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情报局换人和“怪西人案”
博文内容来自网上文章和有关人员的回忆
一
前文讲到，为营救牛兰夫妇，远东情报局佐尔格和他下属的一些情报人员也暴露在“中统”的视线内了。 佐尔格知道这情景后报告了苏联红军情报总局，即刻得到指示：“尽快撤离”。
1932年12月，佐尔格、史沫特莱等先后匆匆撤离上海，情报人员方文等人也作了撤离安排：或撤往苏联，或去日本。
1933年春，苏联红军情报总局派遣在德国隐蔽潜伏了3年的立陶宛人华尔敦到上海接替佐尔格负责远东国际情报工作。方文在工作交接后和柳忆遥撤往苏联，肖炳实则去日本。
方文组的三个骨干成员只剩陆海防还留在上海，除了原来的翻译工作外还接管了湖北情报站，而且与华尔敦变成了直线联系。
1933年3月，吴先清经中共中央批准，调任远东情报局谍报组组长。
华尔敦接任佐尔格后，两年多时间里安全平稳运行，直到黄维祐向武汉派出了交通员关兆南。
军统湖北站的毛人凤等人从一封电报副本中捕捉到关兆南要到武汉的信息，在关兆南到达汉口时抓到了他。
即使受到严刑审讯，关兆南对组织、人员等情况一概没有交代，但为使自己能交保获释和给组织报警，提出要给上海某个联系信箱写信。
军统同意他写信到那个联系信箱，关兆南在信中暗示自己接头失利、希望亲属派人来接回等语，特务没看信的内容，也允许关自己将信投入邮筒。但查验邮件是军统的特权，这封信自然被翻出来检查，而后又通知军统上海区，监视这个信箱。
这封语焉不详的信被另一个交通员陆独步取走转交华尔敦，但信的内容未能引起华尔敦的警惕，而是亲笔用德文写了一封给刘思慕的信，让黄维祐交到第三个派往武汉的交通员陆独步手上。陆独步自然被全程跟踪着，等到陆独步踏上前往汉口的轮船甲板，军统便知道鱼儿上钩了。
陆独步一上岸即被拘捕，身上的德文信件被搜出，严刑之下交代了接头时间、地点和暗语。由此开始了刘思慕的大逃亡。
刘思慕与妻子曾菀按黄维祐通知的时间前往汉口太平洋酒店，准备与交通员接头，发现酒店里的人员形迹可疑而警觉，便没有进去，在一个照相馆里给酒店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某某在不在？”，电话那头马上回答“在的在的，请你马上过来。”刘思慕越加起疑，带着妻子回到家中，先将情报密件销毁，再给黄维祐发电，暗示接头失败。
这时的华尔敦感觉出事了！急派黄维祐赶到汉口，与曾菀接上头，让他们一家紧急撤离。刘思慕也接到了上海发出的“老父病危”电报，这是约定的最高级别警号。
刘思慕向甘乃光请假获准，先行出发，绕道平津前往上海。行前与妻子曾菀约定，曾菀带三个孩子晚几天出发直接坐船到上海，谁先到上海就先住进东亚饭店等待会合。
两天后曾菀也向甘乃光辞行，“甘乃光为表示关心，派广东同事区伯雄照料上船。区为了免去行李检查，向码头宪警出示有‘行营’官衔的名片，不料这一下暴露了曾菀和思慕的身份。从那时起，特务开始怀疑陆独步要接头的人就是刘思慕。”
黄维祐借来蒋浚瑜家的小汽车到轮船码头接曾菀时，曾菀已乘东亚饭店的接客车去了酒店，黄维祐给陆海防打电话，告知曾菀母子三人已前往东亚饭店。黄维祐去东亚饭店看望了曾菀母子，黄维祐告辞后，陆海防来了，主要是想打听弟弟陆独步的下落。
而此时的陆独步已被军统押回了上海，军统首脑戴笠也赶到上海，亲自主抓此案。
尾随曾菀母子跟踪到东亚饭店的军统特务住在曾菀隔壁监视。黄维祐借来的汽车牌照被记录，陆海防从曾菀房间出来后即被沈醉等几人抓捕，他们以为陆海防就是刘思慕。
陆海防被抓，刑具刚摆出来还没用，陆海防就招了，于是便成了沈醉笔下“叛变速度最快的共产党人”，并立即带沈醉等军统特务在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一条僻静的马路上去等候他的上线，当天下午，军统在雨中逮捕了一欧洲人，据陆海防指认，他就是华尔敦。
这时的黄维祐还不知道陆海防已被捕，但总感觉东亚饭店要出事，便以带曾菀母子出去看戏吃饭为名，带他们移住到沧州饭店。
