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2年，法兰西波旁家的亨利，新晋法兰西国王但尚未加冕，为了守住不列塔尼、诺曼底和皮卡第这些北方大区，同时收复首府巴黎，他需要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的军事帮助；但鲁昂会战失利后，伊丽莎白将驻守不列坦尼的英军主帅诺里斯爵士召回国了，虽然军队还留在不列坦尼，在下级军官指挥下继续守城。

我们之前反复说过，伊丽莎白女王对战争的态度一直都是谨慎到厌恶的地步，这一点虽然有小塞西尔的共情，但也的确也与伊丽莎白的女君主身份直接相关。作为女人，伊丽莎白不可能像亨利五世、亨利八世这些中世纪君主们一样热衷于征战甚至御驾亲征。

伊丽莎白的父王亨利八世19岁上位后就推翻了亨利七世与法兰西停战主和、侧重英格兰国内发展经济的既定方针，一心收复英格兰在法兰西的失地，与法兰西连年开战，结果将亨利七世留给他的英格兰国库打了个精光[1]。加上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在位时的连年通货膨胀，伊丽莎白执政后没有一天不在为国库的开支平衡而伤脑筋。

伊丽莎白的方针一向是打仗烧钱，能不打就不打，能拖延就拖延。每次出征，女王都必须和主帅事先约定军饷数量和期限，如果战事拖延或不顺，就需要重新商讨。但伊丽莎白的犹疑不决对法王亨利四世来说却是件很不妙的事情。面对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强势支持的天主教联盟，尤其是帕尔马公爵这位久经沙场的大将，亨利四世始终无法尽快结束法兰西内战并夺回巴黎。

1592年4月帮助天主教联盟守住诺曼底大区重城鲁昂后，帕尔马公爵在一直避免与亨利四世的胡格诺新教军队正面交战，之后帕尔马的人马顺着塞纳河到达下游的科德贝克（Caudebec）并拿下此城。到5月初，亨利四世的法兰西/英格兰/荷兰联军开始对科德贝克攻城。

俗话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帕尔马公爵在指挥守城时被火枪子弹射中右前臂，子弹滞留在他的肘关节和腕关节之间，之后感染化脓，加上他原本就有肝病，便于该年12月3日在多佛海峡对岸的卡莱（Calais）去世了，而此前他已将全家老小从布鲁塞尔迁居到卡莱，并将长子送回意大利帕尔马封地，以确保帕尔马公爵继承人的安全；因为他知道，一旦自己不在了，西班牙最后必将失去对低地局势的控制。 这位身经百战文武双全的一代名将，就这样为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帝国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47，一生在奥斯曼-威尼斯战争（1570-1573）、荷兰80年独立战争（1568-1648）、英格兰-西班牙战争（1585-1604）和法兰西宗教战争（1562-1598）中指挥了几十场大型会战。

帕尔马公爵的受伤和逝世，引来低地北方七省民众载歌载舞的欢庆，但亨利四世和法兰西天主教联盟之间的拉锯战整个1592年仍然持续。4月份英军指挥官诺里斯被召回国后，诺曼底的英格兰军队群龙无首，而亨利四世需要在确保不会失去诺曼底的前提下集中兵力攻打巴黎，所以再次请求英格兰女王将诺里斯爵士送回诺曼底。

虽然伊丽莎白明白守住诺曼底对英格兰的重要性，但她还是犹豫不决，一直到5月份伊丽莎白收到情报，说菲利普二世有意攻下诺曼底，然后让自己的女儿伊莎贝拉公主做诺曼底总督。伊丽莎白便不能继续犹豫了，毕竟诺曼底就在英吉利海峡对岸。

