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爱，不是不想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这些芸芸众生，特别是一些男同胞，面对着真正的爱情，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爱——失去了爱得勇气和能力。九十年代有位叫戴来的年轻女作家，写了一本随笔集《我们都是有病的人》，我们都犯了什么病呢？

我在小说集《没有“廊桥”的年代》里，试图展示一些这样的故事。

——副局长刘宇，他的妻子陈英是个骄横任性的女人。在家里，她仍然摆不脱在机关里的那种作派和身份。社会上有道说：甲等男士找乙等女士，乙等男士找丙等女士……刘宇的悲剧就在于甲等男士找了甲等女士，同时他虽然是大学高才生，但15年前还是靠了岳父的关系才进了这家大机关。旧时讲郎才女貌，他们这种婚姻结构却是郎才女势，一开始就不可能不孕育着危机。陈英早就被宠坏了，从来都是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什么都不跟他商量，什么都不听他的，刘宇在家里找不到男人的自尊，更奢谈什么爱和被爱？而他又没有地方发泄，在外面还得装得若无其事，什么也不能让人觉察，太难为他了。正是在这种窘迫中，另一个女人点燃了他那盏已经熄灭了的心灯——这个女人就是外省来挂职的罗雪。然而，正当他与罗雪的爱情发展到炉火纯青的时候，赶上了升迁正局级这个“坎儿”，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抛弃了罗雪。当他的正局级批下来后，罗雪再次见到他。“他跪在我的床前，大骂起自己。他骂自己很不是东西，很不男人。他说他这一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眼前你这个叫罗雪的女人。他甚至发誓说，如果有来生，他一定还要娶我为妻，否则，变牛变马也偿还不上对我的情债……”

这是我在《可悲呀，你不是你自己》这篇小说里讲的故事。一场爱情的崩塌，映照出一个人性的虚伪与另一个人性的觉醒。我不会描写，也不想指责刘宇。这只是官场与世俗生活中一种常见的现象——升迁与名利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人格便会悄没声息地被侵蚀。我们在人群中也许活得很风光，然而我们却丧失了什么？！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两个人的车厢里》：某设计院职员程苏，因丈夫有外遇而又始终不能回心转意，这婚姻便成了“发了霉的面包”，家庭破裂势在必行。这时，她邂逅了曾在业余大学教过文学课的刘哲。他们在地铁车厢里谈论文学，在公园街边谈论人生，越谈越投机，便产生了感情。刘哲在婚姻上也是一个不幸的人——老婆惠萍也并不是不爱他，但她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刘哲当业大教师收入微薄，又没有住房，就成了老婆的“出气筒”。惠萍劝他留职停薪去卖牛仔裤，他不听从，就骂他“笨蛋”。为了能多收入一点儿，他经常加班加点，多代几节课，但也多挣不了几元钱。他又给晚报写小小说，而一篇也不过十来块钱。人家的媳妇都能穿牛仔靴、戴钻石戒指，他却什么也不能给媳妇买，甚至连间像样的住房都没有，至今蛰伏在岳母家落实政策收回的一间破旧平房里。老婆一说就是“要你这个酸货有什么用？还不如门口那个剃头的呢！”骂他是“窝馕废”、“臭书呆子”。为了能让惠萍少奚落两句，他在外拼命地工作，在家拼命地干活儿，一天到晚精疲力尽，男子汉的精神一点儿也没有了。然而，他越是这样，惠萍越是看不起他。

在这种婚姻已如同坟墓的状况下，离了婚的程苏追求他，刘哲却不敢接受。刘哲同样深深地爱着程苏，但是，可怜的人——他有家庭和孩子的拖累，他有惠萍旧日的恩爱，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已经写了入党申请，领导对他很是器重。因此，最后的结局仍然和前面提到的刘宇一模一样。同样，我也不能批评刘哲——无数像刘哲和程苏这样的人，被卷入生活的漩涡中，带着旧时代的情感理想，却在新社会的冷漠中找不到出口。

这样的家庭太多了。我在《人生，只有一次的旅行》中，大致也是这种情形。研究所职员郑超，家里经常发生无休无止的“车轮式”大战，他觉得简直是生活在坟墓里，自己完全变成一具活着的尸体。好不容易找个机会和单位出去旅游一趟，钻出来透一口空气。在旅游途中，离异的女同事林心洁与他发生了感情碰撞。但是，他仍然是不敢爱，不敢摆脱旧有的生活。旅游结束后，“郑超提起沉重的旅行箱，艰难地朝自己的家走去，也许一场无休止的、‘车轮式’的大战正等着他呢。也许，他这一生也走不回真正属于自己心灵的那个‘家’了！想到这里，两行热泪怆然落下他的两腮，这个男人的心，此刻也正在流泪……”

世事艰难。那些年，我一边在体制内工作，一边也曾参与过关于“新世纪男子汉应有的精神气质”之类的讨论，却始终觉得言辞纷杂，难以抵达问题的根部。后来，我转而写小说，把那些无从言说的困惑、压抑与退让，交给人物去承受、去展开。

