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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萨说史156：八路军在河北歼灭10万国军，冀中五一大扫荡-上(1/7)-(2/7) - 精木发表于 几曾回首 - 论坛 | 文学城
及 《内在的敌人》- 由比利时神父雷震远所著，记录了其抗战时在中共统治区的经历
皖南事变是抗战中无法跳过去的一个环节。在皖南事变之前，国共大体还保持面子上的合作，但实际上早已内讧多时。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几乎撕破脸，基本转为敌对，所谓的国共合作已经名存实亡。不过，皖南事变并不简单，它实在是一个极为复杂事件，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积累到最后的必然结果。它就像火山爆发一样，逐步酝酿，发酵，最后喷发。
皖南事变是抗战中的一个大悲剧，也是中国人的大悲剧，下面就听老萨说一说。
新四军的由来
这个题目很大，老萨不想展开来说。相关文章很多，但允许出版的极少。老萨手中所有关于皖南事变的书，不是解放军作家，就是御用文人（官方身份），所有的论点完全一致，就是我党若干年前宣扬的口径，他们连一个字都不敢随便改。
说实在的，这里面一些老先生，已经年逾90，一把年纪了，儿孙满堂，却写这样的文章。文章中引用的一些内容荒唐可笑，漏洞百出，互相矛盾。
搞笑的是，他们列举的一些资料却被列为内部发行，普通人是极难搞到的，也导致很难对他们的论点进行批驳。
换句话说，你想证明我在说假话，你也找不到门路。
老萨为了揭穿他们造假和矛盾，此次花费很大精力和金钱，才搞来了他们的所谓原始资料（一部分是海外搞来的60年代大陆发行的历史书籍），一定让读者们满意。
其实皖南事变之所以爆发，只用一句话，甚至三个字就可以解释，那就是：抢地盘。
皖南事变的主角是新四军，新四军就是当年红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的游击队编组而来。
当时红军在南方建有五大苏区，还有数十个小的苏区，以及不下数百支游击队。虽然这些苏区全部都被国军摧毁，但相当一部分武装还在坚持。较大的苏区为鄂豫皖，湘鄂赣，湘粤赣，浙闽，闽西等等，参与红军武装均有数百到数千人。
不过即使这样，相比八路军来说，新四军力量比较薄弱。
因为八路军在陕北是成建制的部队，正规军就有4万多人，而当时南方游击队已经完全被打散，没有大股游击队的活动，小股就像陈毅项英他们不过几十人，最小的也就是20，30人。
1937年10月12日新四军正式成立，这一天也是新四军的建军节。
新四军成立以后，收拢南方所有残部，最终也不过是1万人左右。
中央苏区撤退的时候，还留下2万多人，但其中1万人是伤病员，只有1万多人是作战部队，其中还有大量的民兵。
国军占领中央苏区以后，通过3年反复的围剿，将这1万多人打的还剩3000多人，分散在各处活动。但即使这样，中央苏区的红军数量还是最多的。另外就是当时较大股的游击队主要是豫皖边区高敬亭部，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浙闽边区刘英部，闽西张鼎丞部。比如鄂豫皖边去高敬亭的武装，他也在敌后坚持了3年多，他的各支游击队凑起来还有2000多人。其余各苏区的游击队拼凑起来4000多人，就成为新四军的这1万人。
只是，新四军改编过程也不顺利。
很多红军游击队因为身为红军参谋长龚楚等人的叛变，拒绝相信任何人，他们钻入深山自行进行革命的游击战。项英陈毅曾派了一些人去和游击队们联络，让他们下山加入国军，都被他们理解为叛变投降，联络人也都被作为叛徒杀了。
实际上，当时就凭国共合作这一句话，在游击队来看也足可以定为叛徒，可以处死。
就连陈毅自己，也差点被湘赣游击司令部政委谭余宝杀了。陈毅一度被绑起来，手枪也被收缴，等待执行死刑。因为机智的陈毅一次出乎意料的暴怒表演，才让谭余宝清醒过来，最后放了他。
陈毅侥幸从鬼门关上转了一圈。
不过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赣东北的杨文瀚游击队，将派来联络的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枪毙；赣北刘维泗的游击队，也杀死了来说服的红十六师政委明安娄，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
对于这两支游击队，我党表示不对他们负责，蒋介石随即出兵，将他们全部剿灭。
这也是所谓的悲剧，其实这些死硬到底的游击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才是真正决不妥协的马列原教旨主义者。
当年苏联有所谓托洛斯基派，这票马列原教旨主义者虽然人数不多，却享有极高的威望，核心分子都是极端死硬派。他们认为斯大林背叛了马列主义，所以拒绝和斯大林合作，他们宁愿被枪决或者苦役一辈子。
中国托派也是类似，他们的代表人郑超麟被捕关押27年，却绝对不放弃自己的主张。
这也并非偶然现象，当时一谈国共合作，很多红军战士都认为是叛变投敌，所以纷纷开小差跑了。连一些走过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扔掉枪，脱离军队走了。
其实也不止这些军人，有些党的重要干部也是这样。
读过老萨西安事变的人都听过冯雪峰这个名字。这个冯雪峰是我党在上海的重要干部，外交战线的功臣，很大程度促进了西安事变的成功。但得知国共合作以后，在白区残酷环境坚持多年，有10年党龄的冯雪峰勃然大怒。他大骂道：我们牺牲了那么多战友，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和国民党反动派合作。我们带上青天白日徽章，做国民党的大官，又怎么对得起就义的那么多烈士。要合作你们去，我就算回家去种田挑粪，也绝对不做这样的事情。
冯雪峰在1937年愤然脱离党组织，回到老家义乌靠写小说惨淡为生，直到1950年建国以后，才勉强担任上海文联副主席职务。
其实如果冯雪峰不脱党回老家，以他的地位和贡献，建国以后最少也是一个地方大市的市长，或者是外交部的头面人物。
再说回来。既然来自于中央苏区的官兵最多，显然新四军的领袖必须在这里选择。
当时红军留守中央苏区的三大巨头是陈毅，项英，龚楚。龚楚叛变投敌，不用再提，剩下的陈毅和项英都成为新四军的领袖。
这两人都是受过多年残酷战争考验的人，能力上也是伯仲之间，但一般认为项英比陈毅会打仗。所以此次新四军成立以后，项英成为新四军的副司令员兼政委，坐镇云岭新四军总部，而陈毅则成为副军长和第一支队政委，做开路先锋去了。
相比起来，项英的官做得更大，但主要在后方指挥规划，而陈毅是第一线的指挥官，重要性丝毫不亚于项英，两人都是新四军的最核心人物。
由于国共合作，叶挺被蒋介石任命为新四军军长，对于这点，中共方面并不是很满意的。
叶挺曾经也是共产党员，但大革命失败以后，因为种种原因脱党，在欧洲以摆小摊，做中餐馆厨师为生。
虽然退党，但他的政治主张大体还是和共产党员一样，之后参加了福建事变反蒋。期间，叶挺遇到前来做工作的中共将领张云逸，表示自己还想为中共做点事的想法。
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直接任命他为军长，实际上是在新四军中揉沙子。
本来蒋介石想让大将陈诚去做新四军军长，但一来陈诚职务重要，老蒋离不开他，二来陈诚知道新四军情况复杂，自己去了以后没办法工作，搞不好甚至送命，断然拒绝了。
老蒋又想到了不是嫡系的大将张发奎。张发奎在南昌起义之前和中共关系不错，同新四军八路军很多将领都很熟悉，加上又不是中央军，比陈诚好的多。
不过，张发奎对中共颇有看法，他对南昌起义时候，中共毫不留情撬他墙角的行为记忆犹新，加上广州起义叶剑英他们对张也毫不留情。张发奎认为，共产党不好对付，让他去做新四军军长就是把他放在火上烤，也委婉的拒绝了。
其实，蒋介石也明白，任何人去做这个军长，也都是没用的，根本不可能左右新四军。
所以，他派一个基本是中共党员的叶挺去，也就是想给新四军多少制造点麻烦，却又能让中共接受这个人。
果然，叶挺就惨了。
我党原则上自然不同意外人来做军长，他们内定的人选是叶剑英。花帅是所谓文武全才，又是紧跟党中央的人物。张国焘和毛泽东闹事时，花帅坚决支持老毛，卷走了张国焘的作战地图开溜，非常值得信任。就军事上来说，叶剑英也是个出色的高级参谋，曾经是红军总参谋长，是最好的人选。
不过，蒋介石既然已经内定了叶挺，我党也不好说什么，于是叶剑英就成为了八路军参谋长，叶挺成为新四军军长。
对于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我党开始并不同意，但也没有公然反对。直到1937年11月，叶挺亲自赶到延安同毛泽东见面，表示虽然在党组织之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才被党所接收，同意他担任军长。
只是，这个军长却相当尴尬。
叶挺名义上是新四军军长，应该是全军的领袖，军事上的一号负责人，政委项英只有辅助和最终否决权。实际上，新四军大小所有事情都是项英决定，叶挺基本没有权利，完全被架空。
当然，这并不是说项英一个人自己抓权，实际上也是中共中央的意思。原因很简单，叶挺目前不是党员，不是自己人，不能信任。
所以很多中共发给新四军的电报，项英根本不给叶挺过目，一些重要的党内文件，项英甚至不告诉叶挺有这么个东西。更有甚者，皖南事变爆发前，中共中央发的严厉批评叶挺项英的电报，叶挺居然也看不到。当时项英也是犹豫再三，最终才将电报交给叶挺看。叶挺看完以后，立即要求辞职，不干了。
叶挺的原话是：我辞职，不是我推卸责任，逃避斗争，实在是根据历史教训，我这个党外人士无能力负担起全军的重大责任。既然这样，就不要等负不下来的时候再辞职，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其实，这是叶挺一种抱怨和真实的想法。虽然在具体指挥作战时候，叶挺可以参与绝大多数会议，但他的提议往往不被采纳，最终拍板的都是项英。
