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工资制度，发钱好歹有个标准了，省委书记们再跋扈蛮横，也不会喊秘书明天替我到银行拿些钱了，儿子到哈军工读书，每月还是老婆喊秘书给三儿从书记的工资中寄多少元钱去。

至于住房，一解放进城，那些喜欢蹲在板凳上捧着大海碗呼噜呼噜喝粥吃面条的高级军官，也知道比如上海高安路康平路的花园洋房真TM是舒服，除了蹲坑是一生的挚爱，外插一句， 王近山下放到黄泛区农场，因腿受过伤不能蹲而带了一个坐架，而被革命群众好一顿批判。

所以就定个规矩，住房由不得新贵们自由选择，， 其实这还是建政初期执政者也想把部分待遇限制在笼子里， 这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工资可以全国一个标准，住房却无法指定统一标准，上海可以规定正局以上干部多少多少平方的带卫生设施的房子，这个标准完全无法落实到某些省份的省会，更没法说到了地区一级的城市了。

但是， 省会地区局级住房的品质不能和上海比，住房面积恐怕上海就不能和省会或地区比了。

1959-1962那三年幸福时光之前，普遍供应很好，随便买，高级干部的工资吃香喝辣不在话下，虽然已经有了特供卡， 但拥有者未必想得起来去用，随着形势一天比一天好，鸡鸭鱼肉似乎越来越少，高干老婆（包括高知，那时， 老共还算对得起高知）想起那张卡了，作用之大，自己有数， 不过， 还在当时平头老百姓很多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那张特供卡，一个忽悠传闻着毛主席开始不吃肉了，于是阿狗阿猫自己没肉吃也热泪盈眶以为高级人物与咱们同甘共苦了，直到毛主席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揭发出那种特殊化， 老百姓恍然大悟， 揍他们！结果呢，揍得最厉害的张三李四，就成了三种人。

说白了， 咱不能和国外横向比，要比也得与自己历史比一比， 老共的高级干部，也不比封建王朝的达官显贵特殊到哪里去。

也是文革揭发出来的， 李井泉同志说：哪朝哪代，没有饿死人的？

彭真也说过：到哪儿我也得比别人多吃一些。

陈云同志在延安说：毛主席一天吃一只鸡，是中央交给毛主席的任务。

这些都和工资差别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