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逼反情敌王新衡；左翼大联盟成立
本文内容大多摘自网上文章和有关人员的回忆，文末的介绍是添加的，供参考。
一
王新衡，1908年生于浙江，1925年春，入读上海大学。大学期间，积极参加学生活动。因参加中国国民党地下组织活动，遭军阀孙传芳通缉。1926年，经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党部派遣，赴苏联留学，入读莫斯科中山大学。以下是黄苗子有关王新衡的谈话：
黄苗子：他是中共党员。他不只一两次跟我讲他的历史。在武汉时共产党派他去俄国留学，蒋经国和他是同班同学。两三年之后，他跟一个漂亮女子恋爱，但这位女子（即孟庆树）和另外一个党员也有恋爱关系，那个人是王明，拼命说王新衡坏话。
一天，王明找他，拿着十块美金给他：“党没钱，你拿着这钱回中国吧，在中国再找关系，有人会跟你联系。”俄国货船到青岛，把他塞到空啤酒桶里。
回到国后举目无亲，一点办法都没有，吃饭都很困难。最后他自己写稿子，在报纸上写苏联见闻，靠一点稿费度日。然后从青岛回到上海，开始找关系。但也不好找，以前有一点关系的人都不知他是党员。
有一天在新闸路碰到一个人，碰一碰他：“你是王新衡吗？”他说我是。那人给他一封信后就走了。王新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王新衡开除党籍”。气得王新衡不知如何是好。
当时正好戴笠在招兵买马，要找一个懂俄文的人做翻译，当时他有几位朋友在军统，他写信给戴笠，说我愿意参加。那些人也跟戴笠讲让他进军统。他先做翻译，然后盯哨，后来慢慢地上去了。他是宁波人，于是派他到上海。
李辉：主要让他负责文化界吗？
黄苗子：整个站的站长，政治、经济、文化全都归他管。当时说沈醉是上海负责人，其实不是，沈醉是受王新衡的指挥。
我跟他太密切了。我当时一般是到二楼会客厅。有一天我上三楼找他，他正在睡中觉，一看桌上，把我吓一跳，“南京基隆巷 戴雨农先生收”。戴雨农就是戴笠。我也不拆穿他。他后来跟我说，他这辈子最喜欢的工作，就是将来打完仗以后，回到南京，在南京大学当个教授，因为我喜欢演戏等。他和夏衍的关系也很熟。
李辉：他也知道你和左翼的关系？
黄苗子：当然！他不说。但我有什么求他办，他真的给我办。
郁风：我第一次认识王新衡，就是和夏衍在一块儿。我们那时在香港中环大道上，我和夏公在一起，碰见了，就跟夏衍走。
周恩来与王新衡
黄苗子：有一次在香港，我还是《国民日报》经理的时候，去看吴铁城，看完了出来了，一个人在皇后大道晃来晃去。忽然三个人迎头而来，拍拍我，一看廖承志，再一看，王新衡，再一看，夏衍。他们问你到哪儿去？我说我没地方去，想去吃饭。廖承志说，走，一起走。于是一起去吃中饭。把我弄得很窘很窘，他们无所谓，漫天瞎地，无话不谈。廖承志看到那个女招待胖胖的，给她画了张漫画像：“送给你！”
李辉：有没有可能王新衡是双面间谍，跟共产党也打交道呢？
黄苗子：不是。当时国共合作，至少双方是不同道的，但是不是共产党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说是被王明开除了。因为最后，不单夏衍，还有一个叫蔡叔厚，大家都叫他蔡老板，以前在上海开一个工厂，做霓虹灯的，以前夏衍在那儿干过，解放以后他是上海机电一局副局长。
黄苗子：蔡老板也是经常到王新衡家里去。有一天，我在国务院的时候，蔡老板碰见我，说王新衡有什么消息。我说没有。他说想跟他联系。不久，王新衡在香港挨了一枪。他从外地回来，上楼时，枪从后面射来。
我再谈“打老虎”时的王新衡，因为跟他有关。他那时候管金融。突然打电话给我，在上海一个很漂亮的公寓里，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他正在收拾行李。他说，苗子，我要走了，我告诉你。他让我先到那儿等他。已经很晚了，我要走了，他说我现钱也不够，将来到了台湾，大概官也没法做，只能靠存款过日子，他说他只有五十来万美金。你呢？
我说我才十万美金不到，现在这种情况我也只好走，到香港去。他说你有夏衍。我说夏衍那么小的官哪儿管得了我。这是我们在上海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在香港我们又见过几次面。当时我还告诉他，你走了，把我害苦了。
黄苗子的叙述把王新衡早期的经历和投奔军统的起因大致作了一个交代。
王明运用党内权力把情敌王新衡支回国后，自己也于1929年3月启程南下，刘鼎、吴先清夫妇与欧阳新则在1929年秋启程回国，因中东路事件而受阻于伯力，直到次年初才回到上海……
王明又名陈绍禹，1904年生于安徽金寨，1925年在武昌商科大学读书时，为争一赴苏学习的名额，竟以不让他去就向当局举报相威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巧用心机，得宠于副校长米夫，并帮米夫打垮了校长拉狄克，自此成为米夫的第一门生。
依仗校长米夫，王明在中山大学大搞宗派主义，捏造江浙同乡会事件，打压异己分子，从而控制了旅莫支部，终形成王明宗派集团。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米夫让王明等人作为列席代表，名为做会务工作，实际是让王明在中共高层面前亮相，并想趁机让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遭到高层的一致抵制。
