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选整理自2024年写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

出狱后第一次回家探亲

2026年4月24日

戴宁生自从1968年年初短暂地回家了几天，见到父母和刚刚在南京生了儿子坐月子的三姐之后，三年半已经过去了。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人生。他父母当然是万分想念他们的独儿子。母亲为此还患上了严重的青光眼病，医生说她是“七情挫伤”造成的。戴宁生出狱后，他三姐正好也因病在南京看病就医和父母住在一起。父母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让戴宁生立刻去照相馆照一张相片寄回家去。去照相馆照相本是戴宁生最不愿做的事之一，但想到他对父母的伤害，不得不遵命照了一张头像给家里寄去了。

说也奇怪，本来戴宁生自认为几年的牢狱之灾并没有打倒他，反而是感到更加坚强了。出狱之后，他虽然仍被视为反动学生，在造砖厂劳动改造，可是他一如既往，仍然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他年轻的生命力已经战胜了人世间的妖魔鬼怪。然而，这张头像却明明白白地显示了一个刚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囚犯。

南京的家里收到相片后也表示不满意。倒不是因为那张刚刚释放的囚犯脸，他们抱怨的是这张相片只是一个头像，而不是全身的。他们要求戴宁生再去照相馆拍一张全身的相片寄回去。这次戴宁生没有遵命，他认为这个要求太过分了。他当时当然不会知道家里人的苦心。1969年初，当戴宁生跳楼后逃回南京被抓获并关进南京大学专政队时，看到他的人知道他已经是个跛子了。那情况经过添油加醋地传播，到了父母的耳朵里时，他们已无法判断情况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在，他们急于知道的是，宝贝独生子是否已经是个终生残疾的人了。

戴宁生四月份出狱后，家里和他本人都一直没敢提出回家探亲的请求。那时，不但戴宁生在造砖厂劳动改造，他父亲也在几年的文革经历后在南京大学的一个食堂里当烧火的火夫。母亲仍然在南京大学溧阳的农场里的一个食堂里劳动。到了1971年9月份，戴宁生出狱后已经劳动了近半年了，文革的形势正在变化着。戴宁生父亲终于从火夫提升为食堂的材料保管员了。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戴宁生三姐的病情在不断地恶化，已经住进了南京工人医院。戴宁生和南京的父母商量后，认为是可以请假回家探亲的时候了。果然，他的申请被批准了。

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也许无法理解。那时，不但不是每个人都有上学的权利，也不是每个上了学的人有不上学的权利。其实这个道理和逻辑是很简单的：一个专制社会的公民是永远没有任何权利的。

终于，戴宁生于1971年9月8日又乘上了熟悉的开往南京的火车。

戴宁生贪婪地盯着窗外熟悉的景致。火车从西安沿着陇海线向东开到了徐州，然后转京浦线向南。一路上看不出什么变化，脏脏的，乱乱的，满目贫困。文革高峰期的疯狂没有了，但破败的各种文革标语仍无处不在地点缀着沿线的大小城镇。田野里半死不活地长着庄稼。农民们懒洋洋地在地里干着活，甚至能看到有些地方的农民是坐在小板凳上一边聊天一边干活的。戴宁生知道，这些农民得省着力气，在收工之后到自留地上好好地精耕细作去。

此行不同的是，火车到了长江北岸的重镇浦口，稍停之后就通过新建成的长江大桥越过长江，到了南京的下关火车站。在过去，一列火车要分成几段，开上一艘专门的轮渡船把火车运过江去，再接起来开往南京的下关火车站，总共要花时一个多小时。现在火车呼啸而过，只要几分钟就从浦口站到了下关火车站。戴宁生当时和全国的老百姓不可能知道这座桥的修建中也有他老父老母为改造思想而出的苦力。古老的下关火车站和1968年冬末戴宁生从西安跳楼后逃到南京时没有多大的差别，只是更加陈旧破败了。一切都是老样子，没有什么不同，他老马识途地挤上公共汽车。汽车穿过挹江门，沿着老家著名的林荫大道中山北路向南驶去。路的两边是那些熟悉的店铺，山西路小广场，鼓楼大广场，还有他的出生地，鼓楼医院。

