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耆易君左的文坛雪泥
芮少麟
立是开始，春是希望，在寒冬将尽，大地渐露春色之际，笔者忆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收集整理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不同思想倾向、不同风格流派作家作品资料时，因现代文坛厚重博大，及主持人观念，一位二十—--四十年代中期，在中国文坛有着重大影响者，因1945年触犯伟人圣颜，及后来直言不讳，又被另方势力划归“无政府主义者”和“第三势力运动相关人物”，至香港定居十八年。有此烙印，即使拨乱反正后，当事人身份与宿耆经历，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坛创作和抉择民主进步的丹心，仍被蒙贴上特定标签，难避政治滤光，依然临禁忌，遭摒弃，蒙命运多舛，被扫入进大陆忘川。中国几代读者，鲜知此例，令人感慨，有湖南汉寿易君左先生，即属当事主角。
家父系君左先生之友，与他早年亦有较熟悉的文苑之谊，父亲当年研读君左《闲话扬州》、《西子湖边》、《江山素描》、《中兴集》等诗文著作时，从文艺评论家角度，评价其水准甚高，对易昔日名声，赞不绝口，认为易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深远，不应被如此无视。笔者耄耋之年，于文学城海外博客，撰写些许史料时，有感先人与易先生之情谊，及家父所叙，对易的人品及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评价，深感在时过境迁的大时代后，将所知点滴，须客观汇于本篇博文，一家之言，望公正待之。
一、易君左简介
易君左（1899—1972），原名家钺，字君左，后以字行，号意园，晚号敬斋，书画笔名有右君、二郎神、康匋文、花蹊、琴意楼主、空谷山人等，湖南汉寿人（该县位于湖南省北部洞庭湖西滨，为常德市辖县）。晚清诗人易顺鼎之子，書香世家，昔有“龙阳才子”、“三湘才子”之称。
易10岁从父学诗，16岁在北京中学于《国华日报》应征《梅兰芳歌》竞选时夺魁，声名鹊起。1916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因反对段祺瑞政府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罢学归国，在上海王兆荣《救国日报》工作。1918年秋，入北京大学法本科政治门二年级时，入少年中国学会，投身五四运动。曾加入过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国家庭研究会。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是北平的时年翘楚，引人注目。同年夏，再次东渡日本继读在早稻田的未竟学业。1922年，时任上海泰东书局编辑，捐出祖藏图书约五千册，在汉寿县城敬惜堂创办了首家图书馆，并题书竹简对联：“周朝始置藏书吏，阖邑皆成识字人”，1923年，获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回国后从事新文化活动，被鲁迅先生列入京派早期活跃作家。1926年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撰、湖南省政府顾问、参事等职。
易君左是民初著名學者、詩人、散文家、報業家、抗日將領、書法家、畫家，著作达数千万言，诗词、游记、传记、随笔、剧本等，广涉博猎，信手天成，书画法古出新，卓尔不凡，为中国现代文坛奇人，其著作较同代的魯迅、郭沫若、郁達夫、胡適，还要多出許多。香港文學研究社將他與魯迅、周作人、林語堂並列。
易为人朴实，多才多艺，在民國的早年文壇上，公認易君左與郁達夫是“才子型的文人”，素有“文壇奇人”、“文壇巨子”、“中國現代遊記寫作第一名家”之譽。北伐、抗日戰爭期間，在國民政府黨政軍界，從事報業、文宣、政治工作。后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政治部主任、軍委會總政治部少將設計委員、四川國民日報社社長、湖南國民日報社社長、蘭州和平日報社社長、安徽大學教授、西北大學教授、政工幹校教授等职。
易君左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因直言不讳，写游记抨击时俗，出版《闲话扬州》，引发官司风波，成为社会当时有影响案件，亦是易之一触即发的话题；1945年國共和談期间，伟人送交柳亞子的《沁園春*雪》詞作，轰动重庆，被文坛部分拥戴者赞赏，易未随波，却反评不是，且有不敬之语，言词犀利，切中时弊，影响巨大，属文坛大波，再留祸根。
四十年代后期，易见国民政府日腐，目睹地方竞选国大代表时的行贿成风、丑闻百出，曾撰联于报刊，称：“区选价贱，县选价贵，两三票换几许金钱？投稿何如投票乐；卖者得钱，买者得名，千万人选一个宝贝，代表原从代价来”，而触恼当局。在时政洪流里，民国政权继将易划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和“第三势力运动相关人物”。祸根连下，易在中国政局突变前的1949年2月，南渡居台两年，另择居香港又十八年，有人曾将伟人于大陆所建伟业，较秦皇为甚，一度被部分海外华人喻称为“成功的蒋总统”，而君左先生当年词作所言，亦被历史所验证。
在香港，易历业维艰，曾任珠海学院教授、美国在香港的援助中国知识人士协会编辑所文艺组主任、《星岛日报》副刊主编、香港浸会学院专任教授兼中国语文系主任、国际笔会香港分会理事兼出版主任。
1969年9月，文革极盛期，大批离陆难民，浮游渡港，九死一生，见此惨状，易即转赴在台长子家定居，出任政工干校教授兼台湾银行监察。1972年3月30日，他病逝台北，在台的汉寿同乡会悼念时，有人挽联曰：“三代擅才名，早有文章惊海内；千秋成绝唱，更无闲话到扬州”，易名再著。
1950年抗美援朝時，易君左次子易征、三子易殿和小女兒易鴛均參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易征系其文学世家第四代，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和地方从事文宣、出版工作，晚年任《现代人报》总编，中国作协会员，1997年于广州逝世。
君左身后，长子易鹗，捐献出其父及易氏作家群的大批著作、信函书画、图片等文献资料，在台建成汉寿县“中华易君左文库”，2000年10月展出。
