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当选议员辞职和转党有什么区别
当选议员辞职和转党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是：《辞职》不干了，彻底地不为选民服务了。这是什么行为？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让选民们去参选？被选上了，就《辞职》了，这算什么？是背叛？在玩耍选民？对选民不尊重？缺德？又是什么？而且是“合法“的？是个人的选择和自由权理？有的当选议员高票当选，不到一周就《辞职》了。有的市长被选上了，在办公室搞女人暴露了，《辞职》了，挥挥手，我走了。这算什么？等等，不管什么原因《辞职》，都没有任何风险。
而《转党》起码还在《为选民服务》。
《当选议员辞职和转党》都是合法的。
那么，当选议员辞职和转党有什么不同？差别在于《辞职》后就不服务选区选民了。而《转党》后当选议员仍继续在服务于选区选民的工作的。
当选议员辞职和转党有什么不同？
Al回答：当选议员的辞职与转党（通常称为「跨党」或「跳槽」）在法律后果、议席归属以及对选民的影响上有显著区别。
以下以加拿大、英国等西敏制国家为例的比较：
1. 辞职 (Resignation)
当议员辞职时，他们主动放弃其职位。
议席空缺： 议席立即变为空缺状态。
必须补选： 为了填补空缺，政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举行补选（By-election）。选民将重新投票选出新代表。
议员身分： 辞职者不再是议员，失去所有议会权力和薪资。
2. 转党 (Floor-crossing / Party Switching)
当议员从一个政党转向另一个政党（或变为独立议员）时，他们保留职位但改变了政治隶属关系。
席次归属： 在法律上，议席通常被视为属于议员个人而非政党。因此，议员可以带着席位「跨越」到另一方。
无需补选： 目前的法律通常不会强制转党的议员辞职。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继续留任，直到下一次大选。
议员身分： 他们依然是议员，维持在议会中的投票权和薪酬，只是代表的利益团体发生了变化。
主要区别比较表
特性 辞职 (Resignation) 转党 (Party Switching)
席次状态 立即变为空缺 席位不变，随议员移动
后续行动 必须举行补选 通常无需补选，议员留任
对党团影响 席次总数减少，直到补选结束 一个政党席次减少，另一党（或独立人士）增加
在新闻《刚刚! 保守党资深议员倒戈! 卡尼又添一员"猛将"!》一文中列出了有五位《转党》的当选议员中，唯一有一位叫《马荣铮(Michael Ma)》的国会议员最为出名。
当代表万锦一于人村(Markham-Unionville)选区的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马荣铮(Michael Ma)宣布将转投联邦自由党。马荣铮在一份联邦自由党于周四晚间发布声明表示：“在过去几周里，我认真倾听了万锦一于人村选民的意见，并与家人一起思考了我们国家的未来走向。我已经通知国会议长和官方反对党领袖，我将加入总理卡尼领导的政府党团。现在是我们团结一致、采取果断行动，为加拿大保驾护航的未来了。“之后遭到了《联署批马荣铮》如下：
例如：《居民不满马荣铮倒戈转阵 发起请愿要求辞职补选》有居民近日在请愿平台 Change.org 发起联署，要求马荣铮就其“跨党”（floor-crossing）决定作出公开交代，并辞去国会议员职务，透过补选重新寻求选民授权。另外有居民计划于本周末在其国会选区办事处外举行快闪行动，以示抗议。
又举牌上街《联署批马荣铮未有谘询选民》截至周六（13日）东岸中午 13 时，联署已收集超过10,000个签名，对象仅限安省万锦—于人村选区居民。根据 Elections Ontario 引述2021 年人口普查数据，该区有128,308 人居住。
联署信中指出，马荣铮当初以联邦保守党身分参选，获逾 27,000 名选民支持，选民期望他在国会代表保守党理念，并监督自由党政府。然而，在未有谘询选民的情况下突然转党，发起人形容此举为单方面改变政治立场与代表性，做法不仅影响选区，亦可能对国会权力平衡产生全国性影响。
联署内容指，议员在未经公众谘询或重新选举下跨党，削弱民主制度中“透明度、问责性及选民授权”三项核心原则。发起人Leo C 在信中提到，选民投票支持的是一套政纲与价值，而非单一个人；当民选代表放弃竞选时所承诺的立场，等同否定选民当初的民主选择。
居民称：感到“极度被背叛”
在请愿平台上，不少署名选民留言表达不满。万锦于人村居民 Yongli 表示，马荣铮的转党行为“背叛了支持他作为保守党代表的选民”，认为跨党等同放弃选民赋予的政治授权。他指出，作为曾投票支持马荣铮的选民，事前并未获得任何通知、谘询或有关转党意向的说明，有关决定是在未经选民同意下作出，因此他应辞职，让选区市民重新选出国会议员。
另一名居于万锦于人村的选民 Daniel 亦在留言中表示，自己是以马荣铮作为保守党候选人的身分投票支持他，对其在毫无通知或谘询下跨党感到“极度被背叛”。他指出，若马荣铮并非代表保守党参选，自己不会投票支持，认为对方已失去继续担任国会议员的正当性，应辞职并交由选民重新作出选择。
有居民发起快闪行动 质疑马荣铮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
除 Change.org 请愿外，另外有人独立发起快闪行动。计划于周日（14 日）中午，在马荣铮位于安省 Markham、Highway 7 East 的国会选区办事处外集合，表达对其转党决定的不满，并要求他为行为承担政治责任。行动呼吁参加者携带标语，表达要求辞职及捍卫选民意志的诉求。
行动发起人同时提出，对马荣铮与中国共产党相关人士或活动的接触表示关注，形容有关情况引发部分选民对国家主权及政治忠诚的疑虑。相关说法属请愿方的指控与立场，目前未有司法裁决或官方结论。
哈哈，又是一个“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代理人。应该正确地说与中国有关联的代理人。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自己都不对外称为“中国共产党“了，一些《反共华人》还停留在40多年的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代。
