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兆明先生1932年10月出生于浙江海宁。1951年7月毕业于上海格致中学，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留校工作，任中文系讲师、副教授。1984年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成立，潘兆明教授从中文系调到汉语中心任副主任并主持工作。1987年晋升教授，1990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12月退休。
我上大学本科时，潘先生教我们写作。每次上课，潘先生都穿得比较洋气，头发梳得光亮、整齐。先生带着我们分析鲁迅先生的作品，记忆犹新的是在分析《孔乙己》和《祝福》时，潘先生对其中的孔乙己和祥林嫂的分析和讲解，特别强调了两位主人公的命运，先生语气深沉，充满激情，好像在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很有代入感，至今难忘。不成想，潘先生也曾有过凄惨的命运，而这一切我在三十多年后才发现。
原来，在那场反右运动中，潘先生也不幸被划成了右派，成为了北大当时700多名右派中的一个。更让先生一辈子难以释怀的是，1957 年 10月，国务院派来了陆平来到北大，继续进行反右“补课”。这个“补课”，使二百多人被“补”进了“右派分子”中。“右派分子”在北大总人数中的比例从百分之五增加到了百分之七。先生就是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的，而且是典型的“被动右派”，一下子从兆明坠入了黑暗。
感谢老同学郭力女士为我们记录下了这一段历史。郭力在《北大反右运动中的揭发与诬陷》一文中这样描写到：
中文系助教潘兆明：A君的诬陷，
中文系助教潘兆明，留校任教后担任系工会文娱干事，经常为大家组织文体活动，那时会议多，教师家一般没有电话，他还经常充任义务通讯员，东家西家跑着送通知。在大家眼里，他是一个热心为公的小弟弟，人缘甚好。在反右开始时并没有被触及。但他觉得反右太荒唐，在1957年年底学校安排干部下放劳动时，他第一个报了名，觉得换个环境干体力劳动也不错。于是潘兆明作为第一批下放干部于1958年元月7日到了门头沟斋堂。
在斋堂劳动三个月之后，四月中旬的一天，潘兆明突然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让他回学校开会，他跟随一个党员教师匆匆回到学校。到了中文系总支办公室，一位领导告诉他，明天下午到文史楼108开重要会议，一定要准时参加。
第二天下午，潘兆明来到教室，进门时，两旁有人在发材料，他拿到两份材料，先看了右手的，只见油印的材料上写着“彻底批判沈玉成的右派言行”，下面罗列着一条条罪行。他不禁大吃一惊，“反右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怎么又来了？”再拿起左手的材料一看，只觉五雷轰顶，同样的油印纸上写着“彻底批判潘兆明的右派言行”，顿时，他眼前一片模糊，心想“搞错了！一定是搞错了！”
他蹭到后排，找了一个空位坐下来，慢慢定下神，细看纸上所列罪行，真是触目惊心：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污蔑伟大领袖，反对肃反运动，反对教学改革，简直是十恶不赦。再细看那些具体的右派言行，无不是些捕风捉影、掐头去尾、任意焊接、无限上纲的东西。他越看越吃惊，直打冷战，他明白了，这不是搞错了，而是在千方百计罗织罪名，欲置他于死地。
潘兆明听着同事们的批判，觉得非常奇怪，这些批判基本上是一个模式，都是说之前对潘兆明印象如何好，今天看了材料，才知道他是一个两面派、野心家、反革命，然后挑出材料中的一条进行批判。潘兆明听着，不禁心生反感，觉得这些批判，根本是无的放矢，这个人，根本不是自己，自己也不是什么两面派，过去不是那么好，现在也不是那么坏。
他想到上年反右时，他也曾经按照提供的材料，批判好友倪其心、施于力，骂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看来，他们也是被冤枉的，都是好人，而自己却是被当枪使了。
批判会结束，他回到宿舍，感觉恍若隔世。不知过了多久，他拿起那份材料，仔细看自己的罪状。
第一条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社会主义制度会产生官僚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能够发展生产力。自己不可能说这样的话，那这捕风捉影的罪状是从哪儿来的呢？他想了很久，终于想起：“两年前，日本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日本工业展览会’，学校号召教师党团员去参观，并发了票。我们五六个教师一起去了。参观回来的路上，议论着展览会的观感，大家都对日本的日用商品印象深刻，像暖壶，日本有五种容积的，外壳有竹、木、铁、塑料，颜色多样，还有各种各样把手和壶嘴的，包括先进的压水暖壶。有人说：咱们这么多年只有五磅暖壶，外壳只有竹的、铁的，什么时候才能改呀！当时学校正号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我正痴迷于辩证法的奥妙，于是感慨说：看来辩证唯物主义说得对，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比如我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好的，避免了恶性竞争和大量广告开支，但是因为生产的东西都能销出去，生产部门容易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给官僚主义滋长提供了温床，这么多年我们只有两种热水瓶就是例证。