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严父慈父
10、固执爸爸
爸爸告诉我，他从小就被奶奶认定为“死心眼”。奶奶说他是个“房顶开门，屋内打井，万事不求人”，不像是有知识的人，还说不如小时候让他当“出家人”了。
奶奶为什么这样说呢？爸爸妈妈开办崇慈医院的时候，每年春节都会有社会上经商的、做官的、警察局的人来家里拜年、送礼金，多年不联系的亲戚也登门拜访了。奶奶让爸爸也去来访者们的家里看看，拜个年，可爸爸不愿意，还有些反感。在奶奶的一再催促下，他勉强回访了那些人，把人家送的礼盒轮换着送回去,至于请客吃饭，爸爸也只接受亲友之间的邀请和回请，对官府和警察局的帖子则一概免了，奶奶拿他没有办法。
还有一件让奶奶不满的事情是大伯父的儿子吕光哥哥小学读书时成绩一般，奶奶怕他考不上中学，让爸爸去给小学校长送些鸡蛋，托个门路，能让他顺利进入中学。爸爸不理茬，奶奶就三天两头的催。爸爸不肯照办，还对奶奶说，他应该凭自己的能力，能考上就念，考不上拉倒。气得奶奶整天叨叨咕咕。之后，爸爸利用业余时间辅导吕光哥哥学习，使他凭自己的能力顺利考上了中学。
爸爸在新民县医院工作的时候，新政权刚刚建立。因为爸爸是从“解放区”小北屯归来的，县政府机关的干部和各部门的领导都是爸爸的熟人，了解爸爸的为人，对他很尊重。爸爸始终如一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治病救人，可很快就有亲属、老乡、熟人找上门来，求爸爸帮忙介绍工作，有的要到医院，有的要到机关、工厂。一段时间里，应付这些人成了爸爸最头疼的事情。这些人中，有爸爸的儿时伙伴、同学，还有爷爷奶奶的亲属。爸爸坚持自己的准则，不接受任何人的请求，得罪了一些亲朋，也让奶奶很不高兴。不管奶奶怎么“说教”，爸爸都没有利用关系“走后门”，为任何亲友介绍工作。
可是爸爸并不是谁的忙都不帮的。如果真的需要帮助,爸爸往往会“自报奋勇”,不求自来。爸爸曾介绍一个叫吴金殿的人到新民县螺丝厂当工人。吴金殿无儿无女，孤身一人，是爸爸医治过的国民党伤兵,跟爸爸非亲非故，也没有求爸爸帮忙找工作。
爸爸的固执在对待大伯父的女儿淑和的婚事上展示无余。在医院当护士的淑和热情单纯,被爸爸妈妈认为是有培养前途的人。1944年的一天,伪满的县协和会找她去开“慰劳前方战士”的大会，结识了一个县协和会的徐姓职员。听到关于他们的传闻，爸爸告诫淑和不要和“官府”的人来往，淑和却执意要嫁给他。徐与前妻离了婚,准备和淑和姐结婚。这件事，在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最坚决反对这桩婚事的就是爸爸,还有毫不含糊地站在他一边的妈妈。爸爸让她放弃这个男人，妈妈苦口婆心劝阻她。
面对家人的一致反对，淑和姐竟然寻死觅活，吓得家里人都迁就了她。只有爸爸一个人立场不变。在她结婚前后的一个星期，为了避免和她见面，爸爸竟然住进了舅爷家。爸爸一直没有和他的这位侄女婿再见过。我家来锦州后，大伯父家所有的子女都来过我家，只有淑和堂姐从未来过。直到1981年大伯父去世，爸爸去治丧，才见到了他们夫妻，那时距他们结婚已经过去了36年。我听到爸爸回来后告诉妈妈：“我看见他们了，只打了个招呼，没说几句话。” 妈妈说：“真够倔的了。”
爸爸劝阻的第二桩事是叔叔的婚事。叔叔“谈恋爱”的时候还是个高中生，只有16岁，收到一枚金戒指，就私订了终身。爸爸当时已读大学，自以为是成年人了，感到叔叔涉世太浅，还不懂事，就挺身而出，想保护他。可是笨口拙腮的爸爸说不服伶牙俐齿的叔叔，最后被叔叔的一句“四哥，别管了，她不是跟我过吗？又不是跟你过”说得哑口无言。