据大陆有报载，拨乱反正后的2015年12月7日，易君左先生哲裔捐赠仪式在湖南省汉寿县档案局举行。易君左之女易鸳、之孙易跃，汉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袁佑清出席捐赠仪式。袁佑清代表中共县委、县政府，对易鸳、易跃先生来汉寿县捐赠书画、文学作品示谢。随后，袁佑清与易鸳、易跃共同为捐赠的书画、文学作品揭幕，并受颁荣誉证书。捐赠仪式后，嘉宾一同参观了该县档案馆所建的“中华易君左文库”。
对易君左先生，海外华人还誉称他为中国传统文人中，儒家入世的精忠报国践行者，这亦是大陆闻所未闻的另种观点与评价。
二、家父与君左先生的文苑交往及赞评
1、交往与扬州风波
家父芮麟，系无锡太湖侧畔生长的农耕出身，靠苦读，中大教育院毕业后，任职无锡民教馆和农教馆馆长，他的《新诗之变迁及其趋势》文艺评论成名作，1930年12月，由上海光华书局《读书月刊》第一卷第六期国内面世，其相关作品在沪地长三角一带的文坛，及中国社会教育界，为人关注。
父亲沉溺诗文，早年著文有言;“余尝蓄大愿三;尽交天下好男儿，一也；尽读天下好文章，二也；尽游天下好山水，三也。好男儿不易得，好文章不易求，惟好山水则可恣吾性而游之，故一以放乎山水为乐”，这是他叙写游记及早年与君左先生在那个文化人尚可特立独行、坦诚相待时代里，成为好友的一种交往相处方式。
1930年，君左先生以他的《十年旧梦重温录》，蜚声文坛。为此，家父向他祝贺，并与之开始通信，两人遂建有文学创作爱好的交谊，这是笔者从家父《京镇春游小记》里追叙他们两人在镇江初次唔面场景的文中所知。文中称，为了那篇《重温录》，他们通信已年余，只是难得唔面叙谈而憾。君左曾信载“讲起来也好笑，这枝笔也纵横十多年。就没有人知道，也许都知道而故意装着不知道，甚至于诽谤。只有十年前一位女友——现在她已死了——说我是天下第一枝笔！芮先生，我告诉你吧，这枝笔现在已秃了!不中用了！”。
父亲见之，继以：“南北东西任所之，纵横恰是少年时。美人也爱江郎笔，道是‘天下第一枝’！”十首绝句勉之。家父认为君左先生不似普通世家子弟、书香门第、留洋学子那般，傲视他们这些普通的草根子弟，其待人恳挚，遂信中也以“若许门墙高傍得，终身愿为背诗囊”等诗句回应，其意深切，往来愈密。
1931年，在镇江任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周佛海将同乡又系旅日同学的君左先生，从安徽调至教育厅任编审主任。家父任上闻之，亦从无锡至镇江，与君左先生唔面。在那篇《京镇春游小记》中，家父还写道：“我们虽已通信了一年多，但还没有见过面。终于今天下午四时，在教育厅的会客室，我们握了第一次的手”、“没有寒暄，不用‘天气哈哈哈’，我们便任情地谈着诗文，谈着山水，谈着鸡鸣社，谈着他的《江山素描》，谈着我的《山左十日记》”、“自教育厅出来，到伯先公园。那儿是我每次到镇江都得去呆坐半天的。”、“一度呆坐，一度流恋，一度感伤！唉！往事啊，我为何偏偏忘不了您呢？”。
家父与君左先生在镇江面唔后，在从无锡赴省教育厅的相关会议工作中，及君左主持江苏省文艺期刊编写期间，他们从过去的文坛相知，通信往来，到文学创作工作交际，亦渐深情谊，两人谈论文苑趣事相融，家父对易之处世及直言不讳，更赞佩有加。
淞沪事变后，江苏省政府及教育厅于1932年由镇江迁往扬州。君左在扬州编印《天风》周刊闲暇时，以漫游扬州的体会与感触，写成《闲话扬州》一书，因该书里有文字触发“扬州民怨”，乃成为全国一时喧嚣的著名社会风波，衍生了后续涟漪，成为君左人生的重要印记。
早年，家父与凤歧师等人赴济南参加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与梁漱溟等社会教育家们商谈社教界民众教育事宜后，曾将他的《山左十日记》请君左先生题名绘封。该书由君左先生以琴意楼主加印绘封后留迹，于上海生活书店畅销一时，上海图书馆等处皆有存。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笔者编纂出版家父《神州游记（1925-1937）》封页里的旧版书影上，君左先生以其琴意楼主的题字绘封画面，清晰爽目，栩栩如生，留迹可鉴。
家父曾从君左口快心直的回叙中，对1932年及嗣后所谓的“扬州民怨”始因，与该案诉讼经过，有过较多知晓，也成大局时过境迁、余波了却后，笔者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所知点滴：
君左先生写成《闲话扬州》，从书稿送达上海中华书局排版不久，对其内容的非议，即生波澜，而几乎从未消停过，背景蹊跷复杂。原来这本《闲话扬州》里的一些情节，涉及到扬州某宗教界头面人物无法见人的隐讳绯闻，其状，仅如新世纪当今那桩中岳佛武界的“传闻”之毫厘点滴。但扬州青帮的沪地大佬阮慕伯知情后，却在那道貌岸然、草菅人命时代，放言要将君左这年轻人“作掉”，欲行直接灭口，以示对文人的一种厉诫。当这黑社会指令，传至扬州，风声洩出。教育厅长周佛海获知，深感该事体重大，人命关天，何况君左赴江苏省工作业绩，并无不当，为此周亲赴沪地，八方疏通，阮见状，只得渐有松口，并面称：“请周先生放心，对我手下的人，我是还能约束得住。不过，扬州民众公愤极大，与易君左对簿公堂怕还是难免的”，周听其口气，知君左之命，尚能可保，但所谓官司，却难罢休，事情还远未了结，遂告知易等，准备应对，并多方协调转圆。
然，该书出版前后，扬州人不满。不少人涌入省政府、省党部，要求罢免易君左的编审室主任、江苏文艺社长之职。称《闲话扬州》针砭市政建设，批评扬州人生活陋习，在全国侮辱扬州人的人格形象，影响恶劣，无法容忍等，尤称易对扬州女性侵犯尊严和情感，各界发起成立“扬州人民追究易君左法律责任代表团”(简称“扬州究易团”)。省府解释称，易虽是教育厅编审主任，但该书系个人署名，未有“官衔”，也非由教育厅出版，言论著作自由是世界各国允许的公例，望各界人士谅解，免究。又称书对扬州有负面描写，但大量篇幅还是介绍扬州历史、人物、名胜、风景，目的在于宣传扬州历史和文化，而拒。然风潮未休。无果后，“扬州究易团”继向在镇江的江苏法院，联合指控易君左、中华书局在全国出版侮辱扬州人人格形象的该书，影响恶劣，无法容忍等。该案1932年期间，历经庭审、休庭、幕后协商，仍难消停。在各方势力不断推波助澜下，竟成轰动全国一时的尽人皆知大案。
这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公开与幕后博弈，及政界、社会帮派头目各类势力的多层介入，案情起伏，众说纷纭，舆情纷乱，发展方向，莫衷一是，数十年后，余波尚存，依然还有人津津乐道，而当时的文化界，对君左先生敢于揭露抨击时弊的点滴叙述，几乎疏于直言，多明哲保身，或隔岸观火。而后，扬州方面仍要“将易君左等依法严惩，以平民愤”等，未能平息。
风潮转向法院起诉，控告易君左“诽谤”扬州人罪名，并诉中华书局同犯“侮辱”扬州人的“刑案”，法院最终受理了易君左和中华书局为被告的民诉案。
《闲话扬州》事发后，曹聚仁先生曾写有一篇《闲话扬州》，以历数扬州光荣，让扬州人大大扬眉吐气了一把；曹还不忘讥讽易君左那纵情风月的老爸，认为他不会赞成自己儿子对扬州女性的贬低等等。
