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民主季刊》发表访谈文章《流亡何以成为理解中国的关键词》，讲述了旅日学者刘燕子历时多年完成的日文新著《不死的流亡者——野性的知识人群像》。该书基于对五十余位流亡知识分子的深度访谈、文献搜集与实物互证，梳理了从文革时期“内部流亡”到八九之后全球流亡的知识分子谱系，试图绘制一张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与精神地图。

文章首先界定了流亡的含义：它不仅是地理上的位移，更是一种与权力格格不入的精神状态。刘燕子将研究视野从海外流亡者延伸至国内的“内在流亡者”，例如刘晓波与唯色。她特别提到，藏族作家唯色身处体制边缘与监控之下，仍坚持用汉语记录被压制的历史。这种不被驯服的姿态，是刘燕子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把钥匙。

访谈详述了中国流亡知识分子的处境。与西方流亡者相比，他们在语言断裂、经济压力与身份认同上承受着更沉的代价。许多人从国内的社会精英变为海外的底层劳动者，在“失语”中挣扎。无法回乡与父母见最后一面，在两种文化边缘游走的心理落差——这些构成了他们具体而残酷的日常。

刘燕子在书写中拒绝英雄化叙事，转而呈现流亡者作为个体的局限与伤痕。她坦承，这一群体内部同样存在利益博弈、人性阴暗与性格偏执，但这正是“群体传记学”应有的真实面貌。她认为，流亡者凭借“双视角”——同时置身于母国文化与异乡现实——保持了对主旋律叙事的批判距离。尽管这一群体时常被低估乃至误解，其历史见证者的身份仍是现在进行时。

文章最后传达了一种历史责任感。刘燕子以“一个人一支游击队”的状态，在主流学术体制之外独立完成了这项工程，目的是留存那些即将湮没的无名者记忆。她认为，1989年引发的知识分子大规模外流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其精神遗产或许要到百年之后才能显现出对未来文明的意义。

以下是访谈内容节选，点击此处可以收听访谈录音：

江 ：你谈到通过廖亦武认识了刘晓波。在《不死的流亡者》一书中，你把刘晓波归纳于“内部流亡者”的范畴。你和他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刘 ：2007 年 3 月，我和家人去了北京，廖亦武也从四川过来。“两会”期间，刘晓波通常不自由，但那次，他跑出来了，我们就在万圣书园聊了整整一个下午。

老实说，当时刘晓波最关心、最激动、最投入思考的那些问题，我还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因为我本来就不太看政论，我对政治理论不像

对文学那么敏感。但那次谈话里，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就是他谈自己和日本的关系。谈他写的《樱花的中国劫难》，谈中国的民族主义，他对“满洲国”时代留下的遗产的客观评价。

他虽然没有来过日本，但在吉林大学时修过日语文学，一直关注日本，希望日本对中国民主化有所作为。那以后，他给我发过大量材料。那时他已经很会用互联网了，而我还是个“山顶洞人”。他会不停发文章过来，邮件标题常常是“刘燕子，我来轰炸你”。所谓“轰炸”，就是把一包一包的文章发过来。我收到以后都会打印出来，但一开始也没有认真全看。

一直到 2008 年他被抓，这件事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子安宣邦先生给我介绍了东京一家很经典的学术出版社。他对我说：“既然你认识他，而且他那么多文字都在你这里，是不是应该赶紧翻译介绍一下刘晓波的思想历程。”后来我就和中央大学的及川淳子教授合作。她一直做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我们一拍即合。2009年，我们出版了刘晓波的文集《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藤原书店出版）。我写了很长的导读，对“六四”以及刘晓波的思想历程做了一万多字的梳理，还在早稻田大学举办研讨会，这些都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前。

当时书卖得并不好。可后来刘晓波获诺奖以后，凡是和他、和零八宪章有关的事情，在日本几乎都绕不开我。他和刘霞的很多作品，尤其是诗歌，都是我介绍进入日文世界的。我和及川淳子还出版了一本学中文的教科书——《用零八宪章学教养中文》（集广舍出版），被好几所大学的法律系采用。

江 ：你也把中国流亡者放置于世界流亡知识分子的谱系中来书写和研究。关于流亡和知识分子，萨义德和阿伦特都有一些重要的论述，他们在中国也较为大众所熟知。尤其是阿伦特，这些年她的一些作品在中国不断被介绍和讨论。

刘 ：事实上，我的研究最初曾受两个方向启发。一个是纳粹时期欧洲知识分子的流亡问题——这让我了解到纳粹统治的十二年中，德语作家和思想家所遭受的迫害，以及他们后来流亡美国的历史。另一个方向，则是苏俄时期的流亡知识分子。

