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 （二十二）

朋友告诉我回武钢医院还会再分是去一院还是二院，要想留在一院要趁早疏通。一医院的中医科比较全，分科比较细，方便以后选科。父亲无奈，虽然他想我就留在家门口的二院，也只能带着我去公司组织部找关系。进去办公楼，一人正下楼来，看见父亲，迎上来问邓工您是有什么事吗？父亲笑着和他说了原因，他看了一眼我，说他想想办法吧，然后我就如愿去了一院。

就如我后来来英国前去公司盖章请假留职，也是因为我这张一看就是父亲女儿的脸而特别顺利。当年我站在钢院外马路边跟父亲发誓不要再让他为我去求人，是那样的倔强，又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可即便父亲做了那么多，当断奶来的那一刻，我还是有些措手不及的。

刚上班还是挺兴奋的，时值医院创三甲，我们这一批进院医护几十人集中一起几个月突击补充了很多资料，也建立起了革命友谊，在后来的日子里经常互相帮助。

记得最清楚的是第一个月的工资，249元几毛几分，比实习时的补助80元多。那时还没有银行卡，都是现金，一大把拿在手上，感觉挺多的，虽然实习的时候每个月父母给的生活费已经是三百，那也只是三张百元钞票，拿在手里，比不过一大把的感觉。

年末的各种福利活动结束后（不过也就是聚餐舞会卡啦OK什么的），兴奋和新奇劲逐渐退去，同学同事间结婚生子的各种份子钱开始让人有点手不暇接。原本工资是一手交给父母的，一年后母亲笑，入不敷出啊，以后你自己的钱自己管。那时工资有个六百还是八百，中医科的奖金总是全院最低，过百的时候不多，跟主体厂矿比，相当于没有。虽然那时医疗代表行业繁荣，但真正临床医生能不能拿到手能拿多少都要看各科室领导的意思。我因为想考GRE和考研，也搬到了单身宿舍。

不过上了一年班，我就知道自己不适合呆在那里。在人精窝里，我的单纯就显得格外傻。但傻人有傻福，第六感护体，我最终选择了相对单纯的针灸科，各人有各自的治疗室，门一关，自有自己的一方天地。但大环境如此，总是需要挪窝的，而我不知道该往哪里挪，能往哪里挪。所以只能投石问路，在出国和考研两条路上交替努力。

考研是需要单位盖章的，单位的章不是那么容易给盖的。想离开的人，自然不会走委培的道路，虽然委培的录取分还低一些 （委培生原则上是要回原单位的，要不就得交违约金）。如果不想请假什么的出现意外，最好也不能让科里和医院里的人知道你在备考。好在那时私人公司到处都是，大家各显神通，总能找到一个公司的章盖上。报名那边只要有章就行，所以钢铁就是这么炼成的。

不是不知道别人考研都在送礼找关系，但那时的我倔强地以为考研应该凭的是自己的脑袋，如果是因为给导师送礼，那将是我一生的污点。所以三次不同专业不同大学的考研专业成绩神奇地都以65分亮相以后，我彻底失去了考研的兴趣。

同样的，也是因为没有给科主任拜过年送过礼，所以第一年我在中医内科病房轮转时正常倒班外被安排只要在班上就跟着主班收病人，病例只许手写，不许用已经打印好的病历（填写这种大病历大多是选择打勾就可以了）。所以那一年病房一半的首诊病例和大病例都出自我手。我明白他什么意思，只是我没理睬，全当练字了。这种性格我不知道是来自基因还是前世，明知道稍微变通一下会顺利很多，却也不想改变，也许是害怕一旦变了，尝到了甜头，很有可能哪天自己就会变得面目全非。

如果留在中医内科，常规是要去西医内科再轮转一年的。我本想轮转后打打底子再去针灸科，不想第二年来了两个新人，看看科里大小头目对他俩都慈眉善目笑眯眯的样子，就知道他们来头都不小，而他俩势都是势在必得要留内科病房的架势，我赶紧顺势申请去了针灸科，逃之夭夭。

也不是找不到关系可以震慑到科里的那些人，只是不想麻烦别人，更不想父亲为了我又跑前跑后，总得学着自己立足，总得学着认识人性，所以只在工作五年后的主治医师职称评定上让人给科里打了声招呼，不想让他们刁难就行了。收获比我想象的多得多，多数是讪笑和嗔怪，说，死丫头，怎么不早说！？早前院里只要是针对医生的检查，无非就是病历书写规范之类的，科里的领导不愿意做得罪人的事，就下派给科里没有行政职务的老名医，看见他们屁颠屁颠地行使权利的样子，我就不得不感叹，权利对人类智商的碾压。科里除去两个新来的有背景的，就我最小也最没有背景，所以他们总喜欢拿我开刀，又找不到真的瑕疵，就说我签字有问题，不是邓东生，而是邓东虫，我都懒得理会，因为知道院里也不会对我怎样，即便会院里通报。打过招呼后最硬核的是论文给我的高分超过了我的预判，顺利晋升。