王明回国时，米夫已升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主任兼中国部主任，他给中共中央写信发电，指示要好好妥善使用王明。
李立三在找王明谈话时却说，你刚从学校出来，社会经验不足，应该从最底层、最困难、最危险的岗位做起。于是王明被分配到沪西区委，与党团员们一起贴标语撒传单，后调到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兼做《红旗》周报的通讯员，后经中山大学同学、现任向忠发秘书、《红旗》报主编潘文郁（潘东周）的推荐，王明调任《红旗》报的编辑，起初只做些分发报纸的工作。
黄慕兰在其自传中这样写道：“我在入狱前的罢工斗争现场上，曾经看到王明以《红旗》杂志记者的身份来进行采访活动。后来在龙华狱中，王明也曾以总工会的名义来探过监，送给我们两块银元和一包大头菜表示慰问。那时他在党内并不出名。”
下到最基层的残酷现实与原来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期望，形成了巨大反差，这对于自视甚高又有国际加持的王明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打击，自然也对当时的中央集体怨恨在心，所以当他得势以后，他最强烈的想法就是“彻底改造党”。
二
1930年的元旦刚过完，张文秋刑满获释，她带着刘谦初给她写的两封信，走出济南第一监狱，在地下党交通员的护送下，坐火车来到青岛客运码头。
交通员告诉她，到船上后会有另一个人护送她到上海，并告诉了接头暗号。没想到护送她的，正是与张英一起剪除叛徒王复元的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进仁。
船在吴淞口码头停靠后，王进仁雇了一辆四轮马车，向法租界亚培路（今陕西南路）的歧斋急驶而去。
歧斋是董秋斯的住所，当董秋斯一听是刘谦初“谦哥”的爱人驾到，“立即转为高兴，迎出门来与我握手，并把我们请进屋去，非常热情地让我们坐下，还叫保姆快去叫他的妻子蔡咏裳出来见面。”
寒暄过后，张文秋将刘谦初的信交给了董秋斯，“董秋斯看信时，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滴一滴地落了下来。看完后，他脸色惨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董秋斯与刘谦初、张采真、于毅夫、张放都是燕京大学的同班同学，情同手足，董秋斯与刘谦初、张放还同是北伐军11军政治部的战友，董秋斯是《血路》的主编，刘谦初是副主编，刘为兄，董为弟，两人“情深谊厚”。
董秋斯急让妻子蔡咏裳收拾一个房间，让张文秋安心住下，并说会写信通知张采真，让他转交刘谦初给中央的信件，当时张采真是中央秘书处的干事。
不久，张文秋在海格路（今华山路）红十字会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孩，董秋斯夫妇来医院探望时，张文秋对他们说：“谦初在狱中已给孩子取了名字，叫思齐，表示永远思念山东的意思。”
张文秋出院后，“中央将我安排在苏维埃准备委员会任办公厅副主任”，女儿刘思齐则寄养在董秋斯家中，董秋斯、蔡咏裳夫妇对待刘思齐“像对自己亲生的女儿一样。”
后来，在董秋斯的家中，张文秋第一次见到了史沫特莱，并对史沫特莱印象甚好；又后来，张放将张文秋带到了陈瀚笙家中，在陈瀚笙家中，史沫特莱在陈瀚笙夫人顾淑型的翻译下，详细采访了张文秋，写成了《中国的女共产党员羡飞》一书；
再后来，佐尔格在董秋斯家中暗中观察了张文秋；最后，“周恩来同志亲自带着我，乘汽车到法租界一座高级宾馆门前，下车后由一位年轻的外国人把我们迎进了一个房间，房内走出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外国人，我认出他就是我在董秋斯家见过的那个外国人。
周恩来对我介绍说：‘这位是共产国际方面的领导人左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他又对左尔格说：‘我依照你的意见，把张一萍（注：张文秋的化名）同志调到你这里工作，希望你给她做出适当的安排。’”
三
潘汉年、夏衍、冯雪峰等人筹备成立左联几个月后，冯雪峰又接到一个新的任务，让他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是否可以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之一。鲁迅虽不大同意这种方式，认为一成立就会马上被解散。即便如此，鲁迅依然立刻答应参加，并做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之一。
自由大同盟成立二十天后，左联成立大会在陈望道任校长的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召开。
在此之前，鲁迅提议追加郁达夫为左联发起人之一，冯雪峰则邀请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前来参加成立大会。
