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跟闺蜜通话，她禁不住叹道：天塌了。 

一切要从去年十二月开始说。十二月的某天，闺蜜夫妇去养老院探望了她100岁的母亲，随后去餐馆用餐。这时，闺蜜注意到餐馆的街对面是一所大医院，便建议丈夫吃完饭后去看内科，丈夫有高血压，家里的降压药断档了，再去开点儿药。 

如今，在上海看病相对便利，一部手机就能搞定全程。先用“随申办”、支付宝或微信等APP激活医保电子凭证，然后可以用手机挂号、就诊、缴费。带不带医保卡没关系，任何时候要看病，掏出手机就行了。 

丈夫告诉医生，原来的降压药吃了时有腹泻、头昏等副作用出现，医生决定换药试试，并嘱咐他，服用新药后如出现副作用，马上停药。回家服药后，丈夫出现了头疼症状，停了药，决定过几天再去就医。 

停药的第二天，丈夫哥嫂和侄女来家里做客，兄弟俩好久没见了，见了面特别高兴，拿出酒来，满上满上。闺蜜提醒丈夫，服用降压药不该喝酒。丈夫认为前一天只服用了一片药，经过一天一夜，药性肯定过去了。 

于是，两老头杯盏交错，举杯畅饮，好不高兴! 突然，只听到“扑通”一声，闺蜜丈夫从椅子上摔到地上，脸色煞白，昏过去了，虽然马上恢复了知觉，全家人却不敢怠慢，马上拨打120，手忙脚乱送他到了附近医院的急诊室。 

医生做了各项检查，发现血压偏低，心跳偏慢，可能是降压药造成的，豪饮当然是罪魁祸首。被医生教育了一通，吸了氧，补了液，待他情况稳定，就放他回家了。临走，医生建议他去医院好好做个全身检查，尤其是心脏。 

闺蜜夫妇直奔上海中山医院的心内科，那是全国名列前茅的心内科。到了医院，闺蜜差点没晕过去，人山人海，座无虚席，过道的地上也坐了不少人。丈夫被安顿到了室外的台阶上，这可是冬天啊，病人一个挨一个，坐在冰冷的水泥阶梯上。虽然是冬天，幸亏那天气温较高，阳光和煦。闺蜜自己则在医院大楼里跑上跑下，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排队，整整花了7-8小时，终于看了医生，拿到所有的检查单和化验单，并做完了两项检查。闺蜜在电话里哀叹：哪怕自己不生病，陪人去看一次病，半条命没了。 

丈夫的嫂嫂退休前曾在一家医院工作，嫂嫂认为常规检查不必去中山医院做，不如住进她工作过的医院，定定心心做各种检查。检查结果和诊断一个个出来了，肥心病、大腿动脉栓塞和肺癌。也难怪闺蜜说天全塌了。 

肥心病需要用进口药物治疗，原先是全自费，现在进了医保，但只有住院病人才能开处方，为此，丈夫在医院里多住了一个星期，为了是获取此药。尽管医保付一部分钱，自己负担也很重，一周自费5000元。大腿动脉栓塞开始说要装支架，后来决定先用抗凝药和消栓药控制。 

至于肺癌，比较麻烦，似乎已到了肺癌二期，医嘱去看肿瘤专科。说一句题外话，几年前我去朋友家，经过上海肿瘤医院，只见医院门口挤得水泄不通，被家人搀扶的、拄拐的、坐轮椅的、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病人躺在木板车上，身上盖着红花绿叶的棉被，身边是举止无措、惊恐不安的老汉和小伙子，猜想是来自农村的一家人。肿瘤医院是不少患者生命中唯一的希望，为了这束希望之光千里迢迢而来。 

那么多病人，肿瘤医院医生的辛苦不言而喻。好友得了乳腺癌，去肿瘤医院手术，那里的医生，一天排了八台手术。好友说，就像生产线一样，一道道术前处理、手术、术后处理衔接得天衣无缝。更难能可贵的是，她的主治医生还留给她自己的微信和电话，有事可以直接联系。如此这般，医生还有时间休息吗？ 

