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半夜鸡叫”的作者高玉宝和他塑造的地主“周扒皮”，全民皆知……

1959年秋天，我六岁半，上小学一年级。因为是子弟小学，没有严格控制入学年龄在在8月31日之前满七周岁。

珠峰英雄与鸡窝小丑

在一、二年级都学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印象比较深的，是听过两次英雄/先进人物的报告。一个是写“半夜鸡叫”的高玉宝本人，他塑造的地主“周扒皮”，在当时可算是家喻户晓，是全国通用的负面绰号。高玉宝讲的是东北故事，后来我在中越边界的农场接受再教育，有位姓周的排长为人苛刻，绰号就是“周扒皮”。文革后听说“半夜鸡叫”是高玉宝的凭空捏造。

那时的高玉宝，是大学本校的“调干生”；所谓“调干生，不是从高中毕业考入大学的，而是工作岗位上的“先进人物”，被保送上了大学。高玉宝到附小来讲了些什么，我已毫无印象，可见他的口才并不吸引人，文字是别人的捉刀之笔。

还有一位印象深刻的讲员是屈银华，他是当年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英雄，这是全球第一次，有人从西藏的珠峰北坡登顶； 大部分登山者都是从南坡/泥泊尔登珠峰，南坡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要比北坡好得多。今天虽然已经全球暖化，从北路登珠峰人仍然非常少。当年屈银华没有正规的登山装备，受了严重冻伤。他做报告时一直戴着手套，当他把手套摘下来，我们看到他在登珠峰时被“冻死”的手指，他的大部分脚趾也被冻伤，做了截趾手术。

我想，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屈银华都称得上是“英雄”；而高玉宝靠编故事哗众取宠，一旦真相被披露，难免会为人所不齿。

弱势、强势与奇葩

还是来说说我的老师们吧。

陈老师：我一年级的班主任，她性格很柔和，常被班上的淘气孩子欺负。他们不听讲，在课堂上乱喊乱闹，让老师撕破喉咙讲课也盖不住他们的声音。老师从讲台走下来让他们保持安静，他们就一拥而上，把老师推挤到墙角，乱喊乱栱。

甚至当老师怀孕了，他们也不放过，还去推老师的肚子，把老师给气哭了，去找了校长，换了男老师或者校长亲自出马，才能震住他们。

白老师：我二年级的班主任白老师是东北人，年纪比陈老师大一些，她虽然严厉却很有爱心，给我们讲东北的故事；一说到东北虎、黑瞎子，捣乱的孩子也会安静下来听故事。

她教训我们：“你们今天太幸福了，我在东北教小学，每天孩子们要卷起裤腿，淌水过河来学校。河水上冻前河里都是冰渣，把孩子的脚冻木了，要放到我怀里暖脚；夏天河水涨了，我得到河对岸，把孩子们一个一个背过河，放学了再把他们背到对岸。你们要珍惜今天的机会，向这些乡下孩子学习。”班上的“坏孩子”可能也被感动了，上她的课时都很老实。

李老师：是非常奇葩的一位男老师，年纪比较大，大概已经有四十多岁；他学问好像挺大，尤其喜欢讲历史课。只是他说话口音非常重，大家听不大懂他讲课；他非常消瘦，不说话时两腮深陷，脸部有点像猴子；一说话就见他口里的空气，把腮边的皮吹得鼓起来，所以调皮的男孩子喜欢学他的口音鼓着腮帮子说话。他不太会和孩子们交流，上课时像在自说自话，讲得挺“嗨”，我们在下面都没啥反应。

记得上课的预备铃一响，就有个男生站在门口瞭望，远远看见他从办公室走过来，这男生就会正经八百地打开教室门，对里面大声喊：“中国猿人到！”教室里面一片哗然，他多半没听见，踏进教室大门时，大家的笑声还未完全消失，只见他一脸严肃走上讲台，开始讲历史课。

美善的俄语、音乐老师

小学二年级时，开始上俄语课。教过我俄语的三位女老师（包括初中），都是中俄混血。比起其它课的老师，俄语老师要温柔很多。

赵老师：是我的第一位俄语老师，身材高挑窈窕，性格非常温柔。她的相貌、说话、身体语言都很美，对孩子们也非常好。当时有个俄国电影《乡村女教师》，她就非常像电影里的女老师。

赵老师上课时说俄语，偶尔说一、两句中文。她从不会生硬地教我们死记硬背单词，我们先模仿她的声音唱好听的字母歌（比英语字母歌好听），然后跟着她说短句、歌谣，儿歌，有时候在小本子上练习写字母和单字。这样，我很快就能跟着她唱很多俄语童谣，甚至完全不懂歌谣的意思；也完全可以用俄语对话。

她还教我们跳俄罗斯/乌克兰舞蹈，就和今天电视上播放的一样，女孩子头上戴着方头巾，围成一个圆圈，手里挥舞着彩色手帕，跟着老师在台上绕圈。那时候女孩子的服装也是苏式的，在裙子外面常穿一条有肩带花边的小围裙。

