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03

我爸爸是清华大学68届毕业生(大约是哦，记不清楚了)，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大西北去了重庆山城，最终在长寿县安家落户，进了当时的大型国企四川维尼龙厂。当时刚刚毕业，厂里的电机坏了，就请我父亲去检修。也是我父亲运气好，看看是线圈烧了，重新换一组，就这样修好了。于是名气大振，说不愧是名牌大学出来的毕业生。当时有日本人来谈合作，就派了一个日语翻译，叫我爸陪同，因为觉得我爸懂专业。结果我爸把翻译唱了主角，日语不太懂，可是电专业懂行啊。我爸在清华学的是自动控制，就是学电的专业。我也是学的计算机控制，工业企业供电，简称工企，电专业，婆婆说我子承父业。后来我爸为出国考日语，考了四川省第一名。看来我爸不光是在教书上有天赋，在考试上也有天赋啊。

我父母都是清华生，是同班同学，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团支书。我们姊妹俩个都是在人口第二次高峰期，即70年代初期出生的。户口都落在了四川。但是实际上，我是妈妈回爸爸的老家江苏靖江出生的。当时正赶上文革66-76，爸爸劝妈妈不要趟这趟浑水，政治不沾身。就把妈妈送回乡下生孩子。姐姐生下来是呆在四川，由姑姑跟去四川照料的。我则直接生在了靖江县城医院，然后就一直在老家呆着，由奶奶照料。奶奶一直说妈妈狠心，生完我后，看也没看一眼，转身就回了四川。我五岁才由妈妈接回西安照料，我永远忘不了我出村口的那一天，哭着喊着不肯走。是妈妈硬拉我着走的。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妈妈，在火车上管她叫阿姨。回到西安后，我天天对着空中飞过的飞机唱歌，唱着要回家。爸爸一生一直想要个男孩，于是妈妈怀了第三胎。可是那时候正值计划生育推广初期，爸爸妈妈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就把第三胎打了。打下来一看是个男孩，把爸爸可惜坏了。爸爸妈妈一直是很积极的人，情书都写的是，一口一个向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致敬，或者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

是爸爸先去日本留学，还是先调去的西安，我说不清楚了。毕竟我那时候还小。我记得爸爸是1978年去的日本，1982年回来。爸爸回国来带回了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当时时髦新鲜的家用电器。着实让厂里的人羡慕妒忌恨。四川的事情，我只记得碎片的环节，毕竟那时候，我大部分时间呆在靖江，只能听父母的转述。妈妈说，还在重庆的时候，他们先去的涪陵，姐姐的出生地，户口也落在了涪陵。而我的户口就落在了长寿县。爸爸妈妈也是在重庆，跟着当地人学着腌泡菜，吃辣，管簸萁竹篮子叫筲箕（shaoji）。还讲家家户户都把豇豆萝卜放在马路上晒干，这场景现在恐怕没有了。有点像记流水账啊。对不住了。

那时候，爸爸就对妈妈讲，我们不能一辈子就窝在这个小山村，我们必须走出去。果然若干年后，妈妈在美国，听到一个消息，四川维尼纶厂成为国内第一个倒闭的国营企业。而当时很多人，就在那个厂里过了一辈子。在婆婆的帮助下，爸爸妈妈调动工作，去了西安石油仪器厂。那时候，调动工作很困难，要走关系托人情。我是1980年上的小学，就在厂里的简陋校舍里。第一年是在外边的化校里上的学。二三四是厂里腾出来的车间。五六年级厂里盖好了小学，就搬进去了。到初中，厂里有钱，盖了气派的六七层大型教学楼，小学初中全搬进去了。等到高中，厂里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就给市里有名的重点中学85中盖了栋教学大楼，让厂里的孩子们都到85中上学。

再回头来讲我的爸爸。爸爸82年回国，和妈妈一样，也进了石油厂，但是这并不是终点。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西安交大，成为蒋大宗导师的学生。读完了硕士博士。爸爸从日本带回了一辆小木兰。每天下午听着突突突的摩托声，就知道是爸爸回来了。除了我家，谁家会有小摩托啊。那时候，爸爸专门骑着小摩托，带着我们姊妹俩兜风，别提多美了。爸爸还从日本带回了高级音响，跟个小家具小柜子似的，还有无线麦克风。爸爸也不唱歌，爸爸是从农村出来的，谁想到他会带音响，爸爸真会赶时髦。爸爸让我们去家后面的农田里唱歌，隔着好几十米远，他在家里都听得到。简直神极了。在交大读书的时候，爸爸总是把自己关在他的小屋里，写论文。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然后因为睡眠不足，总是双眼布满血丝。爸爸读书好刻苦也好辛苦啊。记得90还是91年春节，爸爸从日本回国度假，还亲自带我去蒋大宗导师家里拜访。那时候蒋大宗导师已经是满头银发，可是依然精神矍铄。进了石油厂，考上研究生，等爸爸转入西安交大，我已经上了市重点高中85中高一。爸爸要求搬家去交大，我不想换学校，从西安交大搭公车去我的高中也就40分钟，骑车也就20多分钟。跟爸爸大吵了一架，最终胳膊拧不过大腿。去了交大附中，我的文科成绩直线下滑，上过交大附中的人都知道原因。可是我上的是理工科，再不考文科，政治还收要考的。原来在85中，我的政治成绩是90多，去了交大附中就是60多，就这在交大附中还算政治高分。高考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分之差可以刷掉一批人，更何况30分之差。我其他科的成绩都是90多分。我的高考总分不尽如人意，只高出重点线数分，这也是我终生的遗憾之一。不过最后上的大学我很满意，不愧离家千里。

