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选整理自2024年写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

唐雪英

2026年3月24日

话说戴宁生1971年4月底从红庙坡监狱回到了西交大，5月初加入了二、三十名和他类似的“反动学生”的队伍，一边留校劳改，一边等待结案分配工作。他在父亲的规劝下学会了吸烟。7月一天的午饭后，戴宁生一时没有香烟，打算去一村和二村间的商店里买一包烟。夏日骄阳当空，本就行人寥寥的校园，因正值午睡时光，更显得空寂无人。只有知了不停地叫着，使炙热的空气显得更加炎热难挡。他走出东校门，走进了一村里那条东西向的笔直的两旁种有法国梧桐的林荫路。

突然，林荫路尽头出现了一个身着浅蓝色上衣的女性身影，正朝着戴宁生走来。戴宁生继续向东，那女子继续向西，两人间的距离迅速缩短。戴宁生一眼便认了出来，她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当年不遗余力将他整成“反动学生”的同班同学——唐雪英。

霎时间，一千一万个问题涌进了戴宁生的脑海。他太想知道了，唐雪英和他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那样不遗余力地整他？1965年8月底开学之后，唐雪英和戴宁生、肖展祥和林瑞华等人同被分在无线电系计算51班的第三小组里。她高挑身材，端庄清秀，剪一头干练的短发，口音中带着动听的吴语腔调，是班上五名女生中的姣姣者。革命的风暴来临之前，戴宁生一心用在学业上，希望自己能成为有用的人，对唐雪英并无过多的注意，也没有和她来往交谈过。他只是听说唐雪英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属于长相与学业俱佳。人品上也是一名典型的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用单纯二字应不为过。在狼多肉少的工科学校里，像唐雪英这样的女生并不多。她被男生们仰慕追求实属难免，听说肖展祥和林瑞华都曾有所觊觎。

意想不到的是，当革命的风暴席卷西交大时，唐雪英变成了另一个人。她迅速成了一名活跃的红卫兵。大概因为她出身好，符合当时革命的需要？是她性格人品中的另一面在正常的学生生活中被压抑和掩盖了？而狂热的革命浪潮正好使她的那另一面得以发挥和张扬？而或，她出色的外表吸引了那些一夜崛起而成为主宰世事的造反派头头们？

记得所谓的五个字的“反标”事件发生后，在对待戴宁生的事上，唐雪英是一点也不含糊的，革命立场异常坚定。可是戴宁生并没有和她交谈过，更不用说向她暴露自己的思想了。1967年底，查抄戴宁生私人物品时，唐雪英是一员干将。在1968年初计算51班批判戴宁生的批判会上，她的批判发言虽然振振有词，但大都是些空洞的套话，最多也只是列举一些道听途说的莫须有的东西，她所能极力表现的，无非是带领全班，振臂高呼“打倒”一番。她的最大成功，应该说是她用胁迫和引诱的手段最终说服了对她有所觊觎的肖展祥揭发了戴宁生和肖展祥的一些谈话和暴露的真实思想。

两次去西安火车站把戴宁生抓回西交大来，当然也少不了她。她最出色的表演，莫过于1968年4月9日全校的批斗戴宁生的会上了。做为大会上的主要发言人，她的声音不但频率而且分贝比往常都高出了许多：“现行反革命分子戴宁生书写反动标语，恶毒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他企图叛国投敌，铁证如山！”

“他企图出卖国家机密！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效劳！”唐雪英把声音再提高八度，“看！这些就是他收集的各种地图！”

说着，她向会场展示了查抄戴宁生时得到的西安邮电大楼买到的英文《Peking Review（北京周报）》、澳大利亚亲华共产党出版的《Vanguard（先锋报）》、日本亲华共产党出版的《赤旗报》，文具店里买到的印有“Air Mail”字样的信封和“Par Avion”字样的邮简，以及大串联时在各地新华书店里买到的地图，还有一个坏掉了的指南针。

