习剪发和美容的招生广告。她站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第二天便去报了名。

十天的课程，她学得格外认真。

回到家，她笑着对包琴和妈妈说，班里的同学，包括老师，年纪都比她小，几乎可以做她的女儿。她是整个班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却并不觉得难堪。相反，她在课堂上坦然地请教、反复练习，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追着问。

“等我学会了，” 她说，“以后妈妈的头发，还有简单的美容护理，如果嫂子愿意，我也可以一起做，就当练手。” 她说得轻描淡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认真。她忽然提起往事。“其实狄波拉从小到大，头发几乎都是我给她剪的。” 林北佳说，“一直到她二十四岁，她只在外面理过三次发。美国剪发太贵了，我自己都很少去外面剪，大多是对着镜子，自己修修。”

她想起以前每两三个月她要给狄波拉修剪她的头发一次。女儿洗完澡，头发还湿着，披着浴巾，坐在马桶盖上，北佳跪在地上，一点点地给狄波拉剪头发。她学着给头发分层次，20多年，一直如此。“她初中、高中毕业舞会的妆容，也都是我给她化妆。她没有其他女朋友帮她。” 林北佳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声音轻了下来。“可是现在她连我的电话，都很少接了。” 话说得平静，却藏不住那一瞬的失落。

柳志芳和包琴听着，都有些唏嘘。包琴由衷地说：“你对女儿，真是尽心尽力，我们都做不到。”

过了一会儿，林北佳又换了一个话题。“我看过好几次邓亚萍的访谈。”她说，“她从小个子矮，打法又怪。十三岁就赢了全国所有的师姐，可绝大多数的教练和权威都说，她不适合打乒乓球，进不了国家队。”

她的语气慢慢变得笃定。“她不服输，十岁就开始背着三十斤沙袋练速度。身高改不了，她就另辟蹊径，打快、打怪、打狠。后来她的教练张燮林看见了她的独特，顶着压力把她带进国家队。十六岁她得第一个世界冠军，世界排名第一，连续八年，直到她二十四岁退役。三十年了，还没人打破她的记录。”

林北佳停了停，说：“我不喜欢和别人竞争。但我很认同她说的——一个人要勇于挑战自己。承认缺陷不羞耻，隐藏才是。正视不足，不放弃，继续努力。”她抬起头，看着母亲和嫂子。“家庭，是我后半生的目标。现在两个孩子都和我不亲，我不强求，但我这一辈子，也不会放弃作一个好母亲。”

柳志芳听了，竖起大拇指，笑得爽朗：“北佳，我支持你！有错就改，活到老，学到老。”

包琴眼眶微微发热：“北佳，你身上真的有很多我特别佩服的地方。坦率、真诚、不放弃，有主见，也不随众。我也偷偷学了一些，现在都用在维穹和维苍身上。希望他们将来有责任感，有目标，敢探索，也敢面对挫折。只要有这些，到哪里都不会混日子，躺平。”

柳志芳拍了拍自己的头，笑着对北佳说：“我的头你随时拿去练，我可以免费换发型，一举两得。”

姑嫂和母亲，相视而笑。

这三个女人，都已步入老年，却因为共同的信仰，有着相近的价值与方向。她们彼此勉励，慢慢凝成一股绳。

林北佳心里满是感恩。她前半生历尽波折，没有一个可以随时打电话求助、完全信任的知己。父亲去世后，她甚至想过，如果哪一天无家可归，会不会连一个收留她的人都没有？

感谢主。让她在后半生，拥有这样同频的母亲、哥哥、嫂子和侄子一家。她的心渐渐安定下来。尽管她与自己的孩子，尤其是狄波拉，几乎陷入封闭与断联，但她心里清楚—— 母女是一生的关系。她不会放弃，仍将继续努力。

巧遇发小

过年前的一天，林北佳和包琴在附近的超市采购年货。推着满满一车东西，她们正准备从出口离开时，忽然听见有人迎面冲她喊：“林男，还记得我吗？”林北佳一愣，还没来得及反应，对方已经带着笑意走到她面前。

那是一位微微发福的中年妇女，中等身高，衣着随意，却透着一股不设防的爽朗。她的笑容很熟络，仿佛她们之间从未有过这些年的断裂。她的眉眼间似乎藏着什么熟悉的影子，林北佳却怎么也对不上名字。

“你是……”林北佳迟疑了一下，语气里带着试探。

对方一点也不在意，笑得更开了，声音清亮：“林男，不记得啦？我是胡文洋。”

这个名字，像一把久未使用的钥匙，在记忆深处轻轻一转——“咔哒”一声，某个尘封的抽屉被打开了。林北佳不由得重新打量她。眼前的人普通、发福，甚至有些不起眼，像街头任何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中年妇人；可再往深处看，那眉骨的线条、眼睛里一闪而过的光，却忽然与记忆里的那个女孩重叠——那个曾经明亮、张扬、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被看见的胡文洋。

两个身影，在时间的缝隙里短暂地重合了一下。她这才真正认出来。是她，江大附小出了名的美女胡文洋。

她们是一个大院里长大的孩子。那时候的胡文洋，是那种让人很难忽视的女孩——不仅长得漂亮，五官清秀明亮，连走路都带着一点利落的神气；更难得的是，她做事踏实认真，从不张扬，却总能把事情做到最好。她转学到江大附小没多久，就像水落进了早已为她准备好的位置——各个班主任几乎是心照不宣地轮流任命她当班长。

仿佛这件事，本来就该是她的。没有人质疑，也没有人觉得意外。连胡文洋自己，好像也从不需要刻意去争取什么——她只要站在那里，事情就自然落在她身上。

林北佳这几年，常常梦见小学同学。梦里没有具体的情节，只是人影——操场、走廊、教室，和那些熟悉却叫不出名字的脸，在某种温暖又遥远的光里一闪而过。自从初二上学期，她不告而别，从江大附中转去江城一中，那些一起长大的发小，几乎在一夜之间，从她的生活里消失了。

后来还是金自明提起——她出国后的某一年春节，已经在珠海大学工作的胡文洋，曾专门去林家找过她。只是，那时候她已经不在国内了。

2015年，她有了微信之后，曾托一位小学男同学帮忙联系大家。那人靠亲属移民去了美东，多少还和国内有些联系。她把唯一的希望放在他身上。可那位发小最终也没能帮上忙，这件事，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搁浅了。

像很多事情一样，没有结果，也没有告别。那些从幼儿园全托开始，一直到初二上，朝夕相处的人——在高考之后，仿佛被岁月整齐地切断。各自走散，再无消息。

……

而此刻，在超市出口重逢。一切来得太突然。

林北佳几乎来不及整理自己的情绪，胸口猛地一紧，眼眶一下子热了。她甚至没有寒暄，声音带着一点急促，几乎是脱口而出：“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小学同学？我们……聚一聚？”那句“聚一聚”，说得很轻，却像压了很多年。

胡文洋没有迟疑。“没问题。”她答得干脆，像当年接下班长一样自然。

两个人就站在超市出口，人来人往之间，低头加了微信。像是把一段被中断了很久的时间，重新接上了线。

当晚，胡文洋的消息很快就来了。她说，已经联系上了好几位小学同学，大家一听说是林北佳回来了，都很惊讶，也愿意见一面。时间就定在第二天中午，地点在江大餐厅。

她语气轻松，像是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安排。可对林北佳来说，却像有什么在心底被一下子掀开了。那一夜，她几乎没怎么睡。