---------------------

再回头来说我爸爸。爸爸进了西安交大，仕途也不是一帆风顺。本来说好的我爸爸那个教研室主任等旧的教授退了，就由我爸爸接任。结果被别人排挤掉了。爸爸转头决定出国。那时正赶上89年学潮，国家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夫妻双方有一个出国，另外一个就不能出国。妈妈86年出国一直未归，而且当年就向爸爸提出了离婚，爸爸压着一直不同意。现在爸爸不光是为了自己的前途，也为将来能把我们姊妹俩弄出国，毅然决定放弃国内的一切出国。于是父亲和母亲办理了离婚手续，就又一次选择了东渡日本。这一次就时间比较长，先去东工大做了客座教授。然后去了中央电子株式会社做了职员。姐姐大学毕业是1991年，为了照顾我，留在西安一年。1992年我考上大学，姐姐就被爸爸接去了日本，开始了姐姐的留日生涯。同年，爸爸把我的堂弟也接去了日本。为此，我常埋怨爸爸，是女儿亲还是侄子亲。爸爸的回答是，我在国内读大学，家里供得起，我不用吃没钱的苦。可是我的回答是，堂弟能吃苦，我也能。再说姐姐不是也去了，也去吃苦。难道说，我大学毕业了去，就不用吃苦了吗？事实上，我97年大学毕业后两年，1999年在姐姐的帮助下也去了日本。苦一样没少吃，而且更多。年龄大了，语言学的慢，读书艰辛，不如20岁的小姑娘。我在国内大学的时候，成绩特好，平均分都是92分93分左右，经常有科目考到97分98分。这样的分数在日本的大学都可以拿18万的国费奖学金了。不需要那么辛辛苦苦的打工谋生，还跑遍日本东京的大街小巷。我出国也就前几年特别艰辛，一口气都不敢松。

95年我大三的时候，生病住院了，于是就休学一年。父亲觉得照顾我少，就把我接去日本探亲，办的是家族滞在。96年爸爸觉得在日本呆下去，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头顶那块天花板始终无法突破。一向力争上游的父亲怎甘人下，于是在海归一词还未出现的1996年，就决定回国。当时爸爸问过我，是去北京还是上海。我是北方人，当然推荐北京。可是爸爸是江苏人，还是喜欢南方的氛围，最终选择了上海。我95到96年在日本休学一年，爸爸96年回的国。96-97年我返回昆明读大四。97年毕业，我工作去上海与爸爸团聚。最初爸爸联系的单位是上海工业大学，94年后更名为上海大学的嘉定区分校。呆了几年，觉得不满意，又转而向同济大学投简历。当时我们都反对爸爸换学校，觉得稳定点好，别折腾了。别弄得两头都不落好，怎么办？可是爸爸谁的话都不听，执拗得很，铁了心的要换学校。大概是觉得在上海大学没得到重用，再呆下去也没有多少上升的空间了。宁可再从头来过。事实证明爸爸的决定是很英明的。当时同济大学的校长是首任女校长吴启迪，是位同济校史上极其有名的女校长。她对我父亲也有知遇之恩。爸爸就是在这位女校长的带领下，由普通教授做到了生命科学院的院长之职。也是父亲最终的职位。2011年父亲因癌症在职位逝世。他的学生，同事都参加了他的葬礼。

---------------------

不说父亲一生为国家培养了多少优秀的学生，做了多少科研项目，这些我不懂。他最记挂的还是我们姊妹俩。我们在他去世前没有完全达到他对我们人生的期望值，还是有愧的。女孩子家家的，就是成个家啥的。当初我要读博士，爸爸不看好。他说女孩子家，如果没有家，就算给你个博士学位又如何？很难相信，这是位博士导师对自己女儿说的话。爸爸只是不希望给我压力，比起学业来，他只希望我幸福更重要。只是我无法体谅父亲的苦心，一直为没有读博士课程而遗憾。爸爸的身后事不漂亮，但是我们作为子女也没有抱怨。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爸爸其他方面已经做的够好了，不可能方方面面俱到。爸爸一生要强，不肯面对死神，一直乐观地以为自己还可以活很久，所以没有留下遗嘱。这也成了我们永远的遗憾。爸爸，要对你说的话太多太多，一时之间，竟不知从何说起。我对你有怨有恨，但是更有爱有敬。我父母都是极其优秀的人才，女儿们远远赶不上。你们的一生，无可复制，即便是你们的女儿们，也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