而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当然不好，血淋淋的残酷竞争，弄得不少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家破人亡；但其中也有积极的因素，正因为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就迫使他们千方百计改进技术，降低成本，不断开发新产品。日本有几十种暖水瓶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我的这番议论，博得大家点头称是。谁能料到，我的这番辩证法学习心得，两年后，竟变成了反对社会主义、歌颂资本主义的反动言论，成为打成右派的一大罪状！
“第二条罪状‘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更是掐头去尾、移花接木了。1957年2月，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提出大鸣大放，号召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3月，中央又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助党整风，要大家消除一切顾虑，踊跃向党提意见。于是北大大会、中会、小会不断，有时一天几个会。都是叫大家提意见，可是大家哪里来那么多意见？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意见，很快就提完了，于是，几天后，会场气氛冷落下来。上面就开始施压，说是过去党组织跟大家交心不够，党群之间好像隔着一堵墙，一条沟，但这次中央是真心诚意整党，希望大家积极行动，拆掉心中的墙，挖掉心中的沟，和党一家人，共同除三害。于是事态变得严重起来，平时你提不出意见就罢了，现在却成了心中与党有墙有沟，分明是怀有二心！
“那段时间，我每晚临睡前躺在床上的最后功课就是千方百计想出几条意见来对付明天的会议。如果想出一条意见来，就松了一口气，想出两条来，则大喜，也许这第二条还得珍藏起来，供后天会议上用。
“一次中文系教师团支部开助党整风会议，我是主持人。有人提出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一时议论很热烈，我想岔开这敏感话题，便说：苏联的事，跟我们关系不大，还是说我们自己的事吧！有人说：不，有关系呀！要不，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上说：苏联反对个人崇拜对我国也是有实际意义的，这话怎么理解呢？我就打圆场说：毛主席本人是很谦虚的，刘少奇说的实际意义，可能是指下面有些宣传没有掌握分寸，今后要注意吧！有人就问：有什么具体例子吗？我当时脑中灵光一闪，懵懵懂懂说了下面一段话，以致酿成大祸。因为我在大学毕业前后的两年里，听了不少西方古典音乐，从而对当时某些只空喊口号而毫无乐感的所谓‘革命歌曲’不大恭维。当时学校喇叭里经常播放一首新歌：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金光闪闪万里明。我觉得，老和尚念经都比他好听十倍。现在有人叫我举例，我脑中就蹦出这首歌，就说，比如当下流行的一首歌，叫‘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金光闪闪万里明’，这歌词有点毛病：领袖和人民之间，应该是一种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而这歌词描绘的却是一幅神像，领袖高高在上，身后金光闪闪，人民群众只好在天安门下仰视膜拜，这种宣传，不是有点个人崇拜的味道么？我说完，当时会场上也没有什么反应，现在却成了我的第二大罪状，一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污蔑伟大领袖，就这两条，定你个右派分子就足足有余了！
“再细看下面的条条罪行：攻击肃反运动扩大化，伤害了很多好人；反对教学改革，说学校只学俄语是走大弯路；污蔑人事分配制度是乱点鸳鸯谱（这篇作为我污蔑人事分配制度罪证的文章竟然是别人的文章）……看着看着，只觉胸中冒出一股凉气，渐渐弥漫全身，浑身发冷，而头脑却分外清醒起来：这绝不是工作上出了什么差错，这是在精心地、刻意地罗织我的罪名，但，这是为什么？”
潘兆明回忆：当时的材料都是油印手刻的，我从油印材料上熟悉的笔迹和行文习惯，就马上知道陷害我的人是谁了！我就称他为A君吧！A君和我都是语言专业的助教，同属一个团支部，还都是支委。应该算是关系很密切的同事了，我也没有得罪过他，为什么他要这样陷害我，致我于死地？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慢慢看清他原来是个因阶级出身不好，郁郁不得志，而想借政治运动用他人鲜血染红自己顶戴花翎的人，于是就和他彻底疏远了。
面对莫须有的罪名，面对熟悉的告密者A君，面对即将被摧毁的大好前程，潘先生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仿佛坠入了黑暗的深渊。全国有至少五十五万人被推进了这个万丈深渊，他们有的杀身成仁，有的自暴自弃，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可是那时候潘兆明先生才26岁，正值青春年华的大好时光，他还要办好他的工会墙报，好要去参加京剧合唱队的排练……。在这个黑暗的深渊里，他在痛苦中挣扎，他要活下去。眼前的这个苦，比孔乙己的苦和祥林嫂的苦还要苦上一万倍。
