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回到上海，我总忍不住外跑，去找人，张爱玲，从康定东路开始，一路找到常德公寓，这些地方都还在，人会走，地方也会变，只是变得慢，慢到像没有变。
从静安寺步行走过去，穿过南京西路，来到常德路，那里有一栋现在看上去并不张扬的公寓楼一一常德公寓。这幢公寓为张爱玲提供了一种＂大隐隐于市＂的自由，让她既能看见人间，又能随时拉上窗帘，退回自己的孤岛，它承载了她最丰盛、也最孤绝的一段时光。
这栋楼建成于1936年，最初叫爱丁顿公寓（也有人称爱林登公寓）。那是上海公寓建筑的黄金时代。钢筋混凝土结构、长条形阳台、装饰艺术风格的立面，让它显得现代而时髦。
上海作家陈丹燕曾形容它的外墙颜色＂被刷成女人定妆粉一样的肉色，竖立在上海闹市的不蓝的晴天下＂。如今看来，这幢楼仍带着旧上海的气味：墙面是微微发暗的粉色，咖啡色线条被岁月磨得柔和，楼前一排梧桐树，枝叶依旧。然而，让这栋楼真正闻名的不是建筑本身，而是一个名字一一张爱玲。
1939年，20岁的张爱玲与母亲、姑姑第一次搬进常德公寓，住51室。不久她去香港读书。三年后香港沦陷，她回到上海。1942年，她再次搬回这里，这一次住进了六楼。
一住就是六年。六年里她完成了她后来被反复提起的那些作品：《沉香屑·第一炉香》《金锁记》《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都诞生在这栋楼里。她在写世界，也在躲世界。
站在阳台上，她曾这样写上海：＂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层峦叠嶂。＂那时候，她常常在夜里听着电车声入睡。她自己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更有诗意的人听松涛、听海啸，我却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
一张纸条改变了命运。1943年，一个男人来到这儿，他就是胡兰成。那天张爱玲不在家。他把写着自己名字和电话的纸条从门缝塞进去。那天她回来后看到纸条，究竟想了什么，没人知道。这张纸条后来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纸条之一。两人很快相爱，秘密结婚。常德公寓六楼那个阳台其实很小，站两个人就转不开身，所以当年他们＂一起看上海的夜色＂大概靠得很近。张爱玲写过一句著名的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阳台很小，故事也不长，胡兰成后来离开上海。1947年，张爱玲离开常德公寓，她也离开了这段＂倾城之恋＂。
在她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里，常德公寓并不只是文学传奇。它也很日常，她写自己听见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便抓起一只碗，蹬蹬跑下六层楼梯，一路跟卖豆腐干郎几条街，买到之后，再乘电梯上来，＂似乎总有点可笑＂。为几块臭豆腐，跑过几条街。一个旷世才女张爱玲，原来也不过如此。
但其实她看人极深。她会在黄昏站在阳台看月亮，也会和电梯工聊天。她写他，＂拒绝替不修边幅的客人开电梯＂又写他，＂离了自己那间小屋，便踏进电梯的小屋，一辈子只在这两间小屋之间往返＂。若他知道，被这样看过，大概也不会太好受。张爱玲的刻薄，是不动声色的。
她还写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公寓是最理想的逃世地方。因为在乡下，买半斤腊肉都要被邻居议论；而在公寓顶层，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这句话把都市生活说得既冷静又幽默。
如今的常德公寓依然矗立在常德路上。附近的高楼与车流在四周翻涌，它却像一段被遗留下来的旧时光，静静地，不动声色。
这幢公寓早已成为私人住宅，外人不得随意入内。街外偶有驻足的人，怀着一点近乎朝圣的心思，想去看看张爰玲曾经住过的房间，却终究无门可入。也有送货的小哥们匆匆进出，神情紧绷，脚步急促，看来他们对这段往事毫无兴趣。同一扇门前，有人仰望，有人只是穿过。果然，人与人的世界，从来并不相通。
但一楼有一家书店叫＂千彩书坊＂，很多张迷会来这儿坐一会儿，我也进入书店，里面已有几位读者安静地看书，我点了一杯咖啡。实话实说,味道一般。倒也符合张爱玲对＂恰到好处的庸俗＂的宽容。在那家书店里，重点不在于那一杯是否是精良的意式浓缩，而在于那种能与她跨时空对望的氛围。
书架上很多都是张爱玲的书，一面墙上挂着她瘦削而冷静的巨幅照片。有人说，在这儿喝咖啡的时候，仿佛还能听见街上的电车声，也仿佛还能看见张爱玲穿着旗袍站在阳台上，俯视上海的红尘。
人们来这儿，是想在空气中寻找那个天才作家的影子，但张爱玲大概只会冷冷一笑，轻轻一瞥，＂别找了。我从来不在你们以为我在的地方。＂
她不在墙上，也不在照片里。她在楼下那杯咖啡的热气里，在隔壁人家隐约传来的争吵声里，在你推开窗时迎面而来的上海红尘里。红尘已经变了，老式电车的声响早已消失。
但如果你站在常德路口仔细听，上海地铁7号线的震动，会顺着地基隐隐传上来，像另一种跨越时空的市声回响。它震动着当年的阳台，也震动着今日的红尘。
我从书店门里走出来，一时有点恍如隔世。门里，是旧公寓在历史尘埃中透出的孤寂；门外，是静安寺南京西路商圈的繁花与喧哗。一门之隔，两个世界。
上海的热闹还在，苍凉也没有走。
如果说上海有玫瑰，那一定开在这栋肉粉色的公寓里，刺藏在笔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