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共和国教师的历程-3

【回忆与思考】

相汲一

【节选】

我们被学校连夜送走后，颠簸了几天才到了贵州。一路上，24道弯，99道拐，偶尔也有大片的良田。我兴奋不已，听别人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但我们以后看见了波浪翻滚的稻田。到了省人事局报道，等待分配，又是1个星期。我们5个同学，天天帮厨、扫地、做好事，显得很突出。后来到照相馆照了一张“让幼教之花遍黔开放”的像，从照片上来看，情绪很好，决心很大。我们是贵州省第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幼教工作者，联手把贵州的幼教事业推向高潮，完全也有用武之地。可惜我们被时代捉弄了。我们五人全部都改行了，我还算幸运一点儿的，遇到了好校长、好书记，在师范学校教教育学、心理学。

1960年，我们5人被分到了5个地方，我被分到一个少数民族的黔南自治州。我抱着为发展民族教育而奋斗终生的热切期望，国庆前夕的晚上，连夜乘火车赶赴工作单位。我第二次踏上了工作单位，内心无比的激动，我又要当老师了，从省城到工作地方，据说只坐4个多小时的火车。深夜2点到达了目的地，下车后，我举目无亲，到处是一片漆黑，一片陌生。我想问问路，只听见叽里嘎喳，我一点也听不懂，好像来到一个陌生世界，一个令人胆寒的恐怖王国。我背着一个书包，跟着人群往前走，到了桥头，被警察叫住，不准入城。我说明来意后，他说，你进城去也找不到人，只能到旅馆住下，天亮再入城。我只好退回来，住旅馆吗？我早已身无半文，怎么办？我又回到火车站，坐在出站口外的大柱子旁边，我哭了，哭的那么伤心，真后悔为什么要来这个鬼地方。看不见任何一张熟悉的面孔，找不到一条熟悉的道路，我简直成了一只迷途的羔羊。一些没有钱住旅社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看见我哭的泪人一般，但他们说的这些话我也听不懂，我只管自己哭。足足哭了4个小时，城门开放了，我带着一双红肿的眼睛第一个向城门走去，边走边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州教育局。我进门时，开门扫地的一个老大爷问：“小姑娘，你找谁？”天生长不大的我已经20多岁了，别人总以为我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我说我是来找教育局长的，他说今天是国庆节，放假3天没有人。我一听，3天，天呐，这3天我怎么办？于是放声大哭起来。…

我将介绍信交给郭秘书，他问我，你愿去哪所学校？我说随便哪所都行。他说：“你就去民师吧！”我一听民师，吓了一跳。在四川，民师就是民办师范学校。他说不是，是民族师范学校。我才舒了口气，说：“好。服从分配。”他转写了一张介绍信给我，指出了去民师的路，我又出发了。到了民师，看见师生们举着红旗，排着队准备参加国庆节的游行。我找到了任校长。这是一位有学识、善良的老人。

任校长问我愿意做什么，我说我会养猪，如果有猪场，我就去养猪。任校长笑了，说：“你是大学生，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宝贵财产，我不会让你养猪的。我问你想教什么课？”我说：“随便有什么课我都能教。”任校长说：“那好，你除了教教育学、当班主任外，还教5个班的俄语。”我说：“可以。我的俄语学得不好，但我会学、教。”

两天后，我交出了教育学的自编教学大纲，任校长很高兴。于是我就自编、自刻、自印教学讲义。任校长第一次就觉得我很能干，对我很满意。

我被安排住在单独的一间宿舍房子里，一张床、一张凳子、一张桌子，床上铺了些稻草，一张破旧的床单，铺上去几件衣服，加笔记本装在包里当枕头，又薄又小的褥子被，这就是我参加工作的全部家当。

正值国家政治最困难的时期，什么都定量。我们教师每月19斤粮票，每年1.7尺布票，每月半斤肉、半斤油、二两白糖，其他什么也没有了。黄书记、校长都特别廉洁，大家都在伙食上吃同样的饭菜。

