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外公终于退休了。随着政策的松动和身份限制的解除，他也重新获得了自由出行的权利。那一年，他第一次来到成都看望我们。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外公。然后外公搬到北京，在大姨家生活。

后来，我去北京上大学。这样一来，我与外公有了频繁相处的机会。我放假的时候回成都，而外公也常常在成都北京两个城市来来回回。有几次我们还坐同一列火车旅行。

记得1981年暑假，我原本打算陪外公一起回成都。

到了火车站才得知，四川正遭遇特大洪水，宝成铁路沿线险情频发，列车途中随时可能因塌方或水毁而抛锚。

外公听完消息，只是沉吟片刻，便平静地说了一句：我愿意冒这个风险，早一点回到成都。

我当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年轻人对风险的感受总是迟钝的，甚至隐隐觉得这种不怕事的态度理所当然。

但同行的同学却极力劝阻。他们反复强调外公的年纪，认为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几番权衡之下，我们最终接受了劝告，没有登上那趟列车。后来才知道，那趟如期发出的列车被困在了两座隧道之间的山谷路段。前后隧道先后塌方，铁路被彻底阻断，列车进退不得，只能滞留在群山深处。车厢外是连绵的山雨和浑浊的洪水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列车一困就是两天。食物和饮水迅速紧张，人心也随之浮动。对于乘客而言，那是一段既漫长又无力的等待。

而我们，则留在北京耐心等待，虽然无聊但也平安。两个星期后，洪水退去，抢修完成，铁路重新通车，我们才按原计划回到成都。

之后，外公在成都我家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日子一旦安顿下来，他便开始重新与那些失散多年的老朋友取得联系。后来，外婆也从北京回到了成都，加入了这个逐渐成形的圈子。

这些朋友，用文革时的话来说，真可算是牛鬼蛇神大集合。有人曾在军阀部队里共事，有人是旧日商场上的伙伴，也有人只是彼此听说过名字，却在晚年聚到了一起。

他们常常相约聚会，有时在茶馆，有时在饭馆，有时就在家里。边打麻将或纸牌边聊天。话题也并不新奇，多是旧事重提：哪一年哪一仗，谁还活着，谁已经不在；谁当年意气风发，谁后来命运多舛。

他们常在成都的茶馆见面，或者相约下馆子、打麻将。茶一泡就是半天，话一说就是一整天。年轻时的事情，逐渐变得可以谈了。外公偶尔也会提到从前的经历包括军阀岁月、后子门煤山那一仗，以及那位阵亡的团长朋友。

外公在田军长部队里结识的一位老朋友，经历尤为特殊。此人早年在加入田部之前，曾在另一个军阀熊克武的部队里当过军官。他的直接上司，是当时的旅指挥刘伯承后来成为中共元帅的那一位。正是靠着刘帅的庇护，他在解放后也没有倒过霉（甚至文革时期也没有受过冲击），到了80年代，还当上了政协委员、文史专员。

另一次，他们又在人民公园旁边的努力餐餐馆聚会。努力餐虽然是中共地下党首领车耀先在1930年代所创，但这时已经又贵又难吃。不过这次聚会他们不能不参加，因为有一个他们的老乡、名人雷晓辉（音）会出席。这雷晓辉据说在1920年代当过中共某罗姓将帅的女朋友，后来又嫁给某国民党地方大员。

到底这个罗姓将帅是谁？中共姓罗的开国将帅共有八人，不过有可能在20年代就在四川谈恋爱的只有罗瑞卿大将，其他人要么当时不在四川，要么岁数不到。但我搜遍互联网也找不到罗大将有过叫雷晓辉的女朋友。谁知道是真是假。

我在这段时间跟外公接触很多，常常跟他聊起过去的事情。

外公过去对自己在军阀部队里的那段历史，曾经讳莫如深。可到了这时候，也终于敢公开谈论了。

在他的回忆中，他们败给红四方面军的那场关键战斗，发生在三汇镇。他说得很笃定，仿佛那一带的地形、街巷、退路，至今仍在眼前。

然而翻检后来能够查到的公开资料，却并没有所谓三汇镇战役的记载。估计那场战役发生在一大片地区，而三汇镇之战只是其中的一个战斗。

他说起那一仗时，对红军战士毫不吝啬赞美。

在他的记忆里，红军个个勇猛无敌，以一当十，像下山的猛虎，从山岭和沟壑间猛扑下来。他们冲锋时不顾生死，枪声、人声、喊杀声连成一片，很快就把原本还算整齐的队伍冲得七零八落。

外公说，他们几乎没有形成像样的抵抗，就已经开始溃退。阵线一断，人心先散，接下来便只剩下各自逃命的狼狈。他讲这些话时语气平静，仿佛在转述一段早已定型的事实，而不是为自己找任何借口。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红军战士是不是都和蔼可亲？是不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外公沉默了一秒钟。