关于左联成立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这样写道：“（一九三0年）三月一日下午，潘汉年和闸北区委的一位负责人找到了我，说要先看看会场的情况，他们同我和戴平万四个人一起去看了。从北四川路与窦乐安路的交界，到艺大二楼的进口处，直到全校的房间，都仔细作了观察。有哪几个门可以出口，有没有后门，经过后门可以从哪条路出去，都作了周密的检查。
后来潘汉年对我说，这次会筹备得久，到会的人又多，国民党反动派方面可能已经得到了些风声，因此必须特别谨慎，我们已经准备了纠察队和保卫人员。
他对我说：‘你可以事先和冯雪峰、柔石讲明，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让他们两个人陪着鲁迅首先从后门撤退。在会场中我们布置了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纠察队员，他们会一直保护鲁迅先生的。’
同时他又告诉我，在会场内外，从北四川路底到窦乐安路，到中华艺大门口，安排了大约二十个纠察队员，只要我们警惕可疑人物，不粗心大意，那么，会议的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潘汉年亲到会场落实安全措施的第二天下午两点，左联成立大会在中华艺大一楼中间一个教室内召开，“至下午两时，教室里已被坐满，大约共有五六十人。”
“大会的程序是：首先推定鲁迅、钱杏邨、沈端先（夏衍）三人为主席团，然后由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了说明，接着由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潘漠华致贺词，鲁迅、彭康、田汉、华汉（阳翰笙）等讲话。
大会选出了鲁迅、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执行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二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左联执行委员
冯雪峰与潘漠华自北平一别后，已有三年多未见面了。
夏衍在其回忆录中曾坦言，史沫特莱、尾崎秀实、山上正义“三位外国同志帮助左联进行了许多工作”，并“希望谈左联历史，不要忘记这几位外国同志。”
随着左联的成立，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记联）、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教联）、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乐联）、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及世界语联盟（语联）等七个团体先后陆续成立，后来与左联一起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
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通过文总党团组织对左翼各团体进行管理，文总与济难会（互济会）、自由大同盟以及后来成立的国民御侮自救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都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外围组织，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龙卧虎、人才辈出的地方。
鲁迅由于是自由同盟和左联的发起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文“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51人”，鲁迅不得不避居内山完造家中20多天。
左联执行委员简介：沈端先（夏衍）：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文化部副部长，行政7级；
冯乃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央人事部副部长，中山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行政7级；
钱杏邨（阿英）：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天津文联主席，行政8级；
田汉：行政8级； 郑伯奇： 解放后历任西北大学教授、西北文联副主席、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行政10级；
洪灵菲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中秋前后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王明逼反情敌王新衡；左翼大联盟成立
