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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总统川普用了一上午时间，连发了6个帖子宣布胜利之后，伊朗方面开始全面的嘴仗还击，全盘否认川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说法。现在，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埃布拉希姆·阿齐兹直言不讳：“世界是时候遵守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上制度了。这些规则由伊朗决定，而不是由某个人的社交媒体帖子决定！”伊朗人已经正式把霍尔木兹海峡当成自己的收费站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定：每艘商船都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授权并支付通行费才能通过。伊朗政权不仅要收霍尔木兹海峡过路费，而且把收费权交给了伊朗革命卫队。

据该知情人士透露，自巴基斯坦斡旋的停火方案提出之初，伊朗本应允许每日通行一定数量的船只。然而，由于停火协议在黎巴嫩未能落实，且未能将停火协议扩展至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伊朗暂停了海峡船只通行协议。该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设定了三项条件。

1. 船只必须为商用性质，禁止军用舰艇通行，且船只及货物均不得与敌对国有关联。

2. 船只必须经由伊朗指定的航线通过。

3. 船舶通行须与负责该航道的伊朗部队协调进行；正如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战争开始前已确认了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

周五川普宣布黎巴嫩与以色列停火后，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齐在X上发帖：“鉴于黎巴嫩停火，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船的通行在停火剩余期间内完全开放，航线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港口与海事组织已公布的协调路线执行。”同时，伊朗也松口让几艘船过去，本是给巴基斯坦一个面子，也是测试美国诚意。阿拉格齐是外长，虽然帖中也提及需要按照伊朗公布的路线执行，不过也比较模糊。结果川普不仅把"有限开放"吹成"彻底开放"，还单方面宣布伊朗答应"永不关闭海峡"、"暂停核计划"、"移交核粉尘"。可能是想生米煮成熟饭后，逼伊朗承认。

于是伊朗继续封锁，又不让过了。目标应该是让川普解除对伊朗船的封锁。印度应该是着急了，尿素化肥都出问题，很想放开，冲太前赶上了，运气不好。也有点冤，明明伊朗方面是给了许可让过，但还就被炮击了。伊朗用炮击向全世界证明，谁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主人。

伊朗在这次美伊战争中的表现，总的来说是有礼有节，总是先等美以扩大规模后，才对等还击，赢得了了全世界舆论的支持。与40多年前的两伊战争比，可谓天渊之别。八十年代，伊拉克突然动手打了邻居伊朗。按理说，伊朗是受害者，世界舆论应该支持伊朗。但伊朗竟然可以做到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天天吵架的死对头，都跑去给打人的萨达姆撑腰。周边的阿拉伯兄弟们，也拼命给萨达姆送钱送物。反倒是挨打的伊朗，成了孤家寡人，谁都不待见。

因为霍梅尼上台后，伊朗新政权采取反美、反以色列和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激进政策，与阿拉伯邻国关系紧张。同时，霍梅尼政权奉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路线。这使其与倡导无神论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产生了根本性矛盾。霍梅尼公开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并将苏联视为与“大撒旦”美国并列的“小撒旦”或“穿着红袍的撒旦”。这种基于宗教神权政治的意识形态，与苏联的世俗共产主义水火不容。

苏联境内有数千万穆斯林人口（尤其是中亚各加盟共和国），苏联领导人极度担心伊朗的输出革命会煽动其境内的穆斯林，威胁苏联的内部稳定和领土完整。一份1979年的克格勃报告明确指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成功“同样会削弱亲苏阿富汗政权的地位……如果任其蔓延，这无疑会影响甚至威胁苏联的中亚穆斯林共和国”。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霍梅尼政权作为穆斯林国家，强烈谴责这一行动，认为这是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并呼吁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这使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伊朗废除了1921年《苏俄波斯友好条约》中的部分条款，并驱逐了苏联外交官。

霍梅尼除了在向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等海湾君主国输出革命外，重点是针对邻国伊拉克。