到6月，伊丽莎白与亨利四世在一系列紧张谈判后再次达成协议，女王提供另外四千兵马外加枪械和数量可观的弹药，亨利四世同意日后偿还这笔折合每星期3200英镑的支出。

然而，就在英格兰与法兰西签署协约之时，西班牙军队已经控制了法兰西东部大区马恩省的埃佩尔奈（Épernay），巴黎的主要物资供应区。此后，亨利·波旁和法兰西天主教联盟之间的拉锯战进入长期胶着状态，英格兰和法兰西两位君主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也越来越明显。亨利四世指责伊丽莎白冷酷无情；而伊丽莎白不仅担心自己在法兰西的投资打水漂，还预测面对天主教联盟的强大攻势，亨利四世最后不得不选择背叛新教，通过皈依天主教来实现法兰西国内和平，确保自己顺利登基。

而这正是亨利最后的决定。

到1593年春天，法兰西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已经完全不被亨利四世或伊丽莎白控制。这么多年的宗教战争，各方军阀加外国军队为了各种目的打来打去，无论是胡格诺新教基地的北方诺曼底还是巴黎外围地区和南方，老百姓都受够了，战争造成粮食短缺，农民造反，整个法兰西都渴望和平。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抓住这个机会，已经66岁的他，开始亲自介入法兰西政治斗争，提出将自己的女儿与之前被刺杀的基斯公爵的长子联姻，之后由法国三级议会推选他们为法兰西国王和王后，取代波旁家的亨利四世。

此举逼得亨利四世不得不采取行动。1593年7月25日，亨利·波旁庄严地走进巴黎北郊圣坦尼皇家大修道院（Abbaye Royale de Saint-Denis，如今的Basilique Saint-Denis），这里是法兰西王室将近千年的墓葬修道院。

亨利一身白袍，手捧蜡烛，跪在大修道院内殿门外，在修道院院长引导下走到祭坛前，正式皈依天主教，并宣誓此生无论生死都是天主教徒，之后接受了弥撒礼。当天，巴黎蒙马特山点燃巨大的篝火，向巴黎市民宣告亨利四世的皈依。1594年2月27日，亨利·波旁在巴黎西南方大约80公里之外的夏特圣母堂加冕为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罗马教廷撤去开除他教籍的教皇诏书。一个月后亨利·波旁进入巴黎，但法兰西宗教战争并未就此结束，一直到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南特赦令（Édit de Nantes）允许胡格诺新教在法兰西的宗教和武装自由。

亨利四世上位后，极端新教和天主教都多次尝试刺杀他，最终于1601年5月14日在卢浮宫被狂热天主教刺杀成功。天主教和加尔文主义胡格诺新教在法兰西从未得到真正和解，亨利四世的孙子、法兰西强势君主路易十四上位后用另一道赦令（枫丹白露赦令 Révocation de l'édit de Nantes）将南特赦令推翻，宣告胡格诺新教在法兰西非法。

回到英格兰，进入1593年，眼看就要过六十岁生日的女王脾气越来越暴躁，经常弄得身边仕女们躲起来哭。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自己幼年亲历母亲安·波琳和表姨凯瑟琳·霍华德这两位王后先后被父王斩首而造成对婚姻的恐惧，还是不愿意和任何男人分享君主权威而将自己成为附庸，女王都还是孑然一身，无子无孙，看到自己的仕女们一个一个嫁为人妇儿孙绕膝，再强势理智和聪敏的女君主，恐怕也会心理不平衡吧。

好在伊丽莎白不是常人，到1593年，女王闲时开始翻译六世纪古罗马参议员、政治家、法学家波伊修斯（Boethius）的拉丁文著作《哲学的慰籍》（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但十六世纪君主的闲暇时间是有限的，法兰西国王重回天主教联盟，意味着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与法兰西之间的对恃结束。加上尼德兰的局势随着帕尔马公爵的死对菲利普来说变得更为严峻，1585年英格兰直接介入低地的军事冲突，北方加尔文新教七省在英格兰支持下独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势必让西班牙国王集中力量来对付英格兰，英格兰必须做好备战，迎接西班牙的再次入侵。

于是， 1593年1月4日伊丽莎白召集了她的第八届议会，讨论与西班牙之间冲突以及女王所付出的“过度开支”。女王的掌玺大臣约翰·帕克林爵士明确表示，此届议会目的是迅速有效地为应对西班牙的入侵而提供拨款。