毛囡 (2026-04-23 08:55:24) 评论 (3)王明逼反情敌王新衡；左翼大联盟成立
本文内容大多摘自网上文章和有关人员的回忆，文末的介绍是添加的，供参考。
一
王新衡，1908年生于浙江，1925年春，入读上海大学。大学期间，积极参加学生活动。因参加中国国民党地下组织活动，遭军阀孙传芳通缉。1926年，经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党部派遣，赴苏联留学，入读莫斯科中山大学。以下是黄苗子有关王新衡的谈话：
黄苗子：他是中共党员。他不只一两次跟我讲他的历史。在武汉时共产党派他去俄国留学，蒋经国和他是同班同学。两三年之后，他跟一个漂亮女子恋爱，但这位女子（即孟庆树）和另外一个党员也有恋爱关系，那个人是王明，拼命说王新衡坏话。
一天，王明找他，拿着十块美金给他：“党没钱，你拿着这钱回中国吧，在中国再找关系，有人会跟你联系。”俄国货船到青岛，把他塞到空啤酒桶里。
回到国后举目无亲，一点办法都没有，吃饭都很困难。最后他自己写稿子，在报纸上写苏联见闻，靠一点稿费度日。然后从青岛回到上海，开始找关系。但也不好找，以前有一点关系的人都不知他是党员。
有一天在新闸路碰到一个人，碰一碰他：“你是王新衡吗？”他说我是。那人给他一封信后就走了。王新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王新衡开除党籍”。气得王新衡不知如何是好。
当时正好戴笠在招兵买马，要找一个懂俄文的人做翻译，当时他有几位朋友在军统，他写信给戴笠，说我愿意参加。那些人也跟戴笠讲让他进军统。他先做翻译，然后盯哨，后来慢慢地上去了。他是宁波人，于是派他到上海。
李辉：主要让他负责文化界吗？
黄苗子：整个站的站长，政治、经济、文化全都归他管。当时说沈醉是上海负责人，其实不是，沈醉是受王新衡的指挥。
我跟他太密切了。我当时一般是到二楼会客厅。有一天我上三楼找他，他正在睡中觉，一看桌上，把我吓一跳，“南京基隆巷 戴雨农先生收”。戴雨农就是戴笠。我也不拆穿他。他后来跟我说，他这辈子最喜欢的工作，就是将来打完仗以后，回到南京，在南京大学当个教授，因为我喜欢演戏等。他和夏衍的关系也很熟。
李辉：他也知道你和左翼的关系？
黄苗子：当然！他不说。但我有什么求他办，他真的给我办。
郁风：我第一次认识王新衡，就是和夏衍在一块儿。我们那时在香港中环大道上，我和夏公在一起，碰见了，就跟夏衍走。
周恩来与王新衡
黄苗子：有一次在香港，我还是《国民日报》经理的时候，去看吴铁城，看完了出来了，一个人在皇后大道晃来晃去。忽然三个人迎头而来，拍拍我，一看廖承志，再一看，王新衡，再一看，夏衍。他们问你到哪儿去？我说我没地方去，想去吃饭。廖承志说，走，一起走。于是一起去吃中饭。把我弄得很窘很窘，他们无所谓，漫天瞎地，无话不谈。廖承志看到那个女招待胖胖的，给她画了张漫画像：“送给你！”
李辉：有没有可能王新衡是双面间谍，跟共产党也打交道呢？
黄苗子：不是。当时国共合作，至少双方是不同道的，但是不是共产党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说是被王明开除了。因为最后，不单夏衍，还有一个叫蔡叔厚，大家都叫他蔡老板，以前在上海开一个工厂，做霓虹灯的，以前夏衍在那儿干过，解放以后他是上海机电一局副局长。
黄苗子：蔡老板也是经常到王新衡家里去。有一天，我在国务院的时候，蔡老板碰见我，说王新衡有什么消息。我说没有。他说想跟他联系。不久，王新衡在香港挨了一枪。他从外地回来，上楼时，枪从后面射来。
我再谈“打老虎”时的王新衡，因为跟他有关。他那时候管金融。突然打电话给我，在上海一个很漂亮的公寓里，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他正在收拾行李。他说，苗子，我要走了，我告诉你。他让我先到那儿等他。已经很晚了，我要走了，他说我现钱也不够，将来到了台湾，大概官也没法做，只能靠存款过日子，他说他只有五十来万美金。你呢？
我说我才十万美金不到，现在这种情况我也只好走，到香港去。他说你有夏衍。我说夏衍那么小的官哪儿管得了我。这是我们在上海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在香港我们又见过几次面。当时我还告诉他，你走了，把我害苦了。
黄苗子的叙述把王新衡早期的经历和投奔军统的起因大致作了一个交代。
王明运用党内权力把情敌王新衡支回国后，自己也于1929年3月启程南下，刘鼎、吴先清夫妇与欧阳新则在1929年秋启程回国，因中东路事件而受阻于伯力，直到次年初才回到上海……
王明又名陈绍禹，1904年生于安徽金寨，1925年在武昌商科大学读书时，为争一赴苏学习的名额，竟以不让他去就向当局举报相威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巧用心机，得宠于副校长米夫，并帮米夫打垮了校长拉狄克，自此成为米夫的第一门生。
依仗校长米夫，王明在中山大学大搞宗派主义，捏造江浙同乡会事件，打压异己分子，从而控制了旅莫支部，终形成王明宗派集团。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米夫让王明等人作为列席代表，名为做会务工作，实际是让王明在中共高层面前亮相，并想趁机让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遭到高层的一致抵制。