戴宁生在珠江路站下了车。走过他小学和中学时天天上学放学时要走过的广州路和小粉桥。他从父母的来信中知道，他父母已不住在原先的小粉桥5号附15号了。那个联栋屋已失火烧掉了。他从小粉桥西转到汉口路，走进了南京大学的南园。

南园本是南京大学的生活区，所有的学生宿舍都在这里，还有单身的教职工宿舍，以及配套的几个食堂。和西安交大一样，南京大学在所有原大学生毕业后也多年没有招生了。当年熙熙攘攘的南园现在看不见几个人了。一进南园大门的大字报栏还在，还有一些过时的大字报，大多数已经不完整了，有些已经退了色，有气无力地贴在那里并无人问津。革命高潮时的疯狂没有了。偶尔见到的行人也个个面无表情。人们疲惫了、厌倦了，人们都接受了新现实，过着没有意义的生活。

戴宁生知道，父亲正在南京大学500食堂【见文末注一】上班，帮厨当火夫。他问明了500食堂的所在地，就去500食堂找到了久别的父亲。父亲看上去比文革刚开始后的那段时间要精神多了。他既不像当年的数学系系主任或者一名教授学者，也不像一名货真价实的火夫。见到戴宁生，父亲的眼里遏制不住地流露出重逢的喜悦。因为仍然是上班的时间，戴宁生担心地提醒父亲是否应该留在食堂继续干活。父亲摇摇手，说：“不用了，我们回家去！”显然，他事先已经和食堂的“革命领导”说了，坐了两年牢房的儿子今天要回来了。“革命领导”深表同情和理解，让他提前下班和儿子一起回家去。

父母在原小粉桥5号附15号失火后于1969年3月搬进了现在的新住处，在南京大学南园里的一栋筒子楼13舍一楼，是一间朝北的房间，119室。这个原先的单身教职工宿舍现在每间房间住着一家人。然后把一间房间变成厨房，供四五家人共同使用。戴宁生和父亲回到家时，小姐姐已经因病情恶化住进了工人医院。母亲虽然仍然在南京大学溧阳农场的厨房里帮厨，现在请了假暂时回到了南京，一则是因为小女儿重病在身，二则当然也是因为知道儿子要回来了。农场的人也都表示同情和理解。

母亲见到了她日思夜想的儿子，当然是喜形于色【见文末注二】。她正在几家共用的厨房里忙着烧饭做菜，准备为好吃的儿子做一桌他喜爱的菜肴。她上上下下把儿子打量了一番，确认儿子没有跛脚残废。非但如此，她还发现戴宁生经过几个月在造砖厂的重体力劳动，身体更壮实了，胸前还长出来两块胸肌，肩上也有两块小小的二头肌。更让母亲欣慰的是儿子的精神状态很好，一如既往，乐观，开朗，向上。

文革最黑暗的时期已经过去，母亲已恢复了工资，父亲每月也有50元的生活费了。母亲买了戴宁生爱吃的南京盐水鸭又买了烧鸭，做了红烧鱼又做了清蒸鱼，还做了冰糖肘子和重油虾，等等，等等，整整摆满了一桌。他们一家三口坐下来，一边大吃大嚼，一边聊起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情。父亲摸出一根烟来，戴宁生放肆地说：“我也来一根吧！”那是他第一次在父母面前吸烟，也是第一次感觉到已经从父母的羽翼下成长了起来。这个夜晚注定将是一个不眠之夜。他们有太多的话要讲了。

【注一】南京大学1970年响应“深挖洞”的号召，开始修建南京市人防工程通过南大的500米坑道，简称500工程。其实这个食堂就是原先的教工食堂，为了应景，改名为500食堂。

【注二】见附录四十一戴宁生写的一篇怀念他母亲的文章（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