爸爸为了亲人的“终身大事”，像一个无畏的守护神，宁可得罪人，宁可被误解，依然坚持已见，从不妥协，却屡战屡败。最后一次，是败在了我这个不孝女儿的手里。那时候，我只有十八岁，刚刚下乡几个月，就交友不慎，滑进了泥潭。由于我在文革中被洗脑太深，偏离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却不自知，一意孤行。爸爸反对我的选择,坚决而持久，我则顽固不化，固执己见，还自以为在保卫爱情。漫长的“父女战争”持续了很多年，爸爸败给了我，我败给了自己。我的爱情和婚姻灰飞烟灭，我一生的命运也由此改变。
文革中，我由于运动初期被孤立、受打压，对有些“红五类”“的狂妄蛮横和一些人的人云亦云、随风倒十分反感，也由于对新兴工业的特殊情结，参加了少数派组织“糟字派”。
我每天到学校参加派性活动，本来无知无识的头脑灌满“造反有理”的豪言壮语，我觉得自己站在了“宇宙真理”的制高点，每天都希望像个英雄似的活着。在我以生命为代价的绝食“壮举”之后，妈妈和姐姐选择支持“保卫新兴工业”的一边，参加了“糟字派”。只有爸爸，无论我怎样用“路线斗争”的伟大意义和重要性“启发”“开导”他，爸爸都不为所动。
爸爸既反对“好字派”的为所欲为，仗势欺人，也不认可“糟字派”的虚张声势，以牙还牙。他只认准“医生就是要治病救人，医院只能救死扶伤”。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爸爸是一个最认真、负责的医院领导，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付给了那个被两个派性组织搞得不得安生的医院和无以计数的需要保护和治疗的求医者。
当“革命大联合”的口号响起的时候，文革操纵者号召领导干部“站队”、“亮相”，表明自己站在哪一边。许多在文革中被斗、被“靠边站”的干部们都急急忙忙站了出来，“表态”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于是就被有关群众组织保护起来，并且被“结合”进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在很多个晚上和周末，一些赞赏爸爸的人到家里劝爸爸“亮相”，以便得到群众的支持；还有人“启发”爸爸团结、依靠支持自己的人，建立有利的关系网。可爸爸没有这样做,没有“亮相”在任何一个派性组织一边。在那个扭曲的年代里，他成了一个孤独者。
爸爸抱定了对文革不理解的态度，不肯与时俱进，不肯随波逐流。爸爸一直都不曾也不肯改变。
严父慈父 (10): 固执爸爸
旭子 (2026-05-06 07:59:16) 评论 (0)
第二章 严父慈父
10、固执爸爸
爸爸告诉我，他从小就被奶奶认定为“死心眼”。奶奶说他是个“房顶开门，屋内打井，万事不求人”，不像是有知识的人，还说不如小时候让他当“出家人”了。
奶奶为什么这样说呢？爸爸妈妈开办崇慈医院的时候，每年春节都会有社会上经商的、做官的、警察局的人来家里拜年、送礼金，多年不联系的亲戚也登门拜访了。奶奶让爸爸也去来访者们的家里看看，拜个年，可爸爸不愿意，还有些反感。在奶奶的一再催促下，他勉强回访了那些人，把人家送的礼盒轮换着送回去,至于请客吃饭，爸爸也只接受亲友之间的邀请和回请，对官府和警察局的帖子则一概免了，奶奶拿他没有办法。
还有一件让奶奶不满的事情是大伯父的儿子吕光哥哥小学读书时成绩一般，奶奶怕他考不上中学，让爸爸去给小学校长送些鸡蛋，托个门路，能让他顺利进入中学。爸爸不理茬，奶奶就三天两头的催。爸爸不肯照办，还对奶奶说，他应该凭自己的能力，能考上就念，考不上拉倒。气得奶奶整天叨叨咕咕。之后，爸爸利用业余时间辅导吕光哥哥学习，使他凭自己的能力顺利考上了中学。
