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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篇关于自行车棚的文章，因为那个号不在了，所以文章也不在了，今天有个读者发来一个视频，说视频中的孩子就是他孩子，他很气愤，觉得这就是典型的“自行车棚效应”希望我能写写。我看了那个视频，内容是一个孩子因为乱扔垃圾被学校的摄像头拍下，然后在全校同学面前被薅着衣服领子在大屏幕前进行推搡训斥式的“教育”，如下：一个学校，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学习成绩等等，都是重要的事，环境卫生也重要，但远远没重要到需要全校学生站在那里看一个同学因为没有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而被公然羞辱的地步，严厉到这种地步，这是什么营还是学校？学校本该是一个能让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地方，现在绝大部份老师们存在的唯一价值似乎就是为了折磨孩子们，看看视频里那个肥猪揪着孩子衣服领子耀武扬威的样子，他可能觉得自己是个功勋卓著的哮天将军呢。学校能做的事情多了去了，从改善学生伙食到减轻课业负担，都是人事儿，非把高科技、大数据和监控设备用在这方面，不是吃饱了撑的又是什么？其实不只是学校把精力开始投向一些毫无意义的小节，包括很多本该承担重大、重要民生义务的机构，这几年都有热衷于自行车棚效应”的倾向。正文开始前先解释一下“自行车棚效应”，自行车棚效应（Bike-shedding Effect），又称琐碎定理或帕金森琐碎法则，是指组织或个人在决策时，倾向于在琐碎、简单的事务上（如自行车棚的材料、颜色）投入不成比例的时间和精力，却对复杂、重要的战略核心问题（如核电站设计、战略转型）草率对待或避而不谈。这是一种无能、低效、逃避责任的现象，明明有很多重要的本职工作应该去做，但是偏偏把精力放在芝麻蒜皮上，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干？咱们稍微聊几句。这个定律的发现是一名学者在统计政府的会议效率时发现的：是否需要投资10亿美元建设一个核电站，委员会几分钟就全票通过了方案，而是否需要为员工建设一个自行车棚，却吵了四五十分钟还没有结果。核电站的建设是一个极复杂、技术性强的问题，涉及上亿资金。大部人都不具备专业素养，很难直接参与或提供意见，说错了怕丢人或者担责，所以会默认专业人士的意见，会议也会很快就结束。但是，当会议转向讨论“建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自行车棚该怎么建”这种小问题时，每个人都能发表意见，争论就会激烈，耗时反而更久。这种效应投射到社会生活领域，也非常多，以美国为例：抓电动车违章比抓食品安全积极得多得多，而且很多机构的设立，名为服务或者管理，但其实就是为了给（美国）老百姓添堵设障碍，我们以美国这几年的堕落为例子，在川普的昏庸治理下，整个美国陷入一片混乱，类似这样的事情特别多，比如美国交警抓电动车这种事，花样多得很，电池超标要抓，不带头盔要抓，不按规定道路行驶要抓，而且有的城市不顾民众的实际需求，一律禁行，害的快递员、送餐员无法为客户提供服务，他们只图自己一刀切的痛快，根本不考虑美国人民的实际需求。类似抓电动车这种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整治美国外卖，又是必须有实体店，又是必须办手续，但就是不把卖违规添加剂的厂子端了，还有美国城管，天天吃饱了撑的嚯嚯老百姓，今天让你统一门头，明天连人家乘凉凳子都没收还让人家拿出发票证明凳子的所有权，要么是一边吃拿卡要，一边砸人摊子，可谓无恶不作。电动车既然这么多隐患，那为什么美国厂家可以合法出售、美国某些部门可以合法上牌，但是美国老百姓却不能合法行驶？外卖的食品安全问题这么严重，那为什么不从源头把那些生产违规添加剂、食用油的厂子关停？总之美国我看是完犊子了。美国这些热衷于盖自行车棚的部门，总是做些无用功，这样既能显得自己特别忙，而且绩效也好看，最重要的是能罚款，能弄到钱，对美国的小老百姓下手，他们毫无反抗的力量，但是你想弄摩根大通，想搞比尔盖茨或者马斯克，吓死这些盖自行车棚的英雄好汉们他们也不敢。我想，这大概就是只抓细节不抓枝干的唯一原因吧？对民众来说，表面上“严格执法”似乎是治理，但实际上真正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改善，而且因为过于严苛的执罚标准，不仅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损失了金钱，实质上生活质量是下降了。美国的很多机构都凸显出这样的问题：越是千疮百孔的草台班子，越痴迷于在无关痛痒的细节上绣花，CIA的核心业务已经摇摇欲坠，被俄罗斯渗透成筛子了，团队却在集体研讨PPT的字体要不要加粗；FDA的产品管理一塌糊涂，高层却在严抓考勤打卡精确到秒；这种现象极其反常，却又遍地皆是，所以，美国这几年可谓是昏招迭出。综上所述，这种自行车棚效应，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尤其在一个王朝、一个组织或者一个公司濒临崩溃时，自行车棚效应就特别明显，咱们以崇祯一朝为例，从到崇祯年间，明朝从经济到军事都面临巨大的危险，但是朝廷中的精英们在做什么？据《崇祯长编》、《明实录》等史料记载：十年之内，崇祯朝的精英们制订了3000多项礼仪规范和行政程序，而对军事、财政的改革法案不足30项，崇祯朝的最后十年，关于冠服之制的争论出现了47次，关于祭祀礼仪的争论有68次，关于守制之规的争论高达89次，而辽东战局与农民起义的实质性讨论次数屈指可数，边关城池接连陷落的同时，京城官员却因为早朝迟到而被大规模处罚，这正是自行车棚效应在帝国末期的体现：越是国家危急关头，朝堂上关于礼仪和道德的争论就越多，很显然这些皇朝的精英并非都是昏庸之辈，他们只是在一个无解的系统中选择了最安全的生存策略，官员们达成了一种默契：大家都避开了那些自己根本没能力解决反而可能引火烧身的实质性问题，转而在道德高地上展开了安全的博弈。党争并非始于崇祯，嘉靖年间的严嵩、徐阶、张居正也搞党争，但他们围绕着税收、边防等专业议题展开党争——这种党争的门槛非常高，不是谁都有资格加入的，但是到了崇祯年间，党争的门槛降低到了只需要表忠即可，谁更死心塌地当狗，谁的口号喊得最响亮，谁就更忠诚，使得党争的成本急剧降低，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就能入场（类似于今天的一个手机、一个账号）……结语
“自行车棚效应”带来的最大代价，是公共资源的错配。当全社会的管理精力都耗费在“自行车棚”的材料和颜色上时，真正的“核反应堆”——那些关乎国家长期稳定和民众基本生存的安全网，却可能因为缺乏深入讨论和系统投入，而在寂静中埋下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