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萨写历史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真实的历史,尤其是被曲解和篡改的历史。至于知道历史以后如何理解,就是大家的事情了,不关老萨的事。抗战的历史非常复杂,但总体来说,看了老萨的皖南事变,大体就可以知道新四军的历史。但八路军的历史更为复杂,需要通过老萨的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以及今天的冀中五一大扫荡才能了解一二。
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是我党一再强调的抗战战绩,老萨还原真实历史资料,让大家知道真正的这两个战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想来大家看完老萨的文章,对这两战会有个客观的了解。
不过这两篇文章只是从军事角度来说,我们无法了解八路军是如何运作的,根据地是什么样,如何和日军作战,又如何和国军作战。
其实说起来谈何容易,因为华北抗战,八路军的事情非常复杂,山东,山西,河北,绥远都各有各的特点。
虽然如此,但冀中根据地则又是八路军在整个华北最为富裕,最为有组织,也是对敌人威胁最大的一个根据地,它的诞生和灭亡都是极有典型意义的。无数老电影和老小说都是围绕着冀中根据地,就是因为它非常典型,比如电影《地道战》《平原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小兵张嘎》《新英雄儿女》《粮食》《回民支队》等等。
老萨这篇就选择冀中好好的说一说。
冀中根据地是如何建立的呢?
就是两点:
第一,乘着正面国军和日军激战,地方军阀又只顾逃跑,没有能力兼顾敌后的几个月空档。八路军煽动国军一部叛变,随后武力清洗该地区所有现存的国军力量,由共产党彻底控制冀中。
第二,为保证冀中为八路军一家控制,将周边试图染指或者有可能试图染指该地区的国军力量,一律找个借口后全部歼灭(主动歼灭),毫不留情,仅仅国军正规军就被打垮六万多人,连带垮掉的国军总数超过10万人。
河北抗战的背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打响了,抗战全面爆发。由于河北军阀宋哲元妄图和日本苟合,对抗国民政府,所以他不做战前部署,甚至不将兵力集结,试图通过退让和外交来解决。结果日军突然发动全面袭击,虽然29军官兵在局面奋战,一度在天津等地顽强反攻,但还是在二三周内失去了平津地区。
在这段时间,宋哲元尽全力拒绝中央军进入河北,蒋介石用尽全力才让包括53军在内的国军10万大军赶到保定一线。
9月,日军集中3个师团主力8万多人,猛攻保定涿州一线,保定会战爆发。
双方鏖战10日,日军伤亡近万人,国军伤亡2万多人,这是抗战以来北方第二场大规模会战(第一场是南口会战)。
此战国军拼尽全力,只是平原地区不适合火力弱的国军防御,所以最终没有成功守住阵地。
激战中国军死守阵地,以血肉抵抗日军的140余辆坦克、装甲车,260余门火炮,60余架轻、重轰炸机。第二十六路军和第五十二军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伤亡尤为严重。在南撤时,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战斗兵员所剩不满3000人。
国军丢失保定以后,转而在石家庄集结,中日两军又激战半个月,这就是石家庄战役。
石家庄战役后,日军继续向南推进,汤恩伯20军团为主的国军继续抵抗。双方从10月12日激战到12月底,日军占领河北境内平汉线的冀南大部分地区,中日两军沿着卫河对峙。