灯关了很久，她却始终清醒着。屋子里安静得出奇，只有偶尔路过的车声，从窗外远远地掠过去。一个个名字，在黑暗中慢慢浮现出来——有些清晰得仿佛昨天还在一起说笑，有些却已经模糊到，只剩下一个轮廓，甚至连声音都想不起来。她在心里反复念着他们的名字，像是在确认，明天见面时，她能不能一眼就认不出来？该说什么？

那些年少时理所当然的亲近，如今却变得需要一点点试探。她翻了个身，又重新闭上眼。却发现，等着她的，并不是睡意，而是越来越清晰的过去。像潮水，一点一点，漫上来。

发小黎军

第一个想到的，是黎军。他是林北佳的邻居，两人同岁。从小学一年级起，两人就一直同班，算得上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林北佳小时候常去他家。她总能看见杨阿姨——黎军的母亲，坐在黎军的身旁，目光专注而不容含糊。她会一遍一遍地纠正黎军的坐姿：背要挺直到什么角度，手该怎么放，笔怎么握，眼睛离本子多远——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语气不高，却很坚定。那种“必须做到”的认真，让人几乎不敢敷衍。

林北佳通常站在一旁，看着。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她的作业需要家长签字时，多半是邻居阿姨代签，或者等到金自明临出门前，匆匆写下名字——笔迹潦草，连内容都不会看一眼。她很早就学会，不去期待这些。

可即便如此——她还是会羡慕黎军。羡慕他有一个妈妈，会这样一寸一寸地看着他长大。

有一阵子，黎军的父亲被送去学习班，家里只剩下杨阿姨一个人，还要照顾刚出生的小女儿黎苒。

那年，林北佳才七岁。家属楼常常停水停电。没有人教她该怎么做，也没有人交代她要帮忙。

每到停水的时候，她就拿着家里的一个小桶，悄悄跑到楼下，绕到院子后面那个公用的大水龙头前。水龙头开得很大，水声哗哗作响，她就站在那里，一桶一桶地接满。她提着装满水的小桶，一趟一趟，从一楼提到二楼。台阶高，她走得很慢，中途会停下来歇一口气，再继续往上挪。然后把水倒进黎军家那个用来储水的大水桶里。

她做这些的时候，很安静。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问起。她也从来没有说过，自然，也没有一句夸奖，像一件本来就该做的事情。

林北佳在幼儿园时，就被选中练平衡木。节目安排——她一个人在平衡木上表演，其他孩子在地面扮演小白鸭，围着她伴舞。

后来，这个节目被选送到区里汇演。那天，林亚戈带着林立专程去看她演出。

她兴奋极了。演出结束后，她回到幼儿园，忍不住炫耀地向幼儿园的小伙伴们讲起自己在平衡木上的动作——翻身、站稳、再跳下——语气里带着孩子特有的得意。而其他人，只是在下面给她伴舞。她说这些的时候，眼睛是亮的。

很快，她就迎来了批评。老师和父母几乎是同样的语气——说她骄傲，说她自满，说她只想自己冒尖，不团结其他人。那点刚刚冒出来的光，被很快按了下去。

后来，附小有一天来了两个体育系的男教练，选拔体操队员。孩子们排成队，一个个走过去。没有人注意到她。她站在人群里，安静得像从来没有站上过那根窄窄的平衡木。

是黎军的妈妈，杨阿姨——同样是体育系老师，开口提了一句：“林男这个孩子，幼儿园就练过平衡木。”一句话，很轻。

却像把她从人群里重新拎了出来。同系的苏教练，看在杨阿姨的面子上，才把她特招进了体操队。

而教练们真正看中的，是她的同班同学涂萍。涂萍身材纤细，模样讨喜，一进队就被任命为体操队长。她站在那里，轻盈、明亮，很符合所有人心里“该被看见”的样子。相比之下，林北佳只是被顺带留下的那个。像是一个备选。只是这个被精心期待的涂萍，体操队的队长，很快就受不了训练的艰苦。不到半年，涂萍退了队。

队伍里出现了队长的空缺。林北佳被顶了上去。没有仪式，也没有特别的肯定——只是顺理成章地，她成了新的队长。很多事情，后来她才慢慢明白——她的人生，好像总是这样开始：不是被选中，而是被补上；不是被看见，而是在别人离开之后，才轮到她站到那个位置上。

那时候，她还说不清这种感觉。只觉得，一切来得有点迟，也有点轻。像是被人提了一句，就算数了。

黎军比她大半岁。在小学里，他几乎是老师眼中的标准样本。从一年级起，他就是班长，也是第一批入选红小兵的班干部。班里组织合唱时，他总站在最前面当指挥。白衬衫扎进绿色军裤里，红领巾系得端正，腰间一条小皮带，黎军整个人站得笔直。他一举手，全班就安静下来。

林北佳站在队伍里，微微仰着头看他。她看得很认真。单纯的羡慕，——如果她也足够努力，是不是也可以，被那样看见？她也很想戴红领巾。

于是，她拼命去做那些“好人好事”。放学后，教室里人都走光了，她一个人主动留下来扫地、搬桌椅，把课桌一排一排推整齐。学期末，老师要求每个同学写“好人好事”总结的时候，她一条一条地写下自己做过的事——不夸张，也不遗漏。她以为，只要写清楚了，就会有人看见。

可每一次，老师给她的评语都一样：“娇骄二气。” 她完全不懂这四个字的意思,只隐约觉得，那不是什么好的东西，它不像批评，更像一种诅咒，这四个字的评论，一直跟着她的档案，直到26岁她离开中国。轻轻一写，就盖住了她所有的能力，努力和潜力。

像一扇没有形状的门——她站在门外，却连门在哪里，都说不清。

小学二年级，一次，她和黎军一起去食堂打饭，正好碰见二年级的班主任费老师。费老师四十多岁，微胖，齐耳短发，是那个年代极普通的中年妇女。她一看到黎军，立刻眉开眼笑，声音里带着真心的赞许：“黎军，站姿真好，学习也很认真，你是班里的榜样啊！”

直到她停住，林男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费老师好！”

费老师才缓缓抬头，眼神扫过她一圈。那一瞥，冷淡得几乎没有温度——眉头轻轻皱了一下，然后转回黎军身上，仿佛林男根本不存在。

林男站在那里，手里的饭碗握得紧紧的。她明明努力了，也想被看到，可这一瞬，她忽然体会到——在大人的眼里，她就是个可以被忽略的影子。那种被置身于视线之外的感觉，悄悄地在心里生根。

林北佳一直把黎军当作朋友，从未嫉妒过他的风光。直到小学三年级，黎军家搬去别的教师宿舍，两人的联系才慢慢淡下来。

真正让一切断裂的，是上了初中。这一届没有考上重点中学的发小们，那些和林男从一岁左右就在幼儿园全托，一起长大，一起去了江大的附属中学。每天上下学，来回四趟，单程走路就要四十五分钟。初一那年，一天下午放学，林男走在回家的路上。

黎军和几个男生站在路边，对路过的女生嬉皮笑脸地起哄。林男没多想，只是低头快步走过。可就在她经过的瞬间，黎军突然从口袋里抽出一把水果刀。半真半假的动作，半真半假的威胁——他指着她，语气里带着她从未见过的轻佻和恶意。

林男愣了愣，什么也没说。她没有尖叫，也没有反抗，只是转身，毫不犹豫地走开。那一刻，某种她从未想象过的东西在心里碎裂了。

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理过黎军。

发小汪萧

她记得的第二个男生，是汪萧。汪萧住在林男家后面那排低矮的平房里，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两个姐姐。小时候他顽皮得很，常常挨打。林男不止一次看见他被两个姐姐，一人拖一只他的胳膊往父母屋里拽，他的脚在地上乱蹬，鬼哭狼嚎，整条院子都听得见。