黄书记是农民出身，会种田、耕地，任校长是知识分子出身，懂教育。在他们带领下，全校师生开荒种地，养猪喂鸡，上山采野菜、野果，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好，还到100里以外的深山老林去摘青杠子、红果子、野梨子，扛回学校来，夹在馒头里充饥。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背着包，一天走了180多里的山路。我们班学生最团结，打的青杠子最多，背回学校，受到了学校的表扬，我也被评为学校的“劳动能手”，其实我的劳动无论从技能还是从成果来说。都是很差的。

我们学校10个教学班，10个班主任都是女的，被称为“十大姐”，我倒数第二，称为“小九妹”。我们10人非常团结和睦，大家都互相帮助。我初入社会，能遇上这么好的群体，遇上这么好的领导，给我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黄书记、任校长是我一生中为人的楷模，我当老师就要像他们那样去爱护、鼓励学生，我当领导就要像他们那样廉洁、清正，团结全体教职工。我处处以他们为榜样，做了一个热爱学生的好老师、一个关心教职工的好领导，在我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庆幸自己一出来工作就遇到这么好的领路人。 

我第二次出来当老师是在贵州省的一个少数民族师范学校,我接的班全是十四、五岁的孩子,他们很听话、很懂事。我常带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开展各种各样的班会、主题会。我当班主化的一个原则是把所有的学生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让所有的字生在班上都是不可缺少的一员,他们任何一个的一举一动、方方面面,都与班集体息息相关,没有多余的人,也没有被遗忘的人,大家都是班上的主人。团结他们的纽带是班委会、团支部，这就是班上的干部队伍。班干部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我只在最初一次提名,一个月后就进行民主选举,干部中除班长、团支部书记稳定一个学期外,其余的职位,全班同学轮流担任,每个月换一次。学生们最喜欢的是主题班会，因为主题班会的准备过特就是一个教育过程,全班参与准备,全班学生都心须出场,比如学习经验交统会:成绩好的谈自己是怎样学好的，成绩中等的谈自己在某方面是如何学好的，学习差的谈自己在某一点上是怎么学懂的、怎么进步的。我坚信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长处、优势和潜能,老师的责任就是帮助学生发扬优势、弥补不足，让每个学生都能成为好学生。

我1960年重新参加工作，正值国家困难时期,但大家都很积报工作、努力学习。有一次,一个学生向我请假。他说:他从未去过省城,想在星期天去省城看看,星期一下午回来。我觉得这个学生实事求是说明请假原因,山区孩子去看看省城也在情理之中,于是同意了,并告诉他,省城什么地方最好看,叫他好好看看玩玩，按时回校。结果，星期天的晚自习,他已经坐在教室里学习了。多么自觉的学生啊!我在班上表扬了他。

有一段时间，我班的工作落后于其他班，清洁做不好、早操做不好、成绩也上不去，常挨学校的批评。我很苦恼，想在班上大发一顿脾气，把干部们批评一通。可是，我想了一下，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在班会上，我诚恳地检讨了自己，说明了自己这一段时间做的不足，使同学们受到了牵连，受到了学校的批评，但我相信我们班是会做好的。大家在班会上清风雅静地听着我的自我检讨，班干部们按捺不住了，主动站起来说，这是他们没有负起责任，不怪老师。表现不好而影响班级的同学们也按捺不住了，说是他们不自觉影响了班集体。他们都坚决保证要改正。这时，我最后做了总结，今天的会开的很好，大家总结了经验教训，这是我们进步的起点。下一步，我提了几点要求和办法，大家一致赞同。此后，我从起床到晚上作息都跟在班上，我们的班进步了。我认识到一个班的好坏与班主任的付出成正比，与班主任的为人成正比。在关键时刻，班主任要敢于站出来承担责任，当取得成绩时，要把功劳算在学生们身上。当有问题时，要把错误检讨在自己头上，这样学生才能与你以诚相待，才能健康成长。

国家经济越来越困难了，到处一片萧条。人们精神不振，冬天，大家都圈在火炉旁。我刚从医院出来，捂着伤口为学生们上课。一次，我写完黑板，转过身来突然发现有的学生堆在火炉前烤火。我说不出话来，“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想：“我的伤口还在疼痛，坚持给你们上课，你们却去烤火，不好好学习。”我站在讲台上哭，说不出话来。烤火的同学们回到了座位上，我仍然在哭。班长见状不妙，把他们的班主任老师叫来，他把同学们刮了一顿。从此以后，凡我上课，不会有任何人烤火了。他们说：“我们怕相老师哭啊。”

