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我每年回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看父亲。母亲去世已经十年了，从那以后，父亲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两年后住进了养老院。虽然我哥哥也在国内，但父亲反而更习惯这种相对独立、有规律的生活。进养老院到现在已经八年了。今年他95岁。在我们这个家族里，能活到这个年纪的，没有第二个。我心里很清楚，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养老院。
对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上代留学生来说，每年还回去，很大一个原因，是父母还在。一旦父母都不在了，回去的动力估计就会明显减弱了，至少不会再像现在这样，一年一次地惦记着往回跑。
这次见到父亲，明显感觉他又老了一些。虽然还能自理，拄着拐杖慢慢走路，但步子更小了，腰也更弯了，说话也更含糊了。但发现他脑子还算清醒，虽然事情忘得很快。其实他年轻时说话就不算清楚，现在就更难听明白了。听力也是时好时坏。我在美国时常给他打微信视频，打三次，能接起一次就不错了。有时接不通，还要打电话给楼层的服务员，请他们帮忙去帮助父亲打开视频。即便接通，也说不了多久，他听不清，我也听不清他说话。更多时候，只是“见一面”，心里就踏实了一些。
回想起来，我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其实并不深。七岁那年，大概是1964年，父亲因为工作调动，从省委的一个部门下放到地委工作，我母亲也决定一起去。当时父母可能以为只是暂时的，就把我和哥哥留在舅舅、舅母家。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十年。直到1975年他们回到省城，我那时候刚好中学毕业。从小到大，真正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恐怕连一年都不到。
父亲又是那种少言寡语的人，不善表达。我和哥哥每年暑假坐长途汽车去看他们，一个多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种关系，说不上亲密，反倒有点生疏。母亲还会经常写信，叮嘱我好好学习，争取进步。父亲却从来没有写过信。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再见到他，连“爸爸”都叫不出口。
后来重新生活在一起，才慢慢把这个称呼叫出来了。
父亲是离休的，出生在山东的老解放区，15岁参军，据他说还给张爱萍当过勤务员。他个子不高，人也机灵，这种小兵在部队里往往容易被首长喜欢。但他一直有个心结，就是“出身不好”。这件事压了他一辈子，也影响了家庭。文革那个年代，家庭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地主出身这几个字，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很重的负担。只能低调做人，尽量不让人抓住话柄。
去年我回国时，曾经问过他：“你们家为什么会被划成地主？”他一下子有点激动，用手比划着，说“一共就25亩地”。我又问，那怎么还能参军？他说，是他舅舅帮他找的这条路。我心想，多亏走了这一步，不然后面就惨了。在山东解放区，很多出身不好的人，命运都很惨。还有一些骇人的说法，说很多地主家的大姑娘被活活弄死。那些事情，我们没有亲眼见过，但那种恐惧，是真实存在过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爷爷。他在大连日伪时期做过镇长，也做过一点小生意。“三反五反”时期被抓，坐了十多年牢。奶奶五十多岁就去世了，爷爷出狱后，在生产队孤老终生，大概68岁，去世的时候连家属都没有通知。1968年暑假我去看父母时，母亲告诉我，爷爷已经去世了。我记得父亲当时低落的表情，但因为我从未见过爷爷，我自己并没有太多悲伤。只是到了今天，再回想那个场景，父亲知道自己的父亲去世，却无法去送一程，那种无力和绝望，是可以想象的。
后来父母调回省城之后，我便随着父亲单位下乡到了郊区，但能经常坐市郊车回家。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不久，有一个周末我回家，一进门，父亲忽然对我说：“你可能有希望了。”他没有多解释，但我明白他的意思。一个时代结束了，也许新的时代快开始了。
但这个“开始”，来得极其漫长。虽然打倒了四人帮，但是“按既定方针办”的那几年，中央延续着文革的余波，看不到太多改变。我们知青在农村，一边劳动，一边偷偷复习功课，准备高考。那一年都很难熬。直到1977年，邓小平复出，高考恢复，大家才真正觉得，新时代真的来了。那一代人，对后来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对邓小平，是带着感激之情的。