最恶心的是管计划生育的大夫，我们即便是单身，居然也被要求交尿样给她送检，我先没有理会她，没想到下班的时候被她堵在楼梯口（她的办公室在一楼，我的在二楼），要我的尿样，那副只针对我的认真劲（科里还有其他单身的女孩，都没理会她），让人哭笑不得。一杯温热的尿，我笑着给，她黑着脸接。

让人唏嘘的是她退休后就查出了癌症，不到一年人就没了。科主任退休后不久他儿子不知什么原因离世了，都一直瞒着科里的人。没两年他也走了，说是在家里从梯子上摔下来人就没了。同事给我讲的时候我在英国好几年了，有些后悔当初自己的执拗了，对科主任，不就是两瓶酒的事吗，真没有必要那样跟他较劲。要是哄得老头子开开心心的，后面也许就不是那样的结局了。即便他后来因为我不想再去内科病房顶班气得拍桌子（每次他们缺人就要我去顶，既不给我西医大内科轮转的机会，顶班还不想给二线班，万一有什么，我可不愿意去承担那个医疗责任），说不去顶班就不用再来上班了，我都没有生过他气，因为到底他还是个好老头儿，在中医科那样的一个清水衙门，只凭他那份微薄的工资，绝对不足以支撑他该有的底气。把他气成那样，现在想想，终归还是我的不是。

听到911的消息，我们一群去成都疗养的人刚从武汉到成都的火车上下来（我的签证已经到手，离开之前薅公司的羊毛要了个队医的名额出来玩），在火车站外买早点，他们在报摊上看到，兴奋得大叫，活该！终于让老美知道厉害了！手舞足蹈的高兴劲，看得我无限悲凉，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是咫尺天涯的疏离和悲哀，难道就不会想想浓烟里能有多少无辜的人生还吗？唉，好在我很快就要离开了。

高考之前，因为父亲留徳未遂的缘故，隐隐约约有着对留学的期盼。但高考失利，没去成我自己想去的同济，加上中医学院的种种，即便我活蹦乱跳地毕业了，好像也彻底接受了自己身体不大好的诊断。

本打算这辈子就呆在武汉了，即便是后来穷则思变，但刚开始准备GRE的时候，也纯粹是因为自尊心作祟的缘故，只想证明自己也是可以考高分的，并没有留学的打算，因为知道中医的背景没有可以申请的专业，虽然中欧商学院第一次到武汉的巡讲，让我看到了一点点希望。但当年六万的学费，让我直接把他们的资料压在了衣柜的最底下，不想几年后学费已涨到30万，但那时我已考完了GRE和托福，心境完全不一样了，感觉都走到这里了，好像再不出国都对不起自己。父亲召开家庭会议，说，她就留学这点愿望，我们还是帮帮她吧。GMAT备考得差不多的时候，却拿到了英国的工签，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命运。好像我和商科无缘，后来在英国读研的时候，商学院都给我offer了，我最终却选择了法学院。

我一直以为，父亲对哥嫂的偏袒，是出于他和母亲的遭遇而导致的一种补偿心理，而他的偏执随着侄儿的出生长大越发强烈。即便我跟他抗议说侄儿是哥嫂的任务，我和弟弟两个还未成家的才是他的任务，他都不予理会。他的退休工资并不高，却有种要给他孙子天下所有最好的豪气，看得我很是无语。     

很多年以后母亲也说，那时他们没有一点做公公婆婆的经验。我不知道哥哥结婚带给这个家的震荡和改变会如此强烈。父母突然起了争执，现在想想，好像父亲是想拿回一家之主的面子，希望母亲在家做个家庭主妇，虽然家里的财政一直是他在管。但母亲仍旧在挣钱的路上不肯停步，一直到她离世，她都不曾妥协。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挣钱才能带给她安全感还是因为她找不到其他打发时间的方式。我也没有想到，原来那样开明的父亲，那个曾经谴责别人太重男轻女的父亲，有一天会在我交不齐住院费的时候告诉我，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把那两百块还给他，之前他两次为哥哥他们买房付首付却从不提还钱的事。后来钱自是没有还给他的，因为很快我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各种怀疑，我破罐破摔，出了院，每晚父亲默默地带我散步，从挽着他胳膊到能自己走几十分钟，实在无聊回去上班打发时间，不想后来完全丢了包袱，倒是康复了。这之间的种种，最想知道的是父亲当时陪我散步的心境，最意外的是突然明白了来医院看望你的，其实有的是想知道你的实情以便做决定的。人心千万，至此我才明白自己才推开了那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