可奇怪的是，这个在家里总被“收拾”的男孩，在外面却关心着林男。

她值日提水桶，他会装作路过，顺手接过去，说一句：“我正好也要用。”

在学校里，他成绩不好，也不是任何“长”。老师经常点名批评他，他总低着头。但只要林男回答问题被表扬，他会在后排轻轻拍一下桌子，像是在替她鼓掌。

四年级那年，她和林立在操场比赛爬篮球架。她一心要赢，一脚踩空，从高处摔下来。落地那一刻，鼻梁一阵钝痛，眼前发黑。金自明说睡一觉，第二天就会好。但是第二天，她的鼻子肿得比嘴巴还大，她没去上学。家里只有她一个人。

有人轻轻敲门。她开门一看，是汪萧。他气喘吁吁，额头都是汗，显然是课间跑过来的。“我刚听说你摔倒了，来看看你。怎样？疼吗？” 他说。

林男躲在门后，用手捂着鼻子，不肯出来。“我鼻子肿了，不好看。”她闷声说。

汪萧站在门口，很关切地看着她，不肯走。林男使劲关门，将他挡在门外。可他走之前，还是冲着屋里喊了一句：“别怕，你会好的。“

他说话时像是在给自己打气，“我这里有两颗话梅糖。我记得你喜欢吃酸甜的……我放在你家门口了。” 他说完，就走了。

门槛上，静静躺着两颗用透明糖纸包着的话梅糖。糖纸在阳光下泛着一点微光。旁边还压着一小截折过的报纸，怕被风吹走。她没有立刻去拿。只是蹲在那里看了很久。

很多年过去。她早已记不清那次鼻骨骨折到底有多疼，也不记得医生几次为她矫正的痛苦。可她总会在梦里清楚地看见——那个站在门口的男孩。脸上明明写满紧张，却故作镇定；声音有些发颤，却努力说得轻松；记得她爱吃什么，甚至记得她不愿被人看到狼狈。

原来有些关心，不张扬，不热烈，甚至有些笨拙。却因为发生在你最难堪的时候，而变得格外清晰。那是一种被认真对待的感觉。就像那两颗话梅糖，甜得很淡，却多年不散。

不被认可的小学时光

林男从小喜欢英语，更喜欢读小说。十岁以后，每到暑假，林亚戈都会从江大图书馆给她借书。巴金的《家》,《春》,《秋》，魏巍的《东方》，还有其他厚厚的大部头小说，一摞一摞地叠在书桌上。书页泛着淡黄的纸香，封面有些已经卷角。她常常趴在竹床上读，一读就是一个下午。窗外蝉声聒噪，电风扇吱呀转动。她囫囵吞枣地翻页，人物关系记不太清，时代背景也模糊，却把那种关于“远方”，“命运”，“抗争”，“爱情”的模样，悄悄存进心里。

她不知道那叫文学启蒙。家里人没人问她，也没有人与她探讨书中的人物。她只觉得，世界很大。

小学时，名次对她来说，从来不是重要的东西。每次评“三好学生”，对她就是一场煎熬。黎军、胡文洋这些班干部，总在名单上。老师在黑板上画“正”字，一笔一划统计票数。每当有人喊出她的名字，林男都会下意识屏住呼吸。她坐得很直，双手压在膝盖上，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平静。她不敢露出期待，也不敢露出失望。好像一旦有了表情，就会被看穿。

四年级那年， 全校三好学生的名字写在红纸黑字里，贴在学校走廊的墙上。阳光斜斜照着，她站在人群后面，不敢相信，那是她第一次，在红纸上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她一遍又一遍确认那两个字，就是自己。

课间休息10分钟，她跑着回家的。正好金自明在家。

“我评上三好学生了！”她声音里压不住的兴奋。

金自明冷冷地看了她一眼，“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林男愣住了，表情却冷下来。

“老师是看你练体操，带体操队拿了市里团体冠军，才额外照顾你。就凭你那表现，你够格当三好学生吗？” 金自明的话像一盆冷水，从头到脚泼下来。

林男站在原地，全身发冷。刚刚在墙上看到自己名字时那种热切的感觉，全部冷却。她忽然不确定了。“我，真的不配？所有对我的肯定，都只是“额外照顾？”

她垂头丧气地走回到学校。走廊上已经没什么人，那张红纸还贴在那里，在风里微微起伏。

这一次，她没有靠近。心里第一次生出一种模糊却清晰的念头——原来，所有的喜悦，是不能带回家的。

贵人 – 覃老师

林北佳有次和妈妈谈起当初她如何转学到江城一中，语气平静，却并不轻松。“我小学的成绩其实很一般。”她说，“那时候，每天忙着练体操，觉得比什么都开心。我和弟弟一起在体操队，分属男女队长。” 她顿了顿，像是在回忆体操房里那种熟悉的味道——松香、汗水，还有地板被反复摩擦后的气息。“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体操房里度过的。对学习，我没有上过心，父母也没有鼓励我追求上进。小学考初中的时候，我连报考江城一中的胆子都没有，报了实验中学，自然名落孙山。”

她说这句话时，脸上没有遗憾，反而带着一丝久远的轻松。“初一，在江大附中，我遇到了我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覃老师那时的月工资，只有五十元人民币。开学第一天，他站在讲台上，对一群并不起眼的孩子说：“你们要发愤学习。我们这里是普通中学，但只要肯努力，不会比别人差。以后每次期中、期末考试，我都会从自己腰包里拿钱，给前十名的同学买奖品。我只是希望你们知道——只要你们肯下功夫，有一天，你们会站得比重点中学的学生还高，走得更远。”

林北佳说，那一刻，她被击中了。“我几乎没有过任何零花钱，也从没收到过什么礼物。覃老师那样说，我真的被感动了。”

她第一次感受到——有人认真地对她说：你可以。“从那以后，我是真的拼了。” 在那所普通中学里，她几乎门门满分，很快全年级第一。不是因为她突然变聪明，而是她第一次知道，努力是有回应的。

“我一点也不在意，和那群发小们天天在江大附中——“ 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然后，初二上学期，没有跟我商量一句。”她的语气轻了下来，却更冷。“我母亲金自明，托关系、走后门，把我转进了这所省重点江城一中。”

对当时的她来说，那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可真正坐进那间教室，她才发现——在普通中学里遥遥领先的自己，在省重点中学里，却差了一大截。“英语，我整整掉了一册书。数学、语文，也都落下很多。我不是没努力，而是忽然发现，原来别人已经走了那么远。”

她抬头看了看妈妈，声音很低：“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被强行推到更高的位置，有时候并不是所谓的“幸运”，而是一种没有选择权的人生转轨。”

而林北佳心里也很清楚——那个在普通中学被覃老师点亮的孩子，与后来在重点中学里独自追赶的少女，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

四十多年后第一次与发小们相见

多年后，林北佳重新站在江大校园里。这里的建筑已经陌生，操场和楼道的角落也与记忆不同。她一路打听，才找到那家食堂餐厅。十几个发小已经到了。她仔细打量每一张脸，慢慢把记忆里的名字与现实对应起来。

从十三岁起，他们大多数人已经四十多年未曾见面。他们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就点好了一桌菜。听说她不能吃辣，大家笑称她是“江城人的变种”。