爸爸在新民县医院工作的时候，新政权刚刚建立。因为爸爸是从“解放区”小北屯归来的，县政府机关的干部和各部门的领导都是爸爸的熟人，了解爸爸的为人，对他很尊重。爸爸始终如一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治病救人，可很快就有亲属、老乡、熟人找上门来，求爸爸帮忙介绍工作，有的要到医院，有的要到机关、工厂。一段时间里，应付这些人成了爸爸最头疼的事情。这些人中，有爸爸的儿时伙伴、同学，还有爷爷奶奶的亲属。爸爸坚持自己的准则，不接受任何人的请求，得罪了一些亲朋，也让奶奶很不高兴。不管奶奶怎么“说教”，爸爸都没有利用关系“走后门”，为任何亲友介绍工作。
可是爸爸并不是谁的忙都不帮的。如果真的需要帮助,爸爸往往会“自报奋勇”,不求自来。爸爸曾介绍一个叫吴金殿的人到新民县螺丝厂当工人。吴金殿无儿无女，孤身一人，是爸爸医治过的国民党伤兵,跟爸爸非亲非故，也没有求爸爸帮忙找工作。
爸爸的固执在对待大伯父的女儿淑和的婚事上展示无余。在医院当护士的淑和热情单纯,被爸爸妈妈认为是有培养前途的人。1944年的一天,伪满的县协和会找她去开“慰劳前方战士”的大会，结识了一个县协和会的徐姓职员。听到关于他们的传闻，爸爸告诫淑和不要和“官府”的人来往，淑和却执意要嫁给他。徐与前妻离了婚,准备和淑和姐结婚。这件事，在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最坚决反对这桩婚事的就是爸爸,还有毫不含糊地站在他一边的妈妈。爸爸让她放弃这个男人，妈妈苦口婆心劝阻她。
面对家人的一致反对，淑和姐竟然寻死觅活，吓得家里人都迁就了她。只有爸爸一个人立场不变。在她结婚前后的一个星期，为了避免和她见面，爸爸竟然住进了舅爷家。爸爸一直没有和他的这位侄女婿再见过。我家来锦州后，大伯父家所有的子女都来过我家，只有淑和堂姐从未来过。直到1981年大伯父去世，爸爸去治丧，才见到了他们夫妻，那时距他们结婚已经过去了36年。我听到爸爸回来后告诉妈妈：“我看见他们了，只打了个招呼，没说几句话。” 妈妈说：“真够倔的了。”
爸爸劝阻的第二桩事是叔叔的婚事。叔叔“谈恋爱”的时候还是个高中生，只有16岁，收到一枚金戒指，就私订了终身。爸爸当时已读大学，自以为是成年人了，感到叔叔涉世太浅，还不懂事，就挺身而出，想保护他。可是笨口拙腮的爸爸说不服伶牙俐齿的叔叔，最后被叔叔的一句“四哥，别管了，她不是跟我过吗？又不是跟你过”说得哑口无言。
爸爸为了亲人的“终身大事”，像一个无畏的守护神，宁可得罪人，宁可被误解，依然坚持已见，从不妥协，却屡战屡败。最后一次，是败在了我这个不孝女儿的手里。那时候，我只有十八岁，刚刚下乡几个月，就交友不慎，滑进了泥潭。由于我在文革中被洗脑太深，偏离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却不自知，一意孤行。爸爸反对我的选择,坚决而持久，我则顽固不化，固执己见，还自以为在保卫爱情。漫长的“父女战争”持续了很多年，爸爸败给了我，我败给了自己。我的爱情和婚姻灰飞烟灭，我一生的命运也由此改变。
文革中，我由于运动初期被孤立、受打压，对有些“红五类”“的狂妄蛮横和一些人的人云亦云、随风倒十分反感，也由于对新兴工业的特殊情结，参加了少数派组织“糟字派”。
我每天到学校参加派性活动，本来无知无识的头脑灌满“造反有理”的豪言壮语，我觉得自己站在了“宇宙真理”的制高点，每天都希望像个英雄似的活着。在我以生命为代价的绝食“壮举”之后，妈妈和姐姐选择支持“保卫新兴工业”的一边，参加了“糟字派”。只有爸爸，无论我怎样用“路线斗争”的伟大意义和重要性“启发”“开导”他，爸爸都不为所动。
