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岸田吟香從一開始到上海就刻意結交滬上的文人，其中特别有深交的《申報》主筆何桂笙和黄栛塤是其中兩人，靠著這個交情他在《申報》大量刊登樂善堂的藥品廣告，並請這兩人爲藥品廣告作序登在報紙上。申報在滬上及全滿清範圍的影響力相當大，而主筆的廣告效應更是不用提。岸田吟香還自己親自撰寫醫論之文，在申報刊登，這是一個旣使在今天也仍然爲商務成功的案例。

例如何桂笙所作的序中言道：“東瀛岸吟香先生居華多年，深悉中國之風土人情，故其賣藥海上，莫不獲效。近以賣藥不如傳方，遂著成《痧癥要論》、《花柳辨癥要論》二書，專治痧氣及毒門，所列諸方，皆係萬應萬驗，具所以惠濟衆生者，厥功非小。”在滿清末年的上海岸田吟香是東洋藥商但同時又以醫家身份出現，其藥又非虛妄，再加上報業名人的捧場，花花橋子人擡人，芝麻花開節節高，這買賣若不成功，那天理何在？

樂善堂的經營成功並不完全在於注重經銷西藥、日本的和漢藥及華夏的中藥，它還有另一個重要業務：印刷出版。有日文文獻載“約在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年）前後，（岸田吟香）發行滿清朝廷高等文官科舉考試使用的儒家經典的袖珍本，因其小巧便于携帶進入考試場所，所以出售了超過十五萬部，據説賺了大錢。”但也有的資料説“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年）岸田四十九歳、從上海返回日本。因出版滿清科舉用書的袖珍本而賺得盆滿缽溢。”無論是華夏之民還是外國人看滿清的科舉大多從政治、傳統、體制等角度爲出發點，但在岸田吟香的眼中那就是滚滚財源，這眼光確實非同一般。當然這也得益於他帮助赫本夫妇在上海印刷《和英語林集成》，從而得知了印刷業的底細，岸田吟香入一行，知一行，行行通，確爲少見之通才。

在華夏，活字印刷是畢昇發明的，是所謂四大發明之一，雖然在世界上有不同的聲音，但不管是正方還是反方都提不出壓倒性的論據。在反方看來，畢昇的活字印刷術最虛弱之處在於，除卻沈括在《夢溪筆談》中的記述外，至今尚未找到確切的實證，中國的考古專家們挖了無窮盡的古墓，雖然發現了一块“畢昇”的墓碑，可是此“畢昇”是不是彼“畢昇”，尚無定論，反正對這個華夏引以爲傲的發明是沒有一絲一毫的帮助。亦有論點認爲契丹人的活字印刷术早於《夢溪筆談》一百五十年，契丹旣是今天蒙古人的先祖。這裡面也存在著另一種猜測，華夏民族活字印刷的發明可能更早，而畢昇只不過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分子，又恰恰離沈括家不遠而被記録了下來。在今天看來誰發明的活字印刷術並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在印刷製版上華夏從畢昇以後就一直沒有大的進展，躺在老祖宗的牌位後不敢逾越。至今宋版圖書仍爲收藏界的天花板，而金、元、明、清根本就沒有什麼明顯的進步，只是在修修補補。就象司南也是所謂的“四大發明”之一，但卻沒有進步到現代的導航係統；就像有了窜天猴，但未進化到飛天火箭是一樣的道理。而當時的日本汲取了西洋先進技術，在製版上遠遠超過了滿清，因此才有了岸田吟香在日本製版後再帶著版來到上海找教會印刷廠印刷成書的情景，不過這種情景僅爲曇花一現之瞬，轉眼東洋就成爲了亞洲印刷業的領軍，而且一直佔據冠首之位。諸君若不服，那拿一本日本普通辭書，比如《新明解國語辞典》與中國的頂級字書《辭源》、《辞海》或十三卷本《漢語大詞典》相比較，你就知道什麼是“西子捧心”，什麼又是“東施效顰”了，這不是崇洋媚外，而是要知恥後勇。

如果僅僅認爲岸田吟香是賣藥的，那對他的認知就太浮淺了，當然印刷書籍也是他的一大業務，但這也不是他的特别之處。根據中日兩國所收藏《樂善堂精刻銅版縮印書目》及《樂善堂發兌銅板石印書籍地圖畫譜》統計，《四書五經》解説書、科舉考試參考書、試題集及辭書、韻書、類書、尺犢和一般的學習參考書，統共只佔其出版總數將近一半。除此之外，樂善堂的出版物中，還有大量的譯爲漢語的外國社會、歷史、地理、醫藥等書籍和地圖，其中包括當時風靡一時的丁韙良的《萬國公法》、《公法會通》、《富國策》，及英國傳教士合信所著的《全體新論》、《西醫略論》、《內科新説》、《婦嬰新説》、《博物新編》等。在華夏大地上普及文化科學知識，岸田吟香這個東洋人的作爲也頗令人意外，其出版的書籍能够面向中下層階級，其用意相當深遠。比如為了讓更多的滿清朝廷治下的布衣能買到魏源的《海國圖誌》，樂善堂還將《海國圖誌》拆開，分成《籌海篇》、《英吉利國誌》、《俄羅斯國誌》、《歐北五國誌》等小小的單行本印行，每本僅售幾角錢，而當時的全本《海國圖誌》定價爲十二元，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