而在写小说之前，我其实也曾试图用杂文的方式，直面这一问题。下面这篇短文，便是我当年参与相关讨论时留下的一点文字痕迹——

“男子汉”贵在精神，贵在人格

男性话题成了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无论是报刊，还是书籍，都在热心地炒作。但是，讨论来讨论去，大多是“男子汉哪里有，大豆腐满街走”、“老婆吼一吼，丈夫抖三抖”之类，还有就是相对于女权主义的“男性解放”问题。诚然，在婚姻、家庭这个圈子里的讨论是十分必要的，没有什么可非议的，笔者也曾热心参与。然而扪心想一想，我们男人所争取的，难道就是在女人面前争个“解放”，或者争口“气”？多年来，女人们寻找“男子汉”，实实在在是在寻找作为一个男人的“男子汉精神”，以及作为一个男人的健全人格。

多少女同胞曾不无抱怨地叹息说：“今天的男人怎么都成了娘们儿！”作为一位男性，我感到脸红，感到汗颜。的确，看一看眼前，净是些本是男儿身、但是称不起他为“男人”的人：有的不敢堂堂正正地做人，在权贵面前阿谀奉迎，甘当小探，“虽然混不成大红大紫，却也可以成为大奶奶的贴身丫环”；有的人前一面，人后一面，一副势利小人的嘴脸，完全没有一点儿自尊和自爱；有的没有责任感，不讲信义，不论是对事业、还是对爱人和朋友都缺乏一种作为男人最重要的东西，除了点钞票时还能认真一点儿，对什么都糊弄；更有一些男同胞已失去了正直、大度、豁达、忍让、关心等优良品质，常常为一点儿蝇头小利出卖良心，动辄为一些区区小事与女同胞明争暗斗；都市里有些男人很是身强力壮，但是往往蛮不讲理，当公共汽车来了，把老人和妇女挤到一边的就是他们……

又何止女同胞，男人自己也喋喋不休地叫嚷：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但是，我们在现实中所遇见的，不少却是“张得贵”式的小人。赵树理先生在他的著名小说《李有才板话》中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个小人张得贵的形象。这个张得贵，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连“脸面”都不要，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贵的极力巴结和奉迎。你说他是“人”，可是一副“狗的嘴脸”，主人仅仅用一块骨头、一个肉包就把他的“人性”渐次“异化”了。赵树理先生的这篇小说发表已经半个多世纪，张得贵这样的势利小人却没有因人们的“良善之心”而有所制约。几年前就曾流传这么一句话：“伺候好领导就齐了。”近几年又时兴这么一句顺口溜：在领导面前“要像牛一样地受苦受累，像狗一样地忠心耿耿，像羊一样地逆来顺受，像猪一样地忍气吞声。”这种小人相，比起赵树理笔下的张得贵，又不知要更上几层楼了！

笔者就曾遇见不止一个这样的“宵小”。他们在领导面前一副柔姿媚态、胁肩谄笑、百依百顺、奴颜婢膝的样子。这些人在业务上绝不肯下一点功夫，却鞍前马后地围着领导的屁股转，搜肠刮肚地玩着花样来博取头头的欢心。头头想要个BP机，马上送上个大哥大；领导喜欢搓麻，便不能再下棋，把旧时赌行里的“开局”、“糊啦”一类的术语滚得烂熟，只把头头哄得暖洋洋、迷糊糊，不知云里雾里。这些“势利之徒”，连一点人的味道都没有，更不用说男人味儿了！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长久的压抑、扭曲，男人们的脊梁骨缺了钙，棱角磨平了，阳刚之气消失了。诸如反右、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造就了大量的奴才和庸才，人们只能说假话，不敢说真话，怎能期望出现铁骨铮铮的大丈夫、浩然正气的男子汉？而社会进入市场，又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由外向内地对男人的角色施加如此强大的金钱、地位、权力、名份的压力和诱惑。为了一个“钱”字，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多少男人是早已失去了完整的人格和不懈的追求。男子汉去哪里去找？

男子汉精神，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在一个社会里，男性精神往往起着主导作用。如果男性精神萎靡不振，那么整个社会就像抽去了筋骨，这个社会的整个精神也就可想而知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人们呼唤一种健康向上的男性精神，甚至有人提出了8条准则：男子汉是机智顽强的人，是有责任心的人，是奋发向上的人，是诚实守信的人，是幽默乐观的人，是有正义感的人，是心胸开阔的人，是热爱大自然的人。人们千呼万唤铮铮铁骨的大丈夫、浩然正气的男子汉，实在是呼唤一种精神，呼唤一种人格。让这种精神和人格回来吧，重新回到我们每个男人身上！

（写于1998年5月24日，收入经济日报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的作者散文集《轻鸿碎纸过眼去》一书。）

附注

前文所涉小说，收入小说集《没有“廊桥”的年代》。《“男子汉”贵在精神，贵在人格》为作者过去所作的杂文类作品。该书目前处于 KDP Select 免费开放阅读期，Kindle 订阅读者可在相应范围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