第二天刘思慕赶到了东亚饭店，前台告诉他昨天有位小姐带他们出去看戏至今未归。
刘思慕联络黄维祐后在沧州饭店与家人会合，曾菀去东亚饭店取行李，账房先生告诉她说“你得当心，你一来就有人跟着你，就住在你隔壁！”曾菀连行李也不要了，转头回去告诉了刘思慕。
也就在这时，黄维祐失联了。刘思慕便联系了留德同学程其英（程远），程其英带着他们一家在上海躲了两天，得知陆海防、华尔敦已被捕后，知道上海已不能呆下去了，程其英又带着刘思慕一家逃亡到她苏州老家躲藏。
短短的几天里，陈绍韩、黄维祐、汪墨清、交通员胡光林、翻译员俞瑞林、蒋浚瑜等先后被捕，刘思慕、肖炳实等人被明令通缉。
军统追到苏州时，刘思慕已从苏州逃到太原，隐藏在留德同学杜任之（地下党员，时任阎锡山秘书）那里，程其英、陈文杰为掩护曾菀母子脱身，以“窝藏共党分子”之罪被抓。
军统追到太原，刘思慕逃到石家庄，得知曾菀母子已到济南，又从石家庄逃到济南的留德同学江涛声那里，与曾菀母子会合。
江涛声应刘思慕之请，前往泰山向隐居的冯玉祥求救，冯玉祥慨然应允。刘思慕一家从济南乘车到泰安，冯玉祥派了自己一个连的手枪卫队在泰安火车站接站，在大雨中连夜将刘思慕一家接到泰山三阳观。
接下来，江涛声被捕，交代了刘思慕藏在泰山冯玉祥处，“国民党特务机构就派来三四百人，驻扎在泰山脚下，向冯玉祥要人，并恫吓要搜山。”无奈中，刘思慕打电报给自己的六妹刘英，上泰山接走了三个小孩。
接着冯玉祥派小舅子将刘思慕夫妇送下泰山避到烟台，再从烟台坐船逃到广州，后又从广州逃到日本。奔波万里，九死一生，终于逃离了追捕。
陈立夫后来曾说“刘某人真是祖坟风水好，竟然给他逃掉！”
刘思慕（刘燧元）曾任国民党武汉行营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解放后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二
华尔敦被陆海防出卖被捕，但陆海防除了是华尔敦的联络人，对其它的并不知情。他每周只能和华尔敦见面一两次，均临时约定地点，由华尔敦通知，所以不知道他的住址和其他有关的人。
而华尔敦在被捕后始终缄口沉默不语，戴笠调动全上海的特务、侦探，来追查“华尔敦”的身份和组织。
由于在整个审讯、审判过程中都是零口供，军统连他是哪国人都没有搞清楚，只能以“怪西人”代指，当时报纸称之为“怪西人案”。
华尔敦的零口供，保护了陆海防情报组之外的所有情报人员，唯独袁殊是个意外事故。
潘汉年因堂兄潘梓年被捕而撤到中央苏区后，他的助手王子春就成了潘汉年的继任者武胡景的助手，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接连的大破坏又迫使武胡景、王子春等人也紧急撤往苏联。
潘汉年发展由王子春单线联系的袁殊（曾达斋）就与组织失联了。袁殊找到夏衍说有重要情报需要提交，希望夏衍帮助接上关系，夏衍同意了，把袁殊的情报交给了蔡叔厚，蔡叔厚则把袁殊的情报直接交给了华尔敦。
华尔敦认为袁殊是一个好的情报员，接受了他的组织关系，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袁殊的名字、工作单位和电话，并把他归到陆海防情报组，由情报组的交通员“小李”与袁殊单线联系。
蔡叔厚告诉夏衍，袁殊的事办妥了，意外事故就这样发生了。
华尔敦虽然没有口供，但是军统从他身上搜到的笔记本里却看到了袁殊的名字，与袁殊关系很好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王新衡、顶头上司吴醒亚找他谈话，让他讲明白与“怪西人”的关系，袁殊确实不认识华尔敦，自然至死不认。
交通员“小李”被带来，指认袁殊说“就是他！”陆海防被带来，在一张纸上写了一行字，袁殊看到他熟悉秀丽的笔迹才知道陆海防就是曾给他作过指示的上线。至此，袁殊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接着王莹被捕，夏衍差点被捕，成为袁殊一生最讲不清楚的污点。