黎军也在。他早已没有小时候的清秀，个子不高，腿短，身材发福，脸上带着一股洗不掉的痞气。读过大专，毕业后他进了江城钢厂，在场的人里官职最大——退休前是宣传科科长。

孙彤也来了。当年每天和林男结伴上学的四个女生之一。初中毕业后读了幼师，一直在江大幼儿园工作。常年和孩子在一起，让她比同龄人显得年轻、松弛。退休后，她在家带孙子。

缪小雅也在。她四年级从外校转来，小学时和林北佳不在一个班。初中时，她坐在林北佳前排。缪小雅的妈妈也是附中的老师。一次期中考试过后，她提前告诉男，她妈妈问过覃老师，全年级只有林男一个人数学满分。

林北佳望着这一桌人，记忆和现实交错，仿佛时间在这里，既漫长又悄然消逝。他们说着往事，笑声不断。而林北佳坐在那里，忽然意识到——这些人认识的，是当年的林男。而她已经走过了另一个世界。

孙彤正和几位女同学聊着，说她的侄儿媳妇刚生了二胎，在犹豫是坚持母乳喂养，还是直接用奶粉。

话题在桌上轻轻地转着。

林北佳听了一会儿，像是被什么牵动了，慢慢开口：“黎军家以前住在我家隔壁。他妈妈杨阿姨生他妹妹黎苒的时候，我常去她家串门。”

她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讲一件很久以前的日常。“有一次，我亲眼见她和另一位刚生了儿子的阿姨聊喂奶的事。杨阿姨说自己奶水足，当着我的面，她撩起衣服，先喂黎苒，又把孩子递过去，给那位阿姨的新生儿喂奶。”

她停了一下。那一幕，显然还在她眼前。“我那年才七岁，她们一点也不避着我。”她轻轻补了一句，声音低下来：“我记得杨阿姨说，奶水是越喂越多的，不喂，反而会回去。涨久了会发炎，得乳腺炎的时候很疼。”

桌上的人安静了一瞬。那种记忆，不是知识，而是身体里的经验，被她带着时间，一起说了出来。

她又笑了笑，语气转得自然一些：“后来我自己的两个孩子都在美国出生。条件比那时候好，有吸奶器，我也要上班，但还是坚持母乳。女儿吃到七个月，既能用奶瓶，也能直接吃奶。就是长牙以后会咬人——很疼。”

她笑了一下，很轻，很快就收住。“儿子就没那么顺利了。不到满月，我得了肾结石住院，要打抗生素，不能喂。为了维持奶量，我在医院每天用吸奶器吸，再倒掉。”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稳，没有起伏。“住了一个星期，孩子已经习惯奶瓶。回去以后，就不肯再吸了。”

她顿了一下，像是把那段经历轻轻放回原处。“后来就一直瓶喂了。”

……

黎军一直在旁边听着。他的目光停在她脸上，没有移开。像是第一次，真正把眼前这个人，看完整。他忍不住问了一句：“这些事……我以前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林北佳笑了一下。那笑里有一点自嘲，也有一点释然。“以前的我，”她慢慢说，“是被束缚、被压着的。很多话，不知道怎么说，也不会说。”她停了一下，语气变得更安静：“后来信主，慢慢在真理里被释放，人就一点点变了。”

黎军听完，摇了摇头，像是有点感慨，又有点不敢完全相信：“你变化真的很大。”他说得很慢。“以前只觉得你学习好，人也有点高，像高高在上的那种……天之骄子。”

他说到这里，自己也笑了一下，像是觉得这个形容已经有点不合时宜。“这次再见——”他看了她一眼，语气不自觉地放轻：“反而很接地气，但又不俗。挺亲切的。”

林北佳没有马上接话。她只是坐在那里，安静地听着。像是终于，有人用一种不带评判的方式，看见了她。

黎军加了林北佳的微信，说以后想多听她讲讲这些年的转变。席间，他也谈了自己的近况。五十五岁就退休了，如今在朋友的公司里做些行政杂事。离婚多年，他有一个女儿，成家了，外孙五岁。前妻和女儿住得近，帮着带孩子。他刻意避开与前妻碰面，很少去女儿家，父女关系也渐渐疏远。

他顺带问起林北佳，得知她同样是寡居，神情里掠过一丝若有若无的兴趣。临了，他评价她：“小时候觉得你乖，后来觉得你傲，现在发现，你很‘独’。”

林北佳笑了笑，问：“‘独’，怎么讲？”

“独立，独具特色，不随大流。”黎军解释得干脆明了。

她只是笑着默认，没有多说。

她原本希望大家能多聊聊往事，可其他人兴致不高，话题很快转向插科打诨，夹杂着黄色笑话。热闹是热闹，但空泛，让人不免觉得，这些年光阴的厚重，在一桌笑声里，被稀释了。

林北佳忽然想起一个名字，问道：“你们知道牟之凡叔叔还在吗？”

胡文洋想了想，说：“你是说历史系的那个牟叔叔吧？他早就去世了。‘四人帮’刚倒台那会儿，他作为文革的积极分子，被押上台批斗。后来他一直不顺。他儿子牟不凡，比我们大一点，小时候也被牵连，被人骂成反革命后代。后来他一心想离开江城，去日本留学，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就在那里定居了。”

林北佳低声说道：“是的，1976年，我去露天电影厂，参加过他的批斗会。当全场振臂高呼‘打倒牟之凡’时，站在台上的他自己也举起右手，跟着大家一起喊——‘打倒牟之凡！’ 那时我才上小学，心里特别难受。一个成年人，连最起码的尊严都不被允许保留。”

她停顿了一下，又缓缓接着说：“2006年，我带儿子回江大待了一个月。一天早上，在校园里遇见牟叔叔去食堂打饭。他戴着一副很厚的旧眼镜，深度近视，弓着腰，小心翼翼地走路，仿佛怕撞到任何人。两只手捧着饭碗，瘦得像一阵风就能吹走，看起来连一百斤都不到。同样一米七，那时我父亲已六十多岁，足有一百八十斤，几乎是他的两倍。”

没有人接话。仿佛这个人，这样的一生，只是时代自然淘汰的一个失败样本，不值得多停留一秒。虽然牟之凡一直生活在江大，直到去世，却从未真正进入任何人的记忆。

好不容易吃完饭，有人提议去酒吧喝酒。

林北佳摇摇头，不喝酒。她犹豫了一下，低声问：“我们能不能先去看看原来的小学？”

没有人接话。她很快明白了，于是与众人道别，独自一人离开。

来到江大附小的旧址

江大附小早已不在原来的校址。新校区气派而整洁，有围墙、有铁门，是一处独立的院落。一栋米色的教学楼安静地立在绿荫之中，草坪修剪得齐整柔软，像一块被反复抚平的绒毯。校园里有儿童游乐设施，色彩明亮，处处透着一种被精心呵护的秩序与欢快。

这里的一切，都与她记忆中的小学毫无关联。

她按照胡文洋给的提示，绕到教育系后面。原来小学所在的位置，如今已是一栋六层高的教学大楼。

那两排低矮的平房、那间简易的蹲坑厕所，连影子都不剩。她却记得极清楚，那间厕所顶上盖着瓦片或石棉瓦，四面漏风。地面只是粗糙地抹过一层水泥，常年湿漉漉的，混杂着尿液与潮气的味道。夏天蝇声嗡嗡，冬天北风直灌。蹲坑是一排并列的沟槽，用红砖砌出低矮的隔板，连半个人高都不到，更没有门。孩子们蹲在那里，抬头就能看见彼此的脸，有时一边如厕，一边说笑、打闹，声音在空荡的空间里回响。