经济困难时期达到了高潮，许多农村学生感到压力太大，尤其是劳力缺乏的人家更惨了，有许多人开始被饿死了，一个接一个，一村接一村、一寨接一寨，浮肿病开始，面黄肌瘦，可肚子、腿和脸上，一按就是一个大坑，老半天起不来。有的地方开始饿死人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人命关天，仅靠精神已支撑不住了。物资缺乏，仅有的东西涨价都贵。我们教师被称为“一只鸡干部”，每月40多元的工资，只够买一只鸡。买什么都得排队。据说是学习苏联的好传统，校园里除了教室周围的一小块地，走路、开会用的地方会全部都种上了玉米、蔬菜，教职工们都分得了一小片自留地。尽管如此，也不能解决饥饿的严重问题。

一天晚自习时，我班的刘金凤突然不见了。我赶紧到宿舍去看，她的行李也没有了。糟了，她离校回家了。这怎么行？我向学校汇报了情况，学校派了李老师和我一道追到火车站去看，我与李老师急忙到候车候车室去找，找到了：她正在椅子上坐着打瞌睡。我上前把她拍醒，她以为是其他旅客要她让一点座位，眯缝着眼，在微弱的灯光下对我笑了一笑，让了点座位出来。我叫了一声：“刘金凤！”她“哇”地一声又哭了。李老师问她：“你准备到哪里去？”她说：“我的家太困难，母亲都快饿死了，我不读书了。”李老师说：“你应当向老师请假。”她说：“我怕老师不准。”李老师说：“你看你的，你的班主任急着这样。走，跟我们回学校去。”她看了看我，无奈的跟着我们回学校了。第二个学期，再也见不到她来了。很快，师范生开始压缩，除城市学生外，只留5%农村学生继续读书，其余的全部遣送回家参加农业生产。近千人的学校，现在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而且还不足50人。农村的老师也被压缩了，一片凄凉，谁也请不起谁吃饭。哪怕到父母家，也得自带口粮、定量吃饭。学校吃的粮都是洋芋，大米、面粉少极了。

我刚出来的工作分在贵州省黔南自治州都匀市，这是一个苗族、布依族集聚居住的地方，经济是解放后才发展起来的。高楼、街道、学校都是解放后发展的，人们朴实勤劳。在贵州省，除省会贵阳外，都匀是一个新兴的城市，有一种小城市的风味，有山有水，风景十分秀丽，虽然整个国家处在极度困难时期，在街上未发现都匀人赤脚破衫的现象。人们都穿有一双皮鞋。男女老少、少数民族、汉人都穿皮鞋，从表面上没有贫穷潦倒的感觉。原来都匀市有一个皮鞋厂，货真价实，一双皮鞋与一双布鞋的价格也相差无几，纯牛皮鞋虽不怎么好看，但很结实，外地也要到这里来买皮鞋。

这里的艺术欣赏水平也比一般地方高，州里有京剧团、川剧团、黔剧团、花灯剧团、歌舞团、话剧团、杂技团等，困难时期不显得萧条。全国艺术团体凡到贵州、云南的，都必定要在都匀先公演。我有幸在这个山区看到了重庆大城市看不到的艺术表演，人们的口味也很高。有一次中国铁路文工团在这里演节目，节目不怎么样，就被观众们轰走了。我首次感到少数民族潜在着巨大的艺术素质和才能。

我和少数民族学生的关系很亲密，他们把我当成大姐姐，我经常和他们在一起，了解他们的风土人情。他们邀我假期去他们寨子玩，我问有什么规矩，他们说你是我们一家的客人，就是全寨子的客人，去了要走遍每一家，要能喝酒，是用一根竹管伸进一大罐子的酒里边儿，咕噜咕噜地畅饮，酒喝得越多，大家就越喜欢。你要吃大块大块的肥肉，吃得越多，他们越高兴。本来在困难时期很难吃到大肥肉，可我从小不吃肥肉，不喝酒，根本不敢去学生的家里做客。过年过节，他们要给我带一些粽子、鸭蛋、鸡蛋、高粱、糍粑、糯米粑粑以及女孩子们亲手做的绣花鞋底板，你敢说不要吗？他们都说这是她们家妈妈叫他们给老师送来的，这份情谊你不得不收下。