说起来，伊拉克什叶派圣城乌里玛帮助巴列维王朝的创立者礼萨·汗（老巴列维）建立政权，因为他需要什叶派的加持才有合法性。1925年1月，礼萨·汗专程到纳杰夫，拜访当地重要乌里玛，承诺捍卫伊朗宪法的伊斯兰性质。礼萨·汗的这次访问标志着他与什叶派乌里玛的关系发展达到了顶峰。1925年12月，在乌里玛和其他力量的支持下，议会宣布礼萨·汗为新国王。伊拉克圣城乌里玛以支持君主制的表态，直接参与伊朗国家建构，成为巴列维王朝诞生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圣城乌里玛显示出的政治能量成为英国殖民当局和伊拉克政府削弱他们影响的重要因素。虽然新生的伊拉克政府允许礼萨·汗访问什叶派圣城，但伊朗与本国什叶派的联系成为伊拉克政府警惕的对象。面对邻国伊朗，防止跨国宗教联系侵蚀本国什叶派国家认同成为2003年之前历任伊拉克政府的重要目标。

不久后，礼萨·汗也开始推行世俗化，慢慢开始与伊拉克同步，令到什叶派势力同时在两伊遭到打压。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伊拉克与伊朗关系紧张，霍梅尼作为反对巴列维国王的代表人物受到伊拉克政府的欢迎，尤其是1968年上台的复兴党把霍梅尼作为向伊朗施加压力的手段，给与他和追随者活动的便利。

1975年，在伊朗与伊拉克签订《阿尔及尔协议》后，两国关系大幅度缓和，许多伊朗什叶派穆斯林被允许到伊拉克游访圣城，这为霍梅尼和国内追随者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1978年10月，由于伊朗政府的抗议，伊拉克政府改变对霍梅尼的态度，他迫不得已前往法国巴黎。这一驱逐行动成为霍梅尼与伊拉克政府矛盾的重要起源。1979年2月，霍梅尼胜利返回德黑兰，标志着什叶派影响两国关系的历程进入了新阶段。

霍梅尼上台后，伊朗输出革命的主要渠道是什叶派的宗教联系，伊拉克什叶派由于其在什叶派世界的重要地位，是伊朗输出革命的优先目标，而伊拉克什叶派也把伊朗伊斯兰革命视为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契机，积极回应伊朗伊斯兰政府的革命召唤。

伊朗革命的胜利令到伊拉克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开始把推翻复兴党政权和建立伊斯兰国家作为目标。伊朗的阿拉伯语广播积极鼓动伊拉克什叶派学习伊朗革命，伊朗媒体公开把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Muhammad Baqir al-Sadr）称为“伊拉克的霍梅尼”。1979年7月，萨达姆就任总统后坚决镇压什叶派的游行示威活动，达瓦党（Dawa Party）等什叶派伊斯兰组织以暗杀政府高官等暴力方式进行回应。1980年4月，萨德尔被秘密处决，伊拉克什叶派伊斯兰运动遭受沉重打击。

由于伊拉克什叶派人口占60%以上，因此萨达姆政权认为伊朗的输出革命威胁到他政权是存亡。而要解除威胁，就必须摧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战争爆发前，霍梅尼对军队进行整肃，伊朗骨干惨遭清洗，全军损折惨重，犹如一次空前惨败。等到清洗结束，伊朗全军40余万残余不到24万人，同时大量神职人员进入军队。加上伊朗同时得罪美苏英等列强，遭到封锁、禁运。

本来，巴列维伊朗时期，伊朗接受英美的军援，装备了包括当时最先进的F14战机在内的近700架各式战机，以及其他包括2000辆坦克、3000辆装甲车、3000门火炮、1000架直升机等现代化武器，组建了40余万精锐的陆、空、海作战部队。伊朗军力强大，堪为中东之最，一度号称“海湾宪兵”。但封锁和禁运时间一长，伊朗无法得到外援补充，先进武器装备缺乏维修、养护，不得不将进口武器分拆、拼凑零件，保持最基础的维修。其中，伊朗最先进的F-14战机，拆旧维修，东拼西凑，能够参战不到总数的10%。如此这样临到战事，伊朗兵力和装备看似领先，实则能够用于实战确实少得可怜。