在平汉线激战的同时,河北境内的津浦路上,中日两军也在激战。冯玉祥和鹿钟麟为正副指挥,两军从8月打到9月底,战况一度对国军很有利,却因为这一线的国军主力部队宋哲元又出了问题,导致功亏一篑。宋为保存实力一再拒绝执行命令,擅自南撤,导致最终战败,大军退到山东境内。
在国军几十万大军在河北境内激战的时候,同时也在部署将来在敌后作战的部队。
由于河北省是宋哲元的地盘,宋又用尽全力不允许中央军涉足河北省,加上地方政府完全是宋哲元的,所以河北敌后武装力量基本都只能由宋哲元来部署。
部署主要包括这几方面,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在蒋介石许可下,下令在保定组织河北民军,张荫梧担任河北民军总指挥,主要负责冀中地区的作战(张荫梧是冀中博野县人)。
张在极短时间内就建立了10个团的民军武装,随后在河北,山西东南,河南北部和东部不断袭击日军,但伤亡也巨大,加上撤退时候的逃散,最后仅剩1个团。
为了怕中央军挤进来,宋哲元抢先任命原察哈尔北部保安司令孙殿英为河北省北部(冀北)民军司令,蒋介石随后任命他为新编第5军军长。由于河北北部早已沦陷,而且又是敌人控制最为严密的北平天津地区,交通便利,敌人重兵驻扎,国军大规模的游击队不可能生存。
孙殿英随正规军作战以后,全军退到河北省南部山区的武安,涉县一带坚持抗战,所部扩充到1万多人,成为冀西南主要的敌后抗日力量。
宋哲元又任命河北保安司令石友三为冀南保安司令,率领他的181师,下辖2个保安旅正规军,在冀南打游击。同时河北民军特派员杨秀峰奉命去冀西领导民军游击队,任命他为冀西游击总队司令员(杨是中共地下党)。
这样,名义上冀北,冀西,冀南,冀中都有国军的敌后部队。
虽然表面上还不错,相比国民政府控制的核心地区,比如江浙皖,河北省的敌后游击部署是不太行的。
这主要是地方政府都是宋哲元的,中央军无法涉足河北游击战,所以河北境内的敌后正规军全部是宋哲元旧部。
其实本来宋哲元如果部署得法,这也没什么。关键在于宋哲元在河北抗战中,为了保存实力一再后撤,最后溃退数百公里到河南境内,搞得部下几乎兵变,要自行抗日。
在撤退过程中,河北的地方政府也跟随军队无序后撤,而在华中地区,地方政府是不允许撤退的,只要地方政府存在,敌后游击战就要容易十倍。
由于宋哲元自顾不暇,虽然他部署了河北大部分地区的游击武装,实际上北部是日伪核心地区,大规模的游击队无法立足,必须放弃。
而西部,南部,东部虽然都有国军正规军武装,除了南部以外,其他地区国军力量非常薄弱,尤其是经过大规模激战的冀中,除了在博野的河北民军张仲翰部2000多人以外,几乎成为没有正规军的空白区域。显然,区区2000多人,肯定不是后来八路军的对手。随后八路军主力先后开入这些地区,通过各种手段逐步夺取了这里的领导权。
这些都后面再说,光谈谈冀中。
而冀中在保定和石家庄战役的激战中,正规军和政府纷纷南撤,本来应该在冀中的河北民军并不听从于蒋介石的命令,而是奉宋哲元的命令,将大部也撤到冀南,这样一来冀中就成为一个国军实力薄弱的地区,虽然仅仅几个月后他们又杀了回来,但这段空白期却为中共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七七事变以后,河北地方有很多抗日武装力量揭竿而起,总数在20万以上,不过大部分都是农民自发的武装力量,有的没有现代火器,战斗力参差不齐,其中一部分则是中共的地下党武装力量。
自从七七抗战开始以后,中共北方局就利用以前潜伏下来对付国军的地方党和武装力量,以抗日为旗号,开始招兵买马的起义,拉自己的部队,建立自己的控制区,实则就是武装割据。
当时冀中的定县,蠡县,无极县等都建立了中共的游击武装,稍后中共派孟庆山赶赴冀中整合各部,建立了中共冀中抗日游击队,当时的名称叫做河北游击军。
孟庆山本人是老红军,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个颇有能力和丰富战斗经验的干部。