潘先生想起了他们中学的校训，“格物致知，诚实勤朴”，1951年毕业于上海格致中学。这所百年老校，是上海市最早的公立中学之一，在这里潘先生获得了知识，还学到了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传统。倡导格物致知的王阳明曾说：“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如此才是真知即是行矣。” 此为“知行合一”之基础工夫。
潘先生决心像李玉和一样，擦干了身上的血迹，埋藏好其他受难者的尸体，从黑暗的深渊里爬出，向着一条闪着微光的道路前行，道路阻且长，他不要劫后余生，他要劫后重生。
这条重生之路就是对外汉语教学。几十年来，潘兆明先生筚路蓝缕，踔厉前行，开创出一条对外汉语教学的新模式。
北京大学的对外汉语教学，始于1952年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转进北京大学，更名为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由教务长周培源兼任主任。20世纪50年代，北大是全国唯一从事留学生汉语培训的单位，那时学生不到80人，教员仅十几名，邓懿（周一良夫人）为教学方面负责人。那一代对外汉语教师以编写出版《汉语教科书》为主要标志，为北大和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初创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被撤销，全国外国留学生汉语培训工作中心转到北京外国语学院，1964年又转到新成立的北京语言学院。在北大，留下八名教员成立了公共汉语教研组，负责入系留学生的汉语补习。1965年，中国接收3000名越南学生来华学习，北大接受了250名学生的汉语培训任务，学校从中文系、俄语系和北师大借调教师、选留毕业生，汉语教研组教师骤增到40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停止接收外国留学生，对外汉语教学中断。1973年，北大在全国率先恢复接收外国留学生，直到70年代末，留学生人数尚不多，汉语教学规模较小，机构、人员也不够稳定。但是，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管理等方面，北京大学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据王顺洪先生回忆：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世界出现“汉语热”，来华留学生迅速增加，对外汉语教育事业蓬勃发展。1984年10月，北大以原来的留学生汉语教研组为基础，又从中文系调来部分教师，成立了对外汉语教学中心，中文系林焘教授兼主任，潘兆明、卫德泉任副主任。当时有教职工28人，长期生80多人，短期生200多人。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北大的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之后，学生人数逐年攀升，至2001年已达到长期生359人、短期生707人；另外，还从1986年开始招收培养了86名研究生。教师数量增到49人，不断补充年轻教师，北大初步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整体素质好、学历层次高、教学科研能力强、朝气蓬勃的对外汉语教师队伍。在汉语中心阶段，各方面工作都登上了新台阶，这块原来在北大并不起眼的地方，呈现出令人瞩目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本人与许多中青年教师，正是有幸在这个时期，开始在这块充满希望的园地上耕耘、成长。
潘兆明教授在中文系工作期间，所教授的课程受到热烈欢迎，他还曾主持全国语文高考命题工作；在主持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工作期间，克服草创阶段的各种困难，在学科发展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诸多开创性贡献。他主导创新教学模式，组织编写多部重要对外汉语教材，其中《汉语高级教程》系列教材获1988-1992年度中国对外汉语优秀教材一等奖。为顺应改革开放形势，扩大对外汉语教学规模，潘兆明教授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为汉语中心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潘兆明先生走出国门，先后赴德国、美国等地讲学；1992-1997年在美国旧金山期间，创办了“加州中国语言教育研究中心”。该中心是1993年成立的非牟利机构，隶属南海公司，核心功能与宗旨为教师培训与研修、 学术研讨与交流、 教材与合作以及各种学术活动。致力于研究、推广中文教学，促进美中教育文化交流，并提供教师培训与学生交流平台。该中心长期致力于举办教学讲座，是美西地区重要的华文教育学术交流机构。该机构不仅推动了北美地区华文教育的发展，还促进了北美华文教育与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的交流。
