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两个字：“包”(联产承包)和“考”（恢复高考），“包”和“考”都不是改革开放的原创发明，只是把毛泽东摧毁的东西恢复了。

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长达数年的大面积停滞，是毛泽东对中国现有教育体系的主动摧毁。它是和平时期、由最高领导人主动发动的、针对本国教育体系的意识形态运动，持续时间长、波及人口巨大（数亿人受影响），且以“反智”倾向（“知识越多越反动”）为特征。这在人类现代史上找不到完全对等的先例。

恢复高考，是恢复，而不是创新；是纠错，而不是发展。但经历了毛时代的疯狂与荒唐，人们期待不高，邓小平让教育回归正常轨道，仅此一点，他就大得人心。仅从文革后的历史来看，恢复高考，的确改变了当时年轻一代的命运，不至于蹉跎，而且大大拓展了发展空间。中华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回到或接近人类正常轨道。后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起飞，与高等教育的恢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八十年代的高考（特别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十年）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社会阶层流动最公平、效率最高的时期之一。对当时的底层学子而言，高考不仅仅是一场考试，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分水岭”：

1. 打破了“出身论”的枷锁

在那个年代，高考是极少数只看分数、不看家庭背景或社会关系的竞争机制。无论是偏远农村的放牛娃，还是工厂里的青工，只要考上大学，就能通过“国家干部”身份的转换，彻底脱离重体力劳动和贫困环境。

2. “包分配”带来的阶层跃迁

当时的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那时的教育制度伴随着极高的福利。

免学费：甚至还有生活补助（伙食费）。转户口：考上大学意味着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粮油户口。包分配：毕业后直接进入政府机关、科研院所或国企，拥有正式编制。这在当时意味着获得了一辈子的“金饭碗”。

3. 社会精英的重组

80年代的高考筛选出了一大批具备极强意志力和学习能力的底层青年。这批人后来成为了中国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中坚力量（如“82届”现象）。这种大规模的精英更替，极大激活了社会的活力。

4. 精神层面的希望

对于当时的社会底层，高考提供了一种稳定的预期：通过个人奋斗可以改变命运。这种“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成了那个时代向上拼搏的核心动力。

80年代的高考通过一套极其标准化的筛选机制，将社会资源（职位、户口、福利）从血缘和政治身份分配，转向了按智力和努力分配，为底层开辟了一条窄却宽广的上升通道。

1977年是我下乡当知青的第二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恢复高考的重要消息。12月初就要考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复习准备。全国一共有570多万考生参加考试，录取约27万人（录取率4.7%)，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