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工作模式无法操作？

日前，有位读者见示一个摘段，有关居延汉简：

沈仲章《历险记》说：“（高本汉、伯希和、马衡、刘复四人）怎样研究呢？木简是存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里，先进行拍照，印出四份来，各人有一份，大家根据照片考释文字，各自研究，如有疑难处，则用通信互相请教，定期交换研究结果和论文。”内行一看就知道这种工作模式无法操作。

附言要求：请问问沈亚明，为什么“这种工作模式无法操作”？

第二天，就接到沈亚明的回答，获允分享于下：

谢谢读者！转来的整个摘段共131个字符，内嵌摘段103个字符——为方便指称，暂拟简称“外摘”“内摘”分别对应。“外摘”起首10个字符，交代“内摘”出处，最后一句是作者自己的评判。

我能就“内摘”部分，提供更原始的资料，提示沈仲章所言的依据，以及实际“操作”的痕迹……诸如此类也恰合我的溯史兴趣。对“外摘”作者的评判，我不是“内行”，不敢说“一看就知道”为什么，但会根据史实，稍稍分析“操作”方法与进程，供提问者思考。

回溯沈仲章所言“工作模式”

据“外摘”起首，“内摘”源自沈仲章《历险记》。我估测，应指一份由口述者、笔录者与整理者三人署名的文章，标题《抢救“居延汉简”历险记》。该文以同一标题几经转载，每次编辑都会删缩修改——不清楚“外摘”作者看到的是哪个版本。

拙著《沈仲章与居延汉简：从北平到天津》（中西书局2023）“引言”解释（大意）：《历险记》的整理者胡绣枫了解沈仲章习性，投稿前若请沈仲章审阅，很可能后者会说需再核证……久久搁置。于是，胡绣枫做主投了稿。首刊之后，沈仲章嘱我代写一份勘误表，不详交给谁，有否被转载版本采用。

拙著“引言”也指出，早在2015年，拙文《沈仲章与居延汉简在北平》（《古今论衡》第28期）已说明，《历险记》刊发前口述者未作最后审阅。希望此后引用者根据述口研究及书目通则，慎重择词。

看来，“外摘”作者还没见到2015年拙文与2023年拙著。

拙著《沈仲章与居延汉简：从北平到天津》所公布的口述笔录稿前部，包含与“内摘”接近的言辞。既然有更原始的资料，摘录于下，作为讨论的基础更合适：

……達成一個協議：這批東西因爲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發現的，是中國的歷史資料，所有權應該屬於中國。發現確是算他們發現，同意他們可以參與研究。因爲他們所提出參加研究的外國學者的確有能力、有水平參加。這不僅是他們自己説，中國人也承認。因爲提出的是兩個大學者，世界公認的漢學家。一個是瑞典人高本漢（Karlgren），一個是法國人伯希和（Pelliot）。這兩人大家佩服。中國方面也出兩個人：一個是劉復（劉半農），一個是馬衡（馬叔平），當時任故宮博物館館長。四位大學者分居東西半球，怎麽研究呢？木簡存放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裏。先進行拍照。照片印出來後，四個人各人有一份。大家根據照片，考釋文字。各自研究，定期交換研究結果的論著。若有一些字還不認識哩，描下來以後再互相請教。

拙著交代了上述言辞（暂拟简称“全摘”）的语境：居延汉简运到北平后，中外双方举行了谈判。沈仲章以翻译兼秘书的身份，参与了谈判——也即在现场。沈仲章作为翻译，他需要听懂外方与中方的原话；而作为秘书，他可能兼有当场速记并事后小结要点等职责。

应该说，沈仲章所言根据他的直接知识，是相当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目前，尚未看到别的中方参与谈判者留下忆述。因此，沈仲章所言也是相当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即便如此，我仍致力寻找佐证。在拙著酝酿期，我接触到一些瑞典方面的史料，能与沈仲章所言互补互证。“全摘”提到的若干具体“工作模式”，最初就是高本汉向赫定提议的。马悦然翻译了其师高本汉相关信件的部分段落，也提到刘半农有信致高本汉。我希望与马悦然拼合核证信息，他表示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原计划是在拙著出版后，另出“补集”，补充这类专题探讨。