2月19日开议典礼上，女王一如既往警告清教议员们不要干涉英格兰宗教改革问题；议会当然也一如既往要求言论自由。

在教改问题上，伊丽莎白女王当然不会退让，我们之前也解释过，女王的出发点并非教义立场，而是和解兼容。于是议会开议典礼上，女王致辞时严厉指出：“精心策划的机智和演讲旨在制造伤害，议员自由的限度是选择回答是或否”[2]；并明确警告清教议员们放弃“建立某种宗教或政府体制”的企图，任何合格的君主都不会容忍此等“荒谬之事”。

即便如此，清教议员们还是无视女王警告，坚持提出倡议剥夺主教权力和敦促女王明确指定继承人的几项议案，为此女王将领头的几位清教议员送进了大牢。其中女王前大法官的儿子亨利·布罗姆利爵士和另外两名清教议员被送进舰队街监狱，关到4月份议会结束时释放[3]。而在1576年议会上大胆向女王发难的那位清教领袖人物彼得·温特沃兹[4]则被送进伦敦塔，这一次没有等到释放而死于狱中，在狱中还写了一篇让女王指定继承人的劝勉书，他是1590年去世的女王前国务卿沃辛汉的妹夫[5]。

1593年议会于4月10日闭会，期间除了一共出台14项公法，除了新征税收，还出台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伤残军人抚恤金法案《士兵与海员救济法案》【Act for the Relief of Soldiers and Mariners (34 Eliz c.4)】。规定抚恤金由地方政府筹集，伤残士兵由各自的指挥官出具证明，回来源地领取救助。该法案在1597和1601年两次修改，增加抚恤金额。

该届议会出台的另外两项法案则耐人寻味，因它们同时针对英格兰宗教改革的两个极端。

一项是《1592/3 宗教法》（The Religion Act 1592/3），也被称为《反清教徒法》（The Act Against Puritans）。规定全英格兰和威尔士16岁（都铎时代成人年龄）以上者，无论男女，星期天必须去国教教堂做礼拜，一次缺席者罚款一先令，连续缺席者每月罚款20英镑，屡教不改者可被判监禁或流放。

另一项是《对教皇主义天主教拒不皈依者限制行动法》（The Act Against Popish Recusants: Restricted the movement of Catholics），将天主教徒的行动范围限制在离家五英里范围内。

到1993年，已经执政34年的伊丽莎白，已经不是那个还有耐心和议会玩权游的女王了，此时明显的比任何男君主都“霸道”，她已经不再容忍任何胆敢忤逆或破坏她政策的议员。

虽然1571年议会出台《三十九条教纲》之后英格兰国教教义基本确定，但为安立甘宗神学理论奠定最后一块基石，也是对清教理论攻击力最大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神学家理察·胡克（Ricard Hooker ）。这位德文郡出生的平民子弟，背景和加尔文宗鼻祖约翰·加尔文有些相像。两人都是中产平民家庭出身，年轻时都通过亲属关系获得在教会做事的机会，也都因敏而好学而被保送进入高等学府。

胡克有幸进入索兹伯里大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并被主教保送进入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就读，并在1579年在25岁那年授神职后加入伦敦主教的班子。伦敦主教坐席从古到今就是英格兰教会的主要权力基地，其宗教地位也仅次于坎特伯雷和约克这两个大主教坐席。1581年，胡克被教会任命为圣保罗十字广场（圣保罗大教堂外）的布道牧师，这里从来就是各教派推广教义的场所，就和十九世纪伦敦海德公园的演讲角（Speakers' Corner）一样。

1594年，胡克出版了一套四本神学理论书，《论教会政体的律法》（Of the 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反驳清教徒对英国国教教义和《公祷书》的攻击。

胡克在书中论证，绝大多数教义争议都是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指出清教徒对圣经经文的过度依赖没有神学根据，因为圣经是教义标准但并非教会纪律准则，教会也无须将新约中使徒们的实践奉为一成不变的模式。胡克强调，英国国教教会，如同任何其他教会，都是人组成的社团，只要在不违背圣经的前提下就可以为自己的社团制定行为准则；而对圣经没有明确规定的事情，人类权威可以干预。