爸爸既反对“好字派”的为所欲为，仗势欺人，也不认可“糟字派”的虚张声势，以牙还牙。他只认准“医生就是要治病救人，医院只能救死扶伤”。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爸爸是一个最认真、负责的医院领导，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付给了那个被两个派性组织搞得不得安生的医院和无以计数的需要保护和治疗的求医者。
当“革命大联合”的口号响起的时候，文革操纵者号召领导干部“站队”、“亮相”，表明自己站在哪一边。许多在文革中被斗、被“靠边站”的干部们都急急忙忙站了出来，“表态”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于是就被有关群众组织保护起来，并且被“结合”进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在很多个晚上和周末，一些赞赏爸爸的人到家里劝爸爸“亮相”，以便得到群众的支持；还有人“启发”爸爸团结、依靠支持自己的人，建立有利的关系网。可爸爸没有这样做,没有“亮相”在任何一个派性组织一边。在那个扭曲的年代里，他成了一个孤独者。
爸爸抱定了对文革不理解的态度，不肯与时俱进，不肯随波逐流。爸爸一直都不曾也不肯改变。
10、固执爸爸
爸爸告诉我，他从小就被奶奶认定为“死心眼”。奶奶说他是个“房顶开门，屋内打井，万事不求人”，不像是有知识的人，还说不如小时候让他当“出家人”了。
奶奶为什么这样说呢？爸爸妈妈开办崇慈医院的时候，每年春节都会有社会上经商的、做官的、警察局的人来家里拜年、送礼金，多年不联系的亲戚也登门拜访了。奶奶让爸爸也去来访者们的家里看看，拜个年，可爸爸不愿意，还有些反感。在奶奶的一再催促下，他勉强回访了那些人，把人家送的礼盒轮换着送回去,至于请客吃饭，爸爸也只接受亲友之间的邀请和回请，对官府和警察局的帖子则一概免了，奶奶拿他没有办法。
还有一件让奶奶不满的事情是大伯父的儿子吕光哥哥小学读书时成绩一般，奶奶怕他考不上中学，让爸爸去给小学校长送些鸡蛋，托个门路，能让他顺利进入中学。爸爸不理茬，奶奶就三天两头的催。爸爸不肯照办，还对奶奶说，他应该凭自己的能力，能考上就念，考不上拉倒。气得奶奶整天叨叨咕咕。之后，爸爸利用业余时间辅导吕光哥哥学习，使他凭自己的能力顺利考上了中学。
爸爸在新民县医院工作的时候，新政权刚刚建立。因为爸爸是从“解放区”小北屯归来的，县政府机关的干部和各部门的领导都是爸爸的熟人，了解爸爸的为人，对他很尊重。爸爸始终如一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治病救人，可很快就有亲属、老乡、熟人找上门来，求爸爸帮忙介绍工作，有的要到医院，有的要到机关、工厂。一段时间里，应付这些人成了爸爸最头疼的事情。这些人中，有爸爸的儿时伙伴、同学，还有爷爷奶奶的亲属。爸爸坚持自己的准则，不接受任何人的请求，得罪了一些亲朋，也让奶奶很不高兴。不管奶奶怎么“说教”，爸爸都没有利用关系“走后门”，为任何亲友介绍工作。
可是爸爸并不是谁的忙都不帮的。如果真的需要帮助,爸爸往往会“自报奋勇”,不求自来。爸爸曾介绍一个叫吴金殿的人到新民县螺丝厂当工人。吴金殿无儿无女，孤身一人，是爸爸医治过的国民党伤兵,跟爸爸非亲非故，也没有求爸爸帮忙找工作。
爸爸的固执在对待大伯父的女儿淑和的婚事上展示无余。在医院当护士的淑和热情单纯,被爸爸妈妈认为是有培养前途的人。1944年的一天,伪满的县协和会找她去开“慰劳前方战士”的大会，结识了一个县协和会的徐姓职员。听到关于他们的传闻，爸爸告诫淑和不要和“官府”的人来往，淑和却执意要嫁给他。徐与前妻离了婚,准备和淑和姐结婚。这件事，在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最坚决反对这桩婚事的就是爸爸,还有毫不含糊地站在他一边的妈妈。爸爸让她放弃这个男人，妈妈苦口婆心劝阻她。