不过,这支武装的战斗力和周边的自发抗日武装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实力,而一切的关键在于吕正操。
吕正操是辽宁海城唐王山后村人,他的家就在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旁边。因家境贫寒,上了四年小学后,吕正操被迫回家务农。18岁时,他报名加入了东北军,被分配到卫队旅一团三营九连当兵。由于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在部队招考文书时,吕正操被选中,调旅部副官处当文书;很快受到了张学良的赏识,被推荐报考东北陆军讲武堂,并考取了第五期。1925年毕业后,他当上了张学良的少校副官。
在七七事变爆发时,吕正操是东北军的一个团长。这个在东北军并不是一个小人物,他曾经是张学良的心腹,也是张学良的法西斯私人团体抗日同志会的一员。张学良扶持吕正操,万毅,高福源,孙铭九之流的年轻军官加入这个会,目的在于更换老的东北军高级军官,建立绝对忠心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消除旧东北军的派系和痼疾。
而在西安事变中,抗日同志会的会员也是主要力量,比如高福源是中共和张学良的第一个信使,孙铭九就是华清池捉蒋的指挥官之一。
西安事变就是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合作,试图利用中共和背后的苏联建立所谓的西北联合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割据一方,和国民政府对抗以自保。
只是情况急剧恶化,张杨发现单纯依靠三位一体,加上苏联军事援助,也不足以维持自己军阀割据,只得冒险提出捉蒋以彻底扭转局面。
而中共出于自保心理,在明知道张杨就要捉蒋而且苏联绝对不会支持的情况下,仍然不点破,任由张杨捉蒋成功。
没想到捉蒋之后,苏联第一时间反对和谴责,宣布不会给予任何支持,那么张杨也就立即完蛋了。
张杨知道如果没有苏联的军事援助,光是依靠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绝对不是中央军对手,甚至连维持基本生存也是不可能。
于是,张杨瞬间垮台,自食其果的一死一废,而中共巧妙的将自己从参与者转变为调停人的角色,从而绝处逢生,成为西安事变最大的受益者。
就单纯从处理这个事件的手段来说,我党的手法极其高明,借力打力,几乎毫无损失的实现了自己的最大利益。不过从道义上来说,我们利用张杨,忽悠人家冒着古代满门抄斩的危险捉国家元首,然后用完了就不管,许诺的不兑现,还随他们自生自灭,导致二人悲惨的结局。这说起来就不好听了,形同小人。
在西安事变期间,由于张学良和中共走的极近,甚至有明确资料表明张学良已经入党,那么自然他的部将吕正操,高福源等人也不例外。高福源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秘密入党,而期间吕正操和周恩来,刘鼎,宋黎,刘澜波等共产党员有着密切接触。当时吕正操非常受张学良的信任,成为张学良私人官邸的内勤工作负责人。
根据吕正操自己回忆,张学良在1936年8月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告诉他,准备任命他为116师师长,但当时东北军的二个军长缪徵流和万福麟都反对这个任命,最终暂时没有升职上去。
只是缪徵流和万福麟都是张学良要取代的对象,如果西安事变成功,那么吕正操肯定前途无量。
由此可见,张学良对吕正操是非常看重的。
只是随后张学良垮台,老东北军军官和抗日同志会的新军官彻底破脸,还发生了孙铭九等人枪杀王以哲军长的惨剧。此时吕正操明白自己已经失势,继续呆在东北军,怕是很快就会像黄显声一样被排挤出去,那么只能找个下家。
