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又咬起来了！

    我的儿时是在内蒙农村度过的，上小学一年级时，爸爸花100元买下三间窑洞，同时买下了主人那条黑白相间的大花狗。我们管它叫“花花”，喂它土豆，喂它菜汤，便很快熟识起来，成了朋友。

    要说“仁义”，就数花花了。当时正值大饥荒年代，连人都一年到头没得肉吃，哪有得骨头给狗啃？但花花从来不嫌家贫，没有一点儿离家弃走的意思。非但如此，它对主人非常之忠厚。每天早晨我去上学，它都要送到路口汪汪几声，摇摇尾巴。晚上放学回来，它好像闻见了似的，照例早早赶到路口去迎接我，仍然是汪汪地摇摇尾巴。

    我的儿童时代，因为有了花花，平添了许多欢乐。我们那一贫如洗的穷乡僻壤，不会有动物园，不会有游乐场，我们也不像今天城市里的独生子女，拥有那么多的玩具。对我，花花就是我的活玩艺儿，花花就是我的好朋友。夏季的星期天，我经常上山去砍柴拣粪，有花花在身边，就什么都不怕了。一遇到有狼或者狐狸，眼睛雪亮的花花老早就发现了它们，咆哮着把它们赶跑，为我壮了胆。花花绝不像今天城里那帮给养懒惯馋了的“贵族”狗，它能自力更生，每次跟我上山，绝不空手而归，不是弄只野兔，就是弄只山鼠，给我童年贫穷的生话里增添了许多乐趣。干累了，我就和它玩儿，拿它当马骑，它驮不动我，索性趴卧在地上，再也不起来了，真是个鬼东西!

    每当我想起童年，就想起了花花。

    告别了童年时代，就没有再养过狗。自从进入北京这座大城市以后，更是连狗叫都没有再听到过。可是，在近两三年，狗又咬起来了，不是在家乡的内蒙古草原，而就在眼下北京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里。

    比起我的花花来，这些“家庭贵族”得到的是千般娇惯、万般恩宠。我家单元楼门二楼的一对夫妇养了那么一只什么狗，都快把两口子折腾出屎来了。那狗绝不像我的花花，舔些残汤剩饭就满足了，而是得给它专开“小灶”。晚上，那男人下班回来，顾不上给人煮米做饭，倒先忙着弄起狗食。早晨起来，那男人顾不上刷牙洗脸，先得披上衣服出来遛狗。哪像我的花花，还未及主人起床，它就早已守卫在大门口了。不知为什么，两口子还常常为狗吵架。大概是当丈夫的对狗太心重，整天“莎莎”长、“莎莎”短地唤个不停，倒如呼唤初恋情人，日子久了，不知是妻子听着别扭，还是觉得自己被冷落了，反正没少发生口角。

    比起我的花花来，这些“家庭贵族”似乎就不那么令人可爱了。也偶尔见过可爱的，那年在边城满洲里逛边贸市场，一位美丽的俄罗斯女郎怀抱一绒绒名犬，说不清是意大利种还是西班牙种，确是让游人们艳羡不已，可她张口就要20万元人民币，恐怕国人很少能玩得起。而我家门口那些“家庭贵族”们，看不出比我的花花名贵多少。夏日晚上我常带女儿出去散步，在我家门口那条不到200米长的街道上，穿梭着大大小小的十五六条狗，都是些“种不纯、貌不乖、皮不亮”的家伙。玩不起珍贵的观赏狗，又想模仿洋人、仿效名流，当一回“业余”“贵族”，过一回“狗”瘾，便牵出几条不伦不类的冒牌货招摇过市，真活似逢场作戏。唉，但愿我这不是小人之心。

    比起我的花花，这些“家庭贵族”还经常惹出是非来。报载，被犬咬伤的人数逐年增多。我自己虽还未遭狗患，但有几次也够触目惊心的。有天晚上途经五棵松路，几条大狼狗伸着气咻咻的大舌头，在街心乱窜，争风斗武，幸亏我的山地车飞快，真怕不小心惹恼了它们扑将过来。就是二楼那条狗，也很让我头痛：太太每次下班回来，都被那畜牲唬得不敢上不敢下的，尽管我说那狗不咬人，但太太还是见它就跑，那狗也就紧追，弄得我只好早晚接送她。这男人本来当得够累的了，现在又无端地平添了这么一份罪孽。还有，那狗不懂得上厕所，主人家又只拥有一居斗室，便只能带狗到楼下来便溺，气得打扫卫生的老太太不知嚷嚷了多少回。幸而那男女后来新添了一口男丁，  “莎莎”不再得宠，被送给隔壁那个单元他的一位朋友。但这回于我又换了另一种倒霉：那家正好与我家同是一一层，并且一墙之隔，狗在阳台上狂叫起来就更如在耳边一样，搅得你半夜三更睡不成觉……

    呜呼，狗又咬起来了！

（此文发表于1995年4月9日《农民日报》，发表时题为《关于狗的说长道短》。）

狗没有变，是人变了。当“宠物文化”蜕变为“作秀文化”，当本应安宁的社区生活被宠物噪音和无序行为搅得没有宁日，是不是该重新思考人与动物的界限，文明与放纵的尺度？我们需要的，不只是爱狗之心，更需顾人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