这让叶挺非常尴尬，他曾经抱怨说：我名义上是军长，实际上连警卫连都指挥不动（红军很多警卫员是负责监视首长的）。
对于一支部队来说，最忌讳的就是有两个头，你说这个我说那个。做事一旦犹豫不决，甚至内讧，军队就会不打自垮。
现在叶挺表面上是新四军领袖，实际上的领袖却是项英，但叶挺又必须承担整个军的重任，这就让他无法承受。
因为他没有决策权，实际上根本没有承担重任的资格，他的抱怨和反感、失望也就可以理解。
就个人作风上，两人差别也很大，叶挺虽然出身农家，却更像国军一方的将军，有时候讲一些排场，要一些面子。
叶挺很喜欢穿着军长的黄呢高级军服和马靴，佩戴者精美的手枪，有时候则穿皮夹克或者西装。
叶挺出门大部分都是警卫员前后开道，秘书，副官跟着一大群，派头很大。
项英则完全是工农干部作风，一双头已经破了的普通皮鞋，一套灰布军服，冬天是一套补了又补的棉衣。直到1938年2月项英冒险亲自去苏南视察，陈毅才将一件缴获的日军大衣送给他。本来项英穿的是一件有几个补丁的棉衣，现在也穿上了黄呢子大衣。
早年在中央苏区跟陈毅一起打游击，两人什么苦没吃过？没有粮食，吃青蛙，吃蛇，甚至吃蜂窝，树皮，草根，几个月吃不上盐，走路腿打晃，所以项英绝对不是一个享受物质的人。
当时新四军全体人员待遇都是平等的，普通伙夫，马夫一个月饷银1元多，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也不过4元钱，项英也是4元，仅仅比马夫高2块多钱。
两人的分歧从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出来。
比如叶挺对饮食很讲究，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常叫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各界朋友一起聚餐。
不过，这个所谓小灶也不是叶挺挥霍公款，而是被允许的招待外界的朋友。
在叶挺看来，作为军长，搞个小灶接待外界朋友，又算得了什么，况且又是上级批准的。其实当年毛泽东也是这样，叶挺相比算不了什么。在抗战时期，毛泽东一天吃一只鸡，还有私人汽车。对于当时吃糠咽菜的延安民众而言，鸡肉已经是非常奢侈的高级生活品了，当时很多干部战士不满，有的干部甚至在大会上指出来。
负责中共官员的工作分配的陈云解释为：刚才这位同志问，既然共产党是讲平等的，为什么我们大家的生活这么苦，毛主席却总有鸡吃？
陈云接着做出回答说：是的，毛主席总有鸡吃，这不是毛主席愿意的。毛主席希望和我们大家过一样的生活，但是同志们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对中国革命多么重要。所以，毛主席不愿吃鸡，党中央的命令一定要毛主席吃鸡。和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一样，毛主席吃鸡也是一种革命任务。
项英从没小灶一说，平时就和军部大伙一同吃大灶，他也曾经碍着面子勉强跟叶挺吃了两次小灶，随后就断然拒绝参加这种聚餐，理由是：好吃是好吃，要花多少钱。我们是人民的干部，这样不妥。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去新四军云岭总部访问，项英为了迎接他，特别让警卫员到事务长那里借三块钱，自己出钱招待她，还关照这三块钱从下个月津贴中扣除。结果吃饭的时候，伙夫端上来3菜1汤，很丰盛。
生活方面的分歧只是小事，军事上面的就是大事。
陈毅和项英私交极好，两人是在中央苏区打了3年游击战，同生共死的好兄弟，但陈还是说：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
项英从事多年游击战，对这方面比较了解，全部是血换来的经验。
但叶挺则是正规军出身，对于游击战认识有些局限，多还是用军校正规战的那套。两人经常为具体怎么打仗争吵，项英的积小胜为大胜，叶挺并不赞成，而叶挺的一些部署，项英则认为是正规军方法套用到游击队，摆明了是瞎搞。
至于对部队的态度上，两人也很不同，叶挺是保定军校出身，是标准的军人，所以对于军纪是极为严格的。而项英则没有上过军校，虽然也颇有军政经验，和叶挺相比，专业上有一定差距。
叶挺枪决高敬亭，表示了他对于不执行命令部下的态度，对此项英很不满，认为要区别对待。
老萨说史153：皖南事变，黄桥的枪声-上(2/6)
老萨说史153：皖南事变，黄桥的枪声-上(3/6)
新四军的公然扩张和项英的犹豫
早在新四军刚刚向抗日战场开拔后1个多月，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发给项英一份有关新四军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毫不掩饰的做出命令：新四军应该利用日军进攻正面、后方空虚的时机，首先遵从国民党的命令，开到他们指定的区域中去；然后，就要冲破国民党政府画地为牢的限定，进一步东进北上，向苏中苏北发展。
显然，毛泽东话说的很明白，新四军只是开始听从国民党命令，为的是站住脚跟，随后就是自行其是，自我壮大。
在当时抗战如此吃紧的情况下，就凭这一条命令，就等同于公然武装叛乱了。
新四军从6月1日正式开入苏南以后，刚开始还是不错的，主要进行一些游击战，收编了一部其他敌后抗日武装。自然，手段有些铁腕，有时候也把听命于国民政府的武装吃掉，但总体还算守规矩。
也就是说，新四军当时大体还是在划定区域活动，并没有公然和其他友军发生全面的交火。甚至偶尔还和友军配合作战。1938年8 月23 日，新四军二团三营还配合国军七十九军一部进行了珥陵河川伏击战。
但是，新四军的抗战战略决定了它必然要和国军翻脸。苏南新四军划定的区域，其实面积并不小。比如，新四军第1支队和第2支队的区域是长江以南，芜湖以东，高淳溧水金坛以北，丹阳以西，东西100多公里，南北60多公里。
大家翻开地图看一看，以新四军第1，2支队只有4000人的规模，而所在的面积已经包括今天的数个地级市，大约是苏南面积的二分之一大，地区人口少说也有百万以上，照常理来说是完全够大了。
不过，新四军的目的并不是在本防区坚持抗战，而是尽一切力量扩充自己，那么这么大的地区自然就是不够了，越大越好嘛！
至于第3支队的作战区域也不小，包括芜湖，宣城以西，铜陵以东，青阳以北，长江以南，东南一百公里，南北50公里。
不过第3支队还有一个主要任务，是保护云岭新四军总部，所以无法随意越境，发展有限。
而第4支队则在安徽中部淮南铁路沿线，也就是舒城，庐江，巢县，无为地区，东西也有100公里，南北60公里，地盘也不小。
大家可以看到，国民政府给四个支队划定的区域，就他们的规模来说已经相当的大了，并没有明显的故意为难、限制的意思。
根据当时国军惯例，各部队务必严守自己的活动区域，不得随意越界，一旦擅自越界就属于叛变。
就比如第五战区的部队，绝对不允许随便进入第九战区。同时第五战区的部队，如果没有命令，不得随意进入其他部队的控制区。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也都是这样，这也是军队之所以为军队的最基本的东西。
当时项英虽然也是老革命，心思自然是放在我党身上，是支持毛泽东的命令的，但他要考虑到新四军的现实。
目前正是1938年、1939年，是全国人民拼死抗战，抗日情绪最高的几年。如果选择此时公然和国军内讧，自然就是违背民意，怕是各方面都交代不过去。
所以项英总体还是息事宁人的，很多时候都用了缓招，尽量避免和国民党的正面激烈冲突。
不过，这并不是像后来说的那样，项英是什么右倾，听从王明的主张维护国民党的利益。
1938年3月到4月，项英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开展江北工作建议，还建议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让张云逸统一指挥第4支队和新建的第5支队。
为了支持张云逸，项英将所有能用的部队都给了他，甚至连自己的军部特务营都交给了张，自己仅仅留下一个连。
项英的种种行为，说明项英也是坚决支持中共中央的命令的，只是他执行的时候有自己的方式。
况且，相比华北来说，国军在华中华东这一带的敌后力量很强。华北的河北，山东，察哈尔都是地方军阀宋哲元，韩复榘的地盘。战前国民政府无法涉足这些省份，军队和政权都无法进入。随后的战斗中，宋哲元韩复榘先后逃走，根本没有做持久战的部署，所以敌后作战也就无从安排。所以八路军开入河北的时候，很多地方并没有国军正规敌后武装，都是些地方力量，不堪一击。
华中地区则不同，它本来就是国民政府核心区域，在国军撤退之前已经布置了大量敌后武装，安徽，江苏境内国军总数超过10万人。
沪宁杭一线大撤退的时候，地方政府都奉蒋介石命令留下。县有县政府，区有区政府，京镇地区也有京镇督察专员公署，所以当时地方多是由国民政府的县长和机构控制，地方行政力量还是很强的。
面对国军敌后武装的强大力量，区区1万新四军想要硬拼，至少在初期也不会成功。
项英当时也不容易，他左右为难。毛泽东的命令要执行，但如果执行出了问题，导致新四军出现较大的损失，责任仍然要由他承担。
所以在第1，2支队开入游击区以后，项英命令不要和国军正面交火，也暂时没有赶走国民政府的地方官员。不过，新四军仍然任命了自己的行政官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为了掩人耳目，这个地方政权并不是中共的名称，而是所谓的抗敌自卫委员会。抗敌自卫委员会成为实际上的政权机关，既管政治，又管军事，也管财政。
这样一来，一个地方最少有两个政府，有的还有三个。
由于这里是划定给新四军的游击区，所以这个区域内新四军自然是一手遮天的，显然，这也是应该的，毕竟这是划给你的作战地区。
但根据国民政府的惯例，军队不得干预地方政权，只是新四军完全无视。所以虽然顾祝同一再要求新四军不得过问地方行政，但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被新四军击垮。
苏南新四军的防区已经完全成为他们的地盘。
