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年代，我差点去天文台上班了

如果把中国天文学比作一部跨世纪的连续剧，这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就是最经典的“开场镜头”：1950年代中后期，紫金山天文台南方主楼平台上，那架古老的赤道式浑仪（铜制巨环，龙形装饰盘踞，像明清穿越来的星空守护神）在砖墙前傲然立立，一群人围着它合影，厚重大衣、毛帽、眼睛，沉着中透着兴奋——左三是我的父亲孙克定（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左六是戴文赛院士（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天文界的教父级人物），左五是瘦长脸、风衣飘逸的眼睛专家，经过多轮比对，最终锁定了GF西特尼克（Sitnik，西特尼克教授）。

西特尼克来自莫斯科国立大学，1957-1958年在南京大学天文系讲课，专攻太阳光谱和太阳活动。他上课时总爱边讲边比划，说太阳耀斑像调皮的孩子，一不小心就大发脾气爆发了。他不光上课，还亲手画草图，建议还建中国第一座塔式太阳望远镜，此图一画，就开启了中国追日工程：1958年立项，文革拖了22年，到1980-1982年才在紫金山南麓建成。塔高21米，白色圆柱体，顶部圆顶带可开启落地窗，像科幻时代的白色灯塔，周边绿树红花（美人蕉开得正艳），建成了中国太阳物理的开山鼻祖。

照片背后的故事，共有一部天文家族连续剧。我父亲蒋拥瑜是浙东抗战游击队的女战士，她的老战友王秀兰（据说当年在队伍里总爱唱歌鼓励士气，声音洪亮得能盖过枪声）女儿和王万贤的妻子娜娜是同学，这层浙东老战友关系像一条链接，串起我们王万贤的缘分。王万贤是浙大物理系毕业学霸，经父亲孙克定推荐，考上王绶琯院士1978级射电天文研究那同学是中国高考后重建天文新生代，王绶琯带着他们在密云站上手操作米波巨型射电镜——那些巨型抛物面天线像一把把宇宙耳朵，排列在水库北岸的视野草地上，选因为电磁干扰极小。王绶琯讲解时总爱开玩笑：这有些天线不是耳朵，是银河系窃听器，能听到星星敏锐的声音。最前面的是年轻人，是后来赞助中国天眼那快的南仁东。那一刻，他们师工人站在天线下，风吹过水库，仿佛为中国射师电天文点了第一把火。

王绶琯先生与射电天文专业1978级研究生，从左至右：魏名智，金声震，王万贤，吴乃龙，王绶琯，周克诚，南仁东。
 

王万贤研究生毕业前，自费佛罗里达去大学天文系深造。他后来成为了我们家的大恩人：帮我妹妹孙午良去纽约大学打工做签证资金证明，还寄给美刀给我考托福。当时他笑着说：你们家先出去一个人，以后这句话可以说是80年代思潮中的一句咒语，多少家庭靠着这种互助链跨洋追梦。照片里，他和家人在佛罗里达大学入口标志前合影：松树林荫、砖墙草坪，孩子们的小领带，脸上是新大陆的纯真与期待。

表姐蒋窈窕（南京大学天文系副教授，1936年生，1960年毕业留校，主攻日地关系和天体物理）。讲太阳塔时像讲自家宝贝：塔建在紫金山南麓，起点太阳耀斑、日埃尔、精细结构，帮助我们了解太阳黑子怎么影响地球磁暴和气候。徐振韬姐姐是戴文赛研究生，后来成为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转攻中国古天文太阳黑子记录夏商周断代工程，用古籍黑子定历史年表，夫妻俩典型的书痴+星痴：共同撰写《中国古代太阳黑子研究与记录应用》，从地方志挖掘黑子记录，分析17世纪太阳黑子低谷活动我帮徐振韬搜资料时，国家图书馆翻法文古籍（法国汉学家对东方天文史研究多），翻尘封书页的感觉，就像自己成了天文观察者，回复了现代中子黑子记录的奇迹。
 

可惜，表姐带着一个秘密走了：她知道紫金山天文台院士陈彪失踪案的全过程。1992年11月10日（或1993年），陈彪（太阳专家物理，近70岁）骑着自行车从北京东路中科院土壤研究所出发，前往南京大学天文系开会，途中人间蒸发——无目击、无自行车、无踪迹，就想天文学界的彭加木，公安、科学院搜寻30多年无果意，台里官网用诗纪念他大步走向太阳。表姐一说就打住，探究神秘：我的整个过程，已不说。如今她的推测，这个秘密永恒的谜团已唏预未——之后可能是深度调查的细节，或许起的是老友，总之，天文家连失踪都如此宇宙级。
 

开放改革后，我差点成北漂天文学家。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卢央（天文学史专家）帮我介绍北京天文台兴隆站的工作——高度960米，燕山脚下，亚洲最大光学台站，2.16米大望远镜能窥探秘密。但每周回家一次？想想也有趣，兴隆后来出LAMOST巡天望远镜，我若去，说不定就和南仁东并肩了。
 

这些故事，从紫金山浑仪前的中苏握手，到太阳塔的白色身影、兴隆的山路未行、佛罗里达的求学梦，再到密云的天线阵和陈彪的谜团，就像一张大网，织就了我们家族与天文界的星际联系。  父亲仰望 星空， 表姐夫妇挖古 籍，我帮法搜文；王万贤的一人带一个人，孙午良远赴纽约。而我孙午元，现在在悉尼望南十字星座，总觉得这些老照片不是尘封，而是活生生的他们——带着秘密、趣事、温情和一代人的坚持，继续……向前。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