后来夏衍在他的《懒寻旧梦录》中重提此事，再次说明袁殊是个变节分子。为此两家积怨很深，袁殊的儿子曾龙在他的《我的父亲袁殊》中，每次提到夏衍，都以“××”代替，可见怨恨之深。
蔡叔厚一边让夏衍隐蔽，一边想方法救袁殊，他将袁殊被军统“绑架”的消息透露给日本驻沪领事馆。
日本驻沪领事知道袁殊是岩井英一发展的情报眼线，旋即在报纸上发表袁殊是与日本亲近的“知日派”、如果不予释放帝国将采取措施的声明。
声明发表后，军统即停止对袁殊的审讯，赶紧将袁殊、陆海防、黄维祐等人押解到武汉进行审判。
华尔敦及之前被捕的一干人等也全部押解武汉，同案处理。
三
在审判中，黄维祐把蒋浚瑜的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为此蒋浚瑜在银行家父亲的保释下很快出狱。
袁殊的父亲袁晓岚也是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上下活动后，袁殊被判刑两年半，最后只在反省院呆了八个月，“养得白白胖胖”后就出来了。
黄维祐、汪墨清被判徒刑七年，全面抗战后被武汉八办从狱中接出，加入了八路军。黄维祐后改名黄君珏，在日寇对太行山大扫荡时，为免被俘虏而跳崖牺牲。
“怪西人”华尔敦判刑15年，抗战爆发后被释放（终于与蒋经国互换成功）。
程其英、陈文杰、胡光林、俞瑞林等人分别被判处徒刑。
陆海防、陆独步兄弟全部加入军统，解放前夕陆海防逃往台湾，陆独步则在镇反中被清算。
其他受波及的中央特科国际组情报人员也是惊险万分：
当军统得知肖炳实在日本，便要国民政府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从日本引渡肖炳实，但肖炳实已悄悄潜回北平，在蔡叔厚接应下又潜回上海，最后在在蔡叔厚护送下，吴先清、肖炳实成功撤往苏联，蔡咏裳接着也撤到了苏联。
蔡叔厚由于掩护撤离行动暴露了身份，就到南京找到留日同学、绍兴机电公司的股东汤恩伯，汤恩伯把王新衡介绍给蔡叔厚，拍着胸脯向王新衡保证蔡叔厚没问题，王新衡便撤销了蔡叔厚的案子，到后来王新衡也成了蔡叔厚的“好朋友”。
陈翰笙从日本返回上海接头，幸好得到再次回到上海的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的保护，最后在他们的护送下，登上了开往苏联的轮船，为躲避检查，陈翰笙被锁在船长室的卫生间内直到轮船驶出吴淞口。
沙文汉、陈修良从东京撤到上海，找不到组织，却碰到了“交通员小张（张文秋）”，但后来连小张也找不到了，只好潜伏下来以写文章投稿为生，后来是季明主动与他们接上了关系。
“怪西人案”就这样落下了帷幕，远东情报局虽遭受损失，但正如夏衍所记述的“除了陆海防、袁殊及一些不很重要的人之外，肖炳实、蔡咏裳、刘思慕等都安全脱险”，也就是说涉案的人员只是远东情报局的一小部分人员。而远东情报局的活动在此案后又迅速恢复，如肖炳实后来从苏联进入新疆，先在新疆边务处从事情报工作，后在甘新宁地区特别是兰州地区继续开展情报工作。
怪西人案也使中央特科派遣的国际组情报人员一度陷入混乱和孤立，由于相关人员都是紧急撤离，散落各地的情报人员犹如断了线的风筝。好在所有中共的情报人员都是以中央特科的名义派遣的，他们就顺着这条线找党组织，如沙文汉、陈修良夫妇通过张文秋找不到组织，但季明、高原找到了他们，恢复了组织关系，开启他们在上海、南京最辉煌的地下工作生涯。
沙文汉年表简历
王学文领导的湖南小组、高原小组、日籍小组始终没有遭到破坏，上海情报科就是以他们为核心组建的，周恩来曾盛赞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是“国宝”级的情报员。
袁殊后来在潘汉年领导下更是大展手脚，屡立功勋。从现在来看，他拥有过中共、共产国际、中统、军统、日本外务、汪伪政权、青帮等七重身份，有“五面间谍”、“七面间谍”之称，这在情报界和情报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远东情报局换人和“怪西人案”