1937年2月,吕正操正式加入中共,当时北方局给他的命令就是寻机将部队拉走,加入八路军。
与此同时,吕正操的所谓好友黄显声(红岩里面那个著名人物)也是这样,他于1936年8月秘密加入中共,被张学良任命为53军副军长兼任119师师长。
实际上我党给吕正操和黄显声的命令都一样,就是借机拉走部队,投靠八路军,只是黄没有机会。
53军军长万福麟是个老军阀,他一向认为黄显声有问题,恐怕是共产党,所以从来没有给予他兵权。万在西安事变之后的1937年1月就扣住了黄,取消他119师师长职务,让他成为一个幕僚。
黄显声没有办法,却又架不住周恩来的邀请,居然在1938年2月强行拉了一些旧部和学生100多人,准备开赴延安,组成由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东北军。这种行为在当时毫无争议的属于公开叛变,随便哪个国家的军队肯定会处死他。由此黄显声被捕,在搞清楚他是共产党员身份后,就没有再释放他,直到1949年11月国军败退台湾之前将他处决,前后坐牢11年。
有趣的是,小说《红岩》里面却不说黄显声是共产党员的事实,只说他是一个亲共的国军高级军官,被蒋介石残忍的杀害了,以体现老蒋对部下的冷血无情。
吕正操则比黄显声要精明的多,黄在万福麟身边没有兵权,自然任人摆布,而吕正操基本处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地位。53军军长万福麟召集他开会,他就是不去,找出各种托词。万福麟亲自来团里训话,试图强行带走吕正操。吕正操就部署全副武装的警卫连,准备随时和万福麟开打。
而万福麟当时是军阀,本来和蒋介石也有矛盾,所以并不希望吕正操的这个团脱离出去,以减弱53军的实力。就算吕不稳,也最好留在53军,至少让蒋介石少一个对付万福麟的借口。这样一来,万福麟不得已的对吕正操姑息起来,始终没有下狠手。
直到抗战爆发,虽然万福麟将吕正操的团改编了一下,更换了2个营的部队,但吕仍然牢牢控制着这个团。
在这个期间,吕正操和中共北方局保持密切联系,他的部下李晓初就是负责联络的,多次往返北平和691团驻地。
而李晓初多次带来北方局的明确命令就是:国军很快就会败退出河北,你们不要撤,就留在敌后找地方党。
而吕正操也有计划将全团几乎所有军官换成了党员,甚至排长都是,基本成为八路军的一支外围部队了。

1940年初,八路军129师和晋察冀军区负责人在河北涉县。左起:李达、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吕正操、蔡树藩。(资料图片)
本文说的都是1938年5月之前的事情,5月成立了冀中行政公署,吕正操(左2) 为主任。
七七事变以后,吕正操的691团属于东北军万福麟53军序列,在保定战役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不大。
只是吕正操的目的并不是跟着万福麟抗日,该团仅仅在1937年9月15日,10月10日分别和日军打了一个战斗,就借着撤退的机会自己开溜了,实际投靠了八路军。
当时53军奉命南撤,进行保定会战,吕正操的691团负责全师的殿后工作,自然是最好的机会。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军官全部是共产党员的情况下,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个行为。
一开始,三个营中的一个营就离开691团逃走,追53军去了。
后来召开大会,宣布要脱离53军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反对。
吕正操表示要脱离53军留在冀中打游击,话音未落,一个连长就表示反对:我看值得三思,敌众我寡,哪里能站得住脚。再说脱离53军,吃穿又从哪里来?
另外一个连长表示:我看也要慎重,打游击,请问咱们谁打过游击?
