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儒家挡不住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而伊斯兰却能挡住？

——兼论民国亡于共产主义的内因

其实我的这个标题是不准确的，有见识的网友已经指出：儒家在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入侵之前，就已经“亡了”（准确地说应该是衰落了），因此，大陆民国赤化和台湾民国自由主义化（文化去中国化/多元化），责任不应该由儒家来负。

在这里我必须补充一点，在大陆民国赤化之前，儒家就已经丧失官方的意识形态地位：儒家的团体和组织，无论在北洋政府、还是在国民党政府那里，都拿不到经费，也没有不受批判的尊贵地位（相反，儒家在民国被“黑”得一塌糊涂，鲁迅，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大批知识精英，都发了疯地反儒家，胡适也钟情自由主义，对儒家持批判态度。。。）。

儒家当时既然没有权力，自然不能对大陆民国的赤化，和台湾民国的自由主义化负责。

因此，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大陆民国的赤化，和台湾民国的自由主义化，责任不在儒家。

但是作为一种信仰，儒家抵御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侵蚀的能力弱于伊斯兰教，是客观事实。早在陕甘宁时期，中共毛泽东一伙就派出工作队，对甘肃、宁夏的回民地区进行长期的渗透，但效果很不理想、碰得头破血流，尽管中共装腔作势、大搞“统战”作秀，中共多处碰壁，其工作队频频被伊斯兰教势力当作“魔鬼”杀害。。。对回族军阀“马家军”控制的宁夏部分的渗透，更是一筹莫展。。。渗透的效果远远不如对汉族和其他非穆斯林少民地区的渗透。

直到1949年中共在内战中胜局已定，拥有代差装备的中共彭德怀“一野”大军消灭了马家军，中共才得以真正控制回民地区。

中共之所以渗透中国回民地区效果最差，长期不能得逞，伊斯兰教手握武力，固然是一大原因（民国时期中国所有的回民地区，都是政教合一地区）。

但伊斯兰教徒对共产主义的抗体特别强，也在于其信条的明确，且与共产主义水火不容。伊斯兰教对基督教和犹太教等“异教”，可以一定程度的容忍（只是多征税），而对共产党这种无神论势力，则直接视为“魔鬼”，绝不宽容。

其反共的信念，自然强于儒家。儒家的“大同”理想，常常会模糊儒家信徒的信念，而误认为孔子的理想与共产主义有共同之处（中共也时常利用这一点）。

阿訇手中有武力，而且信仰与共产党水火不容，视共产党为“魔鬼”，只要有机会，对中共的回应就一个杀字，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这与蒋介石对共产党原则性模糊的反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马步芳、白崇禧反共，比李宗仁和蒋介石都坚定得多，穆斯林将领“西北四马”内战中没有一个人投共，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穆斯林反共信念比儒家信徒更坚定的必然结果。

同样的道理，伊斯兰教对于自由主义也没有商量的余地，一并视为“魔鬼”。因为自由主义就是世俗主义，其本质就是物质主义，而物质主义的本质就是无神论。所以自由主义者在伊斯兰眼里，就是受魔鬼利欲诱惑的邪灵附体者——该杀！

伊斯兰对共产主义的抗体强于儒家，还在于TA更尚武：孔子主张君子应该“文质彬彬”；而伊斯兰则强调“以剑传道”，武力护教。

春秋战国时期，几乎没有供奉儒家的诸侯国（中山国是一个例外，它供奉儒家的结果是迅速亡国），就因为诸侯争战的环境里，儒家的文弱影响不利于国家生存。

明末抗倭战争中，戚继光就发现，缺乏儒家教化的浙江义乌兵，战斗力比重儒的浙江金华兵源强得多。。。也得出儒家不利尚武之气的结论。

另外，伊斯兰教这种一神论宗教，有一套彼岸世界的体系，哲学体系更为完整，自然比儒家更有魅力。而魅力（也可以说诱惑力）不如马克思主义，也是儒家对抗共产主义的不利因素。

但总的来说，儒家所带来“文弱”影响，是大陆民国赤化非常小，甚至可以说微不足道的的因素。儒家“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这个缺乏彼岸信仰的短板，也不是儒家挡不住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

那么，大陆民国赤化，台湾民国自由主义化，真正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真正的主要原因：

一是清朝覆灭后，大陆民国没有树立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国出现了思想混乱的信仰真空时期。民国领导人中，只有袁世凯和段祺瑞意识到了这个危机，袁、段先后想树立孔教为国教，但袁世凯早死、段祺瑞权威不够，终于功亏一篑。