在扬州生活多年的朱自清，针对此事也专门写过《说扬州》一文，批评了喜欢大惊小怪、虚张声势的“扬虚子”（扬州人的惯用外号）；写扬州出美女，但自己长这么大，未在扬州见过一个出色女人；扬州人爱吃会吃，食物精细有地方风味；扬州的古迹也是很多很好的。文章可谓不偏不倚，批评易君左时，也自揭扬州人的短处。但经该起风波，文人唯恐再因“闲话”惹生事端，据说出版社为此拒将《说扬州》，收入朱的散文集里出版。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有言称“究易团”还未与《闲话扬州》达成和解。江西美术出版社打算重印此书时，开印前，就遭当年“究易团”成员反对而放弃。后，黄山书社也计划重印，又遭“究易团”后人干涉。但因当时已经印毕，经协商，只得请当年“究易团”成员为该书另行作序，以替换原序，被易君左亲属知悉后，反对该版本由宿敌作序的《闲话扬州》面市。看来这场“闲话”案，双方谁也没能搁下，这已是数十年后的文坛余波了。
1932年，俗称的“扬州究易团”，由扬州及所属七县的工、农、商、妇、医、学各界代表参加，妇女界郭坚忍亲任团长。在“扬州究易团”幕后，还有两个团体撑腰。一个是上海“旅沪扬州同乡会查究《闲话扬州》委员会”，由阮慕伯率领；一个是“扬州各界追究《闲话扬州》联合会”，由大律师戴天球领军。一切准备就绪后，首席律师戴天球和韩国华、胡震组成三律师代理诉讼团，将控告易君左、中华书局侮辱扬州人人格案，诉告至江苏法院。法院决定1932年8月7日开庭。
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和君左深知众怒难犯，不愿打这场官司，于是便四处请人出面调解，欲大事化小，留个面子。中华书局请出担任过司法次长、内政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驻沪办事处常务委员、大律师薛笃弼出面调解。薛知道，阮慕伯是个左右局势的关键人物，遂找阮慕伯提出四项解决条件：一、中华书局立即停止发行《闲话扬州》；二、向扬州七县人士登报道歉；三、以赠送书籍形式，向扬州人赔偿名誉损失2000元；四、扬州撤销诉讼。但阮慕伯不答应，理由是：“旅沪扬人以兹事重大，非经扬属七县各界全体同意不能擅自决定；在易案未曾解决前，中华书局要求调解坚决拒绝”，薛笃弼算碰了个大钉子。
易君左请出的调解人是洪兰友。洪是扬州三中委（王柏龄、洪兰友、叶秀峰）之一，曾任中央组织部秘书主任兼司法院法官训练所所长，是扬州实权派人物。洪兰友确实肯为易君左出力，他和陆小波几次去扬州找戴天球说情，望调解，也遭戴天球、郭坚忍等拒绝。协调破灭，只待法院庭审。
江苏法院庭审前一天，“扬州究易团”在扬州商会召开动员大会，群情激昂。第二天凌晨，“扬州究易团”每人胸佩该团红标，团长郭坚忍手持短杆白三角旗，上写“扬州究易团”大字，乘船过江。镇江码头已人满为患。扬州同乡会的老人捧酒，妇女送茶，私人汽车和上百辆黄包车免费接送代表团成员，操作异常出奇。因扬州来人及镇江迎接者多不胜数，闻讯旁听者更多，法庭人满为患，无立足之地。法院只得加派法警，增派保安处特务营士兵，维持秩序，如临大敌，使这次法院开庭，掀起时代高潮。原告方有郭坚忍及戴天球等人；被告方有易君左、陆费逵及辩护律师。开庭后，郭坚忍陈述诉讼要旨，严厉谴责易君左丑化扬州风土，侮辱扬州人人格的行为。最后她说：“易君左故意诽谤，妨害百姓，已昭然若揭。现扬属妇女，已嫁者受其家属歧视，有女者不能嫁，教师也不能当，乃至将来全体妇女失业无所依归，前途岂堪设想。我受扬属七县妇女委托，责任重大，请法庭对扬属妇女生活生存，加以援救，将易君左等依法严惩，以平民愤”；郭陈述后，君左辩称：“本人撰写《闲话扬州》一书，纯系完全善意，仅为叙写生活性质，与故意诽谤他人不同。且此书现已停售，望扬属人士谅解，请法庭明察，并宣告被告人无罪”；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则称：“本人为中华书局总经理，仅司全部行政权限，编辑书稿及审核稿件，另有专人负责。现该负责人已偕来庭上，法庭如需询问，即可应询”。庭长周宝初深知，该案台前幕后，情况复杂，双方都得罪不起；且庭审场面，气氛紧张，若持续久辩，恐生事端。于是他以拖字诀待之，在原告、被告陈述后，既未询编辑，也没让双方律师继续说话，便宣布：“本案案情复杂，改期续审，退庭！”。
法官的敷衍，扬州人怒不可遏，“扬州究易团”和旁听席上的群众骚动喊道：“将易君左关押起来！”施压，有的则乘乱喊着：“打死这个小杂种！”，法警劝阻下，场面愈乱。法官见事态严重，在示意将被告易君左带出后，自己退庭而去。喧闹人群持续要求严惩易君左，并与法警渐起纠纷。扬州大律师戴天球觉得，万一群众情绪失控，行动过激，局面反难收场。他找法官称：“易君左可以不关押，要将其交保；还要严惩叱斥原告方及旁听群众的法警，缓和局势”。周知众怒难犯，扬州方面既提此要求，可满足，便顺势宁人，将易君左监视居住，也对法警作出表面上的严厉批评。《闲话扬州》案初次开庭，在喧闹吵骂中收场。
该案虽闹得沸沸扬扬，但文化界反应迟钝。直到第一次开庭后，报端才见到一些名人文章。杜重远、朱自清都对易君左持批评态度；鲁迅认为中国人都是爱故乡的，但对《闲话扬州》当时未提批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报章名人的议论，并未影响到扬州人对易君左的追究。江苏法院在扬州公众压力下，在8月30日，再次开庭。
8月26日扬州各界及京、沪、镇的扬州同乡会代表，第二次聚集在扬州商会，举行联席会议。令大家迷惑不解的却是，“扬州究易团”团长郭坚忍，却未能出席会议。戴天球、韩国华二位律师在谈及第二次开庭准备工作时，调门也显著变低。他们不谈追究方法，只说办案难处及被告请求调解的条件。起初，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不知事态已有急转，还蒙在鼓里。原来，案子的幕后操纵人，已到台前。
人们初始只知《闲话扬州》风波的幕后人是阮慕伯这上海滩的青帮大佬阮五太爷，不知其幕后的幕后，还确有“广陵王”王柏龄。王系蒋介石在保定速成学校和日本振武学校老同学。辛亥革命后，蒋应陈英士电邀回国，王柏龄、张群和他一起回国革命。蒋介石初建黄埔军校时，全校只有3名将官，即中将蒋介石和少将王柏龄、何应钦。王一直是蒋的亲信挚友。后因王北伐中屡败，蒋将其撤职，却未查办，让其闲居扬州，其头上尚留光环有三：江苏省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候补委员，是扬州权倾一时的“广陵王”。《闲话扬州》风波的扬州幕后真正支持者，实则是王柏龄。