排水沟直通后面的粪坑，定期会有附近的农民来挑粪，气味随之漫开。厕所外立着一个简易水龙头，经常停水，旁边是一个生锈的铁皮桶，舀水的勺子永远带着一股难以言说的臭味。

如今，这一切都被铲平了。

林北佳坐在教学楼前的花坛边，看着陌生而干净的地面，往事一层一层涌上来。

甘露，是她童年为数不多的女伴。

因为从小练体操，林北佳很少参加学校里的课外活动，只有合唱队这种项目，她常常被选上。二年级时的一次小合唱排练，她被安排站在第一排正中，身后是甘露的姐姐甘霖，已经上五年级。

排练间隙，甘霖突然指着她的头，嬉笑着说：“你头上有虱子。”

音乐老师正好进来，甘霖立刻闭了嘴。

第二天，她走进教室。几乎是同时，女生们“啊”地一声尖叫，四散开去，像见到了脏东西。有人一边跑一边喊：“她头上有虱子，快躲开！”

林男站在教室门口，被一圈空出来的距离包围着。那是她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自己被全班排斥了。她提前回家。金自明检查了她的头发，也没发现问题，最后只是帮她剪短了头发，没有解释，也没有安慰。末了，还让不到八岁的林北佳去检查金自明自己的头发上是否有虱子。

再过一天，她回到学校，事情似乎突然就结束了。班主任大概批评了几句，女生们不再提起，但那道无形的裂缝已经存在。

她从未和甘露谈过这件事。她心里很清楚，消息一定是从甘霖传给甘露，再由甘露传开。但她没有怪甘露——因为在那个班里，唯一会主动到她家找她一起玩的女生，只有甘露。

有一次，甘露来她家，指着手上的冻疮，委屈得快要哭。小小的林北佳认真安慰：“放在火上慢慢烤，也许会好。”

三年级时，甘露约她去另一位女同学卢京生家玩。卢京生出生在北京，会说北京话，自视甚高，是学习委员。班长胡文洋也在，两人都是班主任眼中的红人。

林北佳刚坐下不到十分钟，卢京生便直截了当地说：“你现在得离开，我们要开会了。”

林北佳愣在原地，一时没反应过来。

甘露立刻站出来：“那我陪林男一起出去吧。”

走在路上，甘露解释，她们到时才知道是班干部会议。甘露是小组长，而林北佳什么“长”也不是，所以根本不在会议范围。

那一刻，她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仅仅因为不是班干部，就可以被理直气壮地排除在外。

但她心里仍存一丝感激。至少，甘露选择陪她走出那扇门。到了校门口，她反而主动让甘露回去参加班干会。

她记住了这份细微的善意——原来被理解，不一定轰轰烈烈，有时只是一条无声的陪伴。

记忆中的老屋

这一次与发小们的重逢，本该是她心里珍藏多年的一场相见，却意外地让林北佳感到失落。她原以为，这些从全托幼儿园一岁起就朝夕相处的人，至少还能一起拾起一些旧时的片段，交换几句藏在心底的柔软。可多年之后才发现，彼此的人生早已各自分岔，连回忆都变得零散而错位。

席间，只有黎军和胡文洋偶尔会顾及她的感受，替她夹菜，或轻声问一句近况。其余的人，则几乎轮流讲述着各自的生活——更准确地说，是一场接一场的抱怨。有人抱怨社会，有人抱怨政策，有人抱怨单位，也有人抱怨子女。话题很快落到退休金上，彼此比较数字的高低，哪怕只多出一百元人民币，也足以引来一阵不平与隐隐的嫉妒。说到激动处，声音渐渐高了起来，语气里带着几分不自觉的较劲。

很快，有人提议划拳、猜酒。玻璃杯相互碰撞，清脆的声响此起彼伏。还没到正午，几个人已经喝得面红耳赤，说话也开始含混不清。笑声变得粗粝，话题越发散乱。林北佳坐在一旁，微微低着头，看着满桌的喧闹与混乱，心里却涌起一丝孤独——这些曾经与她并肩成长的人，此刻似乎与她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流，再难回到从前。

他们似乎并没有特别在意她这个初二就离开的老同学。有的人甚至在别人提醒之后，才恍然意识到她还坐在桌边。那一刻，她忽然觉得自己像被轻轻推到了人群之外，心里泛起一种说不清的疏离与不适。

她起身离开，独自走到教学楼前的花坛边坐下。南方冬天的寒风带着一层挥之不去的凉意，吹过脸颊，让人慢慢清醒。她低头看着脚边的落叶，心里却有些空落。

手机忽然响起，是黎军打来的。“你别走，”电话那头的声音低而急，“我来陪你转转。”

不一会儿，她看见矮壮的黎军从远处快步走来，额头上还挂着些细汗。

“白天不好喝太多酒，”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就喝了一杯，就出来了。”说完，他又像是怕她拒绝似的，赶紧补了一句：“你好像说过，你十五年没回江大了，估计哪儿都不熟……我陪你转转吧。”

林北佳看着他，心里那点冷意似乎被轻轻拨动了一下。她点点头，说：“我想去看看我们以前住的地方。”

两个人并肩走出教学楼，脚步缓慢而稳重。寒风吹过，却带不走脚下的落叶与心底的回忆。与刚才饭桌上的喧闹相比，仿佛隔开了两个世界。

老屋的回忆

那是一栋红色的三层老式砖房，和如今常见的单元楼完全不同。一个门洞里住着三户人家，三家共用一个蹲式厕所。她在那里生活了至少十五年——从三岁全托被接回家，到高考结束。

林男家有两间房加一条过道。只有一间房有门，另一间与门厅相连，中间没有门，只隔着一条薄薄的布帘。父母睡在有门的房间，她和弟弟林立一直挤在一张大床上，直到上初中才分开。房间是木板地，老鼠很多。夜里，她常常被老鼠从脸上跑过惊醒，只能用被子死死捂住脸，屏住呼吸。多年以后，她听说学医要解剖老鼠，几乎没有犹豫，便彻底放弃了这个念头。

她记得楼下还有一个女孩，叫吴言榕，只比她小一岁。两个小女孩最常玩的游戏，是躲进一片阴凉、少有人去的小树林里，轮流扮演母女。当“母亲”的那个捡起一根小树枝，学着大人的口气命令：“脱裤子。” 那个“女儿”便乖乖躲到树后，褪下裤子，露出白白的屁股，等着“母亲”打，还要配合着喊：“我错了，你打得对。”

如今再回头看，两个年幼的女孩竟玩这种带着羞辱与惩罚意味的游戏。大概她们早已习惯在现实生活中被母亲责打、贬低。这个互扮母女互打的游戏，她们玩了一年多，直到吴言榕一家搬走。

从小到大，林男几乎从未收到过一件专门属于她的礼物。那种缺席的关注与被忽略的孤独，像空气一样弥漫在她童年的每一个角落。有一年，林立参加航模小组，父母特意给他买了一个航模玩具。林立高兴之余，把自己一个旧得不能再旧的木头鸭子“赏”给了她。那只鸭子头上系着一根绳子，拉着它在地上走，会发出“嘎嘎”的声响。

那是她童年里唯一的玩具。

还有一次，她一个人跳橡皮筋，看见邻居的小男孩脖子上挂着一个涂了颜色、煮熟的鸡蛋。

她好奇地问：“那是什么？”

男孩得意地回答：“今天是我生日，我妈一早给我的礼物。”