那一秒钟并不长，却很清晰。他没有立刻顺着话说下去，目光停了一下，像是在迅速掂量什么。随后才点了点头，语气略显敷衍地答道：是，是是，挺和气的。

他说完便不再展开。

后来，随着年岁渐长，我读到的材料越来越多，也逐渐明白，外公那一秒钟的沉默，并非偶然。

从不少研究文章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张国焘主导下的红四方面军，军阀作风相当严重。内部纪律严苛而粗暴，对地方社会的治理方式，也远没有后来宣传中那样温和。对普通百姓尚且如此，对军阀系统中的人、对地主和旧式军官，更是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毫不留情。

在那样的背景下再回头看，外公当年的处境其实极为危险。如果在溃败途中被红四方面军俘获，他的身份军需官、地主、旧军阀体系中的一员几乎没有任何缓冲地带，小命能否保住，实在难说。

随着时间推移，外公、外婆与那群老朋友的聚会愈发频繁，这种晚年的重新结社，渐渐开始侵入子女们原本已经稳定下来的生活。

茶馆、饭馆、牌桌，看似不过是消磨时光，却不可避免地耗费着钱财与精力。更重要的是，它们占据了老人们几乎全部的日常，使家庭生活被挤压到边缘。

渐渐地，子女们开始私下商量起对付父母的办法。

这个词听起来并不体面，却是当时最贴切的描述。因为他们面对的，已经不是说服或劝导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不正面冲突的情况下，重新夺回对生活秩序的控制。

最终形成的共识，并不复杂：

一是规定外出的时间，不能天天整日泡在外面；

二是限制可支配的资金，从源头上减少聚会和应酬的频率。

这些措施并非出于恶意，而是一种被迫的管理。子女们很清楚，这样做难免伤人，也难免被指责为不近人情；但在他们看来，这是维持家庭运转所剩不多的选择。

讽刺的是，外公外婆这一生，经历过军阀统治、政治运动、单位管理，却在晚年又一次感受到被管束的滋味而管他们的人，正是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子女。

好在到了80年代后期，外公外婆和他们那一代的朋友们，都已步入高龄。腿脚渐渐不便，出门成了一件需要反复权衡的事。

茶馆离得再近，也不再像从前那样随意；牌桌、饭局，慢慢从日程里消失。曾经占据他们大半生活的聚会，就这样一点点减少了。

这时父亲做了脑部手术，身体状况明显下降，需要人长期照顾。母亲精力有限，无暇兼顾两边。于是外公外婆决定卖掉老家因政策归还的房产，离开熟悉的环境，迁往北京，与大姨同住。顺便提一句，在回到老家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外公发现当年那个管教过他的干部有经济困难，还不计前嫌，慷慨解囊给予援助。

而我自己在大学毕业后回到成都工作，几年后又回到北京，开始了长达近八年的北京学习和工作，因此跟外公外婆走得很近。

然而，到了北京之后，他们很快便感到了孤独。

其实在搬家之前，这种孤独就已经开始显现了。随着年岁增长，老朋友们不是身体衰弱，便是陆续离世，即便还能聚在一起，人数也早已大不如前。那些曾经一摆就是一整天的龙门阵，早就成了回忆。

可至少在成都，还有偶尔能见到的熟面孔。而一旦到了北京，连这点残存的联系也彻底断了。原本就已稀缺、人数寥寥的聚会，从此变成了不可能的事。那些与他们共同经历过乱世、改朝换代、沉浮起落的人，全都留在了遥远的过去。

到了北京之后，他们很快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成都的老朋友不在身边，即使偶有联系，也难再见面。原本就已减少的聚会，几乎完全中断。

为了解除外公的孤独和无聊，大姨给外公买了公交月票，他就常常整天坐公交车在北京城游逛，逛遍了祖国伟大首都凡是公交车能够到达的每一个角落，最后成为了北京公交达人，能在街上为陌生人排忧解难，指导公交路线和换乘方式。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搭公交车出行也越来越不方便。所幸，这时已经进入手机时代。

外公很快学会使用手机，并把它当作主要的社交工具。他几乎每天打电话，与旧识或晚辈交谈。电话那一头，有些是老朋友，但更多的，已经是下一辈的人。

电话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孤独，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费用。那时话费并不便宜，几百元一个月并不少见。以他的退休金，难以承担，只能继续向子女索要。

子女们的态度，也从最初的体谅，逐渐转为限制。

与此同时，在生活细节上，也出现一些让人尴尬的情况。外公有时会以主人的姿态，替大姨一家做出安排，比如邀请客人来住，或留人吃饭。对他来说，这或许只是延续过去待客的习惯；但在现实中，他已不再是那个家的主人。

外公有一位侄孙，叫峰，也是我的一位远房表弟，很有出息。他先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后来又被保送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攻读硕士，学业一路顺畅。再往后，他申请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博士项目，并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那一年，峰为办理赴美签证来到北京，特地和妻子到大姨家，看望外公外婆。峰夫妇到访时，外公一时高兴，竟替房子的主人大姨和大姨夫作了决定，主动邀请峰夫妻住在大姨家里。话说得自然，语气也理所当然，仿佛这仍是他可以随意做主的地方。

