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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提级与九大排位
文/丁东
一、江青提级
江青原来是行政九级,文革中提到了行政五级。她倒台以后,这件事被说成是林彪与江青勾结的证据。我一直纳闷:林彪给江青提级,动机何在?最近,读到程光的新书《心灵的对话》,才看到了一种新的解释。
程光是邱会作的儿子。这本书是父子对话录,披露了不少邱会作在中央高层的见闻。据邱会作回忆,中共九大以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在这个机构里地位特殊,呼风唤雨。碰头会名义上由周恩来主持,事实上是江青当家。

九大以后,中央日常工作由新产生的中央政治局主持。毛泽东、林彪一般不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通常由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主持,周恩来不在时,由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或康生主持。作为政治局委员的江青,有参加会议的资格,却没有主持会议的资格。而且,江青也不分管任何一方面的具体工作,这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
“江青先到毛主席那儿要求分配工作,毛主席不理她。江青又去找林彪,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舒服,挡了五、六次驾。最后实在不便再挡了,就让江青和林彪谈过一次话。江青说:‘请求中央分配我工作!’林彪说:‘政治局委员就是重要的工作。’江青说:‘一点权力也没有,是空洞的工作。’林彪说:‘在集体领导中,你赞成或是反对就是权力。’江青急了:‘现在我在政治局里是个多余的人。’林彪冷冷地回敬说:‘像我们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多余的人!’说罢闭目养神,再也不开口了。”
林彪死后三年的1974年11月19日,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信说:“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泽东次日回信:“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那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这是后话。
当时江青内心不快,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找茬生事。有一次外交部报告蒙古口蹄疫正向我们境内传播,请中央提出对策。周恩来让外交部一个副司长解释情况。副司长还没说上几句,江青就勃然大怒,说:“我们又不当马夫,为什么这样的文件拿到政治局讨论?”说着把文件卷宗往桌子上狠狠一摔,响声很大。
副司长惊惶失措,把高度近视眼镜摔在地上。邱会作帮他拾起眼镜。副司长夹起皮包走到会场中央,向周恩来鞠了个九十度大躬,转身就朝外跑,还没出会议厅的门就大声哭出来了。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好吧!这个文件暂不讨论了。”
有一段时间,江青还说不应当把她视为抗战初期的干部,她1931年就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是文化界的“革命元老”,她的行政级别不应该是九级,应当与中央大局书记、大军区司令同级。为此,周恩来和林彪商量后,决定不干扰毛主席,把江青提升为行政五级。林彪还特别让叶群透露给江青“这是总理的意思”,让江青领周恩来的“情”。
江青得了这个便宜,着实“老实”了一段时间。邱会作说:“这件事从拿主意到操办都是周恩来,林彪只是最后点头同意。我觉得周恩来没有什么错,为了不干扰毛主席,这件事毛主席到死恐怕也不知道,如果知道了肯定会把江青骂个狗血喷头。那样虽然气出了,但是江青耍起无赖,周恩来至少几个月不得安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那么办了,满足了江青的虚荣心,每个月再多发她一百多元工资,算是花钱买平安吧!”
我觉得,以上对于江青提级一事前因后果的讲述,可能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这件事当时只有高层很少人知道,全国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中国大陆的干部职工,1963年有过一次升级调资的机会,以后工资被冻结了十几年,从文革发动,到文革结束,谁也别指望升级调资。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40%的干部职工才获得了升一级工资的机会,而且高级干部不在其内。就在这个漫长的工资冻结期,江青却一下子提了四级,这件事当然不敢向老百姓公开。

