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扣押孟晚舟

2018年12月1日，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女士前往墨西哥出席会议。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转机时，被加拿大警方“截胡”：一场由美国编剧，加拿大担纲执导，华为成为关键角色的博弈大戏，就此拉开帷幕。

从政坛退位15年，重回律师本行的前总理克里田，桌上的电话当天被各方“打爆”。预感到“这是一场严重的危机”，他联系上总理杜鲁多的核心幕僚 Gerry Butts，对方答应转达他的关注并反馈，结果杳无音讯。

事件发生10天后（12月11日），他在飞往多伦多的航班上，巧遇杜鲁多最信任的核心幕僚方慧兰（Freeland）。他聊到“孟晚舟事件”，对方认同他的分析，及“尽快让孟回国”的建言。但他仍未等到回音，包括允诺的“面谈”。

事件发生20天（12月21日），他终于与杜鲁多通上电话。克里田开宗明义：孟晚舟事件，是“政治问题”；将其简单归结为“法律问题”，是错误的判断。

杜鲁多回答是：事发前已接到特朗普总统国安顾问波顿的通报。他已决定让法律去处理，不会因中方反制而退缩。

2018年12月末，克里田接到中方高层人士电话，希望他协助化解危机。往来十多次通话后，克里田提出折中办法：从应对“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入手，让孟女士和被中方扣押的两名加拿大人取保候审，各呆各家。

2019年1月29日，中方再次询问，“折中办法”是否得到加拿大政府认可。当克里田再次把讯息传达给杜鲁多政府，他得到的答复是 “Absolutely not!” (“绝无可能！”）并让他无须操心，一切尽在掌握中。

克里田沉默了，外界开始流传让他闭嘴的声音。他说：我做了我能做的和该做的。我为加中关系的现状忧心，尤其我们面对的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他说起老杜鲁多：在我眼里，皮尔-杜鲁多在国际事务上最巨大的功绩，是比美国更早承认中国。我始终认为：孟晚舟事件是“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我宁愿是我错了，小杜鲁多是对的，时间会告诉我们。

2）另一个女人

克里田的自传“我的故事和时代”（“My stories, My times” 第二部第12章 “再说孟晚舟”，真正的主角是方慧兰，一个站在杜鲁多总理背后，最具影响力的核心幕僚，一个可以左右加拿大国策的人。

时间来到2019年7月，“孟晚舟事件”仍是各大媒体的醒目标题。为了不给杜鲁多政府添堵，克里田拒绝了所有采访要求，对外界的恶意攻击置之不理。然而来自政界，商界，民间络绎不绝的电话所传达的焦虑，促使他再次把目光聚焦到“孟晚舟事件”。

最让他意外的，是自由党的政敌，他的老对手，保守党前总理布莱恩-莫汝尼三次在不同场合，希望他帮助化解这场不断恶化的危机。

克里田理解，杜鲁多卡在进退维谷的处境。方慧兰主张：加拿大必须遵从法律，让法庭决定孟晚舟的去留；与此同时，联合盟友一起向北京施压，敦促释放被羁押的两名加拿大公民。

显然杜鲁多采纳了她的方案并付诸行动，但效果适得其反：中方因此加大了对加拿大商品的进口限制。杜鲁多去华盛顿“乞求” （原文）特朗普帮忙，因为扣押孟晚舟是美方的要求。结果是在东京G20峰会上，特朗普只字未提。

学法律出道的克里田重申：在我看来，从头到尾，孟晚舟事件就不是 “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特朗普政府在事发生10天之前就通报了加拿大，这一行为本身就超出法律范畴，是百分百的政治介入；事发后特朗普亲口说，他可以将引渡作为美中贸易战谈判筹码，更佐证了事件被政治操纵。

克里田进一步指出：方慧兰说，在“孟晚舟事件”上，加拿大别无选择；但她显然没有钻研过“引渡法”。该法明确规定：在进入法庭程序前，司法部长有权在任何时候叫停。同时，如果出现当事人权益受影响的非常状况，却未通报司法部长，法庭审讯就不能继续。

所以加拿大政府无法介入的说法，是个伪命题。当方慧兰声称：被中方扣押的两名加拿大公民不是间谍是人质。中方会采用我们的辩词：是与不是要由中国法庭来判定。当我们告诉中方他们的司法体系不可信任，他们会反击：在过去60年间，对原住民实施种族灭绝的国家，没有资格教训别人。

对于政府数月来开始征询他的意见，他说：只要孟晚舟一天还被软禁在温哥华，事情就不会得到解决。而这也是商讨两名加拿大公民得以释放，改善加中关系和排除贸易障碍的先决条件。就此克里田提出三个方案：

方案1：让孟晚舟取保回国候审，到开庭时再返回温哥华；两名加拿大人照此办理。

方案2：“间谍”互换，虽然这种“美式” 操作不是理想方案，但干脆利落。

方案3：以国家利益受损为由，要求美方撤消引渡，否则加拿大司法部将动用权力，中止这场政治危机。

3）无言的结局

2021年9月24日，美国司法部与孟晚舟达成DPA（延后起诉协议）：

A. 不认罪但承认部分事实：根据协议，孟晚舟以“不认罪”的方式承认了曾就华为在伊朗的业务误导银行。

B. 撤回引渡要求：美国司法部通知加拿大，撤回对孟晚舟的引渡要求。

C. 获释回国：加拿大法院随后终止引渡聆讯，解除所有保释条件，孟晚舟即时于2021年9月24日获释。

2021年9月25日，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飞离温哥华回到深圳。在深圳机场，她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同日，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获释返加。

2022年12月2日，美国法院正式撤销对孟晚舟案“银行欺诈”等指控，且不能重新提起诉讼。

一场大戏静悄悄落幕。新华社发声：中国人民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治胁迫，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华盛顿功亏一篑，没能从这场博弈中得到想要的结果。渥太华夹在中间，成为最大苦主。加中关系步入冰河期，直至2026年1月14-17日，新任总理马克-卡尼破冰访华。

＊后记：

克里田至今仍在当律师，仍在关注加拿大的现在与未来：在2026年1月，92岁高龄的克里田再次访问北京，有人称是为卡尼政府的破冰之旅铺路。

在2018-2021那场触发加中关系危机的风波中，意识形态，盟友关系，国家利益纠缠在一起：执政者运用“法律程序”应对复杂的国际关系，不但未能脱身解套，反而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特鲁多及其核心层将这事件界定为“法律问题”（加美有引渡协议，美国要求加拿大扣押并引渡孟晚舟，加方必须履行协议）；而离开政坛15年，回归平民的克里田，一眼就看出这一事件非比寻常：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大国 “政治博弈”。面对当权者的傲慢，他锲而不舍，一再谏言，最终让加拿大摆脱一次重大危机；这场被杜鲁多政府界定为“法律问题”的事件，最终以“政治方式”尘埃落定。

有时想想，选人远比选意识形态更重要：在面对重大事件时，当政者的错误判断，傲慢无知，或偏听偏信，可以导致整个国家文进武出，鸡犬不宁，甚至卷入灾难和别人的战争。

从在位时高瞻远瞩，拒绝让国人卷入伊拉克战争；到卸任后仍然在国家面临困局之时挺身而出，精准界定“孟晚舟事件”的性质，并帮助当政者化解危机；拥有这样一棵政坛 “常青树”，加拿大人好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