《闲话扬州》的风波震惊全国，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也始料不及。而惹起事端的又是其属教育厅的编审主任易君左，如再闹下去连他的主席面子也难卸。于是，便出面找王柏龄周旋。陈果夫和王柏龄曾同在黄埔军校共事。王柏龄任少将教授部主任时，陈果夫仅仅为在上海招生及通讯采购工作的属下。可现时陈氏兄弟的政治势力之大，王柏龄却也不敢不再买账了。在陈果夫出面下，王柏龄只得走到台前露面。他深知，扬州方面只要做通郭坚忍的工作，局面便十有八九了。于是去北柳巷板桥一号拜望了郭坚忍，他说：“省里陈主席对扬州这件事很关心，希望不要闹大，特地托我来向郭老师斡旋”。郭见一向支持她的王柏龄既然已改口，思想上并无准备，在王的耐心劝导下，郭未再坚持己见，深知若无王柏龄、阮慕伯这些大佬们的继续撑腰，官司无法打赢，只得接受。次日，王便急赴镇江向陈果夫复命。江苏地方法院决定于8月30日开庭。也正因郭坚忍知道官司已无何打头，就未在8月26日的扬州商会二次会议上露面。扬州各界知情后，上海阮慕伯不便再予坚持。8月26日的这次联席会上，一致推派阮慕伯和王柏龄为联席会总代表，负责调解交涉事宜，他们由幕后，走到台前。联席会也同意了调解条件：易君左在京、沪、镇及扬属七县报纸封面上道歉，并辞职离开江苏；中华书局也在上述各报登报道歉，向扬属七县民教馆赠送价值2500元的书籍。同时，也同意了向可端和尚的道歉、赠匾等条件。
水到渠成后，江苏地方法院如期进行第二次开庭，除中华书局陆费逵如期出庭外，其他原告、被告均未出庭。于是，庭长周宝初当即宣布：“鉴于原告、被告均未到庭，本庭暂时休庭”。陈果夫虽同意了扬州提出的条件，但他还是和走到前台的王柏龄、阮慕伯做了一番讨价还价，打了折扣。最后，君左辞去江苏省教育厅里的职务，在《新江苏报》上刊登启事：“敬启者：君左去年曾著《闲话扬州》一书，本属游记小品，其中见闻不周，观察疏略，对于扬州社会之批评颇多失实之处，以致激起扬州人士之公愤，引起纠纷。事后详加检点，亦自觉下笔轻率，实铸大错，抚躬自省，以明心志。荷蒙中委王茂如(柏龄)先生本息事宁人之善意，爱惜君左之苦心，不辞烦累，毅然出面斡旋；而扬州人士亦深喻君左自责之诚意，承蒙谅解，撤回诉讼。谨此公布，诸希鉴谅为幸”。该场闹哄哄达半年之久的《闲话扬州》司法闹剧，以君左名誉受损，中华书局破财消灾，扬州人也挽回了面子而告终。
因“三湘才子”著写《闲话扬州》袒露时弊引发的该场舆情，后来鲁迅先生公开发表过：“假那时我想，假如写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事情是出在某处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处人却无异于隔岸观火...大家争一通闲气——《闲话扬州》即是最近的例子”之短评，以示公道，被时报载录过，然却仍鲜有人再敢坦率地示以文字支持，即为文化界的状况。
前述时代文人态势，恰为那些社会大佬及政客们看透文人明哲保身、胆小怕事的心态，这段似水流年往事，只是君左先生在家父面前袒露过的某种个性感叹。
1935年7月，家父将他游历长三角东南多省后写成的《东南环游记》一书，曾邀君左先生再次题写书名，后因钱振铨先生的绘封，版前到位，君左先生所题书名，则附扉页，该书仍由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上海图书馆有藏。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家父《神州游记（1925-1937）》封页的旧版书影里，亦有钱振铨先生提名绘封之印迹。从君左先生于《闲话扬州》风波期间，先后两次替家父两本游记书作，题名绘封与签题书名之情谊，皆可略见。
1935年，家父从武进县教育局科长任上，转至开封省立试验民众学校任职，同年12月至西安参加民国时期的第三届高等文官考试，经三试后及格，跃过龙门。1936年春，他由考试院铨叙部荐配至青岛特别市教育局，任编审主任。期间，日本对从一战后，从其手中回归祖国的青岛特别市，十几年间，依条约不准设防的漏洞，十几年来，一直觊觎眈眈，寻衅不绝，两国外交摩擦不断，中国当局绞尽脑汁，疲于应对，屡有摩擦发生。在华北自治甚嚣尘上及七七事变前，家父由青岛市教育局长雷法章荐推、被沈鸿烈市长遴选进“市应变小组”，至抗战爆发。期间，家父在青岛特别市负责撰写出版的四本爱国抗日读本，为防日在青岛浪人借机滋事，挑起事端，汲取君左先生当年的扬州教训，这些书，皆以青岛市教育局名义出版，作为时年山东省城乡民众爱国教育读本使用，以绝日浪人寻衅之机。
抗战期间，家父在鲁西山东省政府及任山东省政干校副教育长主持校务期间，从事敌后抗战近五年，国事飘零下，家父与君左先生无法联系。1943年在重庆中央训练团里，他们才得唔叙。
2、家父赞评君左文学作品点滴
家父1931年4月10日由上海光华书局《读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在《文艺创作讲座》中被荐称“国内著名文艺理论家”（二十余名之一），执笔过《作诗论》后，对君左诗文的赞赏，在过往著述中，时有所见，于山水游记文字描述及作诗论诸方面，是他们文苑交流的侧重点，而对君左先生抗战后期《中兴集》这部划时代的个人诗集，家父评价尤甚，特别珍视。
在游记文学写作上，家父对君左先生游览泰山时将其冠称为“国山”，乃至他们对日出景象的各自描绘，国内已有泰山研究学者叙述。笔者仅将家父转述君左先对华山的山水、云雾、松石的游览观赏观，从文学写作欣赏角度，略述点滴。
家父1935--1936年在连载于《河南民众教育月刊》的有关游览华山章节里称：“就我听读过的古今十余家华山游记中，其推尊华山、歌颂华山，至吾友易君左诗人而极。
他一则曰：“当余写华山之前，余颇踌躇：以余之一枝秃笔，如何而能描写华山。华山之伟大，它雄而且秀，匪独余，恐任何人不能形容。……然而文字也，影象也，能写华山，能映华山，而终不能得华山。得华山者，必将华山整个的精神，全盘的精髓，统一的灵魂而得之，其乐乃无穷，所得为独到，而余愧不能也”。
他再则曰：“余大声疾呼曰：凡胆小者不可游华山！凡脚腰不健身体不强者不可游华山！凡近视眼及胖子不可游华山！凡游伴不多者不可游华山！凡起居饮食不耐艰苦者不可游华山！故游华山有五不可。但又有五必游：凡欲知中华民族性格之伟大者必游华山！凡欲探造物之奇与神工鬼斧大自然之威力者必游华山！凡欲畅览真山、真水、真云、真雾、真松、真石之奇景者必游华山！凡欲坚强体魄，锻炼身心，刚毅其意志，预为天下国家之大任者必游华山！凡爱读侠义、武侠、奇侠、侦探等小说而豪气冲霄汉，文光射斗牛者尤不可不游华山！故华山有五必游，五不可游”。