毛囡 (2026-05-14 16:17:59) 评论 (1)远东情报局换人和“怪西人案”
博文内容来自网上文章和有关人员的回忆
一
前文讲到，为营救牛兰夫妇，远东情报局佐尔格和他下属的一些情报人员也暴露在“中统”的视线内了。 佐尔格知道这情景后报告了苏联红军情报总局，即刻得到指示：“尽快撤离”。
1932年12月，佐尔格、史沫特莱等先后匆匆撤离上海，情报人员方文等人也作了撤离安排：或撤往苏联，或去日本。
1933年春，苏联红军情报总局派遣在德国隐蔽潜伏了3年的立陶宛人华尔敦到上海接替佐尔格负责远东国际情报工作。方文在工作交接后和柳忆遥撤往苏联，肖炳实则去日本。
方文组的三个骨干成员只剩陆海防还留在上海，除了原来的翻译工作外还接管了湖北情报站，而且与华尔敦变成了直线联系。
1933年3月，吴先清经中共中央批准，调任远东情报局谍报组组长。
华尔敦接任佐尔格后，两年多时间里安全平稳运行，直到黄维祐向武汉派出了交通员关兆南。
军统湖北站的毛人凤等人从一封电报副本中捕捉到关兆南要到武汉的信息，在关兆南到达汉口时抓到了他。
即使受到严刑审讯，关兆南对组织、人员等情况一概没有交代，但为使自己能交保获释和给组织报警，提出要给上海某个联系信箱写信。
军统同意他写信到那个联系信箱，关兆南在信中暗示自己接头失利、希望亲属派人来接回等语，特务没看信的内容，也允许关自己将信投入邮筒。但查验邮件是军统的特权，这封信自然被翻出来检查，而后又通知军统上海区，监视这个信箱。
这封语焉不详的信被另一个交通员陆独步取走转交华尔敦，但信的内容未能引起华尔敦的警惕，而是亲笔用德文写了一封给刘思慕的信，让黄维祐交到第三个派往武汉的交通员陆独步手上。陆独步自然被全程跟踪着，等到陆独步踏上前往汉口的轮船甲板，军统便知道鱼儿上钩了。
陆独步一上岸即被拘捕，身上的德文信件被搜出，严刑之下交代了接头时间、地点和暗语。由此开始了刘思慕的大逃亡。
刘思慕与妻子曾菀按黄维祐通知的时间前往汉口太平洋酒店，准备与交通员接头，发现酒店里的人员形迹可疑而警觉，便没有进去，在一个照相馆里给酒店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某某在不在？”，电话那头马上回答“在的在的，请你马上过来。”刘思慕越加起疑，带着妻子回到家中，先将情报密件销毁，再给黄维祐发电，暗示接头失败。
这时的华尔敦感觉出事了！急派黄维祐赶到汉口，与曾菀接上头，让他们一家紧急撤离。刘思慕也接到了上海发出的“老父病危”电报，这是约定的最高级别警号。
刘思慕向甘乃光请假获准，先行出发，绕道平津前往上海。行前与妻子曾菀约定，曾菀带三个孩子晚几天出发直接坐船到上海，谁先到上海就先住进东亚饭店等待会合。
两天后曾菀也向甘乃光辞行，“甘乃光为表示关心，派广东同事区伯雄照料上船。区为了免去行李检查，向码头宪警出示有‘行营’官衔的名片，不料这一下暴露了曾菀和思慕的身份。从那时起，特务开始怀疑陆独步要接头的人就是刘思慕。”
黄维祐借来蒋浚瑜家的小汽车到轮船码头接曾菀时，曾菀已乘东亚饭店的接客车去了酒店，黄维祐给陆海防打电话，告知曾菀母子三人已前往东亚饭店。黄维祐去东亚饭店看望了曾菀母子，黄维祐告辞后，陆海防来了，主要是想打听弟弟陆独步的下落。
而此时的陆独步已被军统押回了上海，军统首脑戴笠也赶到上海，亲自主抓此案。
尾随曾菀母子跟踪到东亚饭店的军统特务住在曾菀隔壁监视。黄维祐借来的汽车牌照被记录，陆海防从曾菀房间出来后即被沈醉等几人抓捕，他们以为陆海防就是刘思慕。
陆海防被抓，刑具刚摆出来还没用，陆海防就招了，于是便成了沈醉笔下“叛变速度最快的共产党人”，并立即带沈醉等军统特务在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一条僻静的马路上去等候他的上线，当天下午，军统在雨中逮捕了一欧洲人，据陆海防指认，他就是华尔敦。
这时的黄维祐还不知道陆海防已被捕，但总感觉东亚饭店要出事，便以带曾菀母子出去看戏吃饭为名，带他们移住到沧州饭店。