可以这么说，新四军在自己的地盘中，虽然击垮了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也属于公然违抗军令，但终究也可以勉强接受，至少也可以用一句为了抗战来解释。
只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一支军队掌握了地方行政，就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想要控制他们就很难了。
唐朝末期惨烈混战，就是因为藩镇节度使享有军权和行政权。唐灭亡以后半个多世纪，藩镇割据仍然混战，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以至于中国人口急剧减少百分之七十五也是不难理解的。换句话说，新四军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和军权，实际就处于割据地位，是新的藩镇，国民政府也就很难控制它了。
至于在苏南的对敌作战上，新四军第1支队第2支队兵力不是太多，更畏惧南京，苏州，上海都有日军重兵，所以基本都是小打小闹，害怕触怒日本人。
所谓著名的韦岗伏击战，1938年6月15日夜，伏击日军30多人的5辆汽车，结果击毁汽车4辆，毙伤21人。
之后直到全军向北开拔离开苏南，新四军在这里从没有打过一个大仗。
而且，翻开我党的新四军战史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被动的反扫荡以外，就算这样的小仗也是不多的。
诸葛亮说新野的刘备是衰弱的病人，不能用猛药，只能慢慢调理恢复健康，然后才能做别的打算。
新四军也是类似，开始安分不过是因为立足未稳，一旦站住脚就不同了。
到了1939年1月，经过大半年的经营，新四军1，2支队已经在苏南划定的地区站住了脚，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兵力也从4000人猛增到8000人，随后自然开始不安于自己的防区了。
当时新四军想要扩大地盘，无非是东进和北上，相比起来，从地理上来说，自然是东进苏锡常沪比较容易，而北上苏北则需要渡过长江，这并不容易。
而新四军的作战区域是在丹阳以西，如果向东越过丹阳就属于违抗军令。
当时项英还对是否继续东进，北上有所疑惑，一线的陈毅倒是坚决要求和国军火拼争夺地盘，还要求项英把皖南的部队也增援过来。
自然，新四军内支持陈毅的多，但支持项英的人也不少。支持项英的人认为，也不是说不要对付国军，但目前武汉会战正在进行，全国抗战正如此吃紧，全国人同仇敌忾，民意难违。
如果新四军此时主动越界进入友军地盘，甚至主动攻击国军来内讧，光是舆论方面也就无法交代。
当地老百姓甚至部分新四军官兵怕也是无法信服，这对于新四军来说自然是极为不利的。
针对新四军上下的一些疑惑，以及行为上的犹豫，毛泽东朱德都极为重视，甚至做出决定性举动，他们派周恩来亲自来皖南贯彻思想。
1939年2月底，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视察。周此行主要目的就是执行毛泽东继续抢地盘的思想，由此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其实，周恩来到这里之前，项英已经执行了部分命令，开始向东向北发展。
早在1938年7月，新四军已经开始向北发展，1938年9月进入友军控制的丹阳，武进，但前进距离不大，只有几十公里，目的是试探。次年4月，新四军大举开入无锡，苏州，常熟，江阴，太仓，完全侵入友军地盘。
这是往东，往北的进展也很顺利，1939年4月，新四军击溃国军江苏省保安第九旅所属贾长富团，占领扬中。扬中是长江中的第二大岛，也是扼守通往长江以北的道路。新四军占领扬中，也就完全控制了通往长江北部的道路，为下面做铺垫。
当时这里完全不是新四军的作战区域，为了掩人耳目，新四军将挺进这些区域的部队改称江南抗日义勇军第2路军，还将他们的领袖叶飞改名为叶琛，老萨实在无语，真有一套啊！
到了1939年7月，这部新四军已经进入上海近郊的嘉定，青浦地区，深入友军控制区200多公里。
在东进的同时，新四军还在南下。1939年夏天，第1支队一部进入太湖地区，将力量渗透进入浙北。
此时，新四军已经进入了苏州，常熟，太仓，江阴，无锡地区，获益良多，规模从1个团1000人扩大到5000人。
国民政府开始被江南抗日义勇军所迷惑，以为又是地方老百姓搞起来的武装力量，但很快冷欣（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江南行署主任，是江南新四军的顶头上司）、顾祝同等人就发现原来这就是新四军。
对于新四军跨越防区的行为，第三战区虽然多次命令其返回，但终究屁用都没有。
其实连控制新四军越界都做不到，命令新四军作战也就更不可能了。
1939年日军大举进攻皖南，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吃紧，命令新四军一支队去接替国军108师，担任芜湖以东水阳一线的阵地防御。陈毅跑到冷欣处大吵了3天3夜，最终仍然一个兵也不出，这件调兵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1939年9月，新四军和忠义救国军在江阴马镇附近激烈交火。忠义救国军在苏南多年，实力强大，在1940年夏总人数近3万人，鼎盛时期高达10万人，是八年抗战中沪宁杭三角洲主要敌后武装力量。
当时新四军江抗的5000人还不是忠义救国军的对手，马镇交火吃了小亏，第2路司令吴焜战死。
此战规模很小，意义却大，也动摇了项英的信心。
除此以外，占领扬中和挺进东部以后，国民政府对新四军相当震怒，各种批评如雪片一样飞来，这样项英感到巨大压力。
尤其是占领扬中，也就打开了新四军北上苏中苏北的大门，对此国民政府反应很大。
当时主攻扬中国军的为管文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要求新四军，立即将管文蔚交付皖南严惩，甚至还悬赏捉拿。
管文蔚很心惊，曾经赶去向上级汇报，当时项英，周子昆，袁国平都在。
管文蔚说：现在国民党闹得很厉害，说扬中没有日本鬼子，我们却去打扬中，属于叛乱，还悬赏捉拿我。我们要不要撤出扬中？
项英却说：占领扬中是既成事实，不必再撤出来了。
随后，又由陈毅出面，说管文蔚只是地方民众抗日武装，不是新四军部队，只是名义上属于新四军管辖而已，新四军管不了他。
顾祝同没有办法，只得不了了之。
所以说，之前项英对是否立即东进有所疑惑，但真正东进以后，项英还是绝对支持的。
粟裕回忆：项英同志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仍然顾虑重重。当时，苏南敌后空隙很大，群众在日寇躁踊下，迫切盼望抗日领导力量的到来，是我军获得大发展的好时机。项英同志却把过多的力量，其中包括经过战争锻炼的许多骨干力量和大批知识青年留在皖南。后来还把已在苏南敌后取得了一定作战经验，并初步改善了装备的主力部队第一团、第三团先后调回皖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军在敌后的迅速发展。项英同志不仅不敢理直气壮地予对方以反击，反而责难我们破坏统一战线。一九三九年五月，陈毅同志决定派叶飞同志率领第六团挺进到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活动。项英同志得悉后十分恐惧，急电制止。那一天，陈毅同志把项英同志的来电交给叶飞同志看。电报中说了两点：澄锡虞是日寇控制的重要地区，交通便捷，部队去了会被消灭；那里不是国民党划定的防区，我们去了，会破坏统一战线。这时，陈毅同志面色阴沉，一言不发地在室内来回走动。稍停，突然问道：你带部队到澄锡虞，会被敌人消灭吗？叶飞同志坚定地问答：不会的。我们不仅不会被消灭，反而还会发展。陈毅同志严肃地拍着胸说：好。部队被消灭由你负责，破坏统一战线由我负责。决定去。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广大指战员就是这样坚决地抵制项英同志的错误主张。
所以说，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哪怕不懂多少政治的粟裕也很会做人，更会跟着党的步调走。
皖南事变后把项英立为右倾投降主义分子，粟裕自然要和党保持一致，所以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是被他回避的了。
实际上，项英还是主张东进的。在10月，东进的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败退回扬中以后，10月26日项英在向中共中央汇报时，明确写道：西移，是因为他们无信心以及不了解坚持东麓的意义所致。这是大的失策，增加今后困难。但事已如此，不能冲回东部。
这说明了项英的基本立场，并不是反对东进的，但粟裕有提过吗？完全没有。
由于东进不利，9月29日，新四军江南负责人陈毅被迫与国府江南行署主任冷欣谈判，拟定双方撤兵方案，双方各让一步。10月新四军一度撤回扬中，忠义救国军也一度后撤，双方留出安全距离。没想到，11月后新四军再次进入这一地区，双方又有多次小规模交火，新四军都没有占到便宜，陷入胶着状态。
东进虽然有一定进展，但其实这个区域并不适合新四军。
当时这一区域，日伪力量很强，每个大城市都有日伪重兵，而忠义救国军的力量也很强，新四军虽然猛龙过江，但在同时面对两个敌人的情况下很难站住脚。
因为汪伪政权首都就是南京，此处驻扎日伪重兵，而从上海到南京一线，苏州，无锡，常州，杭州都有日军主力驻扎。日军在南京，上海，苏州，杭州都驻扎1个师团，甚至在镇江这种小地方也有1个旅团兵力。加上沪宁杭一带交通比较发达，有铁路，公路，有利于日寇快速调兵，所以新四军发展受限。
老萨说史153：皖南事变，黄桥的枪声-上(4/6)