王明回国时，米夫已升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主任兼中国部主任，他给中共中央写信发电，指示要好好妥善使用王明。
李立三在找王明谈话时却说，你刚从学校出来，社会经验不足，应该从最底层、最困难、最危险的岗位做起。于是王明被分配到沪西区委，与党团员们一起贴标语撒传单，后调到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兼做《红旗》周报的通讯员，后经中山大学同学、现任向忠发秘书、《红旗》报主编潘文郁（潘东周）的推荐，王明调任《红旗》报的编辑，起初只做些分发报纸的工作。
黄慕兰在其自传中这样写道：“我在入狱前的罢工斗争现场上，曾经看到王明以《红旗》杂志记者的身份来进行采访活动。后来在龙华狱中，王明也曾以总工会的名义来探过监，送给我们两块银元和一包大头菜表示慰问。那时他在党内并不出名。”
下到最基层的残酷现实与原来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期望，形成了巨大反差，这对于自视甚高又有国际加持的王明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打击，自然也对当时的中央集体怨恨在心，所以当他得势以后，他最强烈的想法就是“彻底改造党”。
二
1930年的元旦刚过完，张文秋刑满获释，她带着刘谦初给她写的两封信，走出济南第一监狱，在地下党交通员的护送下，坐火车来到青岛客运码头。
交通员告诉她，到船上后会有另一个人护送她到上海，并告诉了接头暗号。没想到护送她的，正是与张英一起剪除叛徒王复元的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进仁。
船在吴淞口码头停靠后，王进仁雇了一辆四轮马车，向法租界亚培路（今陕西南路）的歧斋急驶而去。
歧斋是董秋斯的住所，当董秋斯一听是刘谦初“谦哥”的爱人驾到，“立即转为高兴，迎出门来与我握手，并把我们请进屋去，非常热情地让我们坐下，还叫保姆快去叫他的妻子蔡咏裳出来见面。”
寒暄过后，张文秋将刘谦初的信交给了董秋斯，“董秋斯看信时，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滴一滴地落了下来。看完后，他脸色惨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董秋斯与刘谦初、张采真、于毅夫、张放都是燕京大学的同班同学，情同手足，董秋斯与刘谦初、张放还同是北伐军11军政治部的战友，董秋斯是《血路》的主编，刘谦初是副主编，刘为兄，董为弟，两人“情深谊厚”。
董秋斯急让妻子蔡咏裳收拾一个房间，让张文秋安心住下，并说会写信通知张采真，让他转交刘谦初给中央的信件，当时张采真是中央秘书处的干事。
不久，张文秋在海格路（今华山路）红十字会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孩，董秋斯夫妇来医院探望时，张文秋对他们说：“谦初在狱中已给孩子取了名字，叫思齐，表示永远思念山东的意思。”
张文秋出院后，“中央将我安排在苏维埃准备委员会任办公厅副主任”，女儿刘思齐则寄养在董秋斯家中，董秋斯、蔡咏裳夫妇对待刘思齐“像对自己亲生的女儿一样。”
后来，在董秋斯的家中，张文秋第一次见到了史沫特莱，并对史沫特莱印象甚好；又后来，张放将张文秋带到了陈瀚笙家中，在陈瀚笙家中，史沫特莱在陈瀚笙夫人顾淑型的翻译下，详细采访了张文秋，写成了《中国的女共产党员羡飞》一书；
再后来，佐尔格在董秋斯家中暗中观察了张文秋；最后，“周恩来同志亲自带着我，乘汽车到法租界一座高级宾馆门前，下车后由一位年轻的外国人把我们迎进了一个房间，房内走出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外国人，我认出他就是我在董秋斯家见过的那个外国人。
周恩来对我介绍说：‘这位是共产国际方面的领导人左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他又对左尔格说：‘我依照你的意见，把张一萍（注：张文秋的化名）同志调到你这里工作，希望你给她做出适当的安排。’”
三
潘汉年、夏衍、冯雪峰等人筹备成立左联几个月后，冯雪峰又接到一个新的任务，让他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是否可以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之一。鲁迅虽不大同意这种方式，认为一成立就会马上被解散。即便如此，鲁迅依然立刻答应参加，并做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之一。
自由大同盟成立二十天后，左联成立大会在陈望道任校长的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召开。
在此之前，鲁迅提议追加郁达夫为左联发起人之一，冯雪峰则邀请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前来参加成立大会。