他三则曰：“余更进而为华山之品评。第一论华山之山势。吾人幼时，讽颂‘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之句，而华山乃笔立秦岭之上，千万烟峦如戟、如荀，如黑头攒动，共捧五大高峰，四方皆削成，突入天表！既无来龙，复无去脉，凭空跃起，昂首自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余等至华阴，山为大雾所蒙，已而云端隐隐露其轮廓，惊骇恐惧，出人意外！西南二峰，垒出如参天芙蓉，绝无偎倚。第二论华山之石。游东磊，已叹山石之奇；然东磊山石皆碎而小，凝合全东磊山石，不足华山之一石。华山之一石即一峰，一峰一大石，突兀磅礴，横绝千古！其石无所谓小姿态，如豪士阔步，不暇雕琢。石之洁白晶莹，间参玄黄，如仙人掌一片石，天生亦无此奇掌。凡石皆一大块，一大片，无衔接，无联络，独立而无倚，山之最强者也！第三论华山之松。山下无松，山腰渐有松，山顶松成林，无一松不佳，无一松不奇，有大将军、二将军等名目。姿态夭矫如游龙，如祥麟威凤，落日愁云，映此横空绝艳之莽苍苍色，美不可言！黄山之松，短而伏，泰山之松，瘦而高，各有其形象；华山之松，株株朴实古茂，韵味悠远，任何一株，皆画中物，任何一画，无此秀姿。第四论华山之云雾。华山有大云，余晴日登山，恨未得见，然余得观华山之雾。山外见雾，已不见山，山内见雾，更不见山，人在雾中，亦不见人，雾散天开，人仍不见。有一时会，不知摒在山外，抑在山巅，不知身在云端，抑在雾里。曩观华山艳史，云海弥漫，今虽不见云而有云意，虽见雾而无雾情。鸿蒙初开，乾坤浑沌，苍迷一体，空幻无凭。第五论华山之泉瀑。泉流淙淙，绕山四匝，清沁心脾，明可鉴发。游华山者最好雨后新晴，云景既收，泉声大作。全山皆瀑布，庐山仅三叠，华山有多至数十叠者。余等登山，适值晴旱，泉瀑痕迹，历历山腰，倒悬横泻，姿态犹存。或谓华山无水为憾，不知天下名山，无不有水。华山之水，如道人炼丹，百炼始纯，如才人吟诗，八叉即就。以上数端，为华山之特征，合而评之，得四字：‘伟大奇秀’，悬诸国门，一字不移。凡天下之山，有伟大而不奇秀者，亦有奇秀而不伟大者；兼而有之，厥唯华岳。华山者，秉道家之奇，传儒家之秀，发扬光大佛家之伟大者也！”。
其推尊华山、歌颂华山，可谓至矣，可谓极矣！”
这些叙述，也算是他们两人在游览观赏山水情趣方面，彼此一致的见解，是家父于1936年期间的文字留迹。
抗战中后期，易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职时，文风渐有所变，在议论时人诗作时，易公开有言：“脱离时代而言诗，放弃人生而说教，余未见其可。无论抒情言志，感时咏物，能常与时代同其呼吸，常与人生通其魂梦。”，其时，君左先生所写出的大量爱国诗作，如《芦沟桥风云急》、《七•廿四成都空战》、《九•一八十一周年》等曾引人注目，其时，他这些作品的突出之点，也恰是家父1946年被考试院评颁优等奖《莽苍苍行》一书评语里，被指明的欠缺之处，是家父后来在家中与家母评议《中兴集》优点时的自知之明。
他们对作诗论述方面，家父1947年在《青声月刊》的《旧诗新话》一文，可略见一斑，该文称：
“龙阳易君左兄，诗文纵横有奇气，毕肖乃父哭厂，至许之为天下第一枝笔！其抗战诗曰《中兴集》，豪放疏阔，一变早岁所为，殆亦时代使然。佳句如”湘水一湾游子泪，巴山万里故人情” “湖海空存念，乾坤一放歌”“到处芦滩千万顷，偶然茅屋两三间”“瞿塘双壁空千古，天下三分误一征“等，均洒落有致。犹忆其《焦山杂诗》云：“十年飞梦到焦山，未破情痴第一关，我向诸天一长啸，乱红如雨叠江南！”；《虎丘冷香阁题壁》云“生死人天隔海滨，十年征山满征尘，自携一滴凄情泪，来吊疏香阁里人！”；《泊枫桥》云：“一秋心境太飘萧，万树寒枫喜见招。且剥当宴尖脐蟹，斜阳影里过枫桥。”，俱绮丽可颂。他曾致书於余曰：”讲起来也好笑，这支笔也纵横十多年了，……”，其胸怀之郁勃，可见一斑。君左论诗，谓旧体诗中最有价值的是歌行和绝句，歌行便于写实，绝句便于抒情。所言实获我心。余诗绝句十占八九，亦以其便于抒情也”……。
上述，皆可视为家父当年与君左先生在文坛诗作交流上，彼此感受相通的写照。
三、家父见闻的重庆词文论争
当今，诸多同代人对全民族抗战胜利前后，1945年国共和谈期间，围绕伟人词作《沁园春.雪》，轰动山城，造成“词坛论争”之沸沸扬扬，莫衷一是，多为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笔者亦然。家父是目睹当年该文坛论争报道与时局变迁的过来人，1945年10月他离开重庆后，特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家有语“历史事实的宣称、叙说，离不开事件发生的时序与客观情景如实表述，愚弄或可得逞一时，不会太长久的”、“只有实事求是，后人总能得出正确结论”。经八十年后家国大局的趋稳和史料沉淀，笔者捋述所知，向文学城读者的关心者及研究者，提供点滴，供查证、参考。此前，广袤大地上，它同样亦还是不便言说的档案封禁资料，哪怕只是文坛上一些时人的见解。
史实表明，伟人毛泽东1945年8月底，飞抵重庆，国共两党8月29日至10月10日和谈结束，这当以“双十协定”发表的时间点为据，而伟人1936年的词作《沁园春.雪》，在他抵达重庆的八、九月份，仅以“地下文学”面目，浮出水面，后由进步报刊在重庆转为正式发表，其时日，当在国共两党和谈期间。而直至和谈结束后的1945年12月后，君左先生所谓“受命发表挑起“词坛论争”的那篇词作，才在重庆《和平日报》面世。之前，山城对伟人词作意愿的众说纷纭，若也称为“掀起”社会舆论之因，及将其嫁祸于君左先生头上，有悖事实，显失公允。这12月易发表他词作的时间节点，与易先生发表《沁园春.和毛泽东柳亚子》的内容，后有被称干扰破坏“国共和谈”之说，从事实和逻辑上，根本风马牛本不相及，对所造此舆论之源，值得深思。
此前的1942年春，家父怀着“报国情同时岁月深”的念想，携妇将雏，从沦陷区的苏州志华医院，西进跋涉，绕行八千里，抵达重庆农林部任职公务员时，已至初夏。1943--1944年期间，他两次进中央训练团党政、人事班受训。君左先生时任中训团教官。
1945年8月底，伟人抵达重庆谈判后，将他1936年2月所写，却深藏未露的“沁园春.雪”一词，送交柳亚子。柳老惊叹伟人词作后甚喜，遂邀重庆文坛好友，齐聚鉴赏，该词作不胫而走，竞相传抄于山城。国共和谈期间，先是《新民晚报》将这首“地下文学”作品照登，转浮市面。该报编者，附赞语称：“毛润之氏能诗词以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柳亚子更称毛泽东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手，虽苏(东坡)、辛(弃疾)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据毛氏自称‘此则游戏之作，殊不足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伟人的传抄稿经刊登后，在山城引起巨大轰动反响。重庆《大公报》，继将柳亚子的和词与新民晚报的《毛词沁园春》集于一起，再次联篇刊登，和词已达50余首，跟进评论计20余篇，皆认定“风调独绝，文情并茂，气魄过人，赞誉盛极一时。
伟人词作从陕北到重庆，多报刊登，轰动朝野，其内容与文学境界整体融合，影响巨大，在重庆思想文化界，触发了一场观念异见者的词作媲美，及“欲与天公试比高”式争议，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事，该史实，众所皆知。家父只是山城那场词作唱和及后来评论者笔墨争议的目睹见证者。与其说表面上这是文人的风雅之举，却系一场文坛论战，更抑或说是二十年后那场社会大博弈设计者的提前操演，只是方面军不同而已。但挑起者，却怎么也按不到君左先生的头上，则属事实。