以上简述沈仲章所言谈判约定的依据，接下来择取与“工作模式”相关的五个具体环节，探查实际操作的痕迹。须申明，无论上文与下文都仅限提示线索，跟踪探究是个大课题。

1.“先進行拍照”：

1934年刘半农去世前，沈仲章已协助他拍摄简牍照片，但主要精力放在实验。刘半农去世后，沈仲章承担了简牍照相任务。在1937年北平沦陷前，已拍摄了数量可观的照片，并送了一部分样品到上海，筹划出版图册事宜。

1937年7月底日军侵占北平，沈仲章把万余枚原简悉数偷运出北大，装入密封的两个箱子（亚贡方舟）。1938年初，运入香港大学。由沈仲章在港重新整理拍摄全部简牍。1940年夏，拍摄了上万条简影——完成了预计的拍照任务。

2. “照片印出來後，四個人各人有一份”：

中方所摄第一批照片寄给了外方，即“四个人各人有一份”。其后在北平所摄照片，“印出来后”给了马衡，但没寄往海外。应有一套相对齐全的照片，放在北京大学存放简牍的屋子。采用措辞“相对齐全”是因为，为筹划印制图册事宜，曾选出部分样品送往上海。此外，有时沈仲章会把唯一的试样先给马衡或理事会认可的人，准备自己再补拍。

上面略过了刘半农，需补：刘半农是理事会的主心骨，把居延汉简移到北大靠他与校方联系。沈仲章1927年拜师刘天华，关系亲密，早就与刘氏兄弟交往。刘天华将沈仲章推荐给乃兄刘半农，先是从事语言研究。刘半农管事多，忙不过来。沈仲章既能干也不计较报酬，早就开始协助刘半农处理各类事务，包括科考团理事会事务。

刘半农去世后，简牍研究由理事会集体领导。理事会请了四位青年学者（劳榦、贺昌群、向达、余逊），作为马衡的助手，来北大辨识抄录文字。马衡已不在北大任职，主要在家研究。劳、贺、向、余来北大，“各人初步辨認描摹了一部分，準備再由馬衡審校。如果有看不懂、不認識的字，或者是寫錯的字，由馬衡審訂添補出來[”（沈仲章口述笔录，拙著第二章）。

对合作课题有经验者都应明白，偌大的多人项目，应设一个项目经理。但从会议记录看，多位理事自报分管事项，唯缺专人统筹。于是，生性惯于补缺的沈仲章，作为理事会的唯一干事，自动承担了整个项目协调者的职责。再者，“整理（即排比）则为仲章等”（1940年8月25日傅斯年致袁复礼函，并油印同发理事会）。加之沈仲章为了摄影，必须先察看简牍状况，考虑采用何时的技术——他在当时，已是最熟悉全部简牍者之一。

居延汉简是国宝，保管手续严格。除了沈仲章及助手，四位年轻学者每次来，要沈仲章等开门，原则上得在签到簿上签名（估测上面不会有沈仲章的名字，因为他不是访客——该文献现存港大，不妨核查）。沈仲章会告诉各人，该看哪一部分。如果已拍了照片，就让来者“根据照片”研究。如果还没拍照片，他才把存放简牍的抽屉拿出来。

以上是北平整理时期，跳到香港整理时期：

1940年，沈仲章在港完成摄简任务。摄简经费的名义是编印图册，只能印正份与备份两套。为尽早恢复中方中断的识读程序，沈仲章把备份递往内地。众所周知，傅斯年给了劳榦（马衡似未能见到）。正份留在香港，由沈仲章制版编印图册。1941年，已有图册样本。原打算待成批量印出后，由他亲自带几本到美国交给胡适，相信胡适会转交外方合作者。

3.“大家根據照片，考釋文字”：

北平沦陷前，中方的“大家”正在这么做。马衡离任北大后，已主要根据照片考释。据傅振伦，北平沦陷后，马衡全靠北平所摄照片考释。而中方四个年轻人中，只有劳榦一人能根据沈仲章香港所摄照片（缘由见上）考释。

4. “各自研究，定期交換研究結果的論著”：

全面抗战开始前，中方各人“各自研究”，还没有“研究結果的論著”可供“交換”。1941年，沈仲章所编图册完成，确是准备作为成果，与外方以及中方所有参与者分享的。因香港战事爆发，此事搁置。1943年与1944年， 劳榦根据沈仲章在港所摄照片，出版了两本论著——不详何时交给外方合作者。