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骑着自行车去医院找父亲。他当时因支农得了黄疸性肝炎，回来住进了传染病医院。我隔着窗户，把通知书举给他看。我至今记得他的眼神，有一种含而不露的喜悦，还有一丝泪光。
父亲还在，所以我必须每年回来看看他。回国之后，我基本不安排别的事情。每天早饭后，下午再去养老院陪他。也不一定说什么话。他看他的手机，看电视，我做我的事情，但两个人在一个空间里，感觉就是不一样。
父亲对生命一向偏悲观。八十多岁时，他就常说“没几年活头了”。去年我回国看他，他说“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今年我刚进门，他又说了一遍。我就跟他说，去年你也说这句话， 80岁的时候你就开始说这句话，已经说了十几年了。我告诉他，还有五年就一百岁了，慢慢活着吧。
他嘴上说不行了，但我看他对生活的态度，其实并不消极。他在养老院里，是那种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模范老人”。每天自己把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像在部队一样。房间干干净净，东西摆放井井有条，而且他都记得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只是观念还是老的一套。我给他买点东西，他第一反应总是问多少钱，然后说“太贵”。我对他说，你现在一年收入十几万，一个人根本花不完。你是拿六十年代的收入标准，来衡量今天的物价，当然觉得贵。如果按现在的收入看，其实都不算什么。但这些道理，说了也没用。我慢慢也就不跟他争了。只要他每天能吃好、睡好，就够了。
父亲这一辈子，不运动，不打球，不游泳，不下棋，也不打牌。打过麻将，但从不上瘾。唯一的爱好，大概就是做饭和走路。他的作息很好，现在晚上九点多睡觉，早上五点左右起床。胃口也不错，虽然他说吃得不多，但我看他的饭量，有时比我的还大。他基本上靠的是能吃、能睡，还有排便通畅。年轻时有点高血压，没想到到这个年纪反而降下来了，平时也不太吃药，只是偶尔吃点通便的中成药。
我当然希望他能一直这样下去，活到一百岁。那时候我也七十多了，不知道还能不能这样万里奔波来看他，也不好说。但不管怎样，我还是会尽量一年一年地回来。至少，不让他像我爷爷那样，孤老而去。
2025.5.9 于中国
（不知道为什么，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几次忍不住落泪，有点刹不住。）
一年一次的回国，就为看父亲
远远的雾 (2026-05-08 17:34:53) 评论 (2)这几年，我每年回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看父亲。母亲去世已经十年了，从那以后，父亲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两年后住进了养老院。虽然我哥哥也在国内，但父亲反而更习惯这种相对独立、有规律的生活。进养老院到现在已经八年了。今年他95岁。在我们这个家族里，能活到这个年纪的，没有第二个。我心里很清楚，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养老院。
对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上代留学生来说，每年还回去，很大一个原因，是父母还在。一旦父母都不在了，回去的动力估计就会明显减弱了，至少不会再像现在这样，一年一次地惦记着往回跑。
这次见到父亲，明显感觉他又老了一些。虽然还能自理，拄着拐杖慢慢走路，但步子更小了，腰也更弯了，说话也更含糊了。但发现他脑子还算清醒，虽然事情忘得很快。其实他年轻时说话就不算清楚，现在就更难听明白了。听力也是时好时坏。我在美国时常给他打微信视频，打三次，能接起一次就不错了。有时接不通，还要打电话给楼层的服务员，请他们帮忙去帮助父亲打开视频。即便接通，也说不了多久，他听不清，我也听不清他说话。更多时候，只是“见一面”，心里就踏实了一些。
回想起来，我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其实并不深。七岁那年，大概是1964年，父亲因为工作调动，从省委的一个部门下放到地委工作，我母亲也决定一起去。当时父母可能以为只是暂时的，就把我和哥哥留在舅舅、舅母家。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十年。直到1975年他们回到省城，我那时候刚好中学毕业。从小到大，真正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恐怕连一年都不到。
父亲又是那种少言寡语的人，不善表达。我和哥哥每年暑假坐长途汽车去看他们，一个多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种关系，说不上亲密，反倒有点生疏。母亲还会经常写信，叮嘱我好好学习，争取进步。父亲却从来没有写过信。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再见到他，连“爸爸”都叫不出口。