胡克继续指出，清教徒的“唯独圣经论”(Sola Scriptura) ，即圣经已经包含救赎所需要的所有一切，是毫无根据的；教会有权制定自己的崇拜仪式，而出身于或生活在自己母亲教会的会众应该服从自己教会的礼拜程式和规定，因为这是每个教会体制结构的基础。

与此同时，胡克指出，肉眼可见的教会绝非完美，每个教会里都有圣人和罪人，只因教会存在于不完美的人间世界；追求对今生无法完全理解之事的确定性徒劳无益，关于“预定论”的争论不仅无必要而且有害，因为答案永远无法在地上此生揭示。

对于加尔文主义，胡克则持一种复杂微妙的观点。首先他承认加尔文学识渊博，但是人就有局限性，加尔文也不例外。胡克认为，日内瓦模式加尔文主义教规是对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动荡环境的一种务实回应，并非适用于所有教会的普世模式，尤其不适用于英格兰的宗教需要，强行将“日内瓦模式”应用于英格兰教会只会带来分裂。

对于罗马教廷，胡克承认它仍然是基督大家庭的一份子，但却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教会。换言之，宗教改革后的英格兰教会已经去除了这些污垢。

胡克同时提到，教会和政府是国家缺一不可的两根擎天柱，但这两者都必须符合人类普遍理性所能理解的上帝法则。就拿“三位一体”教义来讲，它并没有在圣经中被明确阐述，所以必然是通过人类理性而推导得出的。

如果说此前推出的《公祷书》和《三十九条信纲》是新教安立甘宗的骨骼神经系统，那么胡克这套书籍则往英国国教这个身体里加进了血管肌肉系统。胡克1597年出版了这套丛书的第五本，另外三本在他逝世后出版，很可能是在他遗稿基础上的编辑理察·胡克一生默默耕耘，生前没有辉煌的事迹，死后也没有耀眼的殊荣，但他的这套丛书至今还在出版，还是安立甘宗布道台上一块静止而稳固的立石。

索兹伯里大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前面的胡克雕像
File:Hooker-Statue.jpeg - Wikimedia Commons

回到1593年的伊丽莎白和议会。1593年议会批准为备战而设的新征税后，女王要求英格兰南方沿海地区加强海防，并下令严惩那些一旦与西班牙开战后不战而逃的地方官员和平民。

而此时的英格兰，尤其是伦敦，民间局势却不容乐观。多年的备战征税，加上连年坏收成，国内物价飞涨，即便是童贞女王和荣耀女王的人间神话也压制不住民间怨言了。偏偏雪上加霜，彷佛这一切都还不够让女王头疼的，4月份议会闭会后，伦敦就发生了又一场大瘟疫。

从1585年女王派军队去低地协助荷兰北方七省的独立战争，到1588年英吉利海峡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殊死一战，再到1590年数次出兵法兰西协助守卫诺曼底，加上从亨利八世开始的在爱尔兰驻军，虽然英格兰本土没有战争，但军备开支却一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而作为当时最大的新教王国，受迫害的欧洲新教难民也一直把英格兰当作避难地，其中低地羊毛纺织手工业移民传统集聚在以诺福克为中心的东南地区，但以其他商贸为主的意大利和法兰西新教移民则把伦敦当作他们在英格兰的首选定居点。

故此，伦敦的城市人口一直处于非正常增长，资源竞争和工作机会等原因，造成欧洲商业移民和伦敦本土人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到1592年，伦敦人口大约为十五到二十万，是当时第二大城市诺福克郡首府诺维奇的十倍。

市政设施方面，伦敦和约克、巴斯和彻斯特（York, Bath, Chester）这些古罗马城市不同。古罗马不列颠时代，约克、巴斯和彻斯特都是罗马军营和市政管理者的定居地，它们的城市布局中卫生和下水道等市政设施相当完善。伦敦在古罗马时代虽然已经是商业中心，但罗马人只是把这里当作商船从泰晤士河进出停靠的码头。一千年来，经历了昂撒、维京、诺曼底和中世纪金雀花时代，伦敦虽然在征服者威廉之后就成为英格兰首都，但除了建筑物数量增多，排水排污市政设施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一直到十九世纪之前，伦敦都只有通过泰晤士河的开放排污，而且平民区的房子也都是矮小的木结构，通风很差，加上人口拥挤，故此伦敦从十五到十七世纪一直是个瘟疫大本营。