与此同时，伊拉克却在美苏暗中支持下，悄然扩军。战前，伊拉克的12个步兵旅被秘密扩编为机械化师、坦克师，全军装备2750辆坦克、2500辆装甲车、920门火炮以及140架苏-20前线轰炸机、米格-23歼击机等新式武器，军力急剧膨胀。伊朗军队战力跳水，伊拉克军力提升，此消彼长，萨达姆再无顾忌，下令开战。1980年9月22日，两伊战争全面打响。

战争开始，伊拉克进展神速，不久领就伊朗10余个城镇，约2万平方公里土地。萨达姆这个时候以为胜券在握，宣布停火。但霍梅尼哪里肯这样认输，宣布“圣战”，扩建“巴斯基民兵”。一番口号激励，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和大小的毛拉们“奋勇参加巴斯基民兵”。

1980年10月，伊朗军队连战连溃，伊拉克军队突入霍拉姆沙赫尔。结果不畏生死的巴斯基民兵发动巷战，他们三五成群，凭借单兵武器和燃烧瓶、汽油桶向伊拉克机械化部队发起自杀性攻击。面对四面八方自杀式袭击，伊拉克官兵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当初吓尿。伊拉克人抛下坦克，惊声呼叫，撒腿狂奔。伊拉克军队的攻击就此遭到重挫。

11月正值雨季，再加上伊拉克前期进口军火消耗极大，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故而霍拉姆沙赫尔血战结束，双方都是转入战略防御态势。1981年9月，霍梅尼发动人民战争，伊朗军队集中了数百门D20重炮，以350辆坦克引导，投入2个步兵师，以数万“巴斯基民兵”当先冲锋，向伊拉克发起了一月反攻。苏桑吉尔德附近，伊朗坦克部队和伊拉克坦克部队迎面相撞。两军合计近500辆坦克相互厮杀，爆发了一场相当规模的“现代坦克对战”。不过双方军队都很菜，搞得苏联顾问最后亲自下场开坦克，架炮射击与开直升机，最后终于打败伊朗的反击。

好在伊朗人口是伊拉克3倍，有的是人。于是1981年9月27日，霍梅尼再度聚集了数十万伊朗军队和“巴斯基民兵”，以绝对人数优势，向包围阿巴丹的伊拉克军发起反攻。两伊战争关键性战役，阿巴丹战役打响。当然，双方也是打得毫无章法，最后伊朗凭借人多，耗尽伊拉克弹药取胜。伊朗士气大振。于是霍梅尼曾经扩大革命卫队与巴斯基民兵。

1982年3月22日，1个装甲师与3个步兵师组成的伊朗军，在数十万“巴斯基民兵”配合下，向迪兹富勒的伊拉克军阵地发起反攻。这是伊朗首次发起疯狂的“人肉炸弹”攻击。冲锋之前，青少年和老人们每人都得到一把廉价的塑料钥匙。这把钥匙，就是他们战死后通往天堂的钥匙。

于是几万平民，不顾生死，冒着弹药，往前冲。伊拉克军队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恐怖场面，立刻崩溃。这次战役，伊拉克军队伤亡2.5万人左右，另有包括当时最先进的150辆是苏式T-55/54在内的350辆坦克被击毁和缴获。据估计，伊朗巴斯基民兵死亡人数在10万以上。5月24日，伊朗军队夺回了霍拉姆沙赫尔。

最后，萨达姆也萌生退意，在联合国调停下，想撤退停战，不过霍梅尼想乘胜追击，反而挥军入侵伊拉克。为遏制伊朗民兵人肉攻势，萨达姆对伊拉克军队的“手软”军官展开清肃。临战之前，一口气枪毙了超过300名军官。此后，伊拉克集结10万大军在巴士拉布防，迎接伊朗最大规模入侵。7月15日，夜里8点30分，斋月攻势打响。伊拉克军队经历萨达姆严酷整肃，守在阵地，再无溃逃、手软，甚至不惜以芥子气等化学武器阻敌。

