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国人都有大一统情节。大一统这个词出自《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的“大”是动词，尊重之意，即以一统为尊；王者制正月一统天下。后来指王权一统天下。大一统不一定要求疆域大，但要求中央政府集中统辖；政令和制度的统一；思想文化的统一；经济生产的统一；民族认同的统一。秦以后的中国就是大一统的范本，典型特征是皇帝集权，一统到底的郡县制官僚体系，编户齐民的户口制度，没有贵族中间阶层，也没有底层的自治社会。与大一统对应的是中世纪欧洲和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封建领主制。因此，欧洲的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都不是大一统。而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法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俄罗斯帝国、苏联都是大一统。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是准大一统。

支持大一统论点之一：战争少、社会稳定。而欧洲战争频繁，人民悲惨
驳：事实是，大一统中国经历了二十六次改朝换代，平均每个朝代的统治不足百年。大一统皇权对竞争者更有诱惑。皇权越大，越容易吸引群雄逐鹿。“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每一次暴力的改朝换代都有对社会巨大的破坏性。而日本皇权万年一系，英国自１０２８年威廉一世诺曼征服后至今，没有改朝换代。封建制下，君权受限，逐鹿者鲜。

欧洲的几次大战，都发生在欧洲的大一统王朝，在中央政府的集中管理和政令制度的统一后，帝国更有能力对外扩张。而不被制衡的权力更容易一意孤行发动对外战争。法荷战争、大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法国大革命战争、拿破仑征服战争、法国与反法同盟大战都发生在这段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由大一统国家或者行进在大一统之路上的国家发起的。所以大一统能减少战争的说法并不成立。

欧洲小国之间的战争规模都不大。秦灭六国动员多至其总人口的20%，而罗马共和国仅动员总人口的1%，希腊诸城邦仅5%。秦国一共杀死150多万他国士兵，远远超过西欧小国之间的战争。伊阙一战杀死韩魏联军24万人，长平一战杀死赵军45万人。中国有着世界十场最高死亡率冲突中的五场：王莽之乱、三国、安史之乱、成吉思汗和明朝灭亡。纵观中国历史，大一统体制带给中国的是灾难多于稳定，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波及全国的大动乱。死亡动辄就是百万和千万。对一个只想好好过日子的老百姓来说，强大无比的集权体制，是他的最坏选择。

中国的农民起义也远比欧洲多。较大的有：陈胜吴广、赤眉绿林、黄巾、黄巢、王小波、宋江、方腊、红巾军、李自成张献忠、白莲教、捻军、太平天国等。《清实录》记载的农民起义超过300次，平均每年有一次半的农民起义。欧洲那么多国家只有不到十次的农民起义。由于欧洲的王权受限，国王、贵族、僧侣、百姓相互制衡，存在着多种上达渠道，使农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中国农民却没有类似的诉求渠道，像抗税抗捐这样微小的反抗总是被无情镇压。没有自我纠错能力的社会，造反是唯一出路。

大一统的过程是强求一律，往往是血腥和残暴的，比如三国、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改朝换代过渡时期，以及清初的留发不留头、清军镇压回乱、对准噶尔民族的屠杀和西南的改土归流。回看中国历史，大一统的过程几乎没有不流血的。

社会的中间阶层是一个朝代稳定的基石，当这个中间阶层被抽出以后，底层社会与官僚集团之间缺乏缓冲地带，社会就会变得十分不稳定。权力分散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

高度集权往往是一个王朝覆没的根本原因。集权造成了缺乏自我纠错的机制，削弱了执政能力。执政和维稳的成本越来越高。地方缺乏多样性，社会变得死板。高度权力集中的体制是最不稳定的，一旦一个链条断了，就造成崩溃性的结果。当力量和资源过分集中的时候，当关键点被突破，混乱和崩溃就是全国性的。葛剑雄发现，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多于统一的时间。