第二天刘思慕赶到了东亚饭店，前台告诉他昨天有位小姐带他们出去看戏至今未归。
刘思慕联络黄维祐后在沧州饭店与家人会合，曾菀去东亚饭店取行李，账房先生告诉她说“你得当心，你一来就有人跟着你，就住在你隔壁！”曾菀连行李也不要了，转头回去告诉了刘思慕。
也就在这时，黄维祐失联了。刘思慕便联系了留德同学程其英（程远），程其英带着他们一家在上海躲了两天，得知陆海防、华尔敦已被捕后，知道上海已不能呆下去了，程其英又带着刘思慕一家逃亡到她苏州老家躲藏。
短短的几天里，陈绍韩、黄维祐、汪墨清、交通员胡光林、翻译员俞瑞林、蒋浚瑜等先后被捕，刘思慕、肖炳实等人被明令通缉。
军统追到苏州时，刘思慕已从苏州逃到太原，隐藏在留德同学杜任之（地下党员，时任阎锡山秘书）那里，程其英、陈文杰为掩护曾菀母子脱身，以“窝藏共党分子”之罪被抓。
军统追到太原，刘思慕逃到石家庄，得知曾菀母子已到济南，又从石家庄逃到济南的留德同学江涛声那里，与曾菀母子会合。
江涛声应刘思慕之请，前往泰山向隐居的冯玉祥求救，冯玉祥慨然应允。刘思慕一家从济南乘车到泰安，冯玉祥派了自己一个连的手枪卫队在泰安火车站接站，在大雨中连夜将刘思慕一家接到泰山三阳观。
接下来，江涛声被捕，交代了刘思慕藏在泰山冯玉祥处，“国民党特务机构就派来三四百人，驻扎在泰山脚下，向冯玉祥要人，并恫吓要搜山。”无奈中，刘思慕打电报给自己的六妹刘英，上泰山接走了三个小孩。
接着冯玉祥派小舅子将刘思慕夫妇送下泰山避到烟台，再从烟台坐船逃到广州，后又从广州逃到日本。奔波万里，九死一生，终于逃离了追捕。
陈立夫后来曾说“刘某人真是祖坟风水好，竟然给他逃掉！”
刘思慕（刘燧元）曾任国民党武汉行营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解放后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二
华尔敦被陆海防出卖被捕，但陆海防除了是华尔敦的联络人，对其它的并不知情。他每周只能和华尔敦见面一两次，均临时约定地点，由华尔敦通知，所以不知道他的住址和其他有关的人。
而华尔敦在被捕后始终缄口沉默不语，戴笠调动全上海的特务、侦探，来追查“华尔敦”的身份和组织。
由于在整个审讯、审判过程中都是零口供，军统连他是哪国人都没有搞清楚，只能以“怪西人”代指，当时报纸称之为“怪西人案”。
华尔敦的零口供，保护了陆海防情报组之外的所有情报人员，唯独袁殊是个意外事故。
潘汉年因堂兄潘梓年被捕而撤到中央苏区后，他的助手王子春就成了潘汉年的继任者武胡景的助手，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接连的大破坏又迫使武胡景、王子春等人也紧急撤往苏联。
潘汉年发展由王子春单线联系的袁殊（曾达斋）就与组织失联了。袁殊找到夏衍说有重要情报需要提交，希望夏衍帮助接上关系，夏衍同意了，把袁殊的情报交给了蔡叔厚，蔡叔厚则把袁殊的情报直接交给了华尔敦。
华尔敦认为袁殊是一个好的情报员，接受了他的组织关系，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袁殊的名字、工作单位和电话，并把他归到陆海防情报组，由情报组的交通员“小李”与袁殊单线联系。
蔡叔厚告诉夏衍，袁殊的事办妥了，意外事故就这样发生了。
华尔敦虽然没有口供，但是军统从他身上搜到的笔记本里却看到了袁殊的名字，与袁殊关系很好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王新衡、顶头上司吴醒亚找他谈话，让他讲明白与“怪西人”的关系，袁殊确实不认识华尔敦，自然至死不认。
交通员“小李”被带来，指认袁殊说“就是他！”陆海防被带来，在一张纸上写了一行字，袁殊看到他熟悉秀丽的笔迹才知道陆海防就是曾给他作过指示的上线。至此，袁殊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接着王莹被捕，夏衍差点被捕，成为袁殊一生最讲不清楚的污点。