潘先生逝世后，不少北美华文教育工作者，纷纷留言怀念潘先生。
一位华语学校的校长写到：
一生致力海外华文教育，德高望重，泽被后学。昔日率领教师访华，关怀备至，亦师亦友，温厚如长者，令人难忘。其以身作则，播撒文化之种，启迪无数学子与师者。今音容已远，风范长存；所筑之桥，所传之光，将在后人心中延续不息。谨致深切追思与无限感念。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今天，我们怀著感恩与不舍，齐聚一堂，追思在海外华文教育界令人敬重的长者——潘兆明教授。
一位老华侨这样写到：
对我而言，能在潘教授带领下，多次率领美西中文教师访华研习团回国交流，是一段极为珍贵而温暖的记忆。那不仅是参访，更是一段被用心陪伴的旅程。这引起我对老北京面食极大的兴趣，在北京大学潘兆明教授引领下，我攀上金山岭长城、钻进胡同里的恭王府、前往菜市口去寻觅老北京的味道。
一位潘先生培养出来的汉语老师写到：
师者如光，微以致远。汉语教师承载的不仅是教学任务，更是所有跨越山海的来华留学生对老师的需要与信任。
我们看见华文教育的发展，也更明白肩上的责任；但更难忘的，是潘教授一路无声却细腻的关怀——他关心每一位团员，记得大家的需求，亲自为我们拍照，珍藏每一段笑容；一句幽默、一份体贴，都让人至今难忘。
潘兆明教授热爱对外汉语教育事业，治学严谨，领导有方，待人亲和，备受广大师生尊敬和爱戴。
从这些留言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慈祥、温厚的长者。师者如光，微以致远。潘兆明先生为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潘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灯光未远。冯至《十四行集》第十七首写到，原野里有充满生命的小路，这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踏出来的；“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也有几条宛转的小路，/但曾经在路上走过的/行人多半已不知去处”，他们中有“寂寞的儿童、白发的夫妇，/还有些年纪青青的男女，/还有死去的朋友……”冯至先生说：
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
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
我们将借着潘先生点亮的灯光，继续走下去。
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 （十） 劫后重生潘兆明
墨村乡士 (2026-04-18 16:01:30) 评论 (0)潘兆明先生1932年10月出生于浙江海宁。1951年7月毕业于上海格致中学，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留校工作，任中文系讲师、副教授。1984年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成立，潘兆明教授从中文系调到汉语中心任副主任并主持工作。1987年晋升教授，1990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12月退休。
我上大学本科时，潘先生教我们写作。每次上课，潘先生都穿得比较洋气，头发梳得光亮、整齐。先生带着我们分析鲁迅先生的作品，记忆犹新的是在分析《孔乙己》和《祝福》时，潘先生对其中的孔乙己和祥林嫂的分析和讲解，特别强调了两位主人公的命运，先生语气深沉，充满激情，好像在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很有代入感，至今难忘。不成想，潘先生也曾有过凄惨的命运，而这一切我在三十多年后才发现。
原来，在那场反右运动中，潘先生也不幸被划成了右派，成为了北大当时700多名右派中的一个。更让先生一辈子难以释怀的是，1957 年 10月，国务院派来了陆平来到北大，继续进行反右“补课”。这个“补课”，使二百多人被“补”进了“右派分子”中。“右派分子”在北大总人数中的比例从百分之五增加到了百分之七。先生就是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的，而且是典型的“被动右派”，一下子从兆明坠入了黑暗。
感谢老同学郭力女士为我们记录下了这一段历史。郭力在《北大反右运动中的揭发与诬陷》一文中这样描写到：
中文系助教潘兆明：A君的诬陷，
中文系助教潘兆明，留校任教后担任系工会文娱干事，经常为大家组织文体活动，那时会议多，教师家一般没有电话，他还经常充任义务通讯员，东家西家跑着送通知。在大家眼里，他是一个热心为公的小弟弟，人缘甚好。在反右开始时并没有被触及。但他觉得反右太荒唐，在1957年年底学校安排干部下放劳动时，他第一个报了名，觉得换个环境干体力劳动也不错。于是潘兆明作为第一批下放干部于1958年元月7日到了门头沟斋堂。
在斋堂劳动三个月之后，四月中旬的一天，潘兆明突然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让他回学校开会，他跟随一个党员教师匆匆回到学校。到了中文系总支办公室，一位领导告诉他，明天下午到文史楼108开重要会议，一定要准时参加。