话说闺蜜丈夫闷闷不乐回到家，慢慢消化检查出来的这些病。慢慢消化的岂止他？还有闺蜜和家人，包括丈夫97岁的老父亲。 

有一天丈夫心情不好，忍不住责怪妻子：都是你，让我去看病，一下子看出来这么多病！ 

闺蜜哭笑不得，什么逻辑？懒得跟病人争执。丈夫说：没看病以前，我多快乐啊。现在全变了。我宁愿不知道自己有病，糊里糊涂死了也无所谓，至少活着的时候是轻松愉快的。现在知道了，就快活不起来了。 

丈夫得病后，免不了前思后想，感慨这辈子的好日子太少了，而人生转眼快走到了尽头。 

文革开始那年，他念完了小学，不久家里受冲击，父母被关押，工资被扣发，过着提心吊胆、捉襟见肘的苦日子。16岁去黑龙江插队，在乡下风里雨里熬了10年，知青大返城才回到上海。之后托关系进了一家国营小厂当工人，努力工作，成了车间主任，却又遇到了下岗。丈夫要强，也能干，跟朋友一起买下这家小厂，苦心经营，赚了点辛苦钱。终于退休了，原以为可以安心享受平静生活，有机会去游山玩水。可是母亲病后卧床了好几年，虽然请了保姆，还是隔三岔五去探望。母亲去世后，每周两次去看望老父亲，时而还要去探望100岁的丈母娘。不知不觉中，自己也成了七旬老人，各种病痛接踵而来，长辈的健康又时时令人揪心，只感到心身疲惫，而今自己又得了重症。 

过了几天，丈夫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闺蜜，肺癌或许还能活个三五年，他不想把最后的日子消耗在跑医院上，决定不化疗，不开刀，该干啥干啥。

闺蜜尊重他的选择。她和丈夫是插队时开始恋爱的，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知根知底，互相扶持，互相理解。 

闺蜜自从得知丈夫的病情后，也一直在联系各种社会关系。她曾在大学做行政工作，工作原因，交际广泛。不联系不知道，一联系吓一跳，国内得肺癌的人太多了，不少同学同事朋友邻居熟人家有肺癌患者，一些早期诊断出来的，及时手术，存活率相当高；三四期的，走得较快；还有些放弃创伤性治疗，寻求中医治疗的，效果不错。 

闺蜜托了许多关系，终于挂到了上海治肺部肿瘤首席中医专家的号。她很坦诚，不管有没有用，至少可以给丈夫一点希望，或许能帮助他更积极、更平静地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年。 

这让我想起一些已经往生的熟人。一位美国邻居老太太突然被诊断出胰腺癌晚期，医生断言，她的寿命只有1-3个月了。家人得知后，决定隐瞒病情。她继续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一个星期后去世了。 

多年前，家里有位亲戚，曾在上海一家医院的肿瘤科工作，因见她极度消瘦，该科室的主任医生诊断出她得了卵巢癌，但决定不告诉她，轻描淡写说是良性肿瘤。当时还没有各种先进的测试仪器，她上了手术台，医生打开腹腔后，发现已是晚期，扩散到了多个器官，只能重新缝合起来。这位亲戚手术后，对未来充满希望，病情一度好转，快乐地生活了几个月。人生的最后两三个月住进了医院，那个她工作了一辈子的医院，每天有同事去看她，众口一词，说是手术造成的肠粘连。 

美国医生从不隐瞒诊断结果，因为患者有知情权。这会儿，我怎么觉得，“权利“有点儿太法律了，冷峻严厉，对有些人来说，蒙在鼓里并非坏事，不是每个人都想知道一切的，尤其是扰乱心绪的坏消息。 

前面提到的那位患了乳腺癌的好友说，她活得明明白白，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结果她一直手术化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另一位朋友说，我只想平静地生活，死得不明不白有什么关系？哪怕明白了，不是也无济于事吗？ 

试图解读一下最后一位的态度，这位其实是选择了”不知“，而不是不知不觉被他人剥夺了”知“的权利。知道在什么时候选择”不知”，实为人生大智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