只是吕正操其实并不是跟他们商量的,只是传达命令,在众多党员军官的支持下,这些质疑也就不了了之了。
按照吕正操的意思,当时就恨不得自称八路军,不过从政治角度考虑,当时我党高唱国共合作,要求八路军开往山西抗日,逼着国民政府承认他们。此时八路军如果公开拆台,挖国军的墙角,传出去太不好听。而且如果吕正操这样做了,等于把事情做绝了,以后也很难和国民政府再打交道,这对于吕是很不利的。
所以吕正操最终没有用八路军的旗号,而是自己编了一个所谓人民自卫军,臂章却是一颗红星,也就隐晦的表明了身份。
在宣布自立为王以后,吕正操立即毁掉和53军的联络密码本,彻底停止和军部联系。53军军长万福麟其实知道吕正操有问题,却对吕拉走整整一个团还是很震惊的。只是当时他的军队正在参加规模宏大的保定战役,石家庄战役,作战极为吃紧,也就没有余力对付吕正操了。
不过万福麟还是在稍后通过八路军总部,甚至吕正操的顶头上司晋察冀司令员聂荣臻给他电报,要求吕正操归队,赶快到洛阳来。万福麟表示一定会既往不咎,还说和129师师长刘伯承谈好了,一路过来没有问题。
吕正操随便找了个沿途日军众多的借口,拒绝了,实际上用吕正操自己的话来说:我也不知道沿途有没有日军。
万福麟不死心,联络第一战区司令程潜后,又给了吕正操一个第一战区游击第一支队司令的头衔,还是试图尽量将他留在国军阵营中。
说起来,这个人民自卫军和冀中其他的武装力量不同,它是一支颇有战斗力的正规军。由于参与保定战役没有激战,691团基本完整,2个营的兵力,传承东北军的特点,它的装备非常好,部队有大量轻重机枪,还有迫击炮,甚至2门平射炮。
这样的部队,对于冀中的民军武装来说,自然是谁也不敢招惹的。而吕正操随即和共产党冀中游击队孟庆山部会合,在河北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很快站住了脚。
站住脚以后,吕正操就开始所谓独霸冀中的计划。
其实当时来说,是吕正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用吕正操自己的话来说:如果早半个月,当时国军主力和日军主力全部在永定河一线,他区区一个团显然不能随便脱离部队,更无法称王称霸。如果迟几个月,国军的敌后正规军又会回到冀中,吕正操立足未稳,兵力有限,恐怕也不是对手。
更重要的是,当时日军在华北兵力不够,40多万大军分别进入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和百万国军激战,兵力极度空虚。在河北,日军在9月中旬占领保定以后,主力尽数南下攻打冀南,冀中绝大部分地区根本没有日军的势力,吕正操立足和发展起来不费吹灰之力。
铁血手段占领冀中
开入冀中以后,吕正操以自己卓越的能力和控制着最有战斗力的正规军的武力优势,在这里奉行了所谓铁血手段,吃掉异己部队,逐步控制了整个冀中。
吕正操这个人是军阀军官出身,性格暴躁,手段强硬。在西安事变之前,吕正操曾经短期去南京陆军大学受训,期间和一个中央军军官因为国共问题大打出手,将人打伤,还上了南京的报纸,靠张学良才免于坐牢。而当时吕正操已经是个团长,却还是这样,足以体现他的性格。实际上,当时吕正操还有抽大烟的习惯,这也许是他有时候不能控制情绪的原因,不过这在军阀军官中也不算罕见。后来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才逐步戒掉。
关于吕正操在冀中的手段,我们的官方历史中自然是看不到,但国民党的历史还有吕正操自己的回忆录中却可以看到一二。
大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
筹款
冀中根据地正式建立以后,有一整套制度。这套制度无论对于普通民众,还是地主富商,都是很厉害的。
尤其对于地主富商,甚至普通的富农中农,都是严厉打击和压榨。
不过这一篇,我们只说根据地建立开始时的事情。
吕正操初到冀中,并无根基,也没有自己控制的政府,需要的钱款只能在当地解决,手段是使用武力。
他们的自卫军占领了日寇还没有控制的深泽,安平,安国几个县城,而冀中共产党游击队孟庆山则控制了高阳,安心,任丘,蠡县的大部分地区,两军会合,实力就不小了。他们随后立即就开始,所谓的打击汉奸行为。
大体是看谁有钱,就扣一个汉奸的帽子,让他给钱。如果不给,直接枪毙。