第二天下午，潘兆明来到教室，进门时，两旁有人在发材料，他拿到两份材料，先看了右手的，只见油印的材料上写着“彻底批判沈玉成的右派言行”，下面罗列着一条条罪行。他不禁大吃一惊，“反右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怎么又来了？”再拿起左手的材料一看，只觉五雷轰顶，同样的油印纸上写着“彻底批判潘兆明的右派言行”，顿时，他眼前一片模糊，心想“搞错了！一定是搞错了！”
他蹭到后排，找了一个空位坐下来，慢慢定下神，细看纸上所列罪行，真是触目惊心：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污蔑伟大领袖，反对肃反运动，反对教学改革，简直是十恶不赦。再细看那些具体的右派言行，无不是些捕风捉影、掐头去尾、任意焊接、无限上纲的东西。他越看越吃惊，直打冷战，他明白了，这不是搞错了，而是在千方百计罗织罪名，欲置他于死地。
潘兆明听着同事们的批判，觉得非常奇怪，这些批判基本上是一个模式，都是说之前对潘兆明印象如何好，今天看了材料，才知道他是一个两面派、野心家、反革命，然后挑出材料中的一条进行批判。潘兆明听着，不禁心生反感，觉得这些批判，根本是无的放矢，这个人，根本不是自己，自己也不是什么两面派，过去不是那么好，现在也不是那么坏。
他想到上年反右时，他也曾经按照提供的材料，批判好友倪其心、施于力，骂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看来，他们也是被冤枉的，都是好人，而自己却是被当枪使了。
批判会结束，他回到宿舍，感觉恍若隔世。不知过了多久，他拿起那份材料，仔细看自己的罪状。
第一条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社会主义制度会产生官僚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能够发展生产力。自己不可能说这样的话，那这捕风捉影的罪状是从哪儿来的呢？他想了很久，终于想起：“两年前，日本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日本工业展览会’，学校号召教师党团员去参观，并发了票。我们五六个教师一起去了。参观回来的路上，议论着展览会的观感，大家都对日本的日用商品印象深刻，像暖壶，日本有五种容积的，外壳有竹、木、铁、塑料，颜色多样，还有各种各样把手和壶嘴的，包括先进的压水暖壶。有人说：咱们这么多年只有五磅暖壶，外壳只有竹的、铁的，什么时候才能改呀！当时学校正号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我正痴迷于辩证法的奥妙，于是感慨说：看来辩证唯物主义说得对，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比如我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好的，避免了恶性竞争和大量广告开支，但是因为生产的东西都能销出去，生产部门容易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给官僚主义滋长提供了温床，这么多年我们只有两种热水瓶就是例证。而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当然不好，血淋淋的残酷竞争，弄得不少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家破人亡；但其中也有积极的因素，正因为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就迫使他们千方百计改进技术，降低成本，不断开发新产品。日本有几十种暖水瓶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我的这番议论，博得大家点头称是。谁能料到，我的这番辩证法学习心得，两年后，竟变成了反对社会主义、歌颂资本主义的反动言论，成为打成右派的一大罪状！
“第二条罪状‘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更是掐头去尾、移花接木了。1957年2月，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提出大鸣大放，号召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3月，中央又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助党整风，要大家消除一切顾虑，踊跃向党提意见。于是北大大会、中会、小会不断，有时一天几个会。都是叫大家提意见，可是大家哪里来那么多意见？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意见，很快就提完了，于是，几天后，会场气氛冷落下来。上面就开始施压，说是过去党组织跟大家交心不够，党群之间好像隔着一堵墙，一条沟，但这次中央是真心诚意整党，希望大家积极行动，拆掉心中的墙，挖掉心中的沟，和党一家人，共同除三害。于是事态变得严重起来，平时你提不出意见就罢了，现在却成了心中与党有墙有沟，分明是怀有二心！
“那段时间，我每晚临睡前躺在床上的最后功课就是千方百计想出几条意见来对付明天的会议。如果想出一条意见来，就松了一口气，想出两条来，则大喜，也许这第二条还得珍藏起来，供后天会议上用。