而且，日军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陈毅回忆：日本国民以及日本军队的一个民族特点，模仿能力强，变化灵活。新四军战术上有什么长处，日军往往很快能应付。因而新四军必须注意学习敌军的长处，敌变我变。新四军善于夜战；日军的夜战很快也有进步，由白天的多路合击变为黑夜奔袭，专走小路，突然包围。新四军的侦察、警戒、情报、敌伪军工作便进一步加强。新四军重视白刃格斗；日军的刺杀练得更精熟，腰上还围着不易刺透的帆布护肚。新四军利用日伪军同守一幢建筑、同走一条路，首先把伪军打乱，波及日军；日军后来就和伪军分守不同的碉楼。新四军便采用以一部兵力监视日军碉堡，大部兵力先迅速解决伪军，然后集中全力总攻日军的部署。夜袭延陵全歼日伪军便是一例。新四军集小胜为大胜，专打小据点；日军便撤退许多小据点，守备交通要道及大中据点，加强扫荡奔袭。
其实抛去日军不谈，单单忠义救国军在这里，就不容易对付。苏南的空间很有限，新四军在这里难以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也不容易发展到很大规模。
况且，即使站住了脚，这一线日伪不下20万重兵盘踞，频繁扫荡清乡，新四军也不会有很大发展。
所以，新四军停止了东进，开始转而向北方发展。
随着周恩来的到来，新四军对北上已经没有疑惑，只有执行而已。
其实毛泽东已经说得非常直白：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此时向东已经不可能，如果往南发展，比如浙江，福建，江西，一来此处国军力量都很强大，诸如江西还有薛岳10多万野战部队，连74军都驻扎在此，以新四军的战斗力根本对付不了，二来，此处如果不是国军控制区，就是日军控制比较厉害的区域，新四军也不容易生存。三来，如果进入日军还没有涉足的地区，政治影响恶劣。
即使是这样，新四军仍然在这种条件下，四面扩张，抢到不少地盘，也扩大了自己的力量。
除了第1支队，第2支队进入苏南以外，第3支队负责保护云岭新四军总部，而高敬亭的第4支队先是进入安徽中部，随后进入安徽东部，在大别山建立了一个基地。以第4支队一部成立的第5大队也挺进皖东，同第4支队联手扩张。
到了1939年底，第4支队和第5支队建立了皖东淮南根据地，人口高达200多万，兵力也发展到1万多人，扩充了3倍之多，更有10万民兵。当地国军势力全部被清除，也就是被武力扫清，建立了中共自己的政权。
虽然谭震林的第3支队不能随便移动，却也在皖南转战多地，扩充了不少力量，仅仅繁昌县就有1000多人参军。
以上的新四军也许还算是大体老实，只是一定程度的脱离防区抢地盘，下面的就完全不同了。
1938年初，彭雪枫赶到河南，将中共地下武装改变为第4支队第8团，随后各中共地下武装在豫东靠拢，建立了两支军队，总兵力约3000人。期间经过八路军鲁西南部的支持，该部合编为所谓新四军游击支队。
到了1939年底，该部已经发展到近2万人规模，建立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
于此同时，各地中共地下武装也纷纷拉起抗日大旗，建立自己军队和武装。1938年10月，武汉会战期间中共新四军一部和地下武装结合，在湖北起事。
到了1939年底，李先念的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已经发展到近万人规模，根据地包括湖北，湖南一部的大片地区。
自然，这个二个根据地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也不被国民政府所承认。
到了1939年底，新四军已经从1万人发展到近5万人规模。
即使这样，新四军高层仍然不甘心。安徽，湖北，河南的日伪军，以及国军力量都非常强大，以国军为例有大量正规军驻扎，新四军显然是无法有大的发展，还是必须在国军力量薄弱的敌后打主意。
所以，最终他们都看上了同一个地域，就是江苏省的中部和北部，也就是苏中和苏北。
北上打垮韩德勤，独霸苏北
当时的粟裕写道：苏北地区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定的战略地位。它是一个有两千多万人口，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是控制日寇沿江进出的重要侧翼；又是连接我新四军同八路军的重要纽带。苏北抗日局面一旦打开，向南可以与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设在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向北、向西发展，可以与山东、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接，分别直通华北、中原。控制苏北，对于我发展和积蓄抗战力量，更沉重地打击日寇，以及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苏北是日、顽、我必争之地。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并不是新四军项英他们的直接上级，真正的上级是中原局，负责人是刘少奇，假名为胡服。
刘少奇此人也是非常激进的要求和国民党冲突派。稍后的半塔集战斗，新四军击溃了国军部队，占领了安徽定远，随即任命共产党员魏文伯为县长。魏怕国民政府不承认，自己县长坐不稳，向刘少奇表示不想干。
刘少奇发怒说：你要谁承认？党承认你，人民承认你就行。
1939年12月中旬，刘少奇在新占领的安徽定远县召开中原局三次扩大会议，彻底确定新四军务必北上争夺苏北苏中的战略。
会议认为豫皖苏边新四军向西发展将受到国军势力较大的一、五战区限制，北上华北、南渡长江都难以打开局面，只有东面的苏北苏中物产丰富，韩德勤势力薄弱、孤立无援且内部矛盾重重，适于建立新四军战略根据地。
对于这一点，蒋介石是心知肚明的。在1939年11月1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共党只跋扈嚣张，全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趁机扩张势力，今后必益加甚。叛乱之期，当不在远。
对于这一点，国民党高层也有共识。在1939年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中写道：共党问题之症结，目前不在于陕北几个县，而在共党应有共赴国难宣言之诚意及服从中央命令，执行国家法令，实行三民主义，彻底取消一切特殊化之行为与组织，而不自居于整个国家体制之外。
这里就要说一说江苏省。
江苏省很有特点，它的南部和浙江北部比较类似，都是江南水乡，物产丰富，地方富裕，自然条件好。这里的苏州，南京自古以来都是全国最富裕的地方，上海在这200、300年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城市。
但江苏省中部扬州，南通，泰州，相比苏南一定的不同，主要是自然条件差了一些，但还是可以的，人口密集，属于中国中等发达的地方。
江苏省北部则不同，北部和苏中苏南有很大区别，包括自然条件，人文，经济等等。苏北自古以来不发达，而且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在全国也属于经济中流甚至不发达地区。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日军对于江苏这三块地方的态度也不同。
日军重兵驻扎在苏南，因为苏南具有极大的政治经济意义，但苏中政治经济意义都不大，仅有数量不多的日军驻扎，后期减少到在扬州，高邮，泰州的日军独立混成12旅团3000多人，另有伪军5000人，对付韩德勤的89军1万多人。
苏北一穷二白，毫无政治经济意义，则干脆没有什么日军。只有一个师团驻扎在徐州，但徐州是苏鲁皖交界处，这三省都有国军大量部队，所以这个师团根本无法移动，只能原地驻防。
换句话说，此处的日伪力量薄弱。
所以，显然苏中苏北才是适合新四军发展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此处的国军力量也有限。当时苏鲁战区副司令兼任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在苏中苏北，不过韩部的兵力有限。韩部主要是李守维89军，89军属于国军中战斗力较差的部队，由一部分西北军和韩德勤的江苏保安团和警察部队编组起来的。
其中主力就是6个团的江苏省保安团，众所周知，保安团是属于非正规军，战斗力是有限的。
韩部倒是坚决抗战的部队，这一点即使是新四军也不质疑。
因为新四军和韩德勤是老冤家，事后大肆对其攻击，但攻击来攻击去，却从没说韩德勤勾结日寇，这一点是没法硬栽赃的。
在淞沪会战之后，在苏南多次和日军交手，退到苏中和苏北以后，也给鬼子造成很多麻烦。
在徐州会战中，89军也曾经大规模参战，阻击日军。白崇禧在其回忆录中曾评价：五战区于徐州会战时，韩德勤为江苏省主席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保有苏北、皖东以至运河以及通海公路（南通海州）之北端，且迭次向津浦路南端游击，减轻我第五战区之特别威胁，于台儿庄之胜利有间接之贡献。
武汉会战期间，韩德勤也奉命发动反攻，牵制江苏的日军。
1938年7月，韩德勤乘101师团南下参加武汉会战的机会，反攻占领阜宁、盐城、东台。
1938年8月29日，韩德勤指挥所部57军111师及89军两个团反攻徐州。战斗中，国军一度攻入徐州西关，占领部分城区。虽然最后并未能攻下徐州，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军兵力。
蒋介石复电韩德勤：该军忠勇抗战，殊堪嘉赏，仍望继续努力，奋勇杀贼，牵制敌之后方，使对武汉会战有利，厥功至伟。
韩德勤和日寇在苏北反复拉锯，诸如：1938年5月、7月，日军数次进犯睢宁，均被韩德勤部击退。11月，日军集结津浦南段所部，攻陷泗县后，配以飞机坦克，再攻睢宁，韩部激烈抵抗一昼夜后撤退，11月15日睢宁陷落。随后，日军以北川联队，附飞机六架，坦克一连，进犯宿迁。宿迁保卫战中，国军第8军游击第3总队总队长胡文臣，198团团长刘振黄、团副吴绍文壮烈殉国，守城部队大部牺牲。宿迁失守后，韩德勤数次派112师反攻宿迁，然均未成功，韩德勤只得指挥所部转入防御。