唐雪英义愤填膺地接着说：“他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无耻地为资产阶级司令部辩护！他还在同学中散布反动言论，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时戴宁生记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前他确实有一次在小组会上引用过圣人1964年2月在“春节座谈会”上说的那几句话。可是那是圣人说的呀！现在被这位义愤填膺的红卫兵女将当成反动言论来批判了。戴宁生当时感到滑稽得很，不免有点暗自高兴。当时的会场出现了一些窸窸窣窣的议论声。不过，这位品学兼优的唐雪英还是比其他人要聪敏一些，在后来人们告诉她那些话是圣人所说的后，她在几个月后再次开会声讨批判戴宁生反动思想时就顺势把内容修改了一下，她铿锵有力地说：“现行反革命分子戴宁生散布反动言论，狗胆包天地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和伟大领袖的书根本就不能读，他妈的，读多了肯定是他妈的书呆子和教条主义！’是可忍，孰不可忍？！”

起初，戴宁生还不习惯地问自己：“这怎么会是她呢？这个淑女一夜之间怎么就变成了一个革命的恶魔，去整人，去歪曲事实，去捏造，去做完全不符合她以往的为人和性格的事情？是什么魔力在驱使着她、改变着她？她在追求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再以后，唐雪英的声音就被戴宁生的耳朵屏蔽了，无论她如何任意添油加醋、恶意歪曲或干脆编造了什么戴宁生的反动言论和思想，然后狠加批判，戴宁生一概充耳未闻。

两年后的现在，他们俩狭路相逢了，除了他俩之外，只有天和地，夏日午后的炎热和不间断的知了的鸣叫。唐雪英也早早认出了戴宁生，想躲过去是不可能的了，想掉头退回去也是不可能的了。说时迟那时快，他俩面对面走过去了。她仍然是高挑的身材和一头短发配着那件浅蓝色的短袖衫，仍然看上去是一位端庄大方的淑女。她看了戴宁生一眼，似乎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淡淡地微笑了一下就走过去了。戴宁生也条件反射地回应了一个淡淡的微笑。就这样，他们各自继续向前走了过去。

戴宁生回到宿舍里，把刚刚发生的事情给一起劳动的其他留校的反动同学讲述了一遍。这些同命相怜的反动同学各人的不幸遭遇中都碰到过唐雪英之类的人。大家听后，异口同声地气愤地说：

“什么！你就这样放过了这个混蛋？”

戴宁生尴尬地为自己辩护道：“我，我，我，一时不知道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或者该问什么。”

“那也不能一笑了之呀！”

“我是条件反射，我也觉得很不合适。”

“不行！我们得帮你找到她，把一切都问她个清楚。”

大家接着就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到什么地方去找她算账去。听说她毕业后分配到了兰州。所以她这次来西安，一定是来出差，应该住在西交大在一村的招待所里，在一村的教职工食堂吃饭。另外，夏天这么热，她下午很可能去游泳池游泳。大家决定帮助戴宁生分头去找她。遗憾的是，直到晚上，没有一个人找到她的踪影。她是不是故意躲开了呢？还是天意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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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戴宁生听说，唐雪英不可思议地嫁给了无线电系同年级一个叫韩丛爱的人。刚进交大时，在戴宁生年轻略微傲慢的眼里，韩丛爱是个肮脏丑陋愚蠢的人。到了革命的疯狂时期，韩丛爱一跃成了无线电系的系革委会主任。韩丛爱地位的巨变并没有改变戴宁生对他的根本看法；如果有什么不一样的话，戴宁生更加鄙夷他了。韩丛爱后来把名字中的小资情调的“爱”字换成了无产阶级的“艾”，也避开了“丛中之爱”的嫌疑。再后来，听说唐雪英和韩丛爱被分配到了兰州。韩丛爱官运甚佳，一路青云直上。直到最后，和戴宁生一起留校劳改的另一名反动女学生在“四人帮”倒台之后给兰州当局写了一封信，列举了韩丛爱的恶迹，属于典型的“四种人”【见文末注一】，方才算终止了他的官运。2002年戴宁生去成都讲学与老同学罗大江重逢时，谈及往事，罗大江十分惋惜地说：“唐雪英怎么嫁给了那个脏兮兮的韩丛爱了呢？这真是上天对她的惩罚呀！”