自古以来，文坛词作唱和，或出现贬褒不一，当视正常，从文学品牌及作者才思构显上，本不足奇，更不为虑，也毫无所谓“进步”、“左右”、“革命与反动”之分。而时居重庆，因十余年前“闲话扬州”引发轩然大波而声名远播的君左先生，认为届时诸多文坛荐赞之词，颇有不当。君左先生发表的唱合词作，毕竟历历在目，亦获得过大量佳评，至于易词外的政治传闻，孰真孰假，其中水分，究有多少，概莫能辨。毕竟1945年12月份时，易先生仅是一位显示诗词文采的参与者，当无可讳言。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辖属军队双方争夺受降权和受降区之争，空前激烈。日本投降第二天，即8月16日，据资料报道，国共双方皆向各自所属下达命令。在苏联操控下，大量日本关东军在东北被缴获与受降军事装备，被苏军移交林彪部队使用，苏军士兵在东北展现军风、军纪的斑斑劣迹，更众目睽睽，家喻户晓，却被同盟者竭力掩饰。蒋中正见状，亦以中国战区首脑身份，电令国军积极推进，令共军于原地驻防，且日军不得向国军之外的军队投降。同日毛也电令各地中共军队迅速扩大解放区。期间，美国军舰飞机向华北等地加紧运送国军，并同时也将中共的东江纵队，从华南运送至山东；美军飞机还同时大力协助中共运送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肖劲光等20人，从延安直飞太行山受降区，这些众目睽睽的史实，当即被记者，逐一披露，舆论哗然，这并非虚言，且国内外史料报道，皆赫然可查。
国共双方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期间，皆以边谈边打，力争靠拢美国及获援为目的，并以打促谈，力争获得内战主动权与政治优势。国民党阎锡山想将共产党挤出晋南地区，派国军第十九路军采取针对共产党的实际行动。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寸步不让，利用中共南方局电台，秘密指示刘邓部队，同期亦发起上党战役，歼灭进入晋东南地区接受日军投降的国军阎锡山部队的10个师，攻占了长治地区。据中共观点，此役获胜，迫使国民政府只得回到谈判桌前。重庆谈判签署双十协议后，中共华北军队在归绥，包头等地，仍继续围攻傅作义军队达两个月之久，直到十二月入冬后，因久攻不克，才被迫撤围。上述历史事实展现，国内外当时皆有资料报道查验，伟人后来的选集里，亦可验证。国统区营垒的人们，上上下下，从享有新闻自由报道知情权利中，皆是一代知情者，而鉴于这些面世的新闻资料，后被新政封存，数十年未得公开再现，中国内战初期的双方拉锯情景，一度鲜为人知。对当时那种“内凶超御外，民生遭涂炭”的惨状局面，君左先生1945年12月4日，振臂从国命如丝、忧国忧民角度，将民生于两党纷争所显出的“叶落花飞，梗断蓬飘。痛纷纷万象，徒呼负负”之感，在重庆《和平日报》载文的，只是一斑，此时距“国共和谈”签字结束，已两个月。显然，届时国家大事及应担之责，与易发表该词作，毫无因果牵连，然他这直言振臂感叹，毕竟触恼了“内凶超御外”的一方势力。这是家父及众多不愿涉及政治纷争的文坛局外者，在当时目视短浅下，对君左先生那“才天亮，又漫漫长夜”所负“罪名”的另种识见观点。
君左先生在该报章写道：“乡居寂寞，近始得读‘大公报’转载毛泽东、柳亚子二词。毛词粗旷而气雄，柳词幽怨而心苦。因次韵成一阕，表全民心声，非一人私见；望天下词家，闻风兴起！然后提刀来砍”。其“提刀来砍”的指向，显指希望人们对他发表的该篇词作，只是“异议相与析”之意，而非有它指含意，这是诗词鉴赏的基本素质。易发表的这首《沁园春.和毛泽东柳亚子》词作，曰：“国命如丝，叶落花飞，梗断蓬飘。痛纷纷万象，徒呼负负；茫茫百感，对此滔滔。杀吏黄巢，坑兵白起，几见降魔道愈高？明神宵，忍支离破碎，葬送妖娆。黄金难贮阿娇，任冶态妖容学细腰。看大漠孤烟，生擒颉利；美人香草，死剩离骚。一念参差，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才天亮，又漫漫长夜，更待明朝”，然多数今人，对易被广泛批判的这首词作的整体文采内涵，却至今难闻其详，未见词作真容，只是按造势者意愿，在跟风而已。
易的词意深深，将史叙事，坦叙史观，旁观者清，未有羞辱衍射之类言辞，众目共睹，焉能将其无限地提纲上线？他毕竟尊道称言有“毛词粗旷而气雄，柳词幽怨而心苦”，其文词有据，并无时称的那些流言于词中。
时年，日降未久，在这山城文坛波澜初起时，有人议说“惜秦皇汉武,未必略输文采;唐宗宋祖,更未稍逊风骚”，给人们留下了前四位君主比较缺乏文治和文学才华的“心理定势”，但该类“定势”，与历史事实和作者的主观意愿，究竟还有无出入，对此种“矛盾”，虽有人也在文坛中刨根,但即使有些争议，也在所难免；而更有精懂词作的老者，还进一步诠释道明，言称：“平心而论，这易词，也是好词”，并再予解读说;“易表达的：只是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的‘疾痛惨怛，忧愁忧思’之情意，从草根角度，他道诉出了民众的心声是：期望‘和平’，而非仅仅呈现的是某种个人之愿，……”。这些当年历历在目的桩桩舆情，点点斑斑，客观清晰且在目，人们翻阅可坦阐观点的大量时局报道，皆可一目了然，是今人在当年报纸被闭锁禁闭后，未能全面知晓的情景之一，当然它种观点，只能是直言有讳了。
伟人这首“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沁园春.雪》，由多报刊登后，在重庆思想文化界引发那场“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两大阵营、两派文人笔墨相争，被“上纲上线”，继入史册。联想二十年后，举世皆知的文革中，对文学作品不留余地批判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及与号称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议之处，岂不更多，如今那未经文革历炼与尘烟洗礼者，纵观上下八十余年中国文坛党领导的“路线斗争”，又该作何想？这抑或也是中国百姓及文坛学者，应予关注的问题吧。
