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在着手整理他父母房子的过程中，发出了几张自行车相关的照片并附有一段文字，内容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辆自行车是一笔不小的资产，对有资产的工人阶级，统治阶级也是要让你交税的。当年马路上没有辅警与交管，只有夜里出没的联防队。」
小王还是那样，稳重细致，时而幽默、时而也会自嘲一下。不过他说得一点儿也不夸张，想当年，自行车与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并称「四大件」，要买到一辆自行车可比现在买一辆汽车难多了，因为购买自行车是要凭票的，而拿自行车票在当时的工作单位是要排队等候的。
崭新的自行车买好之后，得去自行车管理所敲「钢印号码」、领「车号牌」和「行驶证」，号码是敲印在自行车龙头上，车号牌是一片金属硬照，有了行驶证才能骑车上路。除此之外凭发票还要去办理「上海市自行车纳税记录卡」（如图）和一只刻着税号的圆形铁皮税牌，有了自行车后每年还要按时交税，完税发票上盖的是上海市税务局的五星公章。由此可见对自行车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
我们小时候的上海，大街小巷的停车位几乎都有专人管理，上海人把自行车叫做「脚踏车」，能骑脚踏车上班是一个家庭实力的象征，而清晨迎着微风，孩子横坐在大人自行车的大梁上，按响着清脆的铃铛，是童年最值得开心的事情之一。
小王目睹这些自行车旧物件时的有感而发，也勾起我的共鸣与回忆。
小王是早年我在上海工作时的同事，是由当时的行长英国人Lans直接推荐进银行的，所以一开始就被我们另眼相看了。
一段时间下来，渐渐地大家都注意到无论小王轮到哪个岗位学习，都很认真地与我们一样每天快乐地忙碌着，工作上一丁点儿也没有特殊。在小王轮到我这里学习的时候，每天处理的开立信用证、转让信用证等等的进出口业务，引起了小王极大的兴趣，也正是因为那时的共事，小王总说起那段「师徒关系」，我们也由此结下了二十多年的交情。
我一开始以为小王是早期的海归，后来知道人家早已是外籍人士。那年头年轻的小王早早地有了四只轮子的车，我也搭过他几次车，也知道他曾在公司做过进出口业务，为了更熟悉国际贸易整个流程的实物操作包括法令法规，是小王进入银行工作的主要原因。
记得有一次我在下班回家的地铁上站着，一只手往上拉着安全拉手，只感到旁边有人碰了碰我的手肘，侧脸一看，没想到是小王。他说汽车去保养了，所以改坐地铁，然后又说到了站下去后骑他的「老坦克」回家。
老坦克是上海话对老破旧自行车的叫法。小王说自行车是学生时代父亲给他买的礼物，那么多年他远渡重洋回来了发现自行车还在，他爸舍不得处理掉，现在偶尔却也派上了用场。
我们的父辈就是这样，拿到了票，买到了车，办完所有手续，然后是给孩子准备的。富足一点的父母自己有旧的可以骑，骑到一次次掉链子一次次修理，轮胎补了又补，往往是打气筒都用坏了，自行车还在骑。
小王的父亲生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在五个兄弟中排行最小，因为其中两个去了台湾，所以留下的自然而然是成份不好的家庭。小王的父亲话少、胆子也特别小，读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被派去新疆，做了某个军区干部手下的秘书，这样兢兢业业十几年，好不容易等到机会才调回了上海，三个国内的兄弟也总算都安家在上海了。
谨小慎微了一辈子，小王的父亲如今已经九十多了，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老年痴呆症，已经十多年了，尽管身体一直还好，但是该忘记的都已经忘记了。小王把老父亲安置在一家尚好的养老院，每天忘我地过着日子，想必他再也不用因为成份不好而担心说错话做错事了。
父子情深，往往是那种不暗言语、默默无言的输送，而不是通过平日里的喋喋不休。
因为小王的舅舅，也就是他母亲的哥哥曾经是国民党的军官，所以两边家庭成份都不好的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婚后生有一儿一女，女儿很早就来到了美国现在是一所大学的终身教授，儿子小王早年回上海进入我当时所在的银行工作一段时间后离开，建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
上一次回上海期间，聊谈中说到这些家世的小王还开玩笑地说：「如果在以前，凭着我家条件优渥，我不是少爷、也是小开。」听得我哈哈大笑，说道：「算了吧，我们这一代没有夹着尾巴做人，没有轮到被批斗已经算是很走运了。」
如今的我们都不再年轻，曾经的新自行车变成了老坦克，而老坦克也早已经退出了我们的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开始处理年迈父母的东西了。
无独有偶，我在整理父亲书桌的时候也发现一张自行车的发票，而且是补开的，价格二百八十五元人民币，上面还盖着一个章，印着「新购车辆一个月内领执照过期罚款」的字样。
我家早年没有自行车，小时候也没见过父亲骑车，但是在八十年代末，当父亲终于有了票有了钱买上了自行车，提车后居然一个人从宝钢把车骑回到市区的家，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
为了儿女，我们的父辈都是这样，他们一生中有过的困难、压抑与憋屈，难以用字面语言来表达，尽管如此，从小到大，在我们的眼里，他们坚强又高大、用尽他们有限的力量和内心不灭的那份爱，照亮着儿女们的成长之路。
（此文首载于二零二五年六月四日世界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