国军冬季攻势中的苏北反击战
1939年10月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部署1939年底对日全面反击（史称冬季攻势），准备以军委会直辖之整训部队和第二、三、五、九战区担任主攻，其他战区担任辅攻。1939年11底至1940年初，苏北韩德勤部奉命向淮阴、宝应等地展开主动反击作战，作战十余次，歼敌数千人。
1939年1月，国府军委会为开展敌后游击战，设置了冀察战区和鲁苏战区两个敌后游击战区。其中鲁苏战区的辖区为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老黄河以南，战区总司令为于学忠，副总司令为韩德勤、沈鸿烈。
因鲁南和苏北不便统一指挥，在顾祝同的建议下，1939年4月军委会于苏北成立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驻兴化），由韩专门负责鲁苏战区的苏北事务。
1939年10月，顾祝同辞去江苏省主席的兼职，韩德勤正式担任江苏省主席，并兼省保安司令。
表面上，韩德勤的兵力不弱，除了89军以外，包括江苏省10个保安旅、6个区保安司令部、1个税警总队，共7万人。
这里面，仅有89军属于正规军，总兵力不过1万多人。
除此以外，均是非正规军，战斗力是相当低劣的，且各怀鬼胎。
苏北的各派系军队中，除了89军就是第8军游击队（税警总队）和李明扬李长江指挥的游击部队（二李部队）相对比较有战斗力。
李明扬、李长江下辖7个支队及苏北保安团一部，后来扩充为8个纵队、2个独立支队和1个独立团，近2万人，但战斗力有限，更有二心。他们表面上听命于韩德勤，实际都是地方实力派，貌合神离，矛盾重重。
陈泰运的第8军游击队（税警总队）也是如此，他们实力较弱，仅有3000多人，而且由于和韩德勤内讧，导致第一任司令曾锡珪被蒋介石撤职。
因为这三个家伙是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割据一方，韩德勤作为江苏省主席和苏鲁战区副司令，曾经试图利用军事和政治手段解决他们，却并没有成功。
三个家伙对韩从此有戒心，双方实际上是敌人。
这样一来，二李和陈部其实都靠不住，韩德勤剩下的部队不过3万多人，兵力似乎不少，战斗力不值得一提。他们多为江苏本地征召的壮丁临时编组起来，武器装备低劣，士兵也没有训练，只能保境安民而已。
这样说来，韩德勤真正的部队仅有89军，下辖2个师又1个独立旅，约1万多人。
而当时新四军可以使用的兵力有至少7000人，期间中坚骨干都是有至少5年作战经验的老红军，远非89军的地方保安团和警察可以相比的。所以新四军总体战斗力并不弱于韩德勤，只要战术得法，不难对付他。
再加上当时八路军已经进入鲁南和安徽，他们随时可以南下支援新四军。八路军兵力强大，当时已经有至少20万正规军的规模，韩德勤那1万人枪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所以可以说新四军是稳操胜券的。
相反，韩德勤孤悬敌后，四面都是敌人，难以得到其他国军强力部队支持，根本无法和新四军相比。
而且，由于韩德勤坚持抗日，日军对其发动过多次大规模围剿，导致韩部损失惨重，逐渐消耗。
日军卜号作战（1939年2月26日至1939年3月16日），以第21师团一部、第5师团一部、第114师团一部，并在华中派遣军一部和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配合下猛攻淮阴、海州等重镇为中心的区域，压缩苏北敌后国军的活动区域。
经过苦战，日军在20日内占领了淮阴、涟水、阜宁、海州等城镇，并不时发起对韩军的扫荡。经日军打击，苏北国军丢失苏北北部，韩德勤率江苏省政府迁至兴化。此后苏北国军仍控制运河中段区域，开展游击战袭扰日军。
1939年10月的扫荡作战
日军以尾崎旅团，15师团，21师团兵分三路，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分进合击苏北国军。国军的阻击和袭扰给日军造成一定的伤亡，并收复了部分失地。是役日军打通运河和通海公路，但国军依旧控制两侧广大地区，继续游击。
老萨说史153：皖南事变，黄桥的枪声-上(5/6)
1940年5月的日军扫荡和韩部的反扫荡
1940年初，苏北春旱严重，兴化境内大河只有中央深处有水，小河小港则完全干涸，水网之地变成陆地，这使得以兴化为中心的韩德勤部失去了抵御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天然屏障。日军趁机兵分两路进攻苏北国军。韩德勤采取避战策略，只留少量部队阻敌，主力于5月20日主动撤离兴化。因为日军孤军深入兵力不足，遂于5 月26日在焚毁兴化县府和各机关后撤离。随后韩部尾随日军又回到兴化。
经过这几战，韩德勤损兵折将，地盘也损失不小，实力大为削弱。而且这些战斗中，二李和陈部大部分都在隔岸观火，坐视日军攻击韩部，并不给予支援。
这也让新四军摸清了他们的底牌。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新四军才决定北上渡过长江，去苏中苏北抢地盘。
其实新四军早有这个意图，早在1939年4月他们就击溃国军一个团，占领扬中，随后1000多人渡过长江占领江都的嘶马、大桥地区作为基地，打开北上的道路。
江都是苏中苏北实力派李明扬的地盘，但李的力量较弱，对付韩德勤尚且艰难，无力和新四军作对。双方很快达成默契，没有继续火拼。
自然，在当时来说，新四军属于第3战区管辖，如果没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就擅自调动，属于抗命和叛乱，在以前就可以包围消灭了。
可是此时顾祝同无力控制新四军，只好眼睁睁的看着新四军控制苏南和苏中的交通枢纽扬中，随后大举渡过长江。
到了1940年，新四军已经有大量部队渡过长江，深入苏中和苏北，准备抢夺韩德勤的地盘。
同时，皖东的新四军也继续东进，试图和江南的新四军从两个方向夹击韩部。更要命的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八路军总部指令，1940年5月冀鲁豫根据地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第344旅、新编第2旅及教导营干部共约1.2万人南下，分两个梯队先后来到安徽涡阳地区。
活跃于鲁西南地区的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939年5月南下至徐州以南、灵璧以北地区，展开游击战。
而后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之一部南下邳县、睢宁、铜山一带。
这样一来，韩德勤的东部是大海，而南部，西部，北部都是中共军队，其中尤以南部和北部敌人力量最强。
韩部三面受敌，非常不利，几乎是难逃一劫了。
对于新四军和八路军对韩德勤的优势，毛泽东最为了解，也最为急迫的看到中共武装彻底控制苏中苏北。
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大家可以看到，毛泽东说的是多么大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不要说远远超过新四军八路军作战区域十倍有余，更几乎涵盖了河南，江苏，安徽三省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其面积基本就是一个完整的省了。
而且，毛泽东还限定1年之内办到，显然是非常急迫了。
对于新四军是否北上，以及是否和国军交火，决裂，新四军内部还是不统一的。
之前东进就引起内部很多官兵不满，好在新四军宣传东进是为了打鬼子，也勉强可以解释的通，毕竟这一带鬼子众多。
可是，谁都知道，苏中苏北地区日伪军力量薄弱，又是国军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控制区，你北上去打谁？
很多新四军官兵认为，新四军也是国军，韩德勤是国军，大家共同的敌人是日寇，不应该中国人打中国人。
由此，新四军内部也曾出现严重问题，并且出现了第4支队队长高敬亭被杀的重大事件。
高敬亭率领第4支队在皖中转战1年多，随后又开入皖东，占据了很多地盘，也扩大了第4支队的实力。安徽省主席，第21集团军司令廖磊当时和中共关系还不错，却也对高部肆意妄为非常不满。
第4支队的活动，也超越了自己的区域，新四军和国军多次发生冲突。此处国军兵力不弱，而且主要是战斗力强悍的桂军，不容易对付，所以新四军开始比较低调。
新四军派张云逸同廖磊谈判，最终谈妥了第4支队的活动区域。
高敬亭在皖东大别山地区飞速发展，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但次年4月，国军敌后力量桂系进入皖东地区，大大充实了此处国军敌后力量。新四军为了保证自己在皖东的控制权，命令高敬亭立即让主力离开大别山的根据地，全力突入皖东更广阔的地区。
高作为一线指挥官，却认为如果此时大举进入皖东，无异于和国军全面开战，况且辛苦建立的大别山根据地也会丢失。
所以高敬亭一度按兵不动，项英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恼怒之下派张云逸和叶挺亲自率部赶到皖东。
知道这两人来者不善，惶恐之下，第4支队第7团团长杨克志，政治委员曹玉福率部投靠国军。
高敬亭此时倒是遵从了新四军命令，在6月4日率领第4支队全部开入皖东，没有像杨曹两人一样投奔国军。
没想到，几天后叶挺和张云逸就开始斗争高敬亭，当天高就被逮捕，6月24日高敬亭以违抗军令罪被枪决。
高作为新四军4个支队中的一个支队长，已经是最高层的军官，却也这样被杀，说明了很多问题。
在对于和国军的关系上，新四军不允许部下有任何犹豫，高敬亭不服从命令就是死路一条。而高的部下投敌，也代表高和国军关系较好，有动摇分子的嫌疑。
于是，这个率部在鄂豫皖苏区敌后苦苦坚持3年多，九死一生为红军保留下2000多官兵的高敬亭就这样死了。