俄语课更像是老师带着我们做游戏、培养审美情趣。老师的善良、耐心，轻声细语，让我们觉得舒适。老师也常表扬我，说我的朗诵和苏联小朋友一样好。

不过，班上也有些专门捣乱的家伙，欺负善良的老师。赵老师有一头极其浓密的黑色卷发，在后脑上挽一个很大的发髻。那些坏男孩捡了很多粉笔头，当老师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他们就瞄准老师的发髻扔粉笔头，老师在讲台上左右躲闪，却从没有报复过。有一次打到了老师脸上，他们放肆地大笑，老师像孩子一样地哭着跑出教室。校长听说后，亲自来班上震慑这些坏小子。后来文革中这些家伙报复校长，把校长打得满身是伤。

之后换了一位俄语女老师来上课，也是中俄混血。老师的女儿和两个儿子也在学校上学，两个儿子都特壮、也特能打架，那帮捣蛋鬼立刻“认怂”。

我只学了一年俄文，赵老师却一直记得我。1971年我从云南农场到五七干校探望父母，她专门跑去农民家买了一条鱼給我，说让我补补身子。

那段时间（1959-62年），大学每个周末都放电影，大部分是苏联和东欧的电影。我太小，看不懂，但是喜欢里面的人物和音乐，喜爱那种略带忧伤的优雅。有些片子没有中文配音，只有字幕，不过我大致能听懂，只是不明白故事的意思。

我记得有：  “上尉的女儿”、“红帆”、“白痴”、“白夜”、“红叶”、“木木”、“奥赛罗”、“叶普根尼.奥涅金”、“运虎记”、“风筝（中俄合拍）”……。苏共的领袖显然比中国的更尊重民族文化，没想要“革文化的命”。

大张老师：我有过三位音乐老师。其中两位姓张，一位姓王。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张老师”，她叫张志慧，文革中那位被杀害的勇敢女子张志新，是她的姐姐。

大张老师的音乐课，同时也是美术课。她上课时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画画，讲音乐的背景和故事，边弹琴边说边唱；上她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加上她相貌漂亮高雅，孩子们都喜欢她。我专门在《哭着乐系列》写过《张老师和姐姐》，不再重复了。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556/202304/4717.html

凶悍、阴霾的男老师

我在小学时遇到的男老师，有两位我不太喜欢。

冯老师：是我的体育老师，他个头不高，但是非常强壮。当时的小女孩子通常会惧怕很壮的成年男人，加上他嗓门大，喊口号声短促粗犷，更让我不敢接近他。据说在男女生分开上课时，他会更凶悍，对那些捣蛋甚至敢欺负老师的孩子，他会把他们拉到后排、单独罚站，对那敢顶嘴或者不听命令的，还会直接扇耳光，说“我替你爹妈教训教训你”。

当时班上有一个特别闹的孩子方mai，北京话形容这种人是“混不吝”，大概就是油盐不进加“滚刀肉”；除了冯老师，没有其它老师对付得了他。在体育课上，孩子们通常要排好队，他却溜溜达达的不在队列中，还一直不停地自说自话。冯老师让他出列，他不但不理，还更大声地哼哼唧唧乱说乱唱。于是冯老师直接走到他面前，大声喊他出列，他依然不予理睬；冯老师拉他、推他，他都很快又回到原态；直到冯老师拧住他的耳朵把他拉出列，他疼的哇哇大叫，这才老实下来。后来这就成了体育课的保留项目。这孩子说他的耳朵被冯老师给拉长了，文革中他去斗冯老师，报复性地狠拉老师的耳朵。

王老师：三年级时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刚从北京第三师范学校毕业的男老师。他个头不高，眼眶凹陷，塌腮，罗圈腿，长得很像电影里的反面人物。加上他个性有点阴，课也讲得不好，有时候还会写错别字，大家都不太喜欢他。

他平常的样子老像在生气，有一次，他把我叫到我家楼前的桃树林中训话，不远处有一只黄鼠狼一直在窥探，感觉有些恐怖。后来我对他印象略有好转，是因他邀请了班上五、六位女生去他东风二楼的宿舍，看见了他轻松幽默的一面。不过众位家长却认为他“居心不良”，向校长举报他。之后他就不敢专门单独与女生个别谈话。

男生怕他，据说是他对付捣蛋的男孩子有绝招：他走到孩子旁边，一边训话，一边在孩子头上/太阳穴旁迅速弹出一指，孩子会痛得一跳。这之后，想捣蛋的孩子只要看见他凹陷的双眼在聚焦，像要走下讲台，立刻安静老实了。

还有一些老师，有的很年轻，刚刚从附中的高中毕业，就来附小当老师。他们更了解孩子的软肋，而且说话比较直截了当，有点像大哥哥姐姐。孩子们通常会比较怕这些年轻老师。

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对有些老师印象已经淡薄。还有的老师当年給我们的印象是“又土又闷”。平心而论，孩子们也挺苛刻（包括本人），当小学老师真是挺不容易的。

补记：

这篇文字写完登出之后，有小学好友补充说“看了你的童年回忆录，又想起一个体育老师李X鸣，当时是男生的偶像。……他给我们男生的印象特深，一是足球踢的特别远，二是会讲故事，体育课遇到下雨天就在教室讲故事。”

我记得这位年轻老师，他刚从附中的高中毕业，个子挺高挺壮，口才也好。他和我们年龄差只有六、七岁，当时我们已经有“男女界限”意识，不像男生完全没有疏离感。我记得他除了会讲故事，也很善于鼓励我们，我在他的训练下突然短跑成绩突出，他甚至鼓励我去考八一体工队的田径队，我父母和校长当然竭力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