“一次中文系教师团支部开助党整风会议，我是主持人。有人提出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一时议论很热烈，我想岔开这敏感话题，便说：苏联的事，跟我们关系不大，还是说我们自己的事吧！有人说：不，有关系呀！要不，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上说：苏联反对个人崇拜对我国也是有实际意义的，这话怎么理解呢？我就打圆场说：毛主席本人是很谦虚的，刘少奇说的实际意义，可能是指下面有些宣传没有掌握分寸，今后要注意吧！有人就问：有什么具体例子吗？我当时脑中灵光一闪，懵懵懂懂说了下面一段话，以致酿成大祸。因为我在大学毕业前后的两年里，听了不少西方古典音乐，从而对当时某些只空喊口号而毫无乐感的所谓‘革命歌曲’不大恭维。当时学校喇叭里经常播放一首新歌：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金光闪闪万里明。我觉得，老和尚念经都比他好听十倍。现在有人叫我举例，我脑中就蹦出这首歌，就说，比如当下流行的一首歌，叫‘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金光闪闪万里明’，这歌词有点毛病：领袖和人民之间，应该是一种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而这歌词描绘的却是一幅神像，领袖高高在上，身后金光闪闪，人民群众只好在天安门下仰视膜拜，这种宣传，不是有点个人崇拜的味道么？我说完，当时会场上也没有什么反应，现在却成了我的第二大罪状，一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污蔑伟大领袖，就这两条，定你个右派分子就足足有余了！
“再细看下面的条条罪行：攻击肃反运动扩大化，伤害了很多好人；反对教学改革，说学校只学俄语是走大弯路；污蔑人事分配制度是乱点鸳鸯谱（这篇作为我污蔑人事分配制度罪证的文章竟然是别人的文章）……看着看着，只觉胸中冒出一股凉气，渐渐弥漫全身，浑身发冷，而头脑却分外清醒起来：这绝不是工作上出了什么差错，这是在精心地、刻意地罗织我的罪名，但，这是为什么？”
潘兆明回忆：当时的材料都是油印手刻的，我从油印材料上熟悉的笔迹和行文习惯，就马上知道陷害我的人是谁了！我就称他为A君吧！A君和我都是语言专业的助教，同属一个团支部，还都是支委。应该算是关系很密切的同事了，我也没有得罪过他，为什么他要这样陷害我，致我于死地？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慢慢看清他原来是个因阶级出身不好，郁郁不得志，而想借政治运动用他人鲜血染红自己顶戴花翎的人，于是就和他彻底疏远了。
面对莫须有的罪名，面对熟悉的告密者A君，面对即将被摧毁的大好前程，潘先生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仿佛坠入了黑暗的深渊。全国有至少五十五万人被推进了这个万丈深渊，他们有的杀身成仁，有的自暴自弃，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可是那时候潘兆明先生才26岁，正值青春年华的大好时光，他还要办好他的工会墙报，好要去参加京剧合唱队的排练……。在这个黑暗的深渊里，他在痛苦中挣扎，他要活下去。眼前的这个苦，比孔乙己的苦和祥林嫂的苦还要苦上一万倍。
潘先生想起了他们中学的校训，“格物致知，诚实勤朴”，1951年毕业于上海格致中学。这所百年老校，是上海市最早的公立中学之一，在这里潘先生获得了知识，还学到了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传统。倡导格物致知的王阳明曾说：“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如此才是真知即是行矣。” 此为“知行合一”之基础工夫。
潘先生决心像李玉和一样，擦干了身上的血迹，埋藏好其他受难者的尸体，从黑暗的深渊里爬出，向着一条闪着微光的道路前行，道路阻且长，他不要劫后余生，他要劫后重生。
这条重生之路就是对外汉语教学。几十年来，潘兆明先生筚路蓝缕，踔厉前行，开创出一条对外汉语教学的新模式。
北京大学的对外汉语教学，始于1952年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转进北京大学，更名为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由教务长周培源兼任主任。20世纪50年代，北大是全国唯一从事留学生汉语培训的单位，那时学生不到80人，教员仅十几名，邓懿（周一良夫人）为教学方面负责人。那一代对外汉语教师以编写出版《汉语教科书》为主要标志，为北大和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初创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被撤销，全国外国留学生汉语培训工作中心转到北京外国语学院，1964年又转到新成立的北京语言学院。在北大，留下八名教员成立了公共汉语教研组，负责入系留学生的汉语补习。1965年，中国接收3000名越南学生来华学习，北大接受了250名学生的汉语培训任务，学校从中文系、俄语系和北师大借调教师、选留毕业生，汉语教研组教师骤增到40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停止接收外国留学生，对外汉语教学中断。1973年，北大在全国率先恢复接收外国留学生，直到70年代末，留学生人数尚不多，汉语教学规模较小，机构、人员也不够稳定。