几十年后，在一次演讲俱乐部的分享中，林北佳讲起这个彩色的生日鸡蛋。说到这里，她忽然流下泪来。因为直到现在，她从未收到过一份父母专门为她准备的生日礼物。

那天，台下的美国听众，也跟着沉默落泪。

来到老屋的原址

黎军指着一栋二十多层的高楼说，那就是他们当年的五区三号楼原址。林男站在那里，完全辨认不出旧日的模样。她只记得，楼前曾有几棵树。那时她爱跳橡皮筋，林亚戈托人给她弄来一根硬橡皮筋，虽然不太正宗，她却宝贝得很。她常把橡皮筋系在两棵树之间，一个人跳。树影摇晃，橡皮筋绷紧又松开，像一段悄无声息、再也回不去的童年。

她家那栋楼里，还有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女孩，叫倪慧娟。倪慧娟是独生女。林男第一次走进她家时，几乎被眼前的陈设震住——屋里摆着好几个洋娃娃，穿着不同的裙子，整整齐齐地坐在床头。那是她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洋娃娃，而且不止一个。

除了洋娃娃，倪慧娟还有一套“看病”的玩具：小听诊器、小注射器、小药瓶。她学着医生的样子，一本正经地给娃娃量体温、打针。林男站在一旁，看得目不转睛，心里隐隐发热，那是一种说不清的羡慕——既新鲜，又带着一点自卑。

她常常去倪慧娟家找她玩。直到有一天，倪慧娟撇撇嘴，小声却清楚地对她说：“我妈妈不让我跟你玩。”

那句话像一块冷石头，突然落进林男的心里。这样的批评、这样的当面论断，她其实已经听过太多。多到她甚至没有再问一句“为什么”，便本能地、迅速地和对方拉开了距离。这是一种很早就学会的自我保护——在被明确拒绝之前，先把自己撤走。

等林男进入小学，尤其是进了体操队以后，她在学校里慢慢有了名气，四年级也担任二道扛，成了中队长。有一次，她听别人说倪慧娟在背后说她的坏话。林男心里的那点旧伤被瞬间点燃。她不再犹豫，也不再回头，从此彻底不理倪慧娟。偶尔面对面见到时，林男鼻孔微微朝上，嘴里嚣张地哼一声，而比她年龄小、身材也小的倪慧娟，从不反唇相讥，只是默默无闻地走开。

后来，她转学进了江城一中——全市最好的中学。那些曾让她受过伤、也被她切断的童年伙伴，从此彻底消失在她的世界里。林北佳意识到，童年的裂痕虽然远去，却永远留在记忆深处，像一道无法复原的痕迹。

除了倪慧娟，她还曾和一个叫江卫英的女孩玩得要好。江卫英的父亲是江大的校办工人，母亲在校外的棉纺织厂当工人。江卫英性格柔和，带着一种不设防的善意。林男从未和她发生过真正的冲突。

有一次，她们一起去操场玩，旁边有个小池塘。江卫英一脚踩空，掉了下去。林男那年只有五岁，根本拉不动比自己大三岁的江卫英，只能站在岸边拼命大喊。她眼睁睁看着江卫英的头在水面上沉下去，又浮上来，反复几次。最后，江卫英抓住了池塘边的一棵小树，自己爬了出来。

林男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浑身发抖。反倒是江卫英，若无其事地笑着，拉她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说衣服得快点晒干，不然回家要挨骂。

还有一次，江卫英约她，两个人走了三十多分钟，去旁边的农村郊区探望她未来的嫂子。那是林男第一次真正进农村。没有柏油路，拖拉机一开过，尘土飞扬。土路坑坑洼洼，两边是大片绿油油的庄稼。明明离江大的围墙不到半里地，却像是另一个世界。

因为有“大学老师家的女儿”做伴，江卫英显得格外有面子。她把林男郑重地介绍给嫂子家的人，院子里连邻居都围过来看。林男站在那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被注视——既新鲜，又局促。

还有一次，是在盛夏。林男和林立蹲在宿舍楼前的树下找知了。大人们说，知了脱下来的壳，只要积攒到一两，就能卖五十块钱人民币。那几乎相当于父母一个月的工资。这个说法在孩子中间像一个传说，被反复讲起，却很少有人真的见过那笔钱。林男姐弟俩没有零花钱，考试考到九十五分，甚至一百分，爷爷林淮才会给五块钱红包，不过红包转眼又被父母收走。学习这件事，对他们姐弟俩来说，既没有回报，也没有喜悦。

可在夏天，一根三分钱的红豆冰棒，或者五分钱的奶油冰棒，却真实得多，那是能立刻舔到嘴里的甜。周围的邻居小孩每次听见胖阿姨熟悉的卖冰棒的声音，都围拢上去。那些可以买奶油冰棒，甚至红豆冰棒的孩子们，自豪地给胖阿姨，一枚5分的硬币，或3分钱的硬币，胖阿姨从被子底下包裹的冰柜里拿出冰棒给那个付过钱的孩子。其他的孩子，围着那个手里拿着冰棒的孩子，看着他撕下冰棒纸，美滋滋地舔一口。偶尔他看见平素与他要好的朋友，也会慷慨地让他们咬一小口。

经常听见抱怨，“我只让你咬一小口，你怎么咬了一半我的冰棒？下次不准你吃我的冰棒了。“

林男姐弟俩很少围观，虽然他们能吃冰棒得时候也不多。于是，姐弟俩动了心思，去挖知了。林立拿着林亚戈给他们买的小锄头。正好，江卫英的弟弟江卫强也跑了过来。两个男孩子负责挖土，林男蹲在一旁，低着头，在地上仔细找洞眼——听人说，那些小小的孔，下面往往藏着知了。

忽然，两个男孩一起叫起来，说看到一个知了的头。他们兴奋得脸都红了，却怎么也挖不动，便把锄头递给林男，让她来。林男叫他们退后，她站稳了脚，使出全身的力气，把小锄头高高举起，朝着土里砸下去。

就在那一瞬间，一声短促而尖利的惨叫炸开——“哇——”

江卫强捂着头哭了起来。他大概是太好奇了，想凑近看看是不是知了的窝，不知什么时候往前探了身。林男的小锄头，正正地落在了他的脑袋上。她那年也不过七八岁，根本不可能有多大的力气。可当鲜红的血从江卫强的额角流下来时，她整个人僵住了。

世界像是突然静了一下。紧接着，有人尖声喊起来：“林男杀人了！林男杀人了！”

那句话像一把钝刀，直接劈进她的身体里。她甚至不知道那是谁喊的，只记得那声音在院子里反复回荡。邻居们七手八脚地把江卫强抱走，送去校附属医院包扎。

林男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金自明一把拉住，勒令她跪在地上受罚。膝盖磕在地面上，她疼，却不敢动，也不敢哭。金自明随后也匆匆赶去了校医院。

后来才知道，江卫强只是擦破了一点头皮，连针都没缝。他的父母没有一句责备，更没有索要任何赔偿。

对林男来说，事情并没有因为“没事”而结束。那一声“杀人了”，那一跪，那种在众人目光中被迅速定罪的羞耻，像一枚钉子，被牢牢钉进了她的童年。

再后来，她第一次做了后来那件让她自己一直无法完全释怀的事。有一次，林男和江卫英玩耍时，林男忽然把倪慧娟当年对她说过的话，原封不动地说给了江卫英：“我妈妈不要我跟你玩。”

她并没有撒谎。金自明确实警告过她，不要和那些不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学习不好的人混在一起。只是当那句话从她口中说出时，它已经不再只是“提醒”，而成了一种精准的伤害。她那时还不懂，所谓“罪人的本性”，往往不是主动施暴，而是把自己受过的伤，转手交给另一个更无辜、也更柔软的人。像一根被拉断的线，在下一双手里，又继续勒紧。