万锦一于人村(Markham-Unionville)选区有多少选民？根据2025年4月公布的最新数据，安大略省万锦—于人村（Markham-Unionville）联邦选区共有约 80,938名登记选民。该选区总人口为116,972人，是一个华人社区非常集中的选区。
2025年4月联邦大选马荣铮得多少票？在 2025 年 4 月 28 日举行的加拿大第 45 届联邦大选中，保守党候选人马荣铮 (Michael Ma) 在万锦-于人村 (Markham-Unionville) 选区最终获得了 27,055 票，得票率为 50.65%。
该选区主要候选人的得票情况：
马荣铮 (Michael Ma)，保守党：27,055 票 (50.65%)，成功当选。
源植勉 (Peter Yuen)，自由党：25,133 票 (47.05%)。
Sameer Qureshi，新民主党 (NDP)：723 票 (1.35%)。
总共参加选举的选民人数为：27056+25133+723=52912(名)
而马荣铮得票：27,055 票。
反对者称：”联署已收集超过10,000个签名“？就算1万个人，也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而其1万人中是不是都是投马票的人？选区中有近一半的人没有投马票的人，这只是参选的人。还有符合选民没有去投票的人以及不符合投票的人。弄个”联署已收集超过10,000个签名“能说明什么问题？就如前些年某个邪教弄了个“几个亿的中国共产党退党签名“一样，无用功，忽悠不了人了。再弄几个几十个举牌上街去国会山庄抗议，只能说明《反共华人》只会“窝里斗”，转党的议员有五个，怎么不去闹一下。
文章一开头就说《当选议员辞职和转党有什么不同？》差别在于《辞职》后就不服务选区选民了。而《转党》后当选议员仍继续在服务于选区选民的工作的。有议员《在赢得选举仅四天后》就辞职算什么？
不过，马荣铮议员还有“单打独斗”的勇气。马荣铮议员在“强迫劳动“上的质问：“你亲眼见过中国‘强迫劳动’吗？”，“你去过那里吗？”，“就说yes or no！”
当地时间3月26日，加拿大议会工业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上，自由党华裔议员马荣铮（Michael Ma）连珠炮式的逼问，让现场气氛骤然紧张，对方磕磕巴巴的回应更引发一片哗然。
这场听证会原本聚焦加拿大涉华电动汽车政策的调整，却迅速被拉入所谓“中国汽车制造涉及强迫劳动”的争议，彻底偏离了轨道。
马荣铮生于香港，祖籍广州，去年12月刚刚从保守党“跳槽”加入执政党自由党。而他质问的对象，是顶着“中国问题专家”头衔的渥太华大学高级研究员玛格丽特·麦凯格·约翰斯顿。
听证会上，马荣铮对玛格丽特展开了“炮轰式”质询。
他接连追问对方是否拥有网络安全高级学位、所在机构是否无中生有捏造“中国风险”，最后直击核心——“你亲眼见过‘强迫劳动’吗？你去过那里吗？是不是只会道听途说？”
马荣铮在听证会上质问玛格丽特CBC NEWS。面对连番逼问，玛格丽特显然有些错愕。“我1979年以来多次去过中国……”话音未落，便被马荣铮打断。“你就简单说，有没有在深圳见到‘强迫劳动’？”，“有，还是没有？”，“唉……”手足无措的玛格丽特，面露难色。她眉头紧锁，停顿了足足四秒，才勉强作答。“我……我和人权观察组织密切合作，他们曾‘亲眼目睹’相关情况……”，“好了，谢谢。”马荣铮利落地结束了质询。
玛格丽特被坦言被问“懵了”。很明显，玛格丽特已委婉承认，自己并未亲眼见过所谓的“强迫劳动”，确实是道听途说。会后接受加拿大通讯社采访时，玛格丽特才开始回过神来，试图狡辩。
她抱怨，自己当时确实被马荣铮“问懵了”，并指责马荣铮的逼问仿佛是在“开玩笑”，因为“没有哪个西方人能去中国亲眼目睹‘强迫劳动’。他们绝不会让你靠近那种地方。”她还故作委屈，称马荣铮是想诋毁她的信誉，“但我认为他失败了”。
玛格丽特还透露，听证会后，她曾主动递给马荣铮一份“人权报告”，对方却回复“我不相信报告，只相信亲眼所见”，甚至建议两人一起去中国“看看”是否有“强迫劳动”。但玛格丽特无奈地表示，自己已被中方制裁，无法再入境中国。
所谓的“强迫劳动”指控，一直以来都是西方某些势力基于意识形态偏见炮制的荒谬谎言，长期脱离事实、缺乏实证，却被反复用来抹黑中国。此次争议发生的背景，是加拿大在中美博弈中试图平衡经济利益与政治立场的微妙处境。卡尼政府放宽中国电动汽车关税，被视为缓解中加贸易摩擦的务实举措，但也招致国内反对派指责“对华绥靖”。于是，玛格丽特作为专家证人，再次被推上前台，成为对华发难的炮灰。
至于为何说“再”，是因为此人早已多次以所谓 “专家” 身份，在公开场合充当反华马前卒。她早期研究侧重中加科技合作等务实领域，但后来却转向抹黑攻击中国所谓的“人权问题”，尤其在涉疆涉藏问题上大做文章，成为加拿大臭名昭著的对华强硬派人物，可谓劣迹斑斑。
2024年12月，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对加拿大机构及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包括玛格丽特在内的20人被列入反制清单。具体措施包括冻结其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和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活动，以及不予签发签证并限制其入境（含香港、澳门）。
但这位政治小丑不以为耻，后来公开将此称作“圣诞礼物”。面对加拿大媒体此前对中方相关行业的不实污蔑，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曾强调，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行业，中国都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中国是法治国家，已经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等28个国际劳工公约。中方奉劝某些加媒好好照照镜子，深刻反省本国严重的人权问题，不要总是基于意识形态偏见散布虚假信息诽谤中国。
至于玛格丽特口中“西方人无法靠近”的说辞，则显得更加站不住脚。就在西方反华势力人权叙事的聚焦的新疆地区，去年6月，来自23个国家的24名媒体记者参加了由中方组织的“走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主题参访活动。