后来重新生活在一起，才慢慢把这个称呼叫出来了。
父亲是离休的，出生在山东的老解放区，15岁参军，据他说还给张爱萍当过勤务员。他个子不高，人也机灵，这种小兵在部队里往往容易被首长喜欢。但他一直有个心结，就是“出身不好”。这件事压了他一辈子，也影响了家庭。文革那个年代，家庭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地主出身这几个字，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很重的负担。只能低调做人，尽量不让人抓住话柄。
去年我回国时，曾经问过他：“你们家为什么会被划成地主？”他一下子有点激动，用手比划着，说“一共就25亩地”。我又问，那怎么还能参军？他说，是他舅舅帮他找的这条路。我心想，多亏走了这一步，不然后面就惨了。在山东解放区，很多出身不好的人，命运都很惨。还有一些骇人的说法，说很多地主家的大姑娘被活活弄死。那些事情，我们没有亲眼见过，但那种恐惧，是真实存在过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爷爷。他在大连日伪时期做过镇长，也做过一点小生意。“三反五反”时期被抓，坐了十多年牢。奶奶五十多岁就去世了，爷爷出狱后，在生产队孤老终生，大概68岁，去世的时候连家属都没有通知。1968年暑假我去看父母时，母亲告诉我，爷爷已经去世了。我记得父亲当时低落的表情，但因为我从未见过爷爷，我自己并没有太多悲伤。只是到了今天，再回想那个场景，父亲知道自己的父亲去世，却无法去送一程，那种无力和绝望，是可以想象的。
后来父母调回省城之后，我便随着父亲单位下乡到了郊区，但能经常坐市郊车回家。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不久，有一个周末我回家，一进门，父亲忽然对我说：“你可能有希望了。”他没有多解释，但我明白他的意思。一个时代结束了，也许新的时代快开始了。
但这个“开始”，来得极其漫长。虽然打倒了四人帮，但是“按既定方针办”的那几年，中央延续着文革的余波，看不到太多改变。我们知青在农村，一边劳动，一边偷偷复习功课，准备高考。那一年都很难熬。直到1977年，邓小平复出，高考恢复，大家才真正觉得，新时代真的来了。那一代人，对后来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对邓小平，是带着感激之情的。
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骑着自行车去医院找父亲。他当时因支农得了黄疸性肝炎，回来住进了传染病医院。我隔着窗户，把通知书举给他看。我至今记得他的眼神，有一种含而不露的喜悦，还有一丝泪光。
父亲还在，所以我必须每年回来看看他。回国之后，我基本不安排别的事情。每天早饭后，下午再去养老院陪他。也不一定说什么话。他看他的手机，看电视，我做我的事情，但两个人在一个空间里，感觉就是不一样。
父亲对生命一向偏悲观。八十多岁时，他就常说“没几年活头了”。去年我回国看他，他说“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今年我刚进门，他又说了一遍。我就跟他说，去年你也说这句话， 80岁的时候你就开始说这句话，已经说了十几年了。我告诉他，还有五年就一百岁了，慢慢活着吧。
他嘴上说不行了，但我看他对生活的态度，其实并不消极。他在养老院里，是那种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模范老人”。每天自己把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像在部队一样。房间干干净净，东西摆放井井有条，而且他都记得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只是观念还是老的一套。我给他买点东西，他第一反应总是问多少钱，然后说“太贵”。我对他说，你现在一年收入十几万，一个人根本花不完。你是拿六十年代的收入标准，来衡量今天的物价，当然觉得贵。如果按现在的收入看，其实都不算什么。但这些道理，说了也没用。我慢慢也就不跟他争了。只要他每天能吃好、睡好，就够了。
父亲这一辈子，不运动，不打球，不游泳，不下棋，也不打牌。打过麻将，但从不上瘾。唯一的爱好，大概就是做饭和走路。他的作息很好，现在晚上九点多睡觉，早上五点左右起床。胃口也不错，虽然他说吃得不多，但我看他的饭量，有时比我的还大。他基本上靠的是能吃、能睡，还有排便通畅。年轻时有点高血压，没想到到这个年纪反而降下来了，平时也不太吃药，只是偶尔吃点通便的中成药。
我当然希望他能一直这样下去，活到一百岁。那时候我也七十多了，不知道还能不能这样万里奔波来看他，也不好说。但不管怎样，我还是会尽量一年一年地回来。至少，不让他像我爷爷那样，孤老而去。
2025.5.9 于中国
（不知道为什么，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几次忍不住落泪，有点刹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