但是，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管理等方面，北京大学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据王顺洪先生回忆：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世界出现“汉语热”，来华留学生迅速增加，对外汉语教育事业蓬勃发展。1984年10月，北大以原来的留学生汉语教研组为基础，又从中文系调来部分教师，成立了对外汉语教学中心，中文系林焘教授兼主任，潘兆明、卫德泉任副主任。当时有教职工28人，长期生80多人，短期生200多人。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北大的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之后，学生人数逐年攀升，至2001年已达到长期生359人、短期生707人；另外，还从1986年开始招收培养了86名研究生。教师数量增到49人，不断补充年轻教师，北大初步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整体素质好、学历层次高、教学科研能力强、朝气蓬勃的对外汉语教师队伍。在汉语中心阶段，各方面工作都登上了新台阶，这块原来在北大并不起眼的地方，呈现出令人瞩目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本人与许多中青年教师，正是有幸在这个时期，开始在这块充满希望的园地上耕耘、成长。
潘兆明教授在中文系工作期间，所教授的课程受到热烈欢迎，他还曾主持全国语文高考命题工作；在主持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工作期间，克服草创阶段的各种困难，在学科发展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诸多开创性贡献。他主导创新教学模式，组织编写多部重要对外汉语教材，其中《汉语高级教程》系列教材获1988-1992年度中国对外汉语优秀教材一等奖。为顺应改革开放形势，扩大对外汉语教学规模，潘兆明教授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为汉语中心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潘兆明先生走出国门，先后赴德国、美国等地讲学；1992-1997年在美国旧金山期间，创办了“加州中国语言教育研究中心”。该中心是1993年成立的非牟利机构，隶属南海公司，核心功能与宗旨为教师培训与研修、 学术研讨与交流、 教材与合作以及各种学术活动。致力于研究、推广中文教学，促进美中教育文化交流，并提供教师培训与学生交流平台。该中心长期致力于举办教学讲座，是美西地区重要的华文教育学术交流机构。该机构不仅推动了北美地区华文教育的发展，还促进了北美华文教育与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的交流。
潘先生逝世后，不少北美华文教育工作者，纷纷留言怀念潘先生。
一位华语学校的校长写到：
一生致力海外华文教育，德高望重，泽被后学。昔日率领教师访华，关怀备至，亦师亦友，温厚如长者，令人难忘。其以身作则，播撒文化之种，启迪无数学子与师者。今音容已远，风范长存；所筑之桥，所传之光，将在后人心中延续不息。谨致深切追思与无限感念。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今天，我们怀著感恩与不舍，齐聚一堂，追思在海外华文教育界令人敬重的长者——潘兆明教授。
一位老华侨这样写到：
对我而言，能在潘教授带领下，多次率领美西中文教师访华研习团回国交流，是一段极为珍贵而温暖的记忆。那不仅是参访，更是一段被用心陪伴的旅程。这引起我对老北京面食极大的兴趣，在北京大学潘兆明教授引领下，我攀上金山岭长城、钻进胡同里的恭王府、前往菜市口去寻觅老北京的味道。
一位潘先生培养出来的汉语老师写到：
师者如光，微以致远。汉语教师承载的不仅是教学任务，更是所有跨越山海的来华留学生对老师的需要与信任。
我们看见华文教育的发展，也更明白肩上的责任；但更难忘的，是潘教授一路无声却细腻的关怀——他关心每一位团员，记得大家的需求，亲自为我们拍照，珍藏每一段笑容；一句幽默、一份体贴，都让人至今难忘。
潘兆明教授热爱对外汉语教育事业，治学严谨，领导有方，待人亲和，备受广大师生尊敬和爱戴。
从这些留言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慈祥、温厚的长者。师者如光，微以致远。潘兆明先生为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潘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灯光未远。冯至《十四行集》第十七首写到，原野里有充满生命的小路，这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踏出来的；“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也有几条宛转的小路，/但曾经在路上走过的/行人多半已不知去处”，他们中有“寂寞的儿童、白发的夫妇，/还有些年纪青青的男女，/还有死去的朋友……”冯至先生说：
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
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
我们将借着潘先生点亮的灯光，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