日本战降后的国共政治情势，及由伟人词作里尽显他1936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意气风发，和与重庆谈判的特定情势，相互交织，君左先生以该词作的文采显示，与适度“媲美”，因他系步伟人之韵所作，被时称进步文人们，奉命反击：如，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实权在握的郭沫若氏，即亦发表有《沁园春》道：“国步艰难，寒暑相推，风雨所飘。念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战，血浪滔滔。遍野哀鸿，排空鸣鹏，海样仇深日样高。和平到，望肃清敌伪，解除苛娆。西方彼美多娇，振千仞金衣裹细腰。把残钢废铁，前输外寇；飞机大炮，后引中骚。一手遮天，神圣托付，欲把生民力尽雕。堪笑甚，学狙公赋芋，四暮三朝。”，郭氏更以文人无行的攻讦之势，进之，继称：“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传声鹦鹉翻娇，另款又再摆‘闲话扬州’腰。说红船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蛾贼群骚。叹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材未可雕。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将易当年在《闲话扬州》里抱怨的：“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实则扬州的娼妓也未见得比旁的地方高明”之类话语，含沙射影，誘人入殻，倾尽用心。
尽管与众多和词者相比，易君左的和词艺术性，也还算称得上是鹤立鸡群。然他身居政治营垒的局限，或某些见解，被郭沫若和词中赞颂伟人“气度雍容格调高”，反讽易词“传声鹦鹉翻桥，又款摆‘闲话扬州’腰”，“朽木之材未可雕。”结句再予断喝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同时，远在延安的黄齐生、山东解放区的陈毅和晋察冀解放区的邓拓等，也尽遥相呼应，和词撰文颂扬《沁园春·雪》词，驳斥易君左等被称为御用文人的和词及评论，时年未联想过政治意识的山城文坛，渐被蒙上一头雾水。
这场言辞较量，有人称道：“易君左以其深厚的词学功底推出的这一‘力作’，固然流露出了一丝忧国忧民的哀婉情愫，但是将人民革命运动诬为黄巢‘杀吏’，白起‘坑兵’；喻延安边区为‘大漠孤烟’，称《沁园春·雪》词是‘冶态妖容’；尤其结句与《沁园春·雪》词针锋相对，弦外之音是：中国才迎来一线光明，由于共产党的存在，内战将不可避免，‘国命’又将陷入黑暗之中，只能把幻想寄托在‘明朝’了”。如此“画龙点睛”式批驳，在当时，无论从气势口吻上，皆有后来居上之势。这或许就是郭沫若等人的革命底气显示，毕竟两年后政治军事形势变化，也将那场重庆词作论战，画上了另类句号，郭沫若因之奠定了其后在新中国社科与文坛的领军地位。
时年有人，还称：“为将毛泽东咏雪词造成的影响压下去，国民党内部暗中搞了个与该《沁园春·雪》比高低的活动，即国民党中宣部秘密通知各地、各级党组织，要求会吟诗作词的国民党员，每人写一首或数首《沁园春》……”，此说似无根据。家父10月离开重庆时，在重庆农林部任职，对诗词写作也十分留意且爱好，却根本未见过有此类所谓的党部通知，则是事实。时年甚至还有人言：“《和平日报》抛出一首易君左写的《沁园春·和毛泽东柳亚子》，作者在序中矫“全民之命”，号召“天下词家”围歼，并且以盟主自命……”。君左先生阅见后，对这类有悖实情、含沙射影的说法，在与家父信中笑谈时，称“这党指示文坛的在党之人，参与词作唱和应对，或与观点相异者间，互相媲美，如此来建树党文化的引领方式，岂不十分荒唐？吾人所好，秉性各异，尽人皆知，岂会听由他人来下令？”等饭后茶语，却从未见有人播发过。家父与君左先生1946年期间的往来书信，青岛易政后1949年9月我家被公安警察以“政治嫌疑”罪名抄家时，家父与众多文坛名人的往来书信，皆被毁失无着。
基于对上世纪那段易君左参与重庆词作争辩，所谓号召媲美之说，招致后人对一些并不及理解“弦外之音”的好奇，抑或疑虑，亦成为时过境迁后，对中国现代文坛作品研究的关注点之一。毕竟人们时年重庆社会传闻中有称“易君左与陈布雷同系蒋介石的‘文胆’、易词的抛出，系‘奉命所作’”等说词，莫衷一是。后人对偏颇之言，多不以为然，毕竟它毫无根据，易虽亦属重庆营垒的高级官员，但担任的多为闲职，如众所周知的政治部设计委员等，但他与陈布雷在政治上仅似被蒋、毛视为有一定立场及见解的文人，何况蒋对这两人，也绝非以所谓‘文胆’，等同相待，则属事实。若二人皆系蒋之‘文胆’，与蒋若真系肝胆相照，毛及其属下对待陈布雷、易君左子女运用三大法宝之一的统战方式时，也绝不会尽然，更何况蒋在陈布雷先生亡故后，对易的使用，亦足以证实所谓蒋之“文胆”说法的无据。蒋、毛两人，只是在扬易之文坛诗词所长，继而巧用其个性特点而已。
当年这场诗词唱和，与其说表面上是文人的风雅之举，却实是一场入木三分的论战，是二十年后发动的那场文坛腥风血雨大革命的预演操练。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在台著名政论家，在谈及这场重庆词作风波时，说：“可惜，国民党徒虽多，但多的只是会抓人、关人、杀人、捞钱的特务贪官，是只会写写党八股的腐儒酸丁级的奴才文官和奴才学者。结果，一直到逃离大陆时，‘毛泽东级’的《沁园春》，国民党连一首，还没有写出来”，也成后来换取某种资本的笑谈。
在重庆词作论争两年后，1948年8月25日，郭老由香港《华商报》“茶亭”副刊，连载过他的长篇自传体散文《抗战回忆录》，12月4日结束，该回忆录，后更名《红波曲》。其中有关1938年“长沙大火”章节，于1958年12月，刊载在著名的《人民文学》上，届时引起在北京诸多读者关注与质疑。
笔者时年正在迎接高考，与众多同学都是《人民文学》的热心读者，尤其担心它与高考政治试卷问题释疑的标准解答有异，而关注。张治中本人阅过该反响巨大的文章后，气愤之余，致函郭沫若，明确提出多点所涉明显错误。尽管坊间民众对该份“致函”，并不知情，但此事还是被亲历当年这场“长沙大火”的周恩来总理知悉，并过问。国家机关党务领导和统战部门，先后找张治中，认为郭沫若这样写法是不大合适的，并希望郭沫若改正。可同时认为张治中信上措辞，也厉害了一些。对郭沫若表示愿将张治中长函，附在单行本后面刊出的处理方式，有关部门领导认为，还是径直改正为好。
然郭老后来的我行我素，未见兑现承诺，及张治中信函的原始资料，经文革查抄后发还时，又尽失，2019年知事者发觉，被引起质疑，该事情的来龙去脉，终被曝光见报。这些时过境迁后，高层级当事人的另种“文坛争议”，与当年1945年论争中郭老之作品露示过的品才，如出一辙，或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这些八、九十年前的宗宗文坛往事，却难与当下诸多疯魔盛事“媲美”。温故知新下，那些中外诺奖获得者们知情后，对此类国情人品，怕也另有所思吧？
从1945年重庆词文论战，到1948年郭沫若先生《抗战回忆录》相继出版问世，再到1959年元月7日，张治中先生给郭沫若写的那封已见诸于世的著名长信，引发张、郭两人关于1938年抗战初期，那场叙说“长沙大火”真情所涉作者文字品格“论争”（请博友阅见《中华读书报》2019年2月27日“瞭望”版的《‘洪波曲’问世引发的一场论争》一文），乃至鲁迅先生早年对所涉名人人品的著名评价，尽可细较品味深省，本博文不予赘述。