支持大一统论点之二：行政效率高，集中力量办大事
驳：集中力量是可以办大事，但是没有权力制衡，很多大事最后被证明是残害人民、让历史倒退的坏事。中国集中后的力量，用于提供公众服务的并不多。皇帝的大事是修宫殿、造皇陵。长城不能阻挡外族入侵，明朝修长城最努力，但满清屡破边关，长城如同虚设；黄河水患反反复复；京杭大运河主要是为了解决朝廷的漕运，民用的很少，对农业更是有害无益。说明中国在治水和戍边的大事都是失败的。苏联建设了很多大型工程：苏维埃宫，白海运河、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联合钢铁企业等等，它们或者失败了，成为彻底的浪费，或者效率极低。中国的三门峡水利工程也是一个失败。

大一统下行政效力高，但缺乏权力制衡和自我纠错能力，政府更容易为了私利办坏事，办坏事的效率也很高，比如新冠疫情期间，清零作业，封城封楼，造成很多比新冠更严重的损害。中国大一统管理有效率，对人民的汲取更有效率，敲骨吸髓式的压榨，造成普遍的民穷。最后，没有权力制衡，大一统下的高行政效率往往被制度性的贪腐抵消。

反对大一统论点之一：皇权不受限制
对比英王也要服从法律，中国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对皇帝的限制只有：道德自我规范、大臣劝谏和祖宗家法。这三层限制很容易被突破，所以中国历史上昏君远多于明君。中国皇权呈逐渐扩张之势，当西方逐步把国王装进了笼子，中国统治者把民众关进越来越严密的笼子。中国的专制统治方式从粗放简单发展到精密深刻，从控制人的身体发展到控制人的精神，民众奴化的程度越来越深。西汉以前，皇帝起立欢迎丞相；宋初宰相在皇帝面前坐而论道；之后，对皇帝宰臣只能站立；而到了明清两朝，大臣必须跪见皇帝。宋代以前，中国很少文字狱；明清两朝都大兴文字狱，株连九族，挖坟鞭尸。明清两代，民间可以私刻出书，审查都是事后的，现代中国民间没有出版自由，严格的出版三级审查，防火墙和微信删帖，都超越了历代皇权的控制。保甲制发展到户口制，现在摄像头更是无处不在。

反对大一统论点之二：限制竞争，阻碍创新
郑和下西洋七次，舰队比哥伦布的探险舰队大得多，有可能比欧洲更早开发世界。但郑和远洋最终被皇帝认为是劳民伤财而被终止。哥伦布的探险请求先被葡萄牙国王拒绝，再被拒于梅迪纳-塞多尼亚公爵，第三次被拒绝于梅迪纳-塞利伯爵，最后他求助于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得以实现。如果欧洲是前三个统治者下的统一国家，欧洲对美洲的殖民也许永远不会实现。分裂的欧洲显然比大一统的中国提供了更多的创新空间。《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戴蒙德认为，由于中国的大一统，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欧洲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专制君王能够像在中国那样切断整个欧洲的创造源泉”。

反对大一统论点之三：扼杀自治社会
秦统一后，中国社会原有的小自治社会被消灭，替代以官僚体系。社会因此沙漠化、碎片化和原子化，难以保持活力。西欧君主的权力受到议会、自治城市、行会等各社会阶层、利益团体的限制。保留了很多自治传统。这种底层的自立性和创造性能促进社会和国家的繁荣。文明的动力归根结底来自社会基层。当一个社会活跃着无数自治群体，每个人都参与社区事务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当一个社会把所有权力都由高高在上的政府垄断，这个社会注定会失去活力。