“不少西方媒体上关于新疆的报道是扭曲的。”意大利“逆流外交”网站负责人、资深记者梅琳·洛佩兹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直言。她表示，此次新疆之行让她看到了与西方媒体描述截然不同的现实，其中最令她震撼的，是这片土地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群体能够和谐共处、彼此包容，对不同宗教信仰也展现出充分的尊重与接纳。
《法来自人》：
《法来自人》的核心在于法律是人类自身理性的产物、社会行为的规范总结，旨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保障社会秩序与正义。法律非自然固有，而是随着社会复杂化，基于人的理性、道德和对权利的需求而制定，本质上反映了特定社会下的人类意志。
以下是关于《法来自人》的详细解析：
理性的体现 (理性与自然法)： 古罗马法学家如西塞罗主张法来源于自然理性和正义，法律是人类运用理性观察和反思人类社会所得出的规则。法是理性与道德的安排，确保社会秩序与人性的协调。
社会交往与权利需求： 当人类社会进化，财富增加，人际关系变得复杂，为解决冲突（如“人众财寡”的争斗），需要通过制度化的规则，即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自然权利。
契约关系： 法律被视为人们为了克服自然状态的缺陷或更好生活而相互缔结的契约。
人性与情理： 法律建立在人性基础上，包括人趋利避害、有情欲的本性。法律的制订体现为对社会关系中“理”的把握和对“情”的调和。
历史与习惯： 法也来自特定民族的精神、历史传统或长期形成的行为习惯。
简言之，法因人而设，为人而作，是人类社会治理的“工具”。
《法来自人》是一个深刻的法哲学命题，通常被解读为法律的权威和效力最终源于人的本性、理性或社会共识，而非仅仅来自超自然的神谕或纯粹的暴力统治。
以下是这一观点的多维度解读：
1. 法律来源于人的本性 (自然法学派)
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认为，“法律来自人的本性，源自自然”。
理性与正义：这一观点主张法律的核心是“自然理性”。真正的法律必须符合人类的普遍正义感和理性。
恶法非法：如果人定法（国家制定的法律）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和基本道德准则，它就被视为“恶法”，在法理上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基础。
2. 法律是人性的产物 (社会心理视角)
法律被视为调整人类复杂社会关系的工具，其构建出发点是人性。
人性公式：有观点提出“法 = 情 + 理 + 力”，认为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时，需要以理为先，兼顾人情，并以力量（强制力）为后盾。
趋利避害：法律的设计往往顺应人“趋乐避苦”的本性，通过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来规范社会行为。
3. 法律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 (契约论)
这种观点认为，法不是某种超然的存在，而是人与人之间为了更好生活而达成的共识。
权利转让：为了克服自然状态下的冲突，人们相互缔结契约，放弃部分自然权利交给政府，从而形成了维护公共秩序的法律。
4. 法律反映人的意志 (实在法与意志论)
从实证角度看，法是由特定人群（如国家或统治阶级）制定、认可并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
物质条件决定意志：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反映的是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
提到“法来自人”或法律应顺应人性的历史典故，最著名的莫过于中国古代关于“法与人情”的权衡，以及西方“自然法”观念的起源。以下是几个代表性的典故：
1. 汉高祖“约法三章”：法源于民心的归附
秦朝法家思想走向极端，刑罚严酷，最终失去民心。刘邦进入咸阳后，废除秦朝繁苛的法律，只与父老乡亲“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典故精要：这个典故体现了法律的精简与克制。它证明了法律不应是统治者的枷锁，而应是保护百姓基本生存权益的契约。法来自人的基本诉求（安全、财产、生命），一旦脱离民情，法律就会崩溃。
2. 子产铸刑书：法律从“神圣”走向“世俗”
春秋时期，郑国名相子产将法律条文铸在金属鼎上，史称“铸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
典故精要：当时遭到了保守派叔向的激烈反对。叔向认为法律应该是贵族根据道德判断的，不该固化。子产的回应则开启了法律“人本化”的先河：法律不再是上天或鬼神的旨意，而是由人制定并公示、让所有人都能知晓的行为准则。
3. 西塞罗与“自然法”：法是最高的理性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曾讲述过一个观念：真正的法律不是罗马元老院通过的条文，而是“植根于自然的最高理性”。
典故精要：西塞罗认为，如果法律仅仅是因为统治者制定了它，那么抢劫和通奸也可以通过立法变合法。他坚持“法来自人的本性”，即人类天生拥有的辨别是非的能力。这成为了后来现代人权法治的基石。
4. “法官是会说话的法律”：法律的人格化
这句话源自亚里士多德，后来在法律史上演变为一种观念：法律虽然是客观的，但必须通过“人”的良知和智慧来执行。
典故精要：在中世纪英国，曾有“衡平法”的出现。当成文法过于死板导致结果不公时，法官会依据“良心”来裁决。这体现了法律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维护条文，而是为了人的正义。
《法治源自人治》
《法治源自人治》是一个极具思辨性的法哲学命题。它打破了“法治”与“人治”绝对对立的二元论，强调任何法律制度的建立与运作，其初始动力、设计逻辑和执行过程都无法脱离人的主观意志与能动性。