两军激战18天，伊拉克人伤亡不足万人；伊朗人发起的5次大规模攻击都被击退，尤其以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惨遭重创，伤亡5万人。伊朗攻击“代价耗尽”，只好全面退却。

就是这样，两伊战争耗战到了1987年7月20日，战争深远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波及美、苏及法、英、中国等国家利益，联合国安理会叶秋全票通过了第598号决议，要求两伊双方立即停火。

如此拖延到了1988年8月20日，伊拉克和伊朗迫于安理会五常压力，开启停战谈判，长达近8年的两伊战争这才勉强落下帷幕。这场战争，双方伤亡高达270余万人，战损高达8000亿美元。

战争结束后，伊朗国内面临巨大的困难，在国际上也极度孤立，因此产生了变革的要求。霍梅尼去世前已经开始考虑进行改革，提出：“如果是对维持伊斯兰政权的统治有必要的措施，即使有违反沙里亚法及伊斯兰支柱的事也是可允许的。”霍梅尼改革的愿望还未及实施就去世了，其愿望也变成了政治遗嘱，在后霍梅尼时代成为一份“政治遗产”，对之后的伊朗政治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9年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接替霍梅尼成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凝聚力在表面上维持着什叶派神权政治的话语框架，但其精神内核却在悄然发生根本性位移。与霍梅尼时代激进的泛伊斯兰主义不同，哈梅内伊在长达三十余年的统治中，日益淡化纯粹的宗教意识形态色彩，转而强化波斯民族认同、民族团结和民族复兴等民族主义叙事，将伊斯兰教更多地塑造为服务于民族团结与发展的工具性框架。

严格来说，老哈梅内伊把伊朗重新连接巴列维王朝开始的伊朗民族建设。在巴列维之前，伊朗社会的认同维度更多是部族、宗教、地域：库尔德人、阿塞拜疆人、俾路支人等少数民族有强烈的部族归属；什叶派宗教阶层掌控着精神话语权；地方封建领主割据一方，中央政府对偏远地区的管控力极弱。这种状态下的伊朗，更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老巴列维（礼萨.汗）是个有魄力的人。他做了一件象征意义极强的事：1935年，把国名从“波斯”正式改为“伊朗”。这一改，既有现实考量，强调雅利安人属性，呼应当时欧洲兴起的种族思潮；也有雄心壮志，用“伊朗”之名贯穿起对光辉过往的追慕，把波斯人、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等各族群整合到一起。

他大力推行世俗化改革：穿西服、禁面纱、建现代学校、修铁路。同时，凭借军队力量打击地方封建领主和部族首领，没收其土地和武装，将全国划分为统一的行政区域，直接由中央政府管辖。这种强权手段虽然充满争议，但确实打破了“一盘散沙”的格局，让伊朗首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统治。但步子迈得太大，得罪了保守的宗教势力。1941年，他被英国和苏联强迫退位，流亡海外。这个也是霍梅尼“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根源。

他儿子小巴列维（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后，更是把现代化推向极致。1960年代，他推行“白色革命”：土地改革、妇女参选、森林国有化、工人分红制……听着都挺美好吧？但问题在于，改革太激进，贫富差距拉大；而且他太亲西方，尤其是亲美国，让伊朗人觉得，咱们这是在变成“中东的美国跟班”吗？

更让宗教人士火大的是，巴列维王朝刻意淡化波斯帝国以前的历史，把伊斯兰时期打为“异端时代”；同时推崇波斯帝国荣光，想用民族主义替代宗教认同。1971年，他在波斯波利斯废墟上举办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超级大派对纪念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庆典，各国王室政要云集，豪掷上亿美元。踌躇满志的末代沙阿并未预见到，七年后他将流亡海外。

庆典正是投射于现实的一个白日梦，也是伊朗沙阿统治的最后一梦。这场现代化试验，最终激化了伊朗社会的深层矛盾：若弘扬琐罗亚斯德教的文化传统和古波斯帝国的荣光，其伊斯兰文化的血脉就会被压抑。血脉不通，人会死，国会亡。巴列维王朝的伊朗，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因为，伊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拥有两套文化传统的国家：一是琐罗亚斯德教文化传统，这是伊朗的根；二是伊斯兰教文化传统，这是伊朗的血脉。这两套传统，就像一对相爱相杀的兄弟，共同塑造了这个四千年文明古国的灵魂。