反对大一统论点之四：经济发展受到限制
大一统国家都是高度掠夺性的，倾向于高额征税，私有产权不受到保护，中国商人和农民都醉心于买地，认为这是唯一安全的长期投资方法，工商业投资不受到鼓励。大一统下，稳定压倒一切，本质上是反竞争反创新的。西欧封建制下，多个君主和城邦相互竞争，鼓励自己的商贸、征服和殖民活动。人们敢于进行长期投资。英国商人把利润投入国内的制造业中。促进了对工业尤其是蒸汽机和纺织技术方面的投资，促生了工业革命。中国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大一统崩坏，中央政令出不去京城，但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没有了对民营资本的约束，中国实现了一次自下而上、由民间力量主导的金融与财政革命。中国在现代铁路建设、交通、教育等方面都取得很大进展。中国一些行业的年增长速度甚至高达15%-20%。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清末净增了3.52倍；人均GDP则由1894年的10.2两，增至1930年的40.8两。中央政府衰弱的时候，往往是经济、思想和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

大一统消灭了贵族，也消灭了封建制度的骑士文化。契约精神起源于骑士。中国文化中欠缺契约精神这一环节，使中国很难发展出资本主义。

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条件各异。大一统统的过死，全国一律。为了防范个别地方的海盗，“片板不许下海”只会限制整个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反对大一统论点之五：人民生活穷困
大一统都是帝王们的愿望，从来不是人民的向往。生活在大一统下的人民并不幸福。没有人喜欢生活在战火的硝烟中，无论是分裂的战争，还是统一的战争。

中世纪的欧洲权力分散，国王、主教、封建领主互相制约。王权不能直达百姓。领主和农奴是契约关系，既有权力，又有义务。领主的实力来自于依附民众的效忠。领主们不敢过分压榨农民，否则农民会逃走。迫使封建领主实施一些仁政，以招徕与留住农民。这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相似，每个小国都致力于 “近者悦，远者来”。人民有用脚选择的权利。而秦制以后，官僚的权力和地位完全来自皇帝，唯皇帝之命是从，官员是“流官”，干几年就走，不管百姓的死活。为了政绩和发财，刮地皮地增加赋税。所以，中国多贪官酷吏。全国铁板一块，百姓无处可逃。

封建制下，农民一般只向领主交租，而在集权帝制下，农民除交给地主的地租外，还要向国家交税。所以中国农民远比同时代的欧洲农民生活艰难。清朝康乾盛世时期，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白银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同时期的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白银33～44两。18世纪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每日食物是牛奶、面包、咸猪肉、奶酪、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中国农民的主要食物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几乎是零。春荒之际，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

宋朝不是最好的大一统时期，宋朝军事力量较弱，中国历代国土面积最少，失去了燕云十六州、宁夏甘肃大部、朝鲜、辽宁、贵州和云南、越南。却是老百姓最繁荣的时期。

反对大一统论点之六：思想无自由，社会不发展
大一统要求整个社会整齐划一，舆论一律，束缚人民思想的发展。在两千多年皇权下，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大的创新和变革。

欧洲贵族与国王形成力量制衡关系，是最终走向民主政治体制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民主共和政治形成的要件首在分权，而分权的前提是要存在力量均势和相互制衡的条件与需求。中国与欧洲的最大不同是皇权至高无上，皇权无孔不入。没有权力多元，是自由民主制度难以在中国实现的原因。

反对大一统论点之七：中文失去了拼音化的机会
全世界活的语言除中文外都拼音化了，包括以前汉字圈的日韩和越南。说明这是发展的规律。同为象形文字的楔形文字和埃及圣书体也都是越来越简化。

看侯马盟书，六国文字很简洁，有字母化的趋势。而秦国文字相对复杂。秦始皇的书同文以复杂的秦国文字代替了六国文字。各种口语的人使用统一的文字，导致文字和口语分离。地中海字母文字的发展就来自于不同文字的交流。过早统一中文阻止了文字之间的交流学习，错失了向字母系统发展的机会；当中国人接触到字母文字时，中国的文字已经固化。而中国中心的骄傲也很难接受拼音文字是一种更优秀的文字。南方口语的入声字有辅音韵尾，如果能早期拼音化，这些发音都会保存，汉语发音也会更丰富，加上多音节单词的发展，会有效地消除同音多义词。书同文后，以汉字表音让入声消失，汉语发音趋向简单，拼音化越来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