《法治》制度初创的“人治”印记：
法律并非凭空产生，最初往往是由具有远见卓识的“贤人”或强力统治者创设的。
典故：商鞅变法与“立木为信”
秦国的法治体系并非天降，而是源于商鞅个人的政治设计。在法度建立之初，他必须通过“立木为信”这种极具个人威望和行政手段的方式来确立法律的公信力。此时的“法”是“人”意志的延伸，体现了法治的建立初期高度依赖于强有力的人治手段。
2. 法律执行中的“人”之主导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条文是死的，必须通过人（法官、官吏）的解读和执行才能产生效力。
典故：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明知雅典法庭的判决不公，却拒绝越狱，坚称“服从法律是城邦的基石”。这个故事常被看作法治精神的源头，但其核心冲突恰恰在于：法律的裁判是由“人”（500人陪审团）投票决定的。它揭示了法治在现实中往往表现为“由人运作的制度”。
3. 从“贤人之治”到“制度之治”的演进
历史学家常认为，法治是人治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为了克服个人智慧的局限性和权力任性而演化出的“人工理性”。
典故：柏拉图的转向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推崇“哲学王”的人治，认为完美的贤人优于死板的法律。但他在晚年的《法律篇》中却转向主张法治，理由是现实中找不到完美的贤人。这种转变说明了法治是对人治局限性的反思与制度化沉淀。
4. 中国传统“礼法结合”的视角
当代学者如 陈景良教授 认为，中国古代的治理是“天理、国法、人情”的统一。
逻辑：法律的权威源于民心（人情），如果脱离了人的道德伦理基础，法律就会变成无源之水。因此，现代法治的构建应汲取传统“人治”中关于德治和民心的精华部分。
总结来说：法治不是为了消灭“人的作用”，而是为了规范人的意志。正如古语所云：“有治人，无治法”，强调的是若没有高素质的执行者，再完美的法治也只是空谈。
《三权分立》根本不能防止人治的弊端，如美国总统川普？
Al：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且具有争议的观察。关于“三权分立”是否能有效防止“人治”或权力滥用，政治学界和公众一直有广泛的讨论。
针对你提到的观点，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拆解这个复杂的议题：
1. 制度的设计初衷 vs. 现实运行
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的核心逻辑是通过相互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来提高违宪或滥权的成本。
支持者的观点： 即使出现强势领导人，制度仍能发挥作用。例如，特朗普任内多项行政命令曾被联邦法院否决，国会也曾发起弹劾。这说明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个人意志转化为绝对权力的速度。
质疑者的观点：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政党极化严重，立法分支可能为了党派利益而放弃对行政分支的监督；如果司法机构（如最高法院）被特定倾向的法官占据，制衡力就会大打折扣。这就是你所感受到的“无法防止人治”。
2. “人治”色彩的体现
在现代政治中，即便有法律框架，某些现象确实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行政命令的扩大化： 当国会陷入僵局，总统往往绕过立法程序，通过行政指令治国，这被批评为“帝王式总统制”。
民粹主义与个人魅力： 像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通过直接诉诸选民（社交媒体、集会），建立起超越制度的个人权威，使得传统的精英制衡机制（如主流媒体、官僚体系）感到乏力。
3. 制度的“疲劳”与局限
任何制度运行几百年后都会面临挑战：
效率低下： 为了防止独裁，制衡机制往往导致决策缓慢，这在危机时刻容易让选民倾向于选择一个“能干实事”的强人。
社会共识瓦解： 三权分立的前提是大家还愿意遵守同一套游戏规则。如果社会价值观分裂，法律就会变成政争的工具，而非裁判。
总结来说，三权分立并不能彻底消除人治的风险，它更像是一个“减震器”而非“防弹衣”。它能推迟或限制个人意志对国家的全面掌控，但制度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维护制度的人以及政治文化。
三权分立并不能彻底消除人治的风险，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也译作纳旦雅胡）的情况确实是分析“三权分立与人治风险”的一个极佳案例。他的政治经历集中体现了行政权力如何试图突破司法约束，以及制度在极端压力下的脆弱性与韧性。
以下是针对这一现象的深度拆解：
1. 结构性脆弱：没有宪法的“三权分立”
以色列的政体结构比美国更脆弱，这为“人治”留下了空间：
缺乏成文宪法： 以色列没有正式宪法，仅靠一系列《基本法》维持运行。这意味着规则可以通过议会的简单多数随时修改。
一院制与权力的部分融合： 以色列是议会内阁制，立法权（国会）与行政权（内阁）高度重合。实际上，最高法院成了制衡政府滥权的“唯一刹车”。
2. 司法改革：行政权对司法的“突围”
内塔尼亚胡政府推动的司法改革，被批评者视为将“法治”转变为“人治”的尝试：
削弱“合理性原则”： 2023年，政府试图立法剥夺最高法院以“不合理”为由撤销政府决策的权力。
夺取法官任命权： 改革方案建议让政府在任命法官的委员会中拥有决定权，从而确保法官能够符合执政者的意志。
动机质疑： 由于内塔尼亚胡本人身陷贪腐诉讼（涉及受贿、欺诈及背信罪），反对者认为他推动改革是为了干预司法，让自己脱身。
3. 制度的韧性：法院的强力回击
目前的情况证明，虽然三权分立面临巨大挑战，但尚未完全崩溃：
高院裁定无效： 2024年1月，以色列最高法院以微弱优势裁定政府通过的削弱法院权力的法案无效，强行阻止了行政权对司法的蚕食。
审判继续： 尽管经历了地区战争的干扰，内塔尼亚胡的贪腐案审判仍在进行中。2026年4月，法院确认将在紧急限制取消后恢复对其案件的审理。