可想而知，外方合作者因无米而难以炊。印象中，有些文章陈述外方合作者未能参与，措辞易导误解。据闻，大多是受邢义田一篇刊文的影响，表过不议。我认为，学界更该致力的是挖掘直接知情者遗留信息，认真解读历史文献。下面，试试提供点滴线索：

外方：从赫定著述中，从马悦然那头传下的高本汉遗留文字中，都可看到外方准备参与研究的积极态度。此外，沈仲章在刘半农生前，除了拍照，已协助他处理科考团理事会事务，实际上已是不拿薪水的干事。刘半农身后，理事会扩大。知道沈仲章是最熟悉一应事务者，要他接受薪水担任唯一干事，实际功能就是理事会办公室。职责包括整理保管理事会档案，协助或代表理事与外方通讯——沈仲章确实见到海外来信，知道他们希望参与合作。

中方：胡适与傅斯年等人在抗战年间的信函留有痕迹，担心如果这批简牍受损或摄影不能完成，将难以向海外学者交代云云。胡适与傅斯年都在刘半农去世后才担任理事，可见即便谈判时不在场的后增理事，也清楚中外合作研究的约定。

1937年，沈仲章在抢救居延汉简的同时，带出了一批相关的重要物件。其中，有大量“释文签”。根据外方的要求，上面都清楚地印有“团员贝格满采集”——“团”指西北科学考查团。当时中外双方一致同意，居延汉简这一研究课题属于该团（1935年赫定离华后，理事会改团名内的“查”为“察”）。

【图：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保存的居延汉简释文签，谢荣滚提供】

5. “若有一些字還不認識哩，描下來以後再互相請教”：

在现存港大的释文签中，可以看到“描下来”的“不认识”的“字”。至于“互相请教”，中方内部曾有。考虑彼时中外通讯情况，可能不容易——但在彻查史料之前，恕不光凭想当然下结论。

综上所述，“全摘”内沈仲章所言谈判约定的“工作模式”，进入了“操作”阶段。若看分项体任务与具体方式，有的完成，有的成功，有的受阻……或不详。

分析“无法操作”的“工作模式”

现在，再看“外摘”最后一句：“内行一看就知道这种工作模式无法操作”。必须提醒，该评针对“内摘”——大大短于上录“全摘”。不过，短有短的好处，便于探究所评“无法操作”的“工作模式”，是整体还是部分。

按一般读感，“这种工作模式”指“内摘”整体。那么为什么，还要区分整体还是部分？因为事实证明，“根据照片考释文字”的“工作模式”，肯定可以“操作”。

先说居延汉简实物的情况：北平沦陷后，沈仲章把万余枚汉简从北大偷运出来，几天后就装入两个完全密封的“亚贡方舟”。此后六个月，没人能看到简牍实物。“亚贡方舟”运进香港大学，才由他本人开箱。接着，沈仲章重新全部整理，拍摄照片。1940年，再由他亲手装箱，运往美国。一直封存在国会图书馆25年，没人能根据实物研究。1965年，整批简牍运到台湾，清点之后又封存，也没人能根据实物研究。

1943年与1944年，劳榦出版了《居延汉简释文》《居延汉简考证》，是“根据”沈仲章在香港所摄“照片”。而马衡在抗战年间的研究，相当大的部份也是“根据”沈仲章在北平所摄“照片”。

故事还没完：1957年出版的《居延汉简·图版之部》，里面每一页图版都是沈仲章在香港所摄。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与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所收照片，除极少数之外都是沈仲章在北平与香港所摄。

其后几十年，对居延汉简的大量“研究结果和论文”，主要靠上述几本书（包括日本转印的《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内所收照片——可见，1931年沈仲章参与的中外谈判所约定的“根据照片考释文字”这一“工作模式”，不仅能够操作，而且大有成效。

那么也许，“外摘”作者所评“不可操作”的，是中外学者远程合作的“工作模式”？

按理想，合作者“各自研究，如有疑难处，则通信互相请教，定期交换研究结果和论文”——应是现代科学研究合作模式之一。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方对考古研究的经验尚少，高本汉与伯希和可谓“内行”，建议这个工作模式，大概可算前卫之举。

问题在于，前一环节（照片“印出四份来，各人有一份”）未达理想。我觉得，受阻的主要原因应是战事加人事，而非中外学者远程合作的“工作模式无法操作”。不过，“内行”极可能“一看就知道”行内的奥秘。

目前我能回答的，大概就这些。鼓励提问者继续思考，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