有汉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国从来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这是不准确的。中国历朝历代都是政教合一的，只不过这种合一，不像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或伊朗的什叶派最高领袖那样，以教宗+国家最高领导两位一体的方式出现，而是以儒家位居“官学”，而皇帝成为儒家信仰核心的方式出现，并通过儒家列入科举考试主要内容，维系着儒教的强势地位——反儒和拒绝信仰儒家的人（如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信徒）很难有社会上升途径，而沦为社会边缘群体：这就等于在外族和外来文化渗透面前，筑起了一道文化的防火墙。

如果明朝能够延续到近现代，而且没有废除科举制度；或者太平天国胜利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在全中国站稳了脚跟。。，那么共产主义赤化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根本没有市场，共产主义分子在中国会遭到严厉的镇压。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够依靠卢布在民国兴起，与民国早期的信仰真空，和对异端完全不设防的政治宽松，是分不开的。

蒋介石虽然拼命提倡“三民主义”，并一度对共产党人进行大清洗，但是国民党“国父”孙文的联俄容共政策，造成了国民党党员思想的极大混乱，相当程度抵消了“三民主义”的抗共效力。

而且，“三民主义”只是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一旦国民党丧失了政治上的垄断地位（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开启民主改革），“三民主义”即丧失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台湾民国也就重新回到了信仰真空的时代。。。当然无法抵御披着“美英民主灯塔”靓丽外衣的西方自由主义（包括女权主义、种族文化多元化、lgbt。。。）的侵蚀。

有人说，美国立国时不一样没有设官方意识形态，或者国教，怎么不见有什么问题呢？

这种人没有看见的是：1776年美国立国的时候，有一个基督教新教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作坚实的基础。。。能有什么信仰真空和思想问题？请徐不良之流的无神论魔鬼睁眼看一看：美国总统就职时，需要手按基督教《圣经》宣誓，这个传统是凭空而来的吗？？

美国立国的时代，这种高度宗教化的社会基础，民国立国的时候有吗？？

中国大陆民国赤化的另一大内因，是民国领导人（蒋介石）的战略上的严重失误。蒋介石错在：

其一，在中共势力弱小时，不先集中力量剿灭中共，而放纵中共逃亡（美其名曰“长征”），以谋夺军阀地盘，致使中共逃到与苏联接近的北方，摆脱了灭顶之灾和战略困境。此种把军阀当头号敌人，把中共次要敌人，无疑是战略上的巨错。

其二，“西安事变”后，在中日对抗形势尚可缓和的情况下，把日本当生死大敌，把苏俄（苏联）汉奸、魔鬼中共当抗日的“兄弟”力量，接受其“输诚”，给予其合法地位，任其在国统区发展、渗透。。。这无疑是让中共坐大和渗透国民党政权的致命战略错误。

其三，自废克制中共的特长。共产党最怕的是特务统治，最喜欢对手“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多元”）。。。盛世才、阎锡山之流的地方军阀，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理论信仰优势，但都凭借特务统治，长期把中共克制得死死的，让中共一筹莫展、大量失血、吃尽了苦头。。。

三十年代中期之前，蒋介石成功克制中共，靠的也是特务系统，尤其是接地气、根系深达广大农村的“复兴社”系统。。。但蒋介石却在容共后1938年，国民党再次遭受中共全方位渗透的时刻，解散了“复兴社”。。。这无疑大幅削弱了国民党反渗透的力量，实属战略级的蠢到死！

四，死要面子，迷信美国，因遭美国二战后致命背刺，终于无力回天，大陆民国沦亡。美国对华保藏祸心，早在雅尔塔会议上集中暴露，蒋介石却麻木不仁，战后一边倒地迷信美国，一再屈从于马歇尔灭亡民国的阴险要求：1946年6月放生已经崩溃的东北共军，但马歇尔、杜鲁门仍然出尔反尔全面制裁大陆民国，借苏联之手赤化中国邪恶嘴脸毕露无遗！美国完全靠不住，蒋介石却死要面子，不肯向斯大林求和，以换取苏联对中共釜底抽薪，保住关内国土（直到1949年解放军饮马长江时，才派人到莫斯科求和，斯大林冷冷地说：你们来晚了。。。）

笔者百分之两百的确信：如果当年民国的领导人是汪精卫、何应钦、陈果夫、白崇禧。。。中国大陆决不会亡于共产党之手。

对付共产党，蒋介石完全是一个错误的领导人，但无奈的是，此人却是国民党内斗的胜利者，这或许是一种天命。

我们中华礼教共和国，必须汲取大陆中华民国的教训。

曾节明  2026.4.21 春阴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