4. 结论：制度是防御线，而非终点线
以色列的情况揭示了：
当一个强势领导人（人治色彩）拥有议会多数席位时，他确实可以合法地通过修改法律来拆除“制衡装置”。
民意与社会契约： 最终阻挡这一进程的，除了最高法院的法槌，还有以色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内塔尼亚胡的案例再次印证了你之前的观点：三权分立是人为设计的程序，如果维护程序的人或社会共识崩塌，它确实无法单方面阻挡“人治”的回归。
编辑这篇博文的灵感来自二个方面，一是在《反共华人》围剿转党的马议员时强调的一个理由是，投票给马议员是因有保守党的治国理念而为的。二是读了博文《国民党最大问题是没有灵魂》作者：谢盛友 。下面开始刍议《党是身体》党领是灵魂和头脑。
《加拿大联邦保守党》是加拿大中间偏右至右翼的联邦大党，成立于2003年，由加拿大联盟与进步保守党合并而成。当时的《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党领在2006年联邦选举中首次执政组建少数政府，2011年大选实现首次多数执政并蝉联至2015年。其核心政策包括降低税率、改革刑事司法体系及反对自由党碳税政策 。是成功的。
但是在2025年联邦选举时，《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党领的核心政策还是包括降低税率、改革刑事司法体系及反对自由党碳税政策 。是不成功的。在对华政策上以“对华强硬”为政治筹码 。在2025年联邦选举中，《加拿大联邦保守党》未能夺回政权，党魁也连任失败，失去其保持了20年的国会席位，但其还表示将继续担任保守党领袖 。
而现如今的《加拿大联邦保守党》还是叫执政时的《加拿大联邦保守党》，但是《党领》换了，《加拿大联邦保守党》的“灵魂和头脑“也变了。照搬之前的《理念》没有用了。而又没有自己的“灵魂和头脑“即党的《理念》，选民就不卖账不选你，奈何？！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资产阶级的《政党》都没有自始至终的《党》的《理念》，都是随选民以及资本家的钱来决定《党》的《理念》的。所以当一个《党》的《党领》没有了“灵魂和头脑“时，这个《党》也就不是“活“的了。《XXX党》就是个代名词或说是工具，形象地说似乎等同于《人的身体》，《党领》是《党》的“灵魂和头脑“。
《中国国民党》，《台湾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简称《国民党》，由孙中山创立，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其前身是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组成。
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
1923年1月，《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等先后发表 。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起草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
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仅三年时间就彻底失败。
《台湾国民党》也简称《国民党》，1949年底，《中国国民党》败退逃亡盘踞在台湾省。1975年，党首废除“总裁”制，改称主席。在党领李登辉主政期间，导致国民党理念不清、路线争议不断，新党、亲民党相继出走。并在2000年败选，沦为在野党。2008年5月至2016年5月，作为执政党再次执政。
《中国国民党》党领孙中山的核心政治理念为旧《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主张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提倡国内各民族平等。旨在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强调“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主张社会大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孙中山后期提出的三大政策，指导了国民党的改组。
《中国国民党》党领蒋介石的政治理念以右翼民族主义为核心，主张“反共抗俄”、坚持“一党专政”，在其统治期间推行军国主义色彩的军事集权，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国家统一的威胁，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在国际上奉行反共抗俄政策。自始自终以剿杀共产党人和信仰支持以及同情共产党的人民群众。
在博文《国民党最大问题是没有灵魂》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如果国民党仍然像当年的蒋公一样“将反共进行到底!”, 至少可以跟民进党有一拼，如今的国民党远不如民进党。民进党起码坚守台湾独立建国的理想和原则，能不能实现是另一回事，但人家至少为着这个目标而奋斗，其政治人物都忠于这个理想和原则。“这就是《中国国民党》党领蒋介石的政治理念。
而《台湾国民党》党领李登辉的政治理念是什么？是台湾独立。
再看马英九政治理念是什么？
2009年5月，马英九在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届满周年记者会上，向台湾地区民众报告未来发展方向及重大改革。马英九称：一是推动松绑重建，振兴台湾经济；二是改善两岸关系、缔造台海和平；三是改采“活路外交”、重返国际社会；四是实施节能节碳、永续台湾环境；五是强化社福体系、照顾弱势民众；六是坚持正派清廉、建立廉能“政府” 。
2012年1月14日，马英九胜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日晚间，马英九向在场的支持者表示：“人民肯定我们拒绝贪腐的努力；肯定我们开放松绑振兴经济的努力；肯定我们搁置争议争取两岸和平，把危机转变为商机的努力；肯定我们采取正确正派有效的‘活路外交’，让台湾人民能够有尊严地遨游世界的努力。”马英九强调，在照顾弱势之外，未来四年会更重视青年就业的问题，会更重视人民对政府施政的感受 。
