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上半年，我们进入三年级下学期。一场政治暴风骤雨不期而至。

这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他强调，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党的工作重心应转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处理方法是民主，即“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指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而不是粗暴的强制。这篇讲话带有“解冻”的暖意，像春风般给知识分子带来温暖和激励。

4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内整风，并鼓励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党提出批评意见。整风主要针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三个问题”，承认党内存在需要通过批评加以改进的问题。明确提出，欢迎党外人士提出批评意见。文件中释放了一个信号：只要是善意批评，就不应受到打击。

5月，清华大学出现了大量响应整风号召，批评党的工作的大字报。在大操场旁的明斋门前和阶梯教室外，还有人站在凳子上激动地发表演讲。随着运动的进展，批评内容逐步升级，出现了一些很尖锐的声音，发表的意见从工作作风问题，发展到体制、政策这些根本问题。

我当时思想比较单纯、迟钝，是一个埋头学习、老实听话的学生。开始时，只是看热闹，但后来就感到想不通且有了反感，你们这些大声疾呼的人，平常没听到你们有什么言语，怎么一到党整风时就冒出这么激烈的意见？这也不符合和风细雨的批评原则呀！我当时思想上很惶惑：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我应该响应党的整风号召，积极向党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我的确没有什么值得提出的东西。所以我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在公众场合发表过任何言论。我虽非党员，但向党支部联系人汇报了自己当时跟不上运动、看不清形势的惶惑思想。

我班同学曾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对专业从水能利用改为水工建筑的不满。有不少人在上面签字，我也随大溜签了。我认为，这篇大字报没有政治含义，只是对系里具体工作的不同意见。

1957年6月8日风云突变，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党内指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毛认为在“大鸣大放”中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发起进攻，要求各级机关、高校迅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全国性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一场电闪雷鸣的狂风暴雨来临了！

在清华，几个著名人物先后被定为右派分子受到激烈批判。他们是袁永熙、钱伟长、黄万里。

袁永熙（1917-1999），1938年秋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同年12月参加中共。1939年春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1940年9月任云南省工委青委委员、宣传部长。1943年任西南联大党的第一支部书记，是“12•1”反内战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46年回到北平任南方局系统地下党负责人。1947年9月袁永熙与夫人陈琏遭国民党逮捕，后经多方营救保释出狱。1949年后，袁永熙在共青团中央学生部任秘书主任，副部长；1952年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助理。他于1956年卸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主要与其1947年在北平领导学生运动时被捕的经历有关‌。尽管他在狱中坚贞不屈，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但因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签署过“悔过书”（内容与共产党员身份无关），这一历史问题在建国后成为组织审查的重点。1957年袁永熙被错划为右派。这在全校引起不小的震动。

钱伟长（1912–2010），他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1937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1940–1949年，在美国、加拿大从事科研与教学。1949年后回国在清华任教，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被誉为中国力学奠基人之一。他在弹性力学、应用数学、教育改革等领域贡献卓著。我们入学时，他是教务长。1956年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钱伟长因在《人民日报》发表《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对当时照搬苏联模式的教育体制提出批评，被划为右派分子，撤销副校长职务，但保留教职、下放劳动。

黄万里（1911-2001），早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南京、四川、兰州、沈阳等地水利部门任职，1953年被调至清华大学任教。1955年4月，水利部召集学者和工程师70多人就已开工的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黄万里是唯一反对建造三门峡水库的与会者。1957年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由此，他成为御批的右派分子。

 6月，清华的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许多教师和学生被打为右派受批判，我们班也有四位同学先后被定为右派分子，他们是W、L、Z、G。前三位的“罪名”主要是贴大字报反对把水能利用专业改为水工建筑专业。其实，他们都是为人正派、学习优秀、善于思考的学生，写大字报也是为了改进工作。第四位原是上海金星金笔厂的产业工人，因好学上进考入清华。他对划分班上同学为右派不理解，公开表示反对意见，也被划为右派。他不服，被认为态度恶劣，最后被遣送到新疆劳动改造。