面对家人的一致反对，淑和姐竟然寻死觅活，吓得家里人都迁就了她。只有爸爸一个人立场不变。在她结婚前后的一个星期，为了避免和她见面，爸爸竟然住进了舅爷家。爸爸一直没有和他的这位侄女婿再见过。我家来锦州后，大伯父家所有的子女都来过我家，只有淑和堂姐从未来过。直到1981年大伯父去世，爸爸去治丧，才见到了他们夫妻，那时距他们结婚已经过去了36年。我听到爸爸回来后告诉妈妈：“我看见他们了，只打了个招呼，没说几句话。” 妈妈说：“真够倔的了。”
爸爸劝阻的第二桩事是叔叔的婚事。叔叔“谈恋爱”的时候还是个高中生，只有16岁，收到一枚金戒指，就私订了终身。爸爸当时已读大学，自以为是成年人了，感到叔叔涉世太浅，还不懂事，就挺身而出，想保护他。可是笨口拙腮的爸爸说不服伶牙俐齿的叔叔，最后被叔叔的一句“四哥，别管了，她不是跟我过吗？又不是跟你过”说得哑口无言。
爸爸为了亲人的“终身大事”，像一个无畏的守护神，宁可得罪人，宁可被误解，依然坚持已见，从不妥协，却屡战屡败。最后一次，是败在了我这个不孝女儿的手里。那时候，我只有十八岁，刚刚下乡几个月，就交友不慎，滑进了泥潭。由于我在文革中被洗脑太深，偏离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却不自知，一意孤行。爸爸反对我的选择,坚决而持久，我则顽固不化，固执己见，还自以为在保卫爱情。漫长的“父女战争”持续了很多年，爸爸败给了我，我败给了自己。我的爱情和婚姻灰飞烟灭，我一生的命运也由此改变。
文革中，我由于运动初期被孤立、受打压，对有些“红五类”“的狂妄蛮横和一些人的人云亦云、随风倒十分反感，也由于对新兴工业的特殊情结，参加了少数派组织“糟字派”。
我每天到学校参加派性活动，本来无知无识的头脑灌满“造反有理”的豪言壮语，我觉得自己站在了“宇宙真理”的制高点，每天都希望像个英雄似的活着。在我以生命为代价的绝食“壮举”之后，妈妈和姐姐选择支持“保卫新兴工业”的一边，参加了“糟字派”。只有爸爸，无论我怎样用“路线斗争”的伟大意义和重要性“启发”“开导”他，爸爸都不为所动。
爸爸既反对“好字派”的为所欲为，仗势欺人，也不认可“糟字派”的虚张声势，以牙还牙。他只认准“医生就是要治病救人，医院只能救死扶伤”。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爸爸是一个最认真、负责的医院领导，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付给了那个被两个派性组织搞得不得安生的医院和无以计数的需要保护和治疗的求医者。
当“革命大联合”的口号响起的时候，文革操纵者号召领导干部“站队”、“亮相”，表明自己站在哪一边。许多在文革中被斗、被“靠边站”的干部们都急急忙忙站了出来，“表态”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于是就被有关群众组织保护起来，并且被“结合”进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在很多个晚上和周末，一些赞赏爸爸的人到家里劝爸爸“亮相”，以便得到群众的支持；还有人“启发”爸爸团结、依靠支持自己的人，建立有利的关系网。可爸爸没有这样做,没有“亮相”在任何一个派性组织一边。在那个扭曲的年代里，他成了一个孤独者。
爸爸抱定了对文革不理解的态度，不肯与时俱进，不肯随波逐流。爸爸一直都不曾也不肯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