说了这么多，马英九的政治理念是什么？
到了最新的《台湾国民党》党领时，借用《国民党最大问题是没有灵魂》一文中说的：“备受国际注目的“郑习会”4月10日上午在北京登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人民大会堂握手言笑，这一幕极具政治象征意义——年轻时曾经热切主张“台独”的郑丽文，如今以台湾最大在野党主席之姿，与中国领导人会面、互谈“和平”。
身高178公分的郑丽文，身穿一席紫蓝色套装、平底鞋，佩戴国民党徽的胸针。她与习近平对桌而坐，两人互称“主席”、“总书记”。在各自发表致词后，进入闭门会议。
这是时隔近10年，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会面，也是郑丽文睽违20多年后，再次在北京见到中国最高领导人。2005年，连战成为1949年两岸分治后、首位拜访中国的国民党主席，并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称为“连胡会”。当时甫加入国民党不久的郑丽文，也是访团成员之一。
在我看来，国民党的最大问题就是失去了创党时的初衷，没有灵魂，提不出一个清晰的理念和目标，没有清晰的方向，不知道为何而战，其政治人物大都从个人的利益考量，很少或从不考虑党的前途，党不过是这些政治人物获取个人利益的工具。“
又说“国民党则抛弃了自己的统一理想，不再为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奋斗，像民进党一样，中国成了一个他者。所以，在相当多的大陆民众眼里，国民党和民进党不过是独台和台独的区别，或者把国民党叫作华独。
国民党曾有的改造中国、坚持统一的理想和目标，在可见将来注定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要放弃它把自己改造成台湾国民党也未尝不可。然而，国民党似又心有不甘，怕这样转变把现有的利益都失去，受人指责，可以说，是既不敢改党名，又提不出一个新的愿景和原则，以及基于新愿景的新论述，只会跟在民进党后面鹦鹉学舌，可又学不像。
政党贵在有魂，有格，坚守自己的基本理念，即便是为了选举利益。没有魂没有格就只能纯粹为利益而投机。国民党在台湾政党轮替后，一路走下坡路，党员不断流失，吸引不了年轻选民，根子就在于失去了魂，失去了格，这也想那也要，左顾右盼，左绌右支，进退失据。“
《中国共产党》。创建于1921年7月23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让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依靠。中国共产党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唤起工农千百万”，“夺过鞭子揍敌人”，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境地，开启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党领毛泽东的核心政治理念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斗私批修，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3]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走资派特色党》党领邓小平的核心政治理念是：让少数人先富及猫论模论。
《走资派特色党》党领习近平的核心政治理念是：世界命运共同体。
在中国，只要提起中国共产党，人们一定会想到中国国民党，也一定会想到国共两党之间的恩怨情仇，只有分清两党之间的区别，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大陆为什么能取得胜利，那么国共两党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一、性质不同。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简单来说出发点是利党，利己和利益集团;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利民，利劳苦大众和基层群众。
二、依靠力量不同。国民党从政治上主要依靠外国干扰和支持，依靠军阀集团，漠视群众观点;而共产党能变换思想，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群众，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
三、治党方式不同。国民党重等级管理，以上压下，层层盘剥，只有利益，没有群众，只有党国，没有民心;共产党能重视基层群众的意见，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能自下而上，能从根基上思考和发现问题，并能用群众观点解决问题和矛盾，深得民心。
四、思维方式不同。国民党主要是以城市治理农村，高高在上，根基是空中楼阁，所以无法生长;而共产党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思维方式和方向都不同，扎根在群众之中，有生长之源。
五、治理腐败的手段不同。国民党以权谋利、上行下效，集体腐败，自身不硬，垄断制，裙带制、世袭制，一言堂;而共产党权为民谋，个别腐败，自身过硬，实行民主集中制。
六、用人方式不同。国民党重物质，看关系、看金钱，看利益和好恶用人，最后导致无人可用;而共产党是重精神、重能力、重品德，看信仰和作为用人。
七、对待群众的方式不同。国民党对群众冷漠，脱离群众，甚至危害群众，呼声不重视，难题不汇报，民意不上传，上下不同心，各打小九九，积压矛盾和问题;而共产党深入群众、关怀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开通信访渠道，难题上交请示，上传民情民意，不封闭基层声音，不积压矛盾，上下同心，发展有活力。
