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太太和家人的一再抗议，也在家庭医生的强烈建议下，我终于完成了一件本该在十几年前就完成的事，即结肠镜检查 (Colonoscopy)。这一年，正是我来到美国的第36个年头。

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完整地体验美国的医疗流程，平常只是家庭医生的体验，从没有就医过。就是年检我也不是每年都进行的，我是能往后推就推。虽然学过医，但是静脉麻醉之快还是令我相当惊奇，消化科医生将探管送入体内进行检查的整个过程，我则完全因为麻醉而无法描述。

美国医生对结肠镜的建议其实非常明确：50 岁以后，每 5–10 年应做一次结肠镜检查，以预防结肠癌或癌前病变，因为他们可以及时切除息肉送病检。与我年龄相仿的太太已经做过两次结肠镜，而我却一次都没有。这显然不是一个好习惯。我向来不太喜欢看医生，往往凭“自我判断”拖延检查，也因此忽视了家庭医生多年的提醒。

这一次，我终于下定决心。按照家庭医生的推荐，我预约了华大消化科的陈医生。事前在网上查阅了他的背景，知道他是台大医学院的毕业生，我就放心了，没有任何犹豫。秘书打来电话确认时，我当即同意将肠镜安排在 2 月 3 日进行。

因为操作十分顺利，我在就医后再去看陈医生的网上履历，他还是在Johns Hopkins拿的PhD, 文章发表在Cell上。随后在WashU做完住院医和消化科专科训练，现在是WashU消化科的正教授，他真是了不起的华裔医生，非常值得信赖。

在结肠镜检查中，最痛的并非操作本身，而是术前清肠。医生要求在手术前将肠道完全排空，需要分两次喝下总共 4000 毫升的清肠溶液。

由于我预约的检查时间是早上 8:15，两次各 2000 毫升，第一次从晚上6点开始喝，第二次则是在清晨4点进行。按照要求，每 15 分钟喝一杯。大约在第三杯即40 分钟后，肠道开始排空：起初还有固体残留，随后基本只剩液体。

与此同时，术前一天必须完全禁食固体食物，这一点对耐性也是不小的考验。但是我总是牢记太太的警告，你如果不清空医生就看不清楚，所以会是白做了。

清晨到达医院后，他们是反复确认我的姓名和生日。一位在圣路易斯出生和长大的护士又重新问病史，她为我测量了心率、呼吸和血压，一切正常。静脉注射开始时，与以前在胳膊上抽血不同，这次是在手背上找血管。我的血管条件很好，护士说回血非常快，整个准备过程也十分顺利。

随后衣物被整齐放在推车下方，陈医生前来与我交谈。出乎我意料的是，陈医生一开口就用中文叫出了我的名字。无论术前还是术后，我们始终完全使用普通话交流，即使是专业术语也是完全以普通话进行。大家应该明白，这是完全的美国医院环境。

我告诉陈医生，我们在去年在美丽的台湾旅行过。他提到父亲当年从台中到台北发展，他本人也是在台北长大的。这种语言和文化上的熟悉与亲切感，让人顿时放松下来。这也是我与同胞在没有美国人的环境下习惯使用中文的原因，当然对于ABC和美国学生的咨询，我们是全程英文。

被推进操作室时，房间里有三个人：一位麻醉助理、一位麻醉师，以及陈医生本人。麻醉助理简单和我确认了几句话，三人相互确认“可以开始”后，白色的麻醉药被推入静脉。

他们让我采取左侧卧位。之后，我便完全失去了意识。再醒来时，太太已经坐在我的左侧。整个操作过程，包括如何起始、中间检查和结束，我都毫无印象。真正体会到了“睡一觉，事情就完成了”。

陈医生在手术完后又来通报，他说在直肠附近存在两个小息肉，已经送病检，他估计不会有问题。他说鉴于我母亲早年因为胃癌去世，他也建议我做次胃镜检查，称程序也会像今天这么顺利。这一点是肯定的，我答应他了。

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术前护士需要与家属通话确认，但当时太太正在开会，未能接听电话。护士把手机递给我，让我务必联系到她。等太太回电后，护士与她完成了确认，手术才正式开始。等我醒来时，一切都已顺利结束。

我们大约 8 点到达，整个流程结束已接近 11 点，这使我完全无法出席好朋友母亲的葬礼。我换好衣服，被安排坐轮椅离开，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正式坐轮椅。

推我的护工非常专业，动作平稳而有力。我在熙熙攘攘的走廊上笑着对他说，这栋楼正是我工作的地方。由于我喜欢拍照，在经过一些熟悉的角落时，他会主动停下，让我拍完再继续前行。

他一路把我推到顶层五楼，等太太把车开过来，全程安静而耐心。见车到了，我问是否可以自己走，护工点头同意，我便与他道别。

在同一天我又在走廊看见护工在推别的病人，他似乎认识了我，我们还相互点了头。在医学中心工作了三十多年，这是我第一次以“病人”的身份出现，也是第一次如此切身地体会到美国医疗保险体系所带来的现实福利。

除了家庭医生的随访，我几乎没有生什么病，这大概也算是在美国生活的一种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