1592年，伦敦异常炎热，久旱不雨，严重缺水加上泰晤士河水位严重降低，给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市政管理带来更大挑战， 尤其是泰晤士河南岸的南华克（Southwark）。这里人口密集，是十六世纪伦敦的贫民窟，毛毡、制革、红灯区、赌场、斗兽场、监狱都在这里。当时的伦敦南岸属于萨里郡，不受伦敦市政厅法律管辖，但与伦敦市仅一桥之隔，故此是南来北往三教九流的聚集地，也常常是欧洲穷移民到伦敦的落脚点，素有“自由监狱”（Liberty of the Clink）之“美名”。

南华克区的欧洲移民中，很多1572年巴黎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6]之后到伦敦避难的胡格诺新教法国人，到伦敦后开始经商。他们从自己在法国的亲眷朋友那里直接采购葡萄酒、奶酪等日用品，价格自然比其他人特别是本地人进口产品便宜很多。这些法国人赚了钱之后就开始在南华克购买房产，而且是连片购买和出租， 他们的店铺也都只雇佣自己的下一代，就这样在20年后造成南华克土生土长年轻人失业率的急剧上升。

1592年6月初的一天，一大群愤怒的南华克皮革作坊学徒们举着棍棒匕首冲出博蒙德西街（Bermondsey），在街角加入另一大群失业青年和战场回来的老兵。河对岸的伦敦市长威廉·韦伯爵士（Sir William Webb）从自己家楼上看到对岸的情况，迅速冲出家们，带上伦敦警长和警官们，过伦敦桥，将领头的几位逮捕了，并将人群分散。后来才知道，这群人聚在一起的原因市一名本地学徒因欠债无法偿还而被关进监狱，他们是想冲进监狱把他救出来。

韦伯写信给宰辅塞叟，指出伦敦以及附近郡欧洲经济移民造成的年轻人失业问题会进一步深化这些地区的社会矛盾。

到8月份，伦敦开始爆发鼠疫，而大批从诺曼底和不列坦尼战场回来的英格兰士兵也到达了伦敦，不仅成为易感人群，而且也带来其他传染病。随着伦敦人口死亡率的不断增高，伦敦进入封锁状态，女王所在王宫周围七英里范围内只允许紧要大臣出入，伦敦剧院等娱乐场所被政府下令关闭长达十五个月，所有户外娱乐活动只允许在宽大通风的场地举行，发现病例的街道封锁40天，发现有患者的家庭门上全部用红色十字标记并禁止人员出入；伦敦的有钱人纷纷逃离伦敦去乡下躲避，伦敦的大小商铺也都关门，留下穷人和病患听天由命。

这是英格兰历史上的第一次政府指挥的Lockdown，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疫情的发展。到1592年冬季，这场瘟疫似乎有所好转，但1593年开春后疫情反扑，到6月份女王和她的贴身人员离开伦敦去伯克郡的温莎城堡躲避瘟疫。8月21日，伊丽莎白宫廷女官斯克洛普夫人（Philadelphia, Lady Scrope，伊丽莎白大姨母玛丽·波琳的孙女）的侍女在温莎城堡门楼佣人寝区死于瘟疫，这是离女王距离最近的瘟疫病例。

1592/93伦敦瘟疫的死亡人数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但一般认为伦敦市区死亡人数在15,000人左右，加上伦敦外围地区大约5000人。以后几十年，伦敦不断有瘟疫发生，直到1665-66年伦敦大瘟疫之后那场著名的大火（the Great Fire of London），将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在内的整个伦敦木质结构房屋连同老鼠跳蚤一起烧毁殆尽，这才给了伦敦一个彻底重建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