有一次，我与一位副校长一起去附小蹲点，帮助附小的教改。学校为了锻炼我，除了在师范上保留班主任职务外，还安排我在附小上二年级数学，五、六两个年级的自然，工作负担可算重了。我二话没说，欣然接受，像我当学生一样，会做的积极争取去做，不会做的学着做，但一旦接受了任务是一定要做好。这样，我与小学生们交上了朋友，我最喜欢的五年级、六年级的小学生，他们有一番做学问的架势，努力学习，学记笔记。我将我读书买不起书，只好记笔记的做法传给他们。记笔记可以强迫自己认真听课，通过手记，印象深刻，不易遗忘。我对师范生讲如何当老师，如何备课上课，我就在小学上课给他们看，说服力强。我上了课，又让师范生来评课，这样边演示边教学生，使我对小学教育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讲少先队工作就在小学里组织少先会活动，对我的小学教学是一个很大的补充。

我在师范学校教书，得到了老一辈钱老师的帮助和指点。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我被分配到贵州民族师范学院任教，后来学校调整，民族师范学院与另一所师范合并，我被安排在师范学校教书。由于我是新手，学校领导把我的课安排在一位老师钱安进的后边。每次，我头天听钱老师上课，第二天我又去上另一课。钱老师好像是一位很有身份的人，教书教得很好，口才、知识、经验都是属第一流的老师，我很庆幸自己一出来教书就能遇到这么一位良师指导，受益匪浅。我在钱老师那里学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每次听课，我都像个学生一样认真，下来自己消化，再加上自己略加发挥，学生反应很好。钱老师是一位行家，虽然他是解放前大学毕业的，但接受新东西并不亚于年轻人。

钱老师高高的个子，很富态，很有大学者的风度，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堪称师表，再加上他讲课又很诙谐。讲得学生们时而洗耳恭听，时而捧腹大笑。我很敬重这位钱老师，有什么问题就去请教他，他很有“诲人不倦”的精神，对我手把手地指教。我既不感到他高傲，又不感到他保守和过分谦虚。总之，带我这个徒弟，他是尽心尽职了。因此，我在教学上进步很快。他时常听我的课，我也听他的课。表情上感觉到他对我的讲课很满意，下课后他仍要对我指出不足的地方。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十分感谢钱老师，虽然他不是直接教我的老师，可比直接教我的老师对我的帮助指点还细致、还具体、还实用，我仍然把钱老师称为我的恩师，他对我的成长作为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是，我感到很内疚的是，在那国家极度困难的时期，我从来不问过钱老师有什么困难，我也从来没有主动去帮助过钱老师做过什么事情。我对钱老师只有索取，而没有回报，这一点我一直心感不安。一年后我就调走了，但是钱老师对我的帮助是使我终身受益的，钱老师的无私奉献精神使我感动不已。别人都说同行相轻、嫉妒，可钱老师对我是精心的培养，看不到嫉妒的阴影。我在教学上超过他的时候，他却笑眯眯的告诉学生：“相老师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老师，她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钱老师对我没有丝毫的嫉妒，反而在学生中为我树立权威，多么高尚的风尚！

我时常在想，老师应该算是天下最无私的人了。他为了学生的成长，心甘情愿地当阶梯、当桥梁，让学生踩着自己的肩膀往上爬。他们失去了很多，从来未想到学生的回报，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牺牲精神。我和钱老师虽然是同事，可是在我心目中一直把他作为我的老师。钱老师对我如此精心的培养是为了什么？不正是为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后继有人吗？我想起了伟大的捷克教育家你夸克纽斯的一句话：“教师是天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确，教师像春蚕，吐尽了知识而毫无怨言；教师像蜡烛，照亮了别人燃烧了自己，却在所不惜；教师像船工，把人们一代一代的划向胜利的彼岸，自己却停留在原处，心甘情愿。伟大的教师，有谁能比你的心灵更高尚？你真不愧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