后来夏衍在他的《懒寻旧梦录》中重提此事，再次说明袁殊是个变节分子。为此两家积怨很深，袁殊的儿子曾龙在他的《我的父亲袁殊》中，每次提到夏衍，都以“××”代替，可见怨恨之深。
蔡叔厚一边让夏衍隐蔽，一边想方法救袁殊，他将袁殊被军统“绑架”的消息透露给日本驻沪领事馆。
日本驻沪领事知道袁殊是岩井英一发展的情报眼线，旋即在报纸上发表袁殊是与日本亲近的“知日派”、如果不予释放帝国将采取措施的声明。
声明发表后，军统即停止对袁殊的审讯，赶紧将袁殊、陆海防、黄维祐等人押解到武汉进行审判。
华尔敦及之前被捕的一干人等也全部押解武汉，同案处理。
三
在审判中，黄维祐把蒋浚瑜的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为此蒋浚瑜在银行家父亲的保释下很快出狱。
袁殊的父亲袁晓岚也是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上下活动后，袁殊被判刑两年半，最后只在反省院呆了八个月，“养得白白胖胖”后就出来了。
黄维祐、汪墨清被判徒刑七年，全面抗战后被武汉八办从狱中接出，加入了八路军。黄维祐后改名黄君珏，在日寇对太行山大扫荡时，为免被俘虏而跳崖牺牲。
“怪西人”华尔敦判刑15年，抗战爆发后被释放（终于与蒋经国互换成功）。
程其英、陈文杰、胡光林、俞瑞林等人分别被判处徒刑。
陆海防、陆独步兄弟全部加入军统，解放前夕陆海防逃往台湾，陆独步则在镇反中被清算。
其他受波及的中央特科国际组情报人员也是惊险万分：
当军统得知肖炳实在日本，便要国民政府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从日本引渡肖炳实，但肖炳实已悄悄潜回北平，在蔡叔厚接应下又潜回上海，最后在在蔡叔厚护送下，吴先清、肖炳实成功撤往苏联，蔡咏裳接着也撤到了苏联。
蔡叔厚由于掩护撤离行动暴露了身份，就到南京找到留日同学、绍兴机电公司的股东汤恩伯，汤恩伯把王新衡介绍给蔡叔厚，拍着胸脯向王新衡保证蔡叔厚没问题，王新衡便撤销了蔡叔厚的案子，到后来王新衡也成了蔡叔厚的“好朋友”。
陈翰笙从日本返回上海接头，幸好得到再次回到上海的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的保护，最后在他们的护送下，登上了开往苏联的轮船，为躲避检查，陈翰笙被锁在船长室的卫生间内直到轮船驶出吴淞口。
沙文汉、陈修良从东京撤到上海，找不到组织，却碰到了“交通员小张（张文秋）”，但后来连小张也找不到了，只好潜伏下来以写文章投稿为生，后来是季明主动与他们接上了关系。
“怪西人案”就这样落下了帷幕，远东情报局虽遭受损失，但正如夏衍所记述的“除了陆海防、袁殊及一些不很重要的人之外，肖炳实、蔡咏裳、刘思慕等都安全脱险”，也就是说涉案的人员只是远东情报局的一小部分人员。而远东情报局的活动在此案后又迅速恢复，如肖炳实后来从苏联进入新疆，先在新疆边务处从事情报工作，后在甘新宁地区特别是兰州地区继续开展情报工作。
怪西人案也使中央特科派遣的国际组情报人员一度陷入混乱和孤立，由于相关人员都是紧急撤离，散落各地的情报人员犹如断了线的风筝。好在所有中共的情报人员都是以中央特科的名义派遣的，他们就顺着这条线找党组织，如沙文汉、陈修良夫妇通过张文秋找不到组织，但季明、高原找到了他们，恢复了组织关系，开启他们在上海、南京最辉煌的地下工作生涯。
沙文汉年表简历
王学文领导的湖南小组、高原小组、日籍小组始终没有遭到破坏，上海情报科就是以他们为核心组建的，周恩来曾盛赞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是“国宝”级的情报员。
袁殊后来在潘汉年领导下更是大展手脚，屡立功勋。从现在来看，他拥有过中共、共产国际、中统、军统、日本外务、汪伪政权、青帮等七重身份，有“五面间谍”、“七面间谍”之称，这在情报界和情报史上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