目睹世界潮流的渐行发展，和当政者十年前，对君左先生文坛作品历史评价的渐变，从民族进步历史长河及易当年对文坛才能显示的自傲挥洒，来全面透析明视，君左先生1945年秋冬之际的文坛词作，也并非似当年某些人士叙说的那样，他真是政治交锋者的一枚棋子。旁观者清，显属当然。
四、家父对《中兴集》的若干管见
诸多当代国人，仅知1945年重庆词作论争时君左先生的一些观念，却对20世纪40年代君左先生等人于重庆发起组织膺社，对中国现代旧体诗的写作研究的承前启后影响，及易在担负抗战期间政训职责时，亦在文学探索上持有叙说过的“社会的内层，民生的疾苦，是诗人歌咏的对象。诗人如果一味歌功颂德，为阿谀之臣，就失去了诗人的体统”等诸多观点，及他身体力行在实现“体察人生，体察世界，体察包裹在这一个火药气息里的乾坤的真相，而拥出人类正义真理的鲜艳的旌旗”之诺言，却未必都很清楚。
父亲曾说朱光潜先生20世纪30年代所写《诗论》里，将中国传统文化中诗的格律音韵，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美学表现融贯一起，实有见地，见解独到。君左在中训团一中队小楼斗室里，喜晤朱光潜时，忆昔记诗，吟赞复兴关下的重聚，他们都是时代文学和诗坛上的先锋人物。
《中兴集》是君左先生1938年秋，奉其母之命，携眷由湘入川至1945年春写成的诗歌总集，是他中年时期的代表作，在国内诗坛影响重大。全集录有979首诗作，为记录整个抗战文学时期的一部诗作精品。书的封面，因于右任先生签有“为君左弟题”字样，足见其情谊过从，及对该诗作在抗战文学中时代价值的器重。
该书1945年8月初，于重庆出版面世，数量有限，一时洛阳纸贵。父亲在歌乐山农林部闻讯，8月8日专程渡江赴渝，于重庆正中书局挤购得一本，不久售罄。家父阅后，既为自己记叙抗战军兴时同步所写《万里征尘录》因1939年广州大火毁损痛惜，又为他重新整理的《莽苍苍行》诗稿，当时虽完成辑篇，然出版时机尚缺，未能印制成书而憾，毕竟1945年君左先生《中兴集》的面世，替1946年考试院对家父抗战诗集《莽苍苍行》出版与后来获奖，甚有启引，被家父感激至甚。
家父阅完《中兴集》后，对易诗称羡不已，珍爱有加，对学有所成者，启发尤深，然他待命飞赴青岛的任职期，已经在即，须简装行囊，难舍之下，惟恐家母携带三个幼小子女及箱笼行李，在万里跋涉的东返途中，倘再遇旅途灾故，重蹈类似《万里征尘录》的覆辙而毁失掉抗战期他的全部文学作品结晶——这份文人最后的“家当”。父亲只得将相关诗稿日记与《中兴集》，同机亲携至青岛。该《中兴集》，因中国内战局势剧变，在大陆未能继版，它或许是1945年10月飞抵中国东部沿海的唯一存留本，更是后来能伴家父忆念八年抗战过往岁月的一本友人诗集。在八十余年的沧桑岁月与人生剧变中，当1949年9月家父八本抗战日记被入城警察随意抄失，文革继被抄与祖屋强制搬迁和1999年祖屋最终又被人民法院先予执行强制拆毁中，家里的书物等散失无数，然这本《中兴集》，竟还奇迹般地完璧，亦算弥足珍贵了。
民族抗战，及付出的牺牲与所受苦难，是不应被人为“遗忘”的历史记忆。在世界反法西斯二战胜利81年后，回顾中国除现时文学创作里还有民间称谓与时脱节的“神剧”外，对当年反侵略抗战文学所遗时代记载的重视，及相应研究的感受，许多“行内人”，却甚有麻木。有研究者直接指出：“中国抗战文学研究是一个成就与问题并存的领域”，确有见地。
笔者认为此说，确系到位。如易君左那代爱国文化人中，无论当时亲临浴血奋战一线的萧乾、谢冰莹等人的战时记录或诸多作品，还是家父芮麟1938--1941年在鲁西沦陷区山东省党政军干部学校（简称“省政干校”）主持校务形成的抗战文学留世部分，乃至当时大后方万千名爱国文人，逃难期间在极艰困条件下，以悲壮之情，用心血凝留下的文学作品，包括重庆大轰炸时，众多受难者鲜血淋漓的特有感受。尽管人们眼含热泪、竞相阅看，个个血脉贲张,心潮难平，这是被侵略国家人民永难抹掉的特有体会,是被压迫得几乎就要当亡国奴时的真情实感，及身处地位使然，是受害民族的血泪在时代的持续控诉，但这些在中国现代文学留下浓墨重彩的投影，给民众心理带来巨大影响或创伤的作品,尽管已巨量载入文档，却在建国七十余年的“研究”中，压在“国统区文学”大帽子下被摒弃。一些当年假面抗日者，以替东条英机庭外代言类托词，竭力消减人们对民族抗战文学研究的点滴渴望热忱，并已见“成效”。这岂非举世共瞩的事实？
笔者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家父在家中与母亲商讨高中语文教学时，曾谈及中国现代文坛中可赞可叹的诸多作品，象文革后来被毁精品般被遗忘的文物那样，无尽无数，如君左先生《中兴集》里的佳句:“湘水一湾游子泪，巴山万里故人情”、“湖海空存念，乾坤一放歌”、“到处芦滩千万顷，偶然茅屋两三间”、“瞿塘双壁空千古，天下三分误一征“等等，均洒落有致，绮丽可颂，家父将其与教材里及社会上所载之诗，亦做过些许类比，惜笔者学识浅陋，被家人驱出书房,……。
中国抗战时代的文学实践,与浓缩研究,是一种历史斗争的现实定位,是中华民族发展中无法忽略和无视的民族宝贵财富，对其广泛及深入研究，更绝非左与右、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的简单对立,而是爱我中华民族的有志先人们，在当年生存环境重大改变时，复杂精神选择在文字留迹的体现。作为当代观察、学习研究者,这一家之言，或可参考认知，才能从历史视角，更客观、前展性地多维度发掘和阐释其时代意义。若能对此略加反思，则可进一步促进该项学术研究发展，是一过来人于望九之年的期盼。
结语
当人类文明进步发展到今天，回顾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的进展变化，透过正常价值观的科学观察，它理性地告知人们，这世界在乱哄哄下，一切依然还在有序进步，即使中国文坛研究中，曾有过某种乱象，也会在历史大浪淘沙后，渐趋进展，当为共识。
易君左先生的各类文学作品，在大陆已鲜闻，几近绝迹，但其生平与文坛所作，在全球华人世界，毕竟依然擁有港台与海外千万華人讀者，在東南亞亦素享盛誉，不少篇什还遴选進台灣中學的國文教材，这些现代文坛上留下的雪泥鸿爪，包括那篇1945年12月他发表《沁园春.和毛泽东柳亚子》的著名词作在内，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学的部分瑰宝，与可议史料，应予珍视为傲。他当年虽难与疯魔盛事，相互“媲美”，但数十年后的温故知新下，当人们全面知情忆析比对时，怕也还另有所思可获。当纵观回顾始于1931年以来的全民族抗战文学史料时，若只按某种皇权崇拜标尺相待，讳讲真话，一叶障目，在误区里，怕只会愈陷愈深，将愧对炎黄后代。一家之见，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