江青在五十年代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当时中宣部没有局的设置,处相当于现在的局。所以,从供给制转为工资制时,江青是局级干部,定为行政九级,每月工资243元。应当说,她不缺钱。她喜欢摄影,工资如不够用,还可以申请使用毛泽东的稿费。
但是,当时的行政级别不仅仅意味着工资,还意味着政治地位。我记得当时传达文件,经常规定先传达到某级以上。邱会作说提级满足了她的虚荣心是有道理的。听知情者说,江青提到五级以后,并没有领取增长部分的工资。这个说法是否准确,尚待核实。
二、九大排位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二天见报的新闻照片上,人们看到主席台前排正中是毛泽东,左边依次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右边依次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这样排列座位,不按姓氏笔划,也不按资历,当时引起过不少私下议论。人们怀疑,是不是某些人故意在捣鬼,暗示左边是左派,右边是右派?
了解内情的邱会作在《心灵的对话》中有新的解读,原来这是身为九大秘书长的周恩来的苦心安排:
大会前就决定,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碰头会成员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怎么安排江青成了周恩来的难题:无论是按资格还是按地位,江青都要坐到边上去,她肯定会吵闹不休。周恩来把碰头会成员安排在一边,元老们安排在另一边,江青就可以很体面地紧挨着政治局常委康生坐得靠近中间。
周恩来在左边的主要人物面前安排了麦克风,右边的则没有,这说明,中央碰头会是目前党和国家的实际领导,是九大的领导者,而老同志们只是大会的参加者。元老们对此心照不宣,很知趣,他们开会则来,无事则走,不叫不到,从不多事。
这样排位的奥妙,上面清楚,下面不清楚。九大一共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有来自珍宝岛前线的军人孙玉国发言。他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很大的兴趣。

毛泽东当面问了他的年纪、军龄、籍贯,他回答后,走到毛泽东面前敬礼、握手,接着想和坐在毛泽东右侧的周恩来握手,周恩来赶紧站起来向左边一指,孙玉国会意了,到林彪跟前敬礼、握手。
林彪用手向右边一指说:“总理”,原本想向左去的孙玉国立即返回右边和周恩来握手,顺势又要和董必武等元老握手,周恩来向左边一指,孙玉国返回左边和碰头会成员一一握手后,要退下去,周恩来又向右边一指,孙玉国再到右边同元老们都握了手。
孙玉国来自基层,哪知道中央有这么多人事上的奥妙,如此左右折返,临场不乱,真难为他了。
对于周恩来的安排,江青仍不满足。4月24日,九大举行闭幕式。退场时,江青凑到毛泽东旁边,她事先安排一个摄影师在人民大会堂二楼,用望远镜头拍下了毛泽东和江青在主席台上的合影。
当天晚上讨论大会新闻报道时,江青要求发表这张合影,周恩来只好把清样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用铅笔在照片上打了一个叉,并签了毛泽东三字。江青没有达到目的,只好对姚文元撒气:“你们真是小题大做,发表一幅我和主席的合影也要他审批,真是多余。”
许世友说:“报纸发表政治照片,当然要审批。”江青火了,大声说:“难道你们还要骑到我头上拉屎不成!”然后退场了。
周恩来说:“希望大家对不必要说的话最好不要去说。”姚文元说:“主席在闭幕式上讲了团结问题,现在还不到几个小时,大家都不会忘记吧。”许世友还要和姚文元争辩,邱会作拉住他说:“不要再给总理找麻烦了。”
江青想争取的不只是座次和镜头。她还有更高的诉求。据邱会作回忆,张春桥等人在起草新党章的时候,原来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党章,提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

这个问题刚一提出,就被老辣的康生坚决制止了。康生说:“你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大家若不谨慎,搞不好就会把得到的东西也丢个一干二净。”这样,江青的名字连初稿也没上。
但是,在九大期间,江青还是在京西宾馆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每个大组派五人参加,由姚文元主持。江青在会上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不止一个。我们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选到核心领导里去,只有这样,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面接下来。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决不是一个人。”
姚文元接着说,“江青同志也应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我们在党章上虽然只写了一个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是当然的接班人。”姚文元把江青讲话的记录稿整理好,就送给康生了。康生边看边冒大汗,他把记录稿留下来,再没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