早在五十年代，流亡美国的犹太知识人以及参与救援人员，就举办了以“文化迁移”为主题的研讨会。六十年代中后期，因着对德国历史的反思，流亡成为一种跨学科研究。八十年代以来，在“抢救历史”运动中，“流亡社会学”已成为一个专门性学科领域。

关于苏俄时期的流亡作家，日本很早就接触到这个问题。我的大学同事研究满洲国时期的白俄流亡者，研究布尔什维克政权下，1922 年被驱逐出故土，乘坐“哲学船”流亡德国的知识人。我常和朋友去著名的“MOROZOFF”（莫罗佐夫）咖啡店，那里的巧克力很有名，是因为 1917 年“十月革命”，俄罗斯人莫罗佐夫携家逃亡哈尔滨，然后又流亡日本神户，给落脚地带来了西式点心。在日本学术界，纳粹下的德语知识人流亡，以及东欧、苏联时期知识人流亡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启发，让我慢慢获得了一个更大的视点：怎样把中国的流亡者，放到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历史和思想史脉络中去考察，并与那些已广受瞩目的流亡作家传统进行比较。

关于知识分子和流亡，萨义德和阿伦特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概念资源，但我在书里并不只是重复他们的论述。我真正要引出来的是“流亡知识分子”的“流亡”，不只是一般意义上身体离开故土，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持续、内在的流动状态。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流亡其实是不会终结的。身体上的流亡也许有结束的一天，但精神内部的流亡是永恒的。

就像松本教授在一篇关于我这本书的书评中所说，只有作为一个“永远的流亡者”，知识分子才可能始终保持反思、保持距离、保持批判性，也才能不断保存自己的文化，并使自己的文化之根继续生长、丰富。很多人理解流亡者时，会觉得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之间：他或她既没有真正融入所在国，又仿佛已经和祖国诀别，似乎已经被从原有的文化土壤中连根拔起，变成一棵快要枯死的树。但恰恰不是这样。正因为身处两种文化之间，流亡知识分子反而获得了一种双重视角——既能够以母国的视点看世界，又能够以世界的视点重新看待自己的母国。

江 ：你书里把中国流亡者遭遇的处境概括成“多重复合的困难”。这具体包括哪些？

刘 ：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语言。对作家、诗人、人文知识分子来说，语言是一条巨大的沟壑。尤其是四十多岁以后流亡的人，更难跨过去。我读过一位日本诗人饭岛耕一的诗歌《弗朗西斯科· 戈雅的第一个字母》，非常口语化，“我在外国（法国）住了半年，想写诗的心情，一次都没有。母国语中，是从‘母’与‘国’中割断的半年，我没有受伤，但我几乎没有写诗的必要”。这位日本诗人还不是因为流亡，而是客居。那么流亡者呢，不是半年，而是有可能一生成为自己“存在之根”的流放者。所谓“四不像”，没进入西方，却脱离了东方 ；外语学不好，中文却退化。其中一个例外是哈金。他的写作是用大无畏的精神冒险写作，在语言与语言的空隙间写作——流亡者或者客居者，可以在这里作出贡献。但哈金这样的成功者很少。当然代际也会不同，流亡者的下一代，或者新世代的离散者，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就不会困惑。

第二个是经济。早年的很多流亡者，原本在中国都有身份、地位、稿费、组织保障。到了海外，一切都没了。不管曾经在中国多有名，很多人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怎么买二手车、怎么修旧房子、怎么找工作、怎么吃饭。我后来发现，很多人之所以能活下来，都离不开他们的太太。这个我在书里也谈到了。没有这些女性在后面支撑，很多男性流亡知识分子在生活上会非常艰难。

第三个是心理上的落差。像严家其先生，他在八十年代是参与设计中国未来的人。到了美国以后，最初还有学校请他讲演，后来慢慢连基金都申请不到。他自己也知道，他原来的知识结构和英美学界不接轨，语言又不够。这种心理落差是很大的。他一开始甚至做过外卖，他的妻子非常了不起，做巡访护士和家庭看护的工作。

还有身份认同。你要不要拿美国国籍？要不要继续说“祖国”这个词？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严家其在妻子加入美国国籍后的十年才决定申请美籍。后来拿了美国国籍以后，他说自己不再用“我国”这个词。这不是词语的小变化，而是认同方式的一种变化。这次美国华裔花式滑冰运动员刘美贤的父亲刘俊也说，他拿到美籍之后，改原名“刘俊国”为“刘俊”，因为那“国”不是自由民主的“国”。

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思乡。“乡”这个字，对中国人特别大。很多人的软肋都在这里：你要不要写个检讨换取一次回国机会？要不要为了见父母妥协一点？这个问题，很多中国流亡者都绕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