这一回，连外婆都看不下去了。她没有当场反驳外公，只是在事后悄悄埋怨他，说他不该这样越界，不该再慷他人之慨。

好在，峰并没有接受这份好意。他婉言谢绝了外公的安排，自己另外找了住处，把事情处理得既体面，又周全。我由衷地佩服他的懂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公身上又出现了一件令他颇为自豪的事情：他的高寿。

外公八十岁那年，中国的人均寿命还不到七十。在同龄人纷纷离去之后，他愈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在了少数人的行列里。于是，他常半认真、半玩笑地说：我的年龄超过中国人均寿命十多岁，所以我是国宝！

母亲和大姨听到外公这番国宝论，却并不买账。

母亲先笑着揶揄道：中国的高寿老人那么多，国宝哪轮得到你？

大姨紧接着补了一句：顶多在家乡那个县，当个县宝吧。

县宝二字一出口，屋里的人都听懂了其中的谐音献宝。那并不是什么褒义，而是带着点嫌弃、有点无奈的调侃，意思更接近于丢人现眼的活宝。

一个孙辈在一旁补了一刀，说道：

你连县宝都未必是第一名。出生在你们县的那位改革总设计师，比你还大一岁，现在不也还健在吗？

这话一出，屋里先是短暂的安静，随即爆发出一阵笑声。外公自己也笑了，只是笑容里多少带着点被降维打击后的认命。他摆摆手，说：那不一样，人家是干大事的。语气里既有服气，也有一点不甘，仿佛国宝的桂冠被人轻轻摘走，心里还是空了一下。

有一次我和外公一起，坐火车从北京去成都。同车遇到一个北京老头。这老头得意地对外公说：老弟，我身体这么硬朗，你猜猜我高寿多少？外公说他猜不出。老头说：说出来吓死你：哥哥我今年68了。想知道我的长寿秘诀吗？

外公看到这老头正在抽烟，就问到：你怎么还抽烟？难道这也是你的长寿秘诀？ 老头连忙回答：吸烟只是一种个人嗜好，对健康无害。现在很多小孩越来越不像话，不学好，中学就开始吸烟。政府为了吓阻他们，才编出了吸烟有害健康的说法。

老头接着问道：老弟看起来应该比哥哥我年轻不了几岁吧？ 外公回答：我比你年轻得多，现在才83岁。 老头大吃一惊，尴尬得再也不言语。

1997年初，外公的那个总设计师老乡也去世了。外公终于熬成了县宝甚至国宝。

同年，外婆也因病去世。她这辈子总共生了10个孩子，只有一半存活到成年，都很有出息。她一生受到很多疾病的折磨，包括癌症和老年多次骨折，去世时估计80有余，当时属于正常的寿命。

外婆去世后，外公的孤独感更加明显。少了一个常年相伴的人，生活中许多细碎的支点也随之消失。于是他吵着要回四川。到了2000年初，二姨在成都华阳买了房子并且入住。到了四月，大姨送外公去了成都，住进了二姨家。

到了成都，他立马如鱼得水，跟一群老乡故旧交往频频。他们告诉大姨：外公因为愿意帮助人，为人大度，所以朋友很多。他虽然是地主兼资本家，还在旧军队任过职，和他差不多的人，在历次运动中，都受了不少罪。但他没有多少劣迹，且待人友善，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还掩护过地下党员。解放后虽然因为他的成分，也受到过批判，但都不是太严酷，历次运动都能平稳过关。

年底大姨把外公接回北京。在成都华阳的八个月时间，是他暮年最高兴的日子，遂了他回一趟四川的心愿。

在子女及在京孙辈们的安排下，他被送到北京郊区一家条件不错的敬老院。大家希望他能在那里参加活动，结识新朋友，过一种更有规律的晚年生活。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院里的老人来自不同地方，经历各异。彼此之间礼貌有余，亲近不足。新的环境，并没有真正替代过去的世界。

他的主要社交，依然是一部手机。他每天打电话，说话的内容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还有人可以说话的感觉。

2001年春天，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国，去敬老院看望他。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外公。

他看上去已经有些木讷。面对重外孙，也没有表现出特别明显的激动。也许是身体衰老，也许是情绪渐渐淡去，总之，那种曾经的锋芒和生气，已经不多见了。

我们离开后三个月，他在没有明显病痛的情况下去世。

就这样走了。

他出生于1905年，大清光绪三十一年；

去世于2001年，享年九十六岁。

这一生，几乎完整地跨越了一个世纪。

从王朝到共和国，从军阀混战到社会重建，从动荡到稳定，他都亲身经历。

他很少对这些经历作出总结。

但他的选择，始终大致一致：

不争辩，不张扬，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把该守的底线守住。不拘小节，随遇而安。

其余的，交给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