戴宁生再一次见到唐雪英，是38年后的2009年，戴宁生从美国回到中国探亲访友时第一次和西交大计算51班的老同学在上海再次相聚了【见文末注二】。记得那次戴宁生与林瑞华和肖展祥等重逢时，戴宁生开玩笑地对林瑞华说：“老兄当年也是追求过唐雪英的呀！”已经发了财、成了亿万富翁的林瑞华矢口否认：“怎么可能！这样的女人怎么能做老婆！”

其实，2009年，2013年和2015年戴宁生三次在上海再见到唐雪英时，那个疯狂时代的她已不复存在了。肖展祥以中肯公正的姿态说：“她现在在同学们中的为人，没有话说。”2013年，戴宁生寻根到苏州东山时，住在玲珑湖边的一个公寓里，没想到唐雪英正巧也住在那里，戴宁生和他东山的一个亲戚一起去她的住处拜访了几分钟。最后一次，2015年，戴宁生在上海和在上海的当年的同学聚会时，还带上了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席间，他用现代词汇向老婆和女儿介绍了唐雪英，说：“她就是当年班上的美女班花。”

时代留给她的就是她的那位仍然为自己在疯狂时代的辉煌而沾沾自喜的那个肮脏丑陋愚蠢的丈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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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后，戴宁生再次与当年那些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的同班同学重逢时，没有人再提及文革期间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到那时，戴宁生已经彻底把事情想清楚了。当年德国纳粹杀戮犹太人时，想来那时很多德国有志青年一定也是充满激情的。他们一定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伟大的事业，在追逐一个伟大的理想。何其相似乃尔，只要把犹太人换成阶级敌人即可。“为了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阶级敌人！”把同学变成敌人算得了什么？为了伟大的理想，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去仇恨你的同学、仇恨你的老师、仇恨你的朋友、仇恨你的亲人、甚至仇恨你的亲生父母，去仇恨一切和这个伟大理想不一致的人。就连那些不敢不认同这个伟大理想的人、那些不坚定的信仰者、还有那些潜在的可能动摇者也不要放过一个人，“彻底清理阶级队伍！”

2017年戴宁生读了康拉德（Conrad）19世纪末写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故事中的库尔兹（Kurtz）深深地触动了他。在罪恶的殖民主义的大环境下，一个来自“文明”社会的绅士库尔兹在非洲变成了恶魔。

想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德国纳粹主义的大环境下，一个单纯的青年变成杀戮犹太人的刽子手应该不难想象。到了六十年代的中国，在空前伟大的理想指引下，还有什么不可以去做的呢？就像希特勒纳粹那样，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指控为罪恶的一群，成为必须彻底消灭的对象。几个当年的同学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反目成仇，应该是顺理成章难以避免的。

可是，事情的另一面是，在殖民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有像马洛（Marlow）那样反殖民主义的人；在纳粹主义弥漫整个德国的时候，也不乏反法西斯的德国青年。有大环境的决定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不是每一个戴宁生的同学都挤上来踢他一脚、打他一拳、或是编造一条他的罪状的。更不用说他遇到的那些明里暗里同情他的人了。

唐雪英的故事是一个多么好的文学题材。为什么没有人去写一本小说呢？就写一个纯洁年轻的女学生如何变成了一个革命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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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四种人指：1.  “造反起家的人”，即，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打倒干部而上台的人；2.  “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即，搞小集团、小圈子，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人；3.  “打砸抢分子”，即，在文革中参与打人、抄家、抢夺财物的人；4.  “投机分子”，即，政治上投机、随风倒、利用运动捞取好处的人。
【注二】见《“在中國的一場惡夢”附录》一书中的附录二十五，题为“四市之聚”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