高被处决后，徐海东继任他的支队长职务，徐海东是绝对听从中央命令的老红军将领，全家65口都被地主还乡团杀害。徐对国军恨之入骨，他的忠诚度毫无问题。
事实证明，杀高敬亭没有道理，反而让国军方面非常高兴。1977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正式为高敬亭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不过，这件事和项英没关系，项英并不认为高有什么大错，部下叛变跟他没有关系，所以主张对高免职处分，绝对没有想过枪决，这是叶挺的主张。
高敬亭被枪毙的消息传到新四军指挥部，根据李一氓回忆，项英大感震惊和意外。
杀了高敬亭后，第4支队和它衍生出来的第5支队大举开入皖东，果然遭到此处国军的拦截。国军认为新四军擅自进入皖东属于叛乱，而且有明显继续侵犯苏北的意图，立即调集部队进行拦截。双方接连发生了定远，半塔战役，新四军虽然最终都获胜，却让自己在舆论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步。
而且从抗战全局考虑，新四军此举对于日寇其实是有帮助作用的，因为皖东国共内讧，日军压力就大为减轻。
于此同时，1938年9月30日，中共河南省委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组建的游击支队（由彭雪枫指挥）东征，11月11日抵达西华县杜岗镇，与原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一部及肖望东率领的先遣大队会师，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随后继续东进，初创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皖东北和江苏邳县、睢宁、铜山等地的工作。该部1940年2月正式改称为新四军第6支队，辖3个团和4个总队。
这股部队到达这里，也是为了对付韩德勤而增强实力的。
果然，1940年8月，新四军第6支队（欠第4总队）与八路军第二纵队第344旅（欠第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随后新四军第6支队中的第4总队与南下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二纵队新2旅及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
由此，八路军和新四军靠拢，力量就极大的增强了，其实这个时候韩德勤早已不是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对手了。
决战黄桥，一战解决韩德勤
起先韩德勤对新四军是警惕的，却没有太在意，因为当时新四军还没有靠近他的地盘。
随着新四军第1，2支队占领长江要道扬中，打开了往北的道路，韩德勤才感到了一定的威胁。不过，从扬中开赴到苏北的新四军，开始始终在江都一线徘徊，这里并不是韩德勤的地盘，而且新四军只有2000多人，威胁尚且不大。
稍后，皖东新四军向苏北突击，并且有1000多人的苏皖支队进入江苏中部的扬州，仪征，六和一带，这才让韩德勤感到直接威胁。
韩德勤的本意是立即出兵击退新四军，保住自己的地盘，但蒋介石出于全局考虑，并没有同意。
针对中共部队在山东、华中发展，以及与国军的大规模冲突，国府军委会军令部于1940年3月22日拟定了《关于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南异党军队的指导方案》，计划由李品仙、韩德勤部进入淮河南北，将违令进入该地区中共军队压迫到长江以南或伺机歼灭，以截断新四军与18集团军之南北联系。
蒋介石对八路军南下保持高度警惕，但不赞成在抗战时期就和中共产生大规模冲突，只倾向小规模各个击破，于是修改方案，密令韩德勤密着选编纪律严明、政治知识充实之众为机动小部队，各配属以优秀政工人员，派员统一指挥，预为充分之准备，先肃清运河以东之伪军伪组织后，相机迅速进入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与李兼总司令部队协力将伪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务截断南北伪军之连系。并侧重政治工作
于是韩德勤只得对皖东新四军第八支队领导机关驻地半塔集发动攻击，目的是警告新四军，迫使苏皖支队离开江苏境内。
不过这一战也没有打赢，新四军很快出动主力支援，韩德勤随后退兵。
此战以后，中南局领袖刘少奇，中共领袖毛泽东，以及一线的陈毅基本得出一致意见，就是：如果新四军想要控制苏中苏北，就必须歼灭韩德勤部。
因为韩德勤的部队在当地驻扎已久，又有1万多的兵力，如果仅仅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或者通过小规模战斗小打小闹，是无法动摇他的。
由此，毛泽东做出了一系列的命令和部署，其根本宗旨就是打垮韩德勤，抢夺苏中苏北的地盘。
1940年4月5日，毛泽东于《发展华中根据地的部署》中认为：华北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蒋介石企图划定华北为我两军（新四军、八路军）防区，我之斗争艰苦，不入华中（国军防区）不能生存。
1940年4月15日，毛泽东、王稼祥电令刘少奇、项英：八路军第115师彭明治、吴法宪支队约一万二千人，不日从鲁苏边出动，向北前进，估计约三个星期内外可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德勤。
1940 年5月4日，毛泽东再次就新四军发展和敌后游击战争做出指示，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内容有：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
新四军一线指挥官陈毅接到第二个五四指示后，于5月13日召开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
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新四军兵力部署问题致电项英陈毅，其中内容有速令叶飞在（长江）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反对。
1940年5月8日，刘少奇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各部队，提出江北反顽行动部署意见：继续打击李品仙，打击桂系；叶飞部应在江苏高邮、兴化、泰县一带积极活动，打击敌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如韩德勤来攻，坚决消灭之。
同日，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先向省韩（指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下手。新四军占据郭村、进逼泰州，分化李明扬。
既然毛泽东已经下令，其他都好办，新四军决定集中主力歼灭韩德勤部。
为了此战，新四军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他们先是一一拜访地方实力派两李一陈，试图让他们保持中立，随后调动所有主力北上，作战前部署。最后黄克诚的上万八路军也高速南下，准备南北夹击韩德勤。
对于二李，早在1939年开始，陈毅就亲自去拜访过他们。11月，新四军又主动帮助二李运送了13万子弹，陈毅第二次拜访两人。
即使这样，也不够，还要通过武力威慑。
1940年5月新四军在江都部队遭受日伪军扫荡。新四军不敢应战，放弃江都逃到泰州西北的郭村。
这下，就属于上门欺负了，郭村是二李的地盘。
但此时二李还是克制的，新四军占领郭村以后宣称是借驻几天，二李也就同意。没想到新四军驻扎在郭村超过1个月也不离开，完全是刘备借荆州的意思，二李认为新四军摆明了抢地盘，开始恼羞成怒了。
二李随后出动部队驱赶，新四军毫不客气，调动主力歼灭了李部2000多人，俘虏700多人，随后表示要求合作。
李明扬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军人，他自然明白新四军的意思。李向蒋介石汇报情况，要求蒋给予支援，解决新四军问题。
蒋却认为新四军和八路军问题必须通盘考虑，当时他还在协调，所以劝告李明扬暂时忍耐。
自1940年开始，华北八路军大规模打击国军敌后力量。
1940年3月，八路军115师集中13个团主力发动磁武涉林战役，将河北境内国军敌后正规军第97军朱怀冰部几乎全歼。朱部伤亡殆尽，由此河北省境内的国军其他力量无法和八路军正面抗衡。
八路军一战歼灭国军一个军，这也是天大的事情，国民政府方面极为震怒。
1940年5月，蒋介石为了避免继续内讧，考虑了新的方案。本来八路军只能在山西省作战，新四军只能在苏南，皖南一部地区作战。
此时蒋介石决定作出退让，允许八路军和新四军应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指自山西介休、平遥、太谷、长治，河北邯郸、馆陶，到山东齐河以北）之冀察两省和晋东南及冀鲁交界区域。
取消冀察战区，把河北，察哈尔及其山东境内黄河以北地区并入第二战区。
虽然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仍然是阎锡山，副司令长官朱德主管河北，察哈尔，山东黄河以北和山西北部，实际上就是承认了中共对这些区域的控制权。
自然，在行政上蒋介石有所保留，河北和察哈尔省的主席必须由国民政府任命，但朱德可以保荐三到五人做省府委员，允许中共人士直接参加政府管理。
其实，这些所谓的主席如果没有兵权，自然不可能站得稳，实际行政权力仍然是中共的。
