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的脑海有了俞顺章骑自行车特写。少年的他从模范邨骑出,到愚园路市西中学上课,镜头到车胎到横杆,下一秒,中年的他骑进交大,1978年2月28日。就像电影《美国往事》,男主角Noodle在火车站镜子前一晃,少年变成年。
而另一个镜头,交大校园,恢复高考第一批77级新生俞老师走回宿舍,开门捡起纸条,低头打开看。从纸条上手写的字往上仰视角度,接着是戴眼镜六十多的俞老师走进模范邨弄堂,站在63号后门,停格,掉漆的木门关着,他走到前门抬头望向阳台,看见十五岁的父亲影像。



穿插,时空交换,回忆的铁轨铺展。
去年11月22日晚上,淮海路三联书店邹韬奋的纪念书摊前,一个四十左右的上海妈妈与五年级女儿在翻阅。妈妈焦虑地抱怨,原来是女儿老师推荐学生参加征文比赛,写纪念邹韬奋诞辰120周年文。妈妈说自己都不知道邹韬奋。
当我打开俞庆棠的书,读到她发表在邹韬奋1935年刚创办一个月后的《大众生活》第九期的写给“一二•九”运动的上海学生请愿团的公开信,我走进了她文字里饱含着爱国的心。然她的爱国心,茁长在青少年时期。1921年秋,她在美国留学期间发表过英文讲话,书里收入了中译版,《我们有没有忘记山东问题?》。
俞庆棠就读过的教会学校背景是不是影响了她教育服务民众的理念。她如光,照亮没有被教育到的角落,在她的民众学校有“妇少班”,即针对家庭妇女与失学少年。在她的教育论著里,她的视野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就中国的而言,她对农村深入了解,拿得出数据,是学院派的理性分析,对中国教育现状作纵向比较。就世界的而言,她又用数据作了横向比较,比如关于儿童与女子教育。读到这一系列数据,比如中国新生婴儿的死亡率与他国的比较,便是中华民国的历史一页。
那杯静安区业余大学111教室的茶凉了,茶叶沉下去,书页却一页页清晰。



俞老师与我离开树立着俞庆棠胸像雕塑的校园。
我回望胶州路。1993年9月第一学期,每周二或四要经过的路。我在胶州路727号的静安区教育学院底楼教室参加新辅导员的培训课程。我中午返回威海路民立中学,23路电车不来的话,常常走过业余大学大门,到常德公寓不远的37路终点站,或者乘20电车,沿着南京西路开,石门一路站下来。
三十年前我不知道那所校门后,有过怎样的历史。俞老师的祖父,是需要保密学生名单,应付检查。越临近1949年,危险越大。
三十二年后的秋天,我走进的不只是校园,而是历史的角落。

我提到了热门谍战剧。俞老师说,华东局派去台湾的地下党,也是由实验学校培养的。
坐111教室的俞老师刚说了曾姑奶奶俞庆棠事,又跳跃到1975年在模范邨接待过美国回来的姑奶奶俞秀文。
王老师说,等我写完这篇,要转给俞老师在北京的孃孃,退休的医学院教授,也是姑姑了。
“我的姑奶奶”,老底子的“姑奶奶”真厉害。难怪,离胶州路步行几分钟的住爱丁堡公寓(后改名常德公寓)的张小姐也要写姑姑语录。如果1946年张小姐站在公寓顶上的露台,看得见走出上海市立民众实验学校的俞庆棠先生。
这就是上海!一座充满传奇人物的城市,上海的“姑姑”,是走向世界求知的中国女性。俞庆棠不但留学美国,还考察过欧洲丹麦、荷兰、英、德、法、奥、意等国成人教育与合作事业。1947年,她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1948年,任联合国远东基本教育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委员会委员,赴美考察战后难童教育与成人补习教育。
她在书里提及美国1928年,每人至少在图书馆借2本书。也是我第一次读到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女性受教育的倒退,犹太人被迫害被多次提到。
俞庆棠从哥大带回国的教育理念,是从杜威教育思想拓展的“民众教育”,“生活即教育”。这是和陶行知先生教育理念互为交汇的,又各自实践并行。我早在师大二年级,读过陶行知全集。陶行知在南京晓庄实践,俞庆棠在辞去大学教职后,于无锡办校实践。
她书里提到了推动丹麦平民主义的格龙维牧师(N.S.F.Grundtvig),我想有可能她是第一个为中国介绍丹麦国民教育成功经验的。现在提及丹麦的国民幸福程度高,国民的素质高。而国民的素质,便是民众教育的结果。如果一个民族只追求金钱物质,哪里来的幸福。
在国弱民穷的1931年,俞庆棠与她的同仁,成立了中国社会教育社,连徐州,也有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俞庆棠书里写,徐州的民众教育馆是从三间破草屋加上两件破庙开始的。
我不免想到了前几年轰动一时的“徐州”。难道我们网络发达的今日,不需要民众教育吗?为什么现在出不了教育家呢?
六
等我站在延安中路877弄模范邨弄口,看见有牌子挂着弄内22号是冒广生故居。我后来问俞老师知道22号住着冒广生吗?他说不知道。如果冒家后人一直有居住,我1993年冬天区里开大会遇见的那位冒广生后人,可能就是住这里的。