事实上，江卫英从来没有对林男说过一句刻薄的话，也没有做过任何伤害她的事。恰恰相反，在林男的童年记忆里，江卫英一家给予她的，是少有的温暖。江卫英的妈妈容阿姨在校外的棉纺织厂上班。每到盛夏，厂里会给工人发免费的酸梅汤。那不是现在随处可见的饮料，而是在江城三九酷暑里，几乎带着“传说”色彩的东西。

有一次，江卫英主动对林男说：“你给我一个水壶吧，我让我妈妈给你和林立装一壶酸梅汤。” 那天，她妈妈真的带回来了。冰凉、酸甜，带着乌梅的清香。在没有任何冷饮、没有冰箱、没有汽水的年代，那一壶酸梅汤，对林男和林立来说，几乎是一种奢侈品。林男一直记得那种味道。也一直记得江卫英对她和弟弟的这份好。

只是后来，她没有再靠近江卫英。不是因为江卫英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金自明的价值观，像一只无形却强硬的手，始终在牵引她。金自明反复告诫她，不要和“不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学习成绩一般的孩子来往。

再后来，林男的成绩一路向上。初中以后，她成了尖子学生，所有的空余时间都被学习填满。再往后，她住进了江城一中的宿舍，生活被彻底切割成另一个阶层、另一条轨道。偶尔在校园或路上再见到江卫英，她已经不再主动说话。不是因为仇恨，也不是怨恨，而是一种被“向上”牵引的冷漠——一种她当时并未意识到的、来自价值排序的疏离。

多年以后再回望，林北佳心里非常清楚：她疏远的，不是一个曾经伤害过她的人，而是一个曾经善待过她的人。这份认知，并不尖锐，却迟来。它像那壶夏天的酸梅汤一样，在记忆里始终清凉，却再也喝不到了。

也是在这里，林男上高二的那个暑假，林亚戈和金自明去县里上函授课，挣外快，家里只剩下她和林立。有一天中午，她让林立去食堂打饭，自己留在家里做番茄鸡蛋汤。事情发生得毫无征兆——林立忽然冲过来，一把将她推倒在地，整个人压在她身上，两只手死死掐住她的喉咙。林男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她只觉得空气被一点一点挤走，意识开始发空，身体变得发软。她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会死在这里。直到她几乎失去反应，林立才突然松手。

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父母。也许是因为林立从小调皮、惹事，常常被父亲打。她知道，一旦说出来，等待他的只会是更严重的惩罚，而不是任何形式的理解。她隐约觉得，那样的结果只会让他更恨她。

多年以后，林立已经移民到加拿大，在读博士时，第一次来到林北佳家里。他清楚地记得另一件往事——有一年，食堂的米主任对林亚戈说：“你儿子偷了食堂的饭票。” 林亚戈动手，金自明在旁边威吓，逼林立承认。林立否认没有，他被拖到食堂当面对质。结果米主任发现认错了人，偷饭票的并不是林立。林亚戈和金自明，从未向他道过歉。

林北佳那次在自己家里向林立也提起，高中时他掐住她喉咙、差点出人命的事。林立却说，他完全不记得。

后来，她私下对林亚戈说，希望他能为当年的食堂偷饭票之事件向林立道歉；也把那次几乎致命的冲突告诉了父亲。林亚戈听完，没有回应，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而她亲口告诉金自明是二十年之后，在一次林立两口子来看金自明，竟没有人知会她，更没有人来看她。是金自明在林家小群晒他们三人一起去玩的照片，林北佳大怒，才冲口而出四十年前林立差点掐死她的这件事情。

高考结束后，他们家终于搬进了单元楼。三间卧室，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十八岁的林男，第一次暂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 只是寒暑假。

空间终于变了，但许多事情，早已定型。林男上大学以后，她有一次在江大见过江卫英。她瘦削、安静，已经结婚，在江大图书馆工作，牵着一个小女孩，应该是她的女儿。林男没有上前打招呼。多年不再说话，她甚至不能完全确认那是不是她。

这一次发小们聚餐，她特意问起江卫英。没有人记得。甚至连曾经住在同一栋楼里的黎军，也毫无印象，更不知道她后来去了哪里。

有些人，就这样被时间悄无声息地抹去了。不是因为他们无足轻重，而是因为没有人再替他们记得。

失联的发小曹敏

曹敏是在小学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搬进林男家那栋宿舍楼的。

从那年秋天起，两个人每天结伴去江大附中上学，后来又有孙彤和甘露加入，四个女孩一同走在清晨和傍晚的路上。江城附中不在江大校区里，没有食堂，她们每天来回要走四趟路，每一趟都要四十多分钟。可因为一路说说笑笑，脚步轻快，谁也不觉得累。

林男和曹敏住得近，又是初中同班，来往自然比别人多一些。

有一次，曹敏对林男说起她家里的事。她说，她妈妈从来没有打过她，可只要姐姐曹灵犯了一点错，她妈妈就会脱掉曹灵的裤子，用竹条抽她的屁股。曹敏说这话时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讲一件早已习以为常的事情。可林男却清楚地记得，曹敏描述的画面——姐姐曹灵白皙的臀部被打出一道道血痕，她母亲却仍然不肯停手。

曹灵是个漂亮、开朗的女孩，说话落落大方，一点也不扭捏。他们一家从北方调来江城，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曹灵比林男大五届，她们上初一时，曹灵已经读高二，正准备高考。林男和她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来往，只是偶尔在楼道或院子里见过几次。直到林男初一那年的暑假，曹老师家里突然多了一个年轻男人，说是曹老师的儿子。邻居们才渐渐知道，曹老师此前离过一次婚，有一子一女，儿子判给前妻，曹灵归他。那是八十年代初，离婚仍是稀罕而敏感的事。林男这才明白，为什么曹敏的母亲会对曹灵如此刻薄——原来那是后妈，只有曹敏，才是她的亲生女儿。

后来，曹灵高考去外地上大学，毕业后也留在当地。自她上大学起，林男便再也没有见过她。

起初，林男和曹敏的关系非常亲密。她们一起上下学，一起去露天操场看电影。第一次期中考试，曹敏考了全班第一，林男排在第六。覃老师让前十名同学一个个上台领奖，每人发一本笔记本。一次考试后，曹敏又拉着林男去找语文老师。她担心一道填空题是否填错了——如果错了，她就不能得满分。

那是林男第一次意识到，有人会如此在意一分之差。也是那一次，她第一次明白，试卷发下来，不只是看分数，更要逐题回看错误，从中学习。与曹敏相比，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从来没有真正用功读书。

后来，为了不辜负班主任覃老师每次自掏腰包给前十名颁奖的心意，林男开始发奋读书。初一下学期，她几乎科科满分，不只是班级第一，也是全年级第一。那种不再需要争取、不再提心吊胆的感觉，与小学时选三好学生在黑板上数“正”字的紧张形成了鲜明对比。上了初中，当她成绩一旦站稳，荣誉便会自动跟随而来，校三好学生，甚至连她想都没想过的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奖自动颁给她。

甘露、胡文洋等与林男交好的同学也纷纷追赶上来。到初一下学期期中考试时，曹敏只拿了第四名。覃老师让前五名同学上台发言，总结学习经验。曹敏站在那里，语气明显僵硬，她说，自己从第一名掉到第四名，必须吸取教训，迎头赶上。

从那以后，林男清楚地感觉到，曹敏开始与她疏远。她并不曾嫉妒过当初拿第一的曹敏，她只是把力气用在了自己身上。

初一暑假，生物老师托曹灵通知林男，让她去参加江城第一届初中生生物夏令营，名单里没有曹敏。初二开始，曹敏以各种理由，不再与林男一同上学。好在一个月后，林男被金自明通知，转入江城一中。