这样一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地盘就已经扩展到两个完整的省，还有山西，山东一部地区，实际上已经超过其他一个战区的面积，算是足够大了。
自然，蒋介石还有些附带的要求，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全部开到华北朱德管理的区域，新四军不再独立作战，归属八路军管辖，所有开拔务必在1个月内完成。
老萨说史153：皖南事变，黄桥的枪声-上(6/6)
黄桥战役新四军用尽全部主力和所有武器，图为战前新四军的迫击炮部队。
此后，中共不得在原住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都是在地方上拉自己队伍的机构），不得变更名义留置部队或者武器弹药于原地，更不得借抗日民众力量为掩护，秘密武装，留在原地活动，以免惹起地方纠纷。
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外，一律不允许再有18集团军及新四军名义之部队。
还有，八路军新四军到华北自己区域以后，非有国民政府命令，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线外。
显然，以上的命令，就是让你八路军踏踏实实的在河北，察哈尔，山西北部和山东北部呆着，不要再在全国各地拉部队，搞根据地，抢地盘，自己大部队也不能随便再向其他地区扩张。
对于中共的部队上，国民政府也做了很大的让步，允许它拥有3个军，6个师，5个补充团，这样八路军正规军规模就有20万，相比抗战之前4万人，增加了5倍。
而新四军则保持2个整理师，人数为1万6000多人。
要知道，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虽然有一定力量，终究不过几十万人而已，而且都是游击队武装。
而蒋介石拥有400万正规军，其实根本是不怕他们的。
至于为什么这样做，是想通过外交手段做出让步，遏制中共和国军必然要进行的大规模火拼。
一旦出现火拼，无论谁胜谁负，都会让日伪渔翁得利，更会损坏中华民国在列强中的地位，让抗战陷入困境。
其实就蒋介石而言，此次他已经做出了最大让步，如果新四军八路军还有一点抗日的诚意，一定会同意。
如果真正这样划分，那么国军和共军各在自己的区域内，不可能发生正面直接的冲突，内讧问题也就解决了。
遗憾的是，毛泽东此时的目标是将整个华北和华中都作为自己的地盘，又怎么可能同意蒋介石的最大让步。更何况当时中共力量已经在华北渗透入河北，山东，绥远，山西，察哈尔五省，又怎么可能随意的放弃，将部队调到2个省又2个半省呢？
7月16日，经蒋介石批准后，国民党谈判代表正式拟就《中央提示案》，并于21日送达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手中。果然，中共方面立即认为这一区域过于狭窄，拒绝并讨价还价，要求扩大区域。
当时双方正在激烈谈判，所以蒋介石命令李明扬暂时按兵不动，固守待援。
见蒋介石不帮忙，老军阀李明扬只好自保。他只有1万多人的武装，结果一战被新四军打掉了3000人，伤了元气。
怕是这样再打几次，李部就要完蛋。
李见新四军势大，对付不了，只得同意合作。
二李答应允许新四军借道东进，并表示在新四军以后与韩德勤的摩擦中保持中立，同时新四军答应东进后将每月税收达5万元的吴家桥地区让给二李，送了一份厚礼。
从此，二李不再是韩德勤一方的，而是保持中立。
1940年6月，陈毅率领指挥部渡江北上，做战前最后准备。到了7月，新四军江南主力全部渡江北上，又与新四军挺进支队、苏皖支队会师。当时江北的新四军已经有3个纵队共9个团，7000多人。
集结完毕以后，毛泽东下达了正式作战命令。
1940年7月12日，毛泽东下令：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
1940年7月25日，粟裕指挥新四军一举占领了韩德勤控制的黄桥。本来黄桥的韩德勤部和新四军之前还有二李的部队，没想到此次二李居然放新四军通过自己的境内，导致韩部黄桥守军猝不及防，全线崩溃。新四军一举击溃韩德勤部保安第4旅2个团，又把陈泰运的税警总团2个团击溃。
黄桥虽小，却是一个交通要道，历史上素有北分淮倭，南接江潮的水上枢纽之称，是靖江，如皋，泰兴，泰县四地的交通枢纽。谁占领黄桥，谁就可以有效控制这四个县城，所以，韩德勤绝对不可能放弃黄桥不管。
果然，新四军陆续占领了韩德勤的黄桥、营溪、蒋剁、古溪等地盘，又继续乘胜攻取靖江东北之孤山、季家市、西来镇等据点，建立起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就这样新四军还不满足，继续推进占领泰兴、泰县、靖江、如皋等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这块地盘就相当不小了，当时中央任命陈毅为这一区域总负责人，陈毅开玩笑说他是小国之君。其实这个地方人口众多，物产也比较丰富，真正的是一个小国了。
这样一来，新四军已经毫不客气的一刀砍在了韩德勤的头上。
如果说之前进攻郭村，韩德勤还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黄桥却是韩德勤地盘的核心区域之一，怎么也不能放弃。只是韩德勤不知道新四军的虚实，所以开始并没有敢于造次，先是在1940年9月4日派小股兵力试探性的进入营溪，但几天后就被新四军反攻夺回。
韩德勤认为新四军力量不弱，最好不要用军事手段对付，大家能够相持最好，所以暂时按兵不动。
没想到，新四军却不客气。
9月16日，新四军主动进攻，猛攻韩德勤的又一个核心地盘姜堰，次日即攻陷该城，韩德勤部2000人又被歼灭。
此时，全国舆论对新四军已经非常不好了。
当时包括中立人士，一致指责新四军破坏抗战，具体为：
1. 新四军违抗军令，越出划定的皖南、苏南作战区域，向苏北、皖中等地流窜，且擅自增编第五、第六支队等部队；
2. 新四军违抗政令，在敌后各地另行组织地方政府、划定政区、规定税率；
3. 新四军在作战中游而不击；新四军在敌后以报纸、杂志与集会等形式，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诋毁政府；
4. 新四军在敌后收缴民枪、袭击国军、驱逐或杀害政府委派之干部；
5. 新四军战地工作团长朱克靖经常出入泰县城，联络、策动鲁苏战区苏北第2游击区总指挥李明扬拥兵自重，对抗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及其所率之李守维89军、翁达的独立第6旅；
6. 新四军从苏南、皖东、豫东与鲁南八路军向苏北进军的企图，已日渐明显等等。
7. 新四军主动攻击苏北的国军主力韩德勤部。
虽然舆论一边倒，但毕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舆论在机关枪面前顶个屁用。
到了这个地步，韩德勤如果置之不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被赶出苏中苏北。
只是，韩德勤自然也知道苏北的主动权现在已经控制在新四军手中，他的力量是薄弱的。
可是，事已至此，如果不打，等到新四军一点点的蚕食掉他的地盘，到时候怕是投降都没有资格。
鉴于此，韩德勤准备乘着新四军立足苏北不久，集中主力和其决战，将其赶出自己的地盘。
对于自己的劣势，韩德勤非常明白，他电告蒋介石：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决率基本部队为主义为国家奋斗到底。
于此同时，他向全国公布：中共军队借抗战的美名，曲解主义，阻碍抗战，劫夺民财，实行赤化。此辈心中实无祖国，人兽之分，亦几希矣。
所以9月30日韩德勤调遣全部主力，从泰州，海安出发，大举进攻黄桥，试图驱赶新四军离开他的地盘。
此举，正中新四军下怀。
当时新四军已经集中7000多主力在这一线，由于姜堰对于作战不利，新四军还主动放弃该城南撤。
此次韩德勤虽然有3万人，但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等近1万多人均和新四军达成默契，不会给予必要的支持。
而韩德勤并不知道这一点，由于认为己方力量占有绝对优势，所以他将自己89军仅有的1万多人分散使用，分三路包抄新四军。
这样一来，失败也就是必然的。
粟裕亲临黄桥前线指挥战役，陈毅在黄桥以西约20公里的严徐庄总领全局。
粟裕这个人是中共四大名将之一，排名仅仅在林彪，彭德怀之后。粟裕几乎是一个人打赢了淮海战役，期间他的华野是绝对的主力，刘伯承的中野只是打酱油的。
粟裕一生负伤六次，身经百战，最擅长的就是连续作战，集中优势兵力短时间内吃掉敌人优势兵力。红军历史上最经典的一些歼灭战，就是粟裕的杰作。
韩德勤分散兵力的错误，正好是粟裕发挥威力的最好时刻。
所以，粟裕立即集中7000多主力，首先猛攻最前面的翁达独立第六旅。
这个旅装备不错，有一些崭新的中正式步枪和捷克式轻机枪，平时军容很好，被称为梅兰芳旅。外表光鲜，毕竟这是打仗，不是拍戏，该旅仅有3000多人，实力单薄。
本来理论上独立第六旅是很安全的，因为他的左右应该有二李，陈运泰的部队掩护，就算他们打不赢，至少也能预警，独立第六旅会有机会应对。
此次二李和陈运泰根本就坐视不理，放新四军从自己阵地前经过，导致独立第六旅仓促之中遭遇伏击。
在新四军一倍兵力猛攻下，翁达旅长勉强指挥部队退守到三个小村庄中死守。
这三个村庄无险可守，独立第六旅苦苦坚持3个小时全军崩溃。
黄埔四期生翁达中将，在兵败后，开枪自杀身亡。
在歼灭独立旅的同时，89军33师已经攻占了黄桥一部，稍后又被新四军围攻。
33师战斗力本来就一般，却也非常顽强。在新四军优势兵力围攻下苦战数小时，期间33师还组织敢死队持大刀反攻，但最终还是崩溃，33师师长孙启人被俘。
歼灭了独立第六旅和33师以后，89军已经伤亡大半，远远不是新四军的对手了。
果然，新四军在次日集中兵力，重击89军余部，将其大部歼灭。
混战中，89军军长李守维中弹坠河身亡，这个李守维也是中将军衔。