我在弄口居然要笑出来。巫宁坤的《一滴泪》里写到的安徽大学英文教授冒效鲁的父亲便是冒广生。能不能小看上海的弄堂?五六十年代的小孩子在弄堂玩疯,擦肩而过的老人,可能是一位名人。然而,不是为了追寻名人头顶的光环,而是追溯一个时代的背影。
俞老师说的姑奶奶俞秀文是曾祖父俞凤宾的女儿,俞庆棠的侄女,外交官俞沛文的妹妹,俞顺章的姑姑,1975年回国探亲,在上海入住国际饭店。俞老师那时还未去奉贤的星火农村,负责接待了姑奶奶。俞老师说俞秀文与模范邨一直保持书信往来,大概除了被迫中断的年代。如果还有书信保存,比如俞秀文回来前后的信,对还原当时的场景,更有意义了。
俞秀文的签证是渥太华加拿大的大使馆拿到的。这等于告知了我,当年中美未正式建交前的一条探亲途径了。特别提到俞秀文的签证是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过问的。
我听得好像哪里读到过,也是渥太华拿到签证的这一节。
俞秀文到模范邨,是看望大哥大嫂俞鼎文夫妇一家了。当年的政治环境,模范邨63号有一位女同志在场监督。这和巫宁坤写七十年代美国来的外甥女夫妇情况一致。俞老师还为俞秀文一行买到了去杭州的软卧车票。
俞老师后来的出国留学并不不顺利。他自费出国曾被拦下,因当时父母在国外。
俞老师的父母,即俞顺章夫妇,曾经是文革结束后上医派到加拿大来的访问学者,最早的一批。他先在多伦多大学,后去了麦吉尔大学。俞顺章更早在1970年去非洲索马里帮助查清血吸虫的防控。
俞顺章又是消灭上海青浦血吸虫的功臣,在他导师苏德隆的指导下。
俞老师说苏德隆是父母结婚的证婚人,顺理成章。
我跟俞老师说我初中时,学校展出过青浦淀山湖乡里的农民患血吸虫的照片,男人的肚子鼓起像孕妇。
在俞顺章写的书里读到过,他五十年代到青浦朱家角灭钉螺的事。
当我第一次坐在乌鲁木齐南路上的66号梧桐院邻里汇食堂,看见黑板上画着的苏德隆名字,想到,上海很大,其实,关系又如网。
而医学当不分国界,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为人民造福的人,值得敬仰。流行病专家的俞顺章,九十高龄,去世前,还在他专业书的前言给复旦校领导进言。我记不得原话,但记得感受到,那是一位历经政治运动之后,仍然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希望医学研究被重视的医学专家的心声。
七
俞老师与我坐教室交流,一节课的时间。他所谈的却横跨了百年,四代人。从俞庆棠这代到他自己作为恢复高考后的77级。我提问较少,不愿做“包打听”。
有个细节,我倒是问了两次。那是关于俞顺章去索马里查血吸虫病源。当时,已经关系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关键时刻。有些事,是不能出现在历史书中的。俞老师如是说。他跟我分享了。我现在不愿意分享在博客,因为,有的读者会怀疑,这是不是为了写而写。
在俞顺章书里也提到的,他的中国医疗队查找到了索马里的血吸虫不是中国传入的,而是命名为“埃及血吸虫”。俞顺章写出了英文论文发表在西方专业期刊,为中国正名。
俞顺章的英文功底,应该是上海市西中学打下的基础,就如他的学生维州在博文里提及俞顺章的口头禅“Let's go!”。
如今,中国的中小学若不重视英文教育,是不是愚见,明智者一目了然。
我对家族文化感兴趣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能人才辈出,是遗传基因,是家风熏陶,还是其它合力结果。
我在第一次见到俞老师时,问过他入读的小学,他说名字也忘记的。他读中小学的十年,是动乱的年代,文化遭践踏的年代。他说父母不管的。的确是,那时父母忙不过来,各项政治运动,批斗与被批斗的主旋律下。
1977年末,俞老师作为知青去星火农场。他说,我是VIP知青。因为他家的保姆原来在市委某官员家做过,所以,他去农场是开后门了。到了农场才不久,恢复高考了,他一下子考进了交大。他打电报给在江西农村的母亲,母亲还发糖。俞老师的母亲是小儿科医生,去乡下是看百病。而俞顺章的医疗队去非洲,也不单单追查血吸虫病,有病人上门就救死扶伤。
交大原外文系主任唐庆诒是俞庆棠的丈夫,也是哥大毕业。(上网一查,原来我们八十年代如雷灌耳的英文广播教学者许国璋也是唐庆诒学生。)俞老师入交大,备考英文免修班,入取了33名。俞顺章骑出告知他祖父俞鼎文去世的消息那天,是交大77级开学典礼(1978年3月1日)的前一天。
我问你有没有参加祖父的追悼会。他说没有请假。
我完全理解,恢复高考后的校园内,每一个莘莘学子的每一步都是追赶学业。俞老师说,他到美国留学后,凡是交大的留学生,被美国大学认可英文好。那是自然,中国领导人接受美国记者采访,谈笑风生的那位,是交大出来的。
八 花絮
11月25日早上我在模范邨。65号后门口一位自称九十的老外婆说她住了60多年。我问她认识隔壁的老邻居俞家人吗?1993年63号户口本有俞顺章一个。俞老师的弟弟也离开了63号。她不记得,只记得一个住新华医院的医生。

我从63号,看见了两边的弄堂一条通巨鹿路,一条通四明邨。
我从63号前门弄堂往右穿过小铁门。


从陆小曼住的四明邨弄堂,穿到巨鹿路。又从巨鹿路到富民路到常德路到静安寺吃小笼之后,再到嘉里中心看电影《菜肉馄饨》。
嘉里中心原来是郭沫若在创造社时住过的弄堂,郁达夫常来。
上海,有写不完的传奇。
谢谢阅读。并附上元旦我摘抄笔记一页。笨鸟只有勤学。

中年学习,不为前途,为晚晴的身心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