多年后，高考的消息传来——曹敏作为江大附中为数不多的毕业生，顺利考入中原大学。那一届江大附中的升学率，比往年高出一倍。再后来，听说她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

老邻居齐威

林男问黎军，可否记得齐威。

当年，齐威家、黎军家和林男家住在同一个单元，他们两家还公用一个厨房。那一拨玩伴里，男孩居多，女孩少，但只有齐威，是家中独子，总是喊她“林姐姐”。

齐威的父亲是化学系的教员，出了名的书呆子。即便去学校食堂买饭，走路不到十分钟，他也会一边看书，一边走，像科学家陈景润一样。齐威的母亲卓阿姨，则是火车头厂的工程师，江大毕业，也是金自明的学生。

卓阿姨在林男的童年眼中，是个美人。她包耳的短发整齐利落，说话轻柔文雅，注重衣饰。她的棉衣外罩虽不昂贵，却干净素雅，带着江南女子特有的秀气，与大院里其他风风火火、脸色少有笑容的妇女截然不同。她动作优雅、言语柔和，穿着整齐，有品位。

林男因为喜欢卓阿姨，也喜欢齐威的家庭。卓阿姨的两个侄女暑假常来江大玩，大侄女考入江城一中。夏夜，各家搬出竹床乘凉时，卓阿姨总会招呼林男，带着齐威和她的侄女一起玩。林男小学五年级的那个夏天，她从卓婷口中听到了江城一中的种种描绘。那时，她并未羡慕，更没有想过自己日后也去了江城一中。两年后，她转学到江城一中，和卓婷同级不同班；卓婷后来成绩平平，最终上了连省重点都不是的江大。

然而，也有阴影存在。一次，她经过卓阿姨家，听到齐威在屋内哀求。后来齐威红着眼睛告诉她，他被妈妈打了，他指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淤痕给林男姐姐看。那时，齐叔叔在广州外国语学院脱产学英语，家中只剩下卓阿姨一人。如果齐叔叔在场，卓阿姨绝不敢动手打齐叔叔唯一的宝贝儿子。林男看见卓阿姨那天脸色发歪、发型蓬乱，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卓阿姨生气时打自己的儿子，也是毫不含糊。

后来在美国，金自明曾告诉林北佳：齐叔叔在广州学英语期间，火车头厂的一位卓阿姨的男同事经常晚上到她家里，两人会关上门在房里呆很久。只要那男同事来，卓阿姨都会让齐威去找林男和林立他们玩。金自明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后，曾亲自写信提醒卓阿姨要注意男女界限，避免流言蜚语。

卓阿姨收到信后，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亲热地称“金老师长， 金老师短”。金自明气愤不已，觉得自己是一片好心，却未获感激。

林北佳轻声提醒她：“好心不一定办好事。你如果在适当的时机当面小心提醒卓阿姨，她可能会感激你。写信每个人理解不同，你无法掌握所有的隐情。那位男同事未必真的出轨，只是帮忙而已。关心她，比指责更重要。”

金自明听后，自以为被否定，气鼓鼓地离开了。

林北佳问黎军齐威后来的情况如何。黎军说：“齐叔叔后来公派去美国，一年后回江大，开了眼界。加上他本身是广东人，有一些亲戚在美国，回国后，他开始申请自费留学。大概是八八、八九年，齐叔叔收到美国大学录取通知书，以四十岁的高龄去美国读博士。卓阿姨和齐威也跟着去美国了。当时江城能去美国自费留学的人很少，他们后来大概也轻松地拿到了六四绿卡。听说齐威在美国继续读化学，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

黎军和林北佳提到童年的一些回忆，说起往事，他的语气不自觉地活跃起来：“当年你爸爸林叔叔讲故事，只要吆喝一声，我们四周邻舍的小朋友们，都搬着小板凳，往你家客厅里挤。我们那个年代的暑假没什么娱乐，经常停水、停电，没有空调，没有冰箱，也没有电视。林叔叔一开讲，眉飞色舞，神采奕奕，讲三国、讲水浒，是我们最大的乐趣。”

他说到这里，话锋一顿，撇了撇嘴，又补了一句：“至于你妈妈……”

“你别介意啊，” 他像是先打了个预防针，“她那张脸啊，总像个苦瓜，铁青着。不像你爸爸，笑脸常开，见人就能说几句俏皮话。我们那会儿都不理解，你爸怎么会看上你妈？”

从与黎军的对话里，林北佳渐渐意识到一件她过去并未细想的事。母亲金自明大学一毕业就分到江大工作，直到退休，三十多年未曾离开。

但她与这些小学同学的父母——也就是她多年的同事——几乎没有任何往来。两年前她回国卖房，金自明明确表示，那将是她最后一次回江城。她在江大家里住了整整三周，却没有与任何一位老同事重新建立联系，甚至连微信都没有加。三十多年的同事关系，在她的生活里像是被整体抹去了一样。

在江大任教多年，除了同系的一两位女老师还保持着零星联系，其余的人，早已不在她的世界中出现。偶尔，有那么一两位旧日学生对她表现出尊重或善意，她便反复提起，逢人必说。那些时刻，话题往往会不自觉地转向比较——把林北佳，或林立，放进同一套评判的坐标里。

林北佳慢慢明白，有些人并不是不需要关系，而是早已学会在孤立中为自己找借口。

校门口分别

这几个林北佳心心念念的发小，今天一个也没有见到，整场聚会便显得索然寡味。正好这时，黎军说自己有点事，先行离开了。

林北佳一个人朝校门口走去，准备叫车。没想到，在那里又碰见了胡文洋和孙彤。她们两个，一个退休前在高校做行政，一个在幼儿园当老师，都不胜酒力，早早离开了酒局。孙彤要去校门口的超市买菜做晚饭，便顺路陪着胡文洋一起往校门走。

三个女人并肩而行，脚步不急不缓，话也渐渐多了起来。胡文洋说起自己的生活，语气平和而满足——她的独生女已经结婚生子，也住在珠海同一个小区，外孙五岁。她退休后，平日帮忙接送孩子，其余时间在老年大学学画画、跳舞、游泳、摄影，日子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丈夫还在珠海上班，两个人的生活虽不张扬，却自有一份踏实的滋味。

说着说着，话题转到了林北佳身上。她轻描淡写地提起自己出生时被弄错身份的往事。胡文洋听后，先是怔了一下，随即眼中闪过一丝惋惜，但那惋惜很快又变成一种带着“理所当然”的判断。她缓缓说道，如果没有当年的差错，林北佳不可能在高校家庭长大，不可能拥有教授父母的资源，也不可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更不用说后来去美国留学。

话音落下，空气里似乎多了一层看不见的隔膜。林北佳没有再接话，只是低头打开手机，开始联系滴滴车。手指在屏幕上滑动，她的神情也变得安静而疏离。胡文洋见状，略微顿了顿，便找了个由头先行告辞，转身往父母家的方向走去。

校门口的风带着一点南方冬天特有的凉意，吹在人脸上，不急不缓，却让人清醒。

林北佳站在路边等车，孙彤没有离开，默默陪在她身旁。两个人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偶尔交换一个眼神。过了一会儿，孙彤轻轻上前，抱了抱她，动作很轻，却很真切。“你多保重，”她低声说，“也祝你和亲生家人相处愉快。”

那一刻，这句简单的话，像一束微光，悄然落在林北佳的心上——不耀眼，却温柔而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