关于左联成立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这样写道：“（一九三0年）三月一日下午，潘汉年和闸北区委的一位负责人找到了我，说要先看看会场的情况，他们同我和戴平万四个人一起去看了。从北四川路与窦乐安路的交界，到艺大二楼的进口处，直到全校的房间，都仔细作了观察。有哪几个门可以出口，有没有后门，经过后门可以从哪条路出去，都作了周密的检查。
后来潘汉年对我说，这次会筹备得久，到会的人又多，国民党反动派方面可能已经得到了些风声，因此必须特别谨慎，我们已经准备了纠察队和保卫人员。
他对我说：‘你可以事先和冯雪峰、柔石讲明，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让他们两个人陪着鲁迅首先从后门撤退。在会场中我们布置了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纠察队员，他们会一直保护鲁迅先生的。’
同时他又告诉我，在会场内外，从北四川路底到窦乐安路，到中华艺大门口，安排了大约二十个纠察队员，只要我们警惕可疑人物，不粗心大意，那么，会议的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潘汉年亲到会场落实安全措施的第二天下午两点，左联成立大会在中华艺大一楼中间一个教室内召开，“至下午两时，教室里已被坐满，大约共有五六十人。”
“大会的程序是：首先推定鲁迅、钱杏邨、沈端先（夏衍）三人为主席团，然后由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了说明，接着由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潘漠华致贺词，鲁迅、彭康、田汉、华汉（阳翰笙）等讲话。
大会选出了鲁迅、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执行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二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左联执行委员
冯雪峰与潘漠华自北平一别后，已有三年多未见面了。
夏衍在其回忆录中曾坦言，史沫特莱、尾崎秀实、山上正义“三位外国同志帮助左联进行了许多工作”，并“希望谈左联历史，不要忘记这几位外国同志。”
随着左联的成立，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记联）、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教联）、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乐联）、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及世界语联盟（语联）等七个团体先后陆续成立，后来与左联一起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
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通过文总党团组织对左翼各团体进行管理，文总与济难会（互济会）、自由大同盟以及后来成立的国民御侮自救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都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外围组织，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龙卧虎、人才辈出的地方。
鲁迅由于是自由同盟和左联的发起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文“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51人”，鲁迅不得不避居内山完造家中20多天。
左联执行委员简介：沈端先（夏衍）：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文化部副部长，行政7级；
冯乃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央人事部副部长，中山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行政7级；
钱杏邨（阿英）：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天津文联主席，行政8级；
田汉：行政8级； 郑伯奇： 解放后历任西北大学教授、西北文联副主席、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行政10级；
洪灵菲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中秋前后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