八、国民党奉命行事，遵从上级的智慧，而也爱耍小聪明，是军阀主义接班人属于山头主义;而共产党依法行政，依靠群众智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讲五湖四海。
九、国民党相信钱能摆平一切，有钱能使鬼推磨，不管群众背后怎么说，怎么戳脊梁骨，不渴求人民说一声好;而共产党相信公道正派，有理走遍天下，群众奔走相告，拍手叫好。
十、国民党喜欢琢磨人，只有眼前利益，不干正事，一心升官发财，只有利益观点;而共产党喜欢琢磨事，谋事发展，为民造富，怀有民族大义。
以上是国共两党的十大不同点。其实，说到底，国民党是有病的，属于灵魂之病。每个人都是有灵魂的，灵魂就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内心深处是不是善良的，敦厚的，友爱的，利他的，干净的，恻隐的，祝福的，光明的，决定着一个人的三观。灵魂之病只能通过内心深处认识和看到，如果不能悔过，是不可能康复的！这就是导致国民党败北的根本原因。这就证明了任何一个《党是身体》，而党领就是这个《党》的灵魂和头脑。
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用《企业家》代替资本家，其阶级本性却有意地被掩盖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工人的生产方式，将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商品化、市场化，就必然形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基本制度。所以，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市场化就是私有化。虽然，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属性的私有化的经济手段。而计划经济却只能是社会主义公有的所有制相联系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简单的说，市场经济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经济当然是社会主义经济！而走资派邓小平有意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混为一谈，目的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用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代替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走资派邓小平南巡时，曾对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说过：“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然而，同在南巡时的不同场合和不同的人胡乱谎造另一个说法，走资派邓小平却很“清楚”地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选》第三卷第373页)。这样就把这一惊人论断的前提和结论的内在逻辑关系补全为邓小平理论，这也就裸露出如下那个胡说八道的狗屁理论：如同猫论摸论一样搅乱后谁也谁不清楚了。社会主义有计划，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所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经济手段。
因此就得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样就可以不问信资信社了，社会主义也可以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搞市场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走资派邓小平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走资派邓小平把“计划”偷换成“计划经济”。而把“市场”偷换成“市场经济”，从而形成了前提荒谬、从而推出的结论也荒谬的。
走资派邓小平同时又犯了违背明显经济常识和经济现实的错误——市场经济是雇佣劳动社会化的经济，而雇佣劳动私有化，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基本制度基础上。把新中国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被走资派邓小平搞成雇佣劳动私有化的市场化改革，必然会毁灭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恶果！然而，经过走资派邓小平变魔术般的概念偷换，最终却引出了一系列自己想要的谬误结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搞市场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伟大邓小平理论基础，就被惊天地泣鬼神地总设计出来了！在走资派和右派们的大量吹捧之后，加上全方位地宣传忽悠之下，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了。
市场经济在西方经济学界总体上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想当初，西方将市场经济概念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对立物提出来，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市场化改革的时期，市场经济居然成了社会主义也可以运用的“中性经济手段”!这实在不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产生了什么畸变，而是因为走资派邓小平们为复辟资本主义推行渐进式资改时，必须借助社会主义旗号的机会主义政治需要!