无论如何，从巴列维王朝开始，伊朗已经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让“伊朗人”这个身份超越了部族、教派的隔阂，成为绝大多数国民的核心认同；也为后续的现代化改革和霍梅尼的革命提供了统一的国家基础。

老哈梅内执政后，伊朗官方在意识形态建构上出现显著转向：从强调“伊斯兰—伊朗”认同逐步过渡到“伊朗—伊斯兰”认同。波斯帝国—雅利安认同和什叶派伊斯兰认同成为现代伊朗民族认同的两大核心组成部分，在这三重身份（伊斯兰身份、革命身份、伊朗身份）中，伊朗民族身份被明确地作为与伊斯兰身份并列甚至更优先的维度加以表述。

分析显示，哈梅内伊将伊朗民族身份视为伊斯兰身份、革命身份和伊朗身份三重维度的复合体。在这三重身份中，伊朗民族身份被明确地作为与伊斯兰身份并列甚至更优先的维度加以表述。有学者指出，在哈梅内伊的伊斯兰主义民族认同话语中，伊朗民族身份作为伊朗人，而非简单地作为伊斯兰教徒，被明确地阐发出来，这尤其体现在他对波斯语的态度上。波斯语作为伊朗性的核心标识，被哈梅内伊反复强调为伊朗、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重要的共同点”，他甚至公开呼吁加强合作以保护和推广波斯语。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近年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期间，老哈梅内伊的修辞发生了显著转变。据数据分析，哈梅内伊在演讲中提及“伊朗”和“人民”的频率远超提及“伊斯兰共和国”或“体制”的频率，传统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主题被民族主义话语所取代。

而伊朗人也以波斯语为荣——这是文明的根。年轻人现在给小孩起名，越来越喜欢用古波斯名字，而不是阿拉伯名字。诗歌课上，学生们背诵的是菲尔多西的《列王纪》——这部波斯民族史诗的核心，就是唤醒波斯民族的魂，对抗阿拉伯文化同化。更重要的是，神权政权越强调伊斯兰，波斯民族主义反弹得越猛。现在伊朗年轻人的口号已经非常直白：“我们不是阿拉伯人！”“波斯祖国万岁！”“恢复波斯帝国荣光！”

目前伊朗领导的“抵抗之狐”虽以宗教话语包装，但核心目标始终围绕着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地区影响力。核心目标是对抗美国及其盟友（尤其是以色列）在中东的主导权，阻止伊朗被孤立或政权更迭。为伊朗提供“战略纵深”，使以色列陷入多线作战困境，从黎巴嫩、叙利亚、加沙、也门四个方向对以色列形成战略包围。

虽然“抵抗之弧”最初有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因素，但现在已经演变为伊朗维护国家利益、拓展地缘影响力的核心战略工具。伊朗通过这一网络实现了“用相对低的成本在中东输出影响力”的目标，这一战略既包含了意识形态因素，也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考量，是伊朗对抗美以、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空间的重要手段。

四十多年的制裁、两伊战争的血火、中东地缘博弈的残酷现实，让伊朗的政治精英彻底清醒了——纯靠宗教，绑不住一个多民族、教派分化的国家，更撑不起一个地区强国的野心。

小哈梅内伊上台后的讲话，延续了前任将“抵抗阵线”既表述为“伊斯兰革命价值理念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又明确作为维护伊朗国家安全与地区影响力的战略工具这一双重定位。他非常地熟练运用神学话语来包装和推进国家利益目标。他的讲话表明，新领袖将在坚持宗教合法性的同时，更加务实、强硬地捍卫伊朗的国家安全与地缘利益。

我认为，伊斯兰体制，是压在波斯身份上的盖子。而下面涌动的，是四千年文明的暗流。如果用通俗一点的说法，不顾国力的输出革命，一定不能持久，也找不到人去继承，甚至强人的儿子也不可能继承。一个国家只能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与实力做出决策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