以安国县为例,这是一个河北省的药材集散地,当地很多大药商。自卫军到了安国时候仅剩很少的资金,于是先向商会借钱。
当时溃军很多,敲诈勒索多如牛毛,商会自然不可能你说借钱就借,商会会长,大药商卜文朴就拒绝了。吕正操随后给他了一个汉奸的帽子,说他在准备接待日军的维持会,要求三天缴出3万银元和200支步枪,不然就以汉奸罪枪毙。
卜文朴等三人没有办法,交出了3万元,后来也加入了自卫军以自保。
而200支步枪,则是在当地担任代理县长的天主教神父雷鸣远(比利时人)安排下,从中日两军交战的旧战场上搜寻来的。让雷鸣远没想到的是,吕正操收下钱和东西后,说这是三个人的赎金,而县政府还需要给另外3万元和200支步枪。雷鸣远没有办法,只得又筹集了这些东西,交给吕正操。
军队需要武器弹药,这在河北并不算难事。当时中国因为常年战乱,地方其实并不禁枪,尤其是匪患地区,政府甚至鼓励民众自备武器。
在冀中,民间武器众多,大地主家多有几把手枪步枪,富农甚至中农家也有枪,有的贫农买不起枪,就几家凑钱买一把。而且由于此处中日两军大规模激战过,也遗留很多武器,所以枪是不愁的。
但,吕正操采用的是武力手段。通常就是通过地方情报网,知道哪些人有枪,就命令他们限期交出,不然枪毙。自然,武器也就很快交上来了。
而对于这些交出武器的人,并不是你交了就行了,而是反复让你交枪,不然就枪毙。这些人没有枪,但还有钱,就只能去黑市买枪。而军用枪支在黑市价格并不便宜,一支往往需要三五十块银元。这样几次以后,就算是富人也倾家荡产。不过,吕正操却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武器。
对于粮食的征集,一开始就派部队下乡借粮。所谓借粮也就是抢粮食,很多部队刚到一个村立即强行借粮,很快吃光一个村,吃光了再换下一个村。这样搞得人民活不下去,怨声载道。
后来贺龙来到冀中以后,还有大量的当地民众向贺龙告状,诉说当年形同土匪一样的行为。为此,还惹出了一个肃托事件。
当然,这一切还只是建立政权的初期,真正建立自己的政权以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需要再使用别的手段,通过地方行政机构强行摊派即可。
建立政权
这个比要钱容易,吕正操开始为了争取地方力量支持,并没有直接任命自己的人为县长,而是通过人民选举的方式。
结果安国当地老百姓选举了一个姓王的律师担任县长,吕当时因为还没站住脚,暂时表示同意。
实际上,所谓的人民选举的县长根本没有权力,他的所有决定,必须听从吕正操安排的一个副手。
几个月后,他们就找个罪名(大部分是汉奸罪)将这个县长关押,这样政府就成为吕正操的,随后干脆直接废除老的政府,成立了八路军自己的政府。
收编部队
当时冀中的武装力量很多,但包括原本控制冀中十三县的张荫梧在内,也没有什么正规军。
而吕正操是唯一的正规军,就战斗力来说,具有很大的优势。
当时冀中的武装力量大体包括四类:
国民政府留下的敌后游击队;
地方实力派和军阀组织的抗日武装;
联庄武装(以村庄为单位的自卫武装);
会道门武装力量。
这里面,会道门最弱。诸如大刀会,红枪会,白极会之流,本来都是清末以来农民防御土匪的自发武装,抗战期间它们有一定规模,却还像义和团那样采用大刀长矛作战,又不懂现代战争。人数有4万人,实际上不堪一击,构不成大的威胁。小说《平原枪声》里面,著名的游击队长王二虎,就是红枪会的,后来被八路军收编。
联庄武装,也是农民以村为单位自发的武装力量。这些武装也主要是防止土匪和更大的联庄武装的欺压,总兵力有七八万,却分散成上千个村庄,一盘散沙,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况且这些联庄武装的农民军大部分是不脱产的,专业的军人不超过4万。电影《新英雄儿女传》里面,女主人公的丈夫就是联庄武装的小头头。他们一个大村子将十几个男劳力脱产组织起来,形成联庄的部队,保证村庄的安全。而这些头头,一般是有过军事生涯的老兵或者是警察,甚至土匪之流。
唯一对吕正操有威胁的,就是前两个。
吕正操采用的方法,是一方面尽量和平收编,一方面对于不愿意收编的,全力消灭。
诸如后来投靠日寇又反正,最后归顺国民政府的吕正操麾下军分区司令朱占魁,就是地方武装力量,归顺了吕正操。
雷鸣远回忆吕正操收编朱占魁时写道:
当时吕正操的手段是爽快而简直的。
他邀请朱开会,递给他一杯茶和一支香烟。
吕命令朱:加入收编。
朱回答:如果我不这样做呢?
