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名叫：孙鸿仪。名字和任何中国人一样, 男孩是按照家族宗谱，鸿字辈取的。大号或者字：竹吾。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出生年月日是：1892年9月20日，他出生时中国尚无公元纪年，用的是农历清朝光绪十八年壬辰，闰六月阴历七月三十号，属相龙。根据我大伯鸿儒回忆，老二（我父亲）在青少年时期，非常喜欢读书，而且十分勤奋好学，求知欲旺盛，头脑聪明，记忆力超强，在同窗中出类拔萃。经常受到老师夸奖，学业甚是优秀，所写文章得业师批阅后，让其在同学中传阅，老师拿来作为学业范文。

我爷爷也从老师那里听到不少欣赏我爸的话：诸如，“鸿仪日后前途远大，根据其学业成绩，日后考秀才，中举人不成问题。“之类褒奖有加的评语。可是，自中国戊戌变法之后，废除了科举应试制度，我父亲的学而优则仕上升空间夭折，再无机会去应试秀才举人功名。

十八岁时，学堂毕业的他，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

我的大伯和三爹，自幼不好读书，只爱习武练功。四叔应该还行，也是读过书的。我爸四兄弟后来成家之后，大伯在家务农，还开了家小粉坊，三爹也是务农，农闲时离家外出授徒习武，四叔纪录，没有务农，外出做了公务员，曾经在民国政府下边的粮管所就职，后来当过律师。我父亲则离开了家乡，一直在外教书和传教。

我们孙姓家族，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徙来到的樊城竹条铺。我的曾祖父（姓名不详）曾经中过武举。所以，家族中有习武传统，族中但凡男丁，都在青少年时要习武练功，强身健体，应该是武当功夫一门，外练一身皮，内练一口气，属于武当硬气功。在那个清朝和民国时期，新来的家族要想在外邦安身立命，都需要一定的实力。要么是做官有势，要么是有钱，再就是，身怀武艺的大家族，碰到外人挑衅，就用拳头，刀枪棍棒，武力对抗，打败坐地虎地头蛇，才能安身立命，有了定居的地方。我们孙家，就是凭借拳头硬，才打败了恶邻，落籍在了今天的竹条铺。

我的父亲也不例外，在青少年时也练习过武功。所以，他身体健壮，终其一生很少生病，一直活到了八十七岁，要不是文化革命，我蒙冤挨整，停发工资，断绝了我给老父亲的养老钱，同时也断绝了我给老父亲的联系，使他失去了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忧郁成疾，终于1979年9月逝世，否则，按现代医学遗传学的理论，他应该命不当绝，还有几年十几年阳寿。我曾祖父和祖父在清朝那样的社会环境下都活过八九十岁，况乎所谓新社会乎？哀哉！父亲。我再也见不着他老人家最后一面！

在农村那个时候，早婚盛行，早婚早福。百姓人家关心的无外乎柴米油盐酱醋茶，剩下就是儿女婚嫁。从父母包办，从小定下娃娃亲，男丁长到15，6岁，都要娶妻，女娃长到14，5岁便要嫁人，如果是山区农民，婚嫁年龄还要早，男到十二三岁女到十二三岁就成亲的，比比皆是。有些穷苦农民，养童养媳，把别的穷人家多了养不活的女娃买下来，当作自家儿子成年后的媳妇来养，可以省下一笔聘礼，又可以多个免费居家帮手，只需管吃管住即可，等到了日子，给童养媳开个脸，就可以和自家儿子拜堂成亲，了却一桩心事。这所谓：开脸者，就是把小姑娘的辫子，打散梳成发髻，把眉毛剃成月牙状，再把脸孔上的汗毛用线绞光，就算是完成了从姑娘到妇人的仪式。

我父亲也是自小我祖父母给他定的亲，可见我祖父母时，家道还不算穷，不用蓄养童养媳，娶的是当时樊城杨家之女，那年大约是1908年初，也即光绪34年初，我父亲时年15岁多不到16岁。至于樊城杨姓女，生卒年月不可考。估计不会比我父亲大。因为在中国重男轻女的文化氛围，女娃乃赔钱货，早一日出阁早一日止损。

父亲和杨姓妻子的生活没有记录，现在我只知道，那年初成亲，那年底即有了一个女儿诞生，父亲为她取个乳名：桂枝。学名叫做荫南。次年，也就是1909年，杨姓妻子又给父亲生了个儿子，按照家族宗谱，取名：发荣，是为发字辈。也是这一年，父亲学堂毕业，外出谋生，在襄阳东边的双沟镇小学找到了教书工作。

当此之时，清朝末年，光绪的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背叛了光绪，致使慈禧重掌朝政，然后是义和团运动，接着是八国联军杀进北京，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清帝国，宁予洋人不予家奴的政策下，与外国列强签下了一系列的不对等条约，将中国置身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时间来到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然而，孙中山没有军队，被袁世凯趁机夺取了总统位置。孙中山又领导了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但中国从此开始了各省军阀割据称雄的混乱时代。连年内战，各种杀伐，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帝制的推翻而有所改变，仍然处于民不聊生的水深火热之中。

而外国列强趁机利用中国军阀混战，大力扶持各自在华势力，划分势力范围，掠夺资源，做大其倾销商品市场。开矿山，修铁路，搞商贸，火中取栗，从中国攫取巨额利润。与此同时，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不仅仅满足于从经济角度入侵中国，还要从文化和宗教角度等意识形态多方面渗透，动摇和改造中国人的信仰。八国联军战胜中国后，都在各自划分的势力范围内，利用中国清朝的战败赔款其中一小部分，来在中国兴办慈善事业，诸如：办学校，建教堂，建医院，等等。可以收买中国老百姓的人心。其中的西方宗教尤为不遗余力，试图与中国本土的佛教和道教争夺影响，从而起而代之。

外国宗教势力发现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不可能有如此众多的本国神职人员派遣来华传教，于是，就施行宗教本土化，也是顺应政治上的”以华治华“策略，大力培养中国读书人，来为他们的宗教传播做代理人。因此，我的父亲，靠教书育人吃饭的穷教员，就成为了他们争取和培养的对象，从小恩小惠开始，送他圣经，吸收入教，然后，再送他到教会举办的宗教”洋学堂”去深造。

具体时间是在1910年在双沟小学，先是，在那里的美国传教士看中了他，不断向他灌输福音，他们属于福音教，也自称“耶稣教”，是美国信义会差遣来华。送他新约和旧约，劝他参加做礼拜，免费供应膳食，接受洗礼，成为信徒，最后，选派他到滠口距今天武汉很近的一个地方，叫做：黄陂。1913年，美国鸿恩会、美国信义会、挪威差会联同芬兰差会在中国湖北滠口创办「华中联合信义神学院」。首任院长为美籍挪威人伍礼德博士。所以说，我父亲应该是首批信义会开办的神学院免费系统学习的学生。

滠口神学院基本都是外国老师，开设课程有：伦理，神学，博物，数学，英语，等等。学院条件很好，管吃管住，还发零花钱。该神学院主要培养牧师和医生。学员学成毕业后，分派到湖北鄂北一带以及河南等地教会和教会医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