我当时的思想是更加跟不上和惶惑不解。我不能接受这些被定为右派的同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结论。他们提的意见即使不正确也是善意的啊。所以我在对右派的批斗会上缺乏战斗力，发言轻描淡写不能上纲上线。我知道这是不符合要求的，但又不能违心地假装狠起来。我当时向党支部联系人汇报了自己对形势跟不上、看不清的惶惑思想。

错划为右派的同学在以后的长期岁月里，被作为另类看待，吃了不少苦头。但他们忍辱负重，努力工作，用实际行动表现出自己的优秀本色。W后来担任了湖南省水利厅副厅长。L在广东一个县担任水利局长，为全县水利化作出很好的贡献。Z在福建安砂水电工地表现出色，以后又调入中南勘测设计院规划处，挑起了一些大型水电工程的规划重任。最惨的是G，他在新疆下放劳动，历尽艰苦，虽然成家，但又离异。最后落实政策回到上海，不久即抛下孤儿离开人世。他的遭遇令人唏嘘。W家庭幸福、子孙成才。他曾在1999年同学们清华聚会时高歌一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令人印象深刻。但他因早年劳动中吸入大量粉尘，积劳成疾，未能享受高寿，几年前患矽肺病离世。

? 我们水九还有一位右派党治国值得提及。他的前半生饱经政治风霜：1957年被划为右派，到京西煤矿“劳动考察”两年后，被召回学校当实验员。1960年自行出走清华园，回到农村当了两年农民。1963年至1970年在陕西铜川市的煤炭部89工程处作井下掘进工8年。“文革”中再遭政治诬陷，身心备受摧残。1970年以“现行反革命” 罪被捕入狱，曾报死刑、无期徒刑，最后判刑20年。先后被送到劳改工厂和劳改煤矿服刑。他在经历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坎坷磨难后，最终扎根于西安。由于他具备深厚的理工科逻辑功底，加上在逆境中从未停止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他在西安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员期间，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出版了多部著作。作家陈祖芬曾对他采访，写出了发表于《人民文学》的名篇《理论狂人》对他作了报道。可惜天不与寿，他于2008年4月23日去世，仅享年72岁。

水91班的翟应祥经历也值得称道。1979年我到武汉工作时，他是湖北省水科所所长。我们在工作上有一些交集。他告诉我，1957年他是班上党员、团支部书记。反右时苦于完不成右派指标，他自告奋勇填充了所缺名额成了右派，未想到受影响多年，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得以改正恢复党籍重新安排工作。此事荒诞到难以令人置信，但却真实发生。他后来调去广东汕头，我们失去联系。

据网上资料，1957年全国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人数，官方在拨乱反正时期公布的数字为552,973人。后来根据中央档案解密得出的数字（指实际被划为右派的人数，包括未公开、未点名、未列入正式名单者）为317万余人。后者是最接近真实的数字。文革前不少右派被摘掉帽子，但仍被视为“摘帽右派”而遭到歧视。文革中有大量右派再被批斗。直到粉碎四人帮、胡耀邦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时，几乎所有右派才得以“改正”，恢复正常待遇。

清华大学被划为右派的为571人，其中，教师222人，学生349人（占当时学生总数约5%）。对教师右派的处理方式是：停止教学与科研，下放工厂、农场劳动，长期政治审查。对学生右派的处理通常包括：延迟或取消毕业，分配到艰苦岗位，政治身份长期受限。

反右的结果是，一批最有潜力成为学科带头人的教师被中断或淘汰，一批学生的职业路径几乎被重写。学术自由明显收缩，研究方向趋于“安全化”，学科发展出现断层，政治标准进入学术评价体系，校园风气变化，从“敢言”到“谨言”。清华原有的学术独立、严谨求真、国际接轨的学术传统几乎中断，工程化路径被强化。反右的逻辑延续到思想改造、学术批判、群众运动，最终为文化大革命时期高校的全面失序埋下了伏笔。

雷鸣电闪的1957给人留下了太多难忘的记忆。但愿这段历史和文革一样永远不再重现。

2026年4月24日完稿

文中图片取自网络，谨向原制作者致谢。

图1,1957年大鸣大放场景

图2,1957年某单位批判右派分子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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