吕:你一定要和我联合打日本。如果你不加入的话,我就把你打垮。
朱想了一会,表示同意加入,但坚持他自己统帅那支部队。
吕不置可否,最终同意,却表示朱部必须去晋察冀八路军控制区参加训练。实际上只要去八路军控制区整训过,部队的军官就会逐步更换为共产党员,部队也就成为八路军直接领导的了。
对于异己,吕绝不手软。
刚到冀中前几天,就开始吃掉地方实力派。
当时盘踞高阳县城的是地方武装尹松山部。尹松山本来是冀东保安队,七七时候冀东保安队集体起义归顺国民政府,尹松山就带着200多部下来到高阳抗日。
当时中共冀中游击队孟庆山部实力有限,无力吃掉尹松山,所以跟他保持很好的关系,还派一个连的部队进入高阳。尹松山也提供给孟庆山部一些武器弹药,一同抗日。
不过此时吕正操正规军来了,自然就不同了。高阳县城相当富裕,吕不可能放弃这块肥肉。他要求尹松山立即被自卫军收编,允许自卫军进入高阳县城。
尹松山一方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地盘,一方面高阳城内商会会长杨木森深知53军军纪恶劣,害怕出现抢劫现象,所以都希望自卫军大部队不要进城,只有机关和警卫部队进城,所需要的给养倒是完全可以提供。
吕正操毫不客气,当晚下令攻城,平射炮轰开城门,自卫军冲入城内,抓住躲入中国神父家的尹松山,押到大街上枪决,名义是处决大汉奸大土匪。
其实谁都知道,尹松山是抗日的,只是抢地盘而已。
而实际上,自卫军进入县城以后,还真的抢劫了商店,这说明杨木森这些商人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
处决尹松山以后,周边一些实力派畏惧吕正操的威力,先后归顺,这样自卫军迅速扩充到5000多人。
以上是第一轮。
还有第二轮。
吕正操随后连续吃掉了深县,深泽的两股地方力量,吃掉了近4000人,然后干掉了安国境内,隶属孙殿英的国军敌后游击队高建勋部。
后来连饶阳县境内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武装力量向修文也吃掉了。向其实是亲共的,部下还有不少共产党员,这样部队也被干掉,本人被押解出境。
其吕吃掉的武装不计其数,最终基本一统江湖,消灭了冀中的大股武装力量,这样吕正操的部队继续扩充到2万。
此时吕正操在冀中已经绝对是霸主了,其他的武装力量总兵力也不过2万多人,还分成十几股力量。
但还有第三轮。
消灭了主要敌人以后,吕正操开始收编联庄武装和会道门武装。这些武装主要是农民用来保境安民的,不会出动出击,其实对八路军没有什么威胁。
由于联庄武装力量薄弱,一个村庄多不过十几人,几十人,大村也不过百来人,绝大部分不敢和2万多人自卫军对抗。但仍然有少量联庄不愿这样归顺,吕正操就派出部队武力打击,击溃他们自然不费吹灰之力,很快就搞定了。到了1938年底,联庄武装被收编近3万人,吕部增加到6万人。
至于会道门也是类似,当地实力最强大的大刀会在机枪扫射下,基本瓦解。
此时是冀中根据地的鼎盛时期,正规军兵力高达6万多人,相继建立了38个县的抗日政权。东起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北起平津、南至沧(县)石(家庄)路之间的冀中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并成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吕正操毕竟是军阀,不是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