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覆巢之下无完卵

这些是60年代发生在我家乡的一桩桩小故事。虽然文中人物用的都是化名，但所述事情却是我亲历或亲闻的。我们那个曾经被人称作烂杆班的初中班，初三时学校迁移至后来的成都大学处。那时，农村的“三自一包”开始发威，食品短缺有所减缓。班主任换成了余仁宇老师，班上余下的30多位同学，有9个同学考上了高中或中专，其中两位同学进了重点中学。一所中学虽然微不足道，可那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却是当时社会景况的折射。

那场大饥荒起始于大跃进之后的1959年，一年多后从农村蔓延至城市。四川因为当时的主政者迟迟不纠正对农民的剥夺政策，让川人比其他省人挨饿时间更长。也才有了我和我的初中同学，长达两年的上述故事。

那个年头，虽然饿死最多的是农民，但城市里的人也没能躲过饥荒。我班同学中，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家庭的孩子一样是饥饿大军中的成员。家里有特供证的同学、或有军队干部的同学，可以获取一点额外食品，也未能远离饥饿的滋味。正如古人所说：覆巢之下无完卵！

这话据说是1600年前的华人总结出来的，但似乎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又总是一代接一代地将它忘记。

50年代初，楼上的人要收拾“胡风集团”，同是文人，落井下石的却不少。几年后，55万人被划为右派，不少人为自己没有落入专政对象而暗自庆幸。但不再敢有反对意见而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为紧接而来的大饥荒铺设了通道，被饥饿折磨的人就数以亿计了。再后几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吃够苦头的就不仅仅是专政对象，不仅仅是二等公民的农民了。从土改、批胡风、反右和大跃进、四清，乃至文革初期派工作组的策划人、领导者和执行人、积极分子，都难有幸免的。

 还有颇为黑色幽默的。1955年7月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刘，在北戴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指示说：“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可10多年后，他却在国家主席任上不能用法律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连骨灰盒上都不能有自己的真名实姓。至于那个造神的第一大功臣，写入党章成为接班人，登上副统帅位置仅5年，就摔死在异国他乡，并被戴上了反革命集团头子的帽子。同样印证了“覆巢之下无完卵”的老话。

回到我们的故事上来。这页“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语）的历史，翻过去才半个多世纪，当事的我们这代人仍苟活于世，可这段很值得反思的历史，就在语言文字中变得模糊甚至扭曲了。我心中有些悲凉，我们成天喊叫着要其他国家反省历史，但为什么我们自己让老百姓吃尽苦头的历史，却只知掩盖而拒绝反省呢？我不相信我们永远是那种只知同胞间相互残害却拒绝正视历史教训的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