黄桥战役，韩德勤部国军惨败，但还是比较顽强的。陈毅回忆：89军和此前的独立第六旅极为顽强，死不缴枪，挖枪眼攀登屋顶，顽固抵抗拼刺刀七八次，黄桥之战实属空前恶战。
不过顽强也没什么用，最终的胜利者是新四军。
黄桥战役也就这样结束了，作为右翼的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等近1万多人由于和新四军已经有默契，在89军被痛击的时候，虽然近在咫尺也绝对不救。
由此一来，89军自然伤亡惨重，损失了12个团，保安第十六旅全部，保安第三旅、保安第五旅各一个团，共计一万一千余人。
新四军乘胜追击，占领了海安、东台等地并重占姜堰，韩德勤率领残部狼狈退往兴化。
黄桥一战，新四军打的很漂亮，几乎把韩德勤的主力全部歼灭。虽然新四军自己也伤亡2000人，其中战死的有900多人，伤亡占参战总数的四分之一，却还是很值得的。
韩部由此元气大伤，仅剩1万多残兵败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战斗力极弱的地方保安部队，根本无法再和新四军抗衡。
随后没有多久，韩德勤就被新四军彻底解决，苏中苏北也就成为新四军的地盘。
粟裕回忆：黄桥决战胜利，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我方的军事实力已超过国民党军，仅弱于日伪军，在苏北战场居第二位，并且控制了黄桥以北经海安到盐城数百里范围内的几乎全部城镇，随即又打开了(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的局面。
只是，军事的胜利却并不意味着所有领域的胜利。
黄桥战役在当时的中国，无异于是惊天巨炮。诚然，当时华北八路军也对国军敌后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先后歼灭朱怀冰，石友三，张荫梧，孙殿英部近10万之众。但这些部队中除了朱怀冰以外，都属于非中央嫡系的武装力量，而且华北局势复杂，还可以给他们扣上勾结日寇的帽子。
而此次黄桥战役，89军作为中央军嫡系部队，居然一战被新四军全歼，还阵亡了军长李守维，还有翁达中将，这可就是天大的事情。
在当时抗战进行了5年，战斗无比惨烈，却也只有2个军长，也就是郝梦龄，陈安保殉国。此次黄桥战役，新四军干掉了国军1个军长，造成两个中将死亡，这绝对是天大的事情。
蒋介石对此自然是极为震怒，本来双方正在商讨停止内讧的细节，没想到新四军却一举歼灭苏北国军主力，独霸苏北，这就是公然的挑衅和反叛了。
10月19日，国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长白崇禧联名致电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即皓电），语气极为强烈的指责八路军新四军：
1，不守战区范围自由出动；
2，不遵编制，各部自由扩充；
3，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
4，不打日人，专事吞并友军。
随后，他们下命令18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本地境内（即旧黄河河道以北之冀察两省和晋东北及冀鲁交界地区）。为配合这一最后通牒式的命令，国府停发了18集团军和新四军的军饷。
其实此战中，还有很多花絮。
日伪在苏中力量不强，主要占领一些大城市拱卫苏南而已，黄桥一向在韩德勤控制下。
黄桥战役打响以后，泰兴县城的日寇听到整天的枪声，误以为国军出兵进攻他们，慌忙集结部队出城迎战。哪知道却看到同为中国人的国军和新四军在黄桥一线拼死厮杀，战斗无比激烈。
日军于是按兵不动，等到黄桥战役结束后，才回到泰兴，并没有乘虚进攻。
期间，一些日军官兵还高兴的朝天开枪，跳舞，大笑。一个小队长还说：中国人快自相残杀吧，杀的越多越好，这样我们的东亚圣战很快就要结束了。
黄桥在韩德勤手中控制了3年之久，都没有被日军占领，新四军花费了很大的代价血战占领黄桥，却没有控制多久。
2个多月后，日伪军出兵攻击黄桥，新四军未经过激战就放弃了该地。这样，日伪军在随后的5年后，都在黄桥开心的吃着黄桥烧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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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共伪政权黄桥战役的真相。
想当年，该黄桥战役还被写入我们中学的教科书被歌颂。
还记得当年的教科书上有所谓的民谣：
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
放着鬼子他不打,专门欺负老百姓。
那么，韩德勤是否真的像中共伪政权所描述那样，不打鬼子呢？
连中共伪政权的凤凰卫视都说他：
功在国家、民族的抗日将领
抗战期间，韩德勤担任第24集团军副总司令兼89军军长。89军从此成为韩德勤最重要的资本。后又代理江苏省主席，担负保卫桑梓的重任。
参与徐州会战徐州空前惨烈，日军华中派遣军北上，意欲与主战场的华北派遣军会师，合击中国军队。韩德勤指挥的二十四集团军在阜宁、宝应、高邮、南通、如皋、东台等地展开激战，成功阻击了北进之敌。白崇禧后来在回忆录中评价道：五战区于徐州会战时，韩德勤为江苏省主席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保有苏北、皖东以至运河以及通海公路（南通海州）之北端，且迭次向津浦路南端游击，减轻我第五战区之特别威胁，于台儿庄之胜利有间接之贡献。
策应武汉会战日军虽然占领了徐州，但韩德勤的部队还保有战斗力，分布在苏北广饶的土地上，时时反击日军，策应武汉会战。其中最有名就是宿迁保卫战，可用惊天地泣鬼神来形容。
当时驻守宿迁的是国军89军33师198团，198团长刘振璜是宿迁刘圩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
1938年11月20日，日军分兵四路直逼宿迁县城，对县城形成包围圈。198团守军没有重武器还击，仅凭工事坚守，援军又久久未至，全团终于不敌，刘振璜与副团长吴绍文同时牺牲。而驻扎在宿迁的另一支由两淮盐警大队改编的游击纵队第3总队亦参加了保卫战，总队长胡文臣战死。宿迁县城沦陷。
敌后六年游击战1939年是韩德勤与他的极为艰难的一年，是年2月，日军调集第21、第5、第21三个师团，大举进攻游击区，并出动飞机轰炸韩德勤部队所驻扎的睢宁、宿迁、沭阳、淮阴等地。韩德勤和他的省政府机关差点被日军合围消灭。但韩部依然能抓住一切机会反攻，1939年冬季，曾一度收复被占领的江都、高邮县城。
在韩德勤部和日军厮杀之际，新四军派部队悄然渡过长江，向江北发展，于是和韩德勤部产生了冲突。1940年9月底，兄弟阋于墙，新四军和韩德勤部爆发了黄桥之战。
黄桥战役后，主力丧失殆尽的韩德勤处境更为艰险，日军更加大了扫荡的力度。江苏省政府驻地兴化很快陷落，韩德勤所能控制的只剩下盐城、阜宁、淮安、宝应四个县的部分地区，四面被封锁，弹药难以补充，粮食供养不上。韩德勤的部队一直坚持到1944年。年底，韩德勤调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前往驻地安徽，离开了苏北。从此，永远地离开了他为之热爱的故乡，成为漂泊在外的游子。
中共伪政权新四军打败韩德勤部后，又有所谓的民谣唱道：
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烧饼慰劳忙。烧饼要用热火烤，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
并说，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苏北抗日战争根据地传唱最广的一首歌，《黄桥烧饼歌》
《黄桥烧饼歌》是由李增援作词、章枚作曲的抗战歌曲，1940年创作于江苏泰州黄桥镇。
所以，现在大家应该明白，我们当时学的所谓民谣，还有《黄桥烧饼歌》，其实都是中共伪政权新四军里面的宣传人员编的。
李增援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新四军- -师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等职。
章枚（19121995），广东新会人，原名苏寿彭。著名作曲家。1940年参加新四军，曾任新四军第3鲁艺工作团教授、新安旅行团音乐教员、华东军区文工团第三团团长、军区政治部文艺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音乐协会上海分会主席、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编译室主任、外国文艺研究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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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文章至少还说了一点实话，是中共伪政权奉党中央、毛泽东之命，一举占领了黄桥。而不是动不动就说是韩德勤进攻新四军。
黄桥镇是国军防区。
读了当时经历过黄桥战役的苏北国军女兵的回忆录，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抗战时期，国军对各大战区，都是划分防区的，防区丢失，守卫该防区的长官就有责。防区丢失，抗战司令部会追责。也因此，在防区的国军长官，能守住自己的防区就谢天谢地了，根本不会有动力来主动进攻新四军。
他们更不会主动找八路军、新四军打。
那些所谓的顽军、对八路军、新四军猖狂进攻、制造深县惨案这类中共伪政权倒打一耙的手法，我们必须学会辨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