诚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必须利用市场调节的辅助手段。但是，搞市场调节，不等于必须搞市场经济，就像资本主义搞计划调节，也不是搞计划经济的道理一样。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与只能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是绝不相容的两极对立——关于这一点，很多官僚精英心知肚明——将二者结合起来，就是把羊和狼圈在一起，就是要让狼(资本主义私有制)吃掉羊(社会主义公有制)，而绝不会出现羊吃掉狼的情况!
可以睁开双眼看看现实，世界上哪里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哪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以后，社会主义不是在本质上被逐步吞噬了?!走资派们激进式市场化改革，已经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得“宪政民主剧变动乱”、肢解了。而渐进式私有化市场化改革的鼻祖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先河，同样也没有避免“宪政民主剧变动乱”和被肢解的命运。而中国特色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其“特色”实际上并非首创，不过是步南斯拉夫铁托的后尘而已。所不同的是，铁托搞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时，还有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定的革命情怀动机，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主导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顶层精英，谁还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的主导动机不是向往资本主义的西方强国模式?!
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宪政民主则是其政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走上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之路，且党内外健康力量不足以遏制“深化改革”，则“宪政民主剧变动乱”和大国被肢解的命运，就是在劫难逃的历史定数!共产党热衷搞市场经济，最终必然自己挖掉了自己执政的基础和存在的合理性。历史必将刻骨铭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经济理论谎言和抢劫公有财富的现实骗局！
市场经济这种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按资分配的形式，而按资分配，则内在地包含着生产过剩。随着资本的运作，市场经济在资本家独占和追逐剩余价值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再生产着其不治之症——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扩张，经济危机日益严重，使其不断逼近社会总危机的全面爆发。
市场经济把劳动力商品化了，而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必须遵循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围绕着劳动力的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在按资分配中，雇佣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平均只能得到劳动力的价值(工资)，资本家则无偿占有全部剩余价值，致使绝大部分剩余价值产品失去了有支付能力的买方需求，成了过剩产品。
商品的价值构成是：可变资本、或工资、或劳动力价值、或必要劳动价值。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是社会需求与社会供给的价值买卖平衡，但是实际上，连基本平衡都根本不存在。商品的生产成本总量，构成了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的基础部分。剩余价值为资产阶级无偿独占，由于他们的人数极少(比如说占1%，由其生活消费所形成的社会需求，在日益增殖的庞大剩余价值量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余下的大量剩余价值产品，劳动群众有消费需求但无支付能力，资产阶级有支付能力但无消费需求，于是构成了无社会需求的过剩产品。这部分过剩产品价值，若转向投资，并不会真正消化生产过剩，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生产供给能力，从而造成更多的产品、产能过剩。
在市场经济中，相当于生产成本部分的商品，可以被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所消化，而相当于绝大部分剩余价值量的产品，则成为过剩产品。科技和生产力越发展，商品中的劳动力成本越低，剩余价值量越大；同时，资本的有机构成越高，劳动者的就业率就越低（社会工资总量相对越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相对越低。所以，市场经济只要一开工，就包含着生产过剩；科技和生产力越发展，生产规模越大，生产过剩就越严重两边越不平衡。粗略地估计，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生产过剩量，在不断地超过劳动群众的工资总量。也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越多，劳动群众越是相对贫困化。面对嗷嗷待哺的大量贫困群众，社会却不得不通过经济危机和战争的暴力手段，消灭生产过剩!
劳动力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规定了劳动者平均只能得到劳动力的价值(工资)，这使得市场经济的基本社会需求（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只能被框定在日益相对降低的劳动力价值量的限度之内（市场经济在疯狂生产社会供给的同时，却在强力遏制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从而引发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这是在维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还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刺激需求的“看得见的手”，或者是新自由主义重新祭起的“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等等的所有折腾，都根本解决不了的绝症!
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是一个不断加剧的过程，从而使周期性经济危机也成为一个不断加剧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闷死不断发展的生产力;要么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炸毁市场经济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外壳。而劳动群众和生产力，才是最终的决定者和胜利者，随着智能化科学技术和世界一体化社会生产的强势发展，市场经济时代正在加速走向生命的终点。
当今世界上正在崛起的“互联网+”智能化生产系统，给陷入空前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的根本不是历史机遇，而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这种远远超过以往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互联网+”生产力革命风暴，在市场经济私有制基础上，预示着未来十年，大部分今天的人类工作可以被机器所取代，这将使全球的就业形势空前恶化(银行业、制造业等将首当其冲)，将给人类带来有史以来最大的“下岗潮”，意味着社会工资总量将空前相对萎缩，也就是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将空前相对萎缩，而“互联网+”生产系统，却在迅猛地提高着社会供给能力。这种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的疯狂撕裂，将会引发更全面更深刻的经济危机，再加上地球资源的濒临枯竭，恐怕会引发战争的“世界性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