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的先生因为中年危机，提出全家人在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离开瑞士一段时间。因为他是独子，当时他的妈妈已经83岁，爸爸78岁，两个人的身体都不好，他爸爸因为肾功能不好，已经开始透析。我觉得他没有责任感，拒绝他的建议。他一直坚持，告诉我他的父母不需要我来担心，他决定就好。当时和祷告团契的姐妹分享，把这件事带到神的面前，一段时间后，曾经在苏黎世华人教会牧会的牧师和师母问我，先生的这个想法在神的眼中有错吗？ 如果没有，就算在我的价值观里在这个时候离开他父母是不好的，我也应该顺服。祷告中我得到的回应是，回到我父母身边，离开他们19年，有机会在他们年老时回到他们身边待几年是非常好的。先生也清晰地回应可以回中国。我们大致的做了一个规划，孩子们可以在这段时间内学中文，浸润在中国文化里，对他们一半中国人的身份非常难得，先生虽然每年都会和我回中国看父母，但都是游客的身份，中文一直没有学入门，如果常住一段时间，可以让他深度的学习中文，体验中国的生活，我可以尽孝， 挺好的计划。但是我们需要经济来源，先生和我都要尝试找工作。

就在先生刚刚提出离开瑞士的时候，LinkedIn里就有猎头找我，推荐在中国的职位，我没有搭理。所以在我们决定回国后，我就开始回应一些猎头的信息。也把这些都在祷告团契里分享和祷告。当时都是长三角的职位，因为长三角是中国制药行业的热点。在面试一家在杭州的公司时，我意识到，我回国的目的是为了陪伴父母，以中国的工作强度，我如果在长三角工作，回广州看父母的机会远远达不到我想要的，更不要说尽孝了。因此我很快就决定要找广州的职位。我心里一点都没谱，因为广州是制药的荒漠。祷告后，我打电话给一位曾经在诺华共事的同事，她是中国人，她的位置做得蛮高的，认识的人多，所以我请她帮忙看看又没有在广州的机会。虽然我们共事时间不长，但很有缘分，彼此成了淡如水的朋友。 她很支持我回国陪伴父母，在两天内通过现在公司当时的首席运营官，把我的简历递到我的老板手里，当时公司刚刚决定在广州建立大型的生物制药厂，需要一个常驻广州的质量注册负责人。她很快电话面试了我，在2018年2月初就确定意向。

在我的职场经历中，每次跳槽，我都有明确的目的，从没因为薪酬换工作，所以没有和新雇主花很多时间讨论薪酬。但这是第一次我们作为家庭只有一份收入，又是离开瑞士，我和先生的养老保险都会中断，所以我们做了个大致的预算，本着如果能不动用家庭存款就不动用的基础上，和公司就薪酬进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公司在瑞士设立了分公司，我和先生想，如果我可以和瑞分公司士签署雇佣合同，那我的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险都不会中断，对我们家庭很有保障，这意味着公司要外派我回国，要承担额外的税收负担和费用，我有担心老板会觉得这个要求不合理，失去这份工作，毕竟在广州没有这样的工作机会。因此，我和团契的肢体一起祷告，让神带领是否要提这个要求。 祷告的回应有平安，所以我就向老板提了这个建议。没想她很爽快的答应。我们并没有期待公司会象大药企外派一样承担我们的房租，孩子的教育等费用，能够保持我的社保和失业保险，就是我们当时最大的期待。

2018年10月，我和先生，两个孩子，带着13件行李辗转回到广州，开始了在中国的生活。虽然我没有要求，公司很快主动为我们承担了房租，孩子私立学校的学费，我们的医疗保险，我们在中国三年，虽然先生没有工作，但神的供应一直丰丰满满，没有让我们感受到一点压力。两个孩子在中国上学3年，打下很好的中文基础，完成了他们三年的任务，先生的中文也有突破。我的工作很繁忙，但三年的工作拓宽了我的视野，得到很高的提升，结实了很多很好的同事和朋友，老板的认可直接让我的职位跳了3级。

期间，因为大姐去世，我不得已成为她6岁婚外儿子轩轩的监护人，神为他来瑞士的移民签证开路，挪开一切的障碍，同时也为我们供给了物质上的需求，多了一个孩子但没有让我们在经济上有缺乏， 反而是我们结婚20几年，经济上最丰盛的时候。

这中间爸爸去世，妈妈摔跤住院，我趁着妈妈住院，翻修了妈妈的房子，使她可以在家养老， 这一切，如果我没有听从神的带领回到广州，都不可能。感恩牧者的提醒，先生的话没有违背圣经，就该去行。

这只是信主之后一个近期得胜见证。 希望以后要常常记下他的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