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被捕叛变（中）
博文内容大多摘自网上文章和有关人员的回忆
一
前文提到解送顾顺章的火轮还在江中昼夜行进中，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连续收到几封加密电报，意识到有重大事情发生，决定拆开电文用密码本译出，看到电文内容让他震惊不已。立刻唤来了作为他与李克农的联系人、在正元实业社打杂的女婿刘 杞夫，命令他与女儿钱椒火速离宁赴沪报信。
刘杞夫得到钱壮飞的指示后，马上赶往上海，当天深夜在一家 地处闹市的狭窄马路旁的一家简陋旅馆中找到了李克农。
一见李克农，刘杞夫连说：“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接着把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向李克农报告了。
李克农马上想到要通知陈赓。但很不巧，那天不是李克农与陈赓接头的日子。陈赓是李克农的上线，找不到陈赓，就无法把这个紧急情报送出去。
李克农想尽办法，费了几个周折，才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联络员找到刘鼎，再由刘鼎找到陈赓。陈赓马上带着李克农找到了周恩来，向中央汇报了这个重大情报。周恩来震惊了，向忠发惊呆了，整个中央震动了。
周恩来已从事革命十几年，经历过许多重大历史变故：不少中共重要领导人被捕被杀，自己也有过一次被捕两次被扣押的经 历(1920年1月29日—7月17日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被捕；1926年 “三二O” 事变被扣押；1927年“四一二”事变被扣押)。但使他感到最震惊和痛心的莫过于顾顺章的叛变。
他顾顺章与他共事多年，关系非常密 切，顾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精明能干，身手不 凡。中央能在上海站住脚，他功不可没；同时顾顺章掌握着中央上海机关的全部机密，几乎掌握着中共地下斗争的全部秘密， 一旦叛变危害极大，如不马上采取措施，组织将遭灭顶之灾。
周恩来得知顾顺章被捕叛变已是4月26日。
上海中央决定，陈云顶替顾顺章负责中央特科，和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赵容（康生)一起协助周恩来领导机关人员隐蔽撤离事宜。
在周恩来亲自指挥之下，中共特科全部出动，采取如下应变措施：第一，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尽可能在国民党大搜捕时让他们一无所获，使党的机密泄露减少到最低程度。
第二，废止顾顺章所掌握的中共地下斗争工作方法。
第三，迅速转移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 关办公地点。
同时，将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到安全地带隐蔽起来，并采取相应严密的保卫措施。
中央设立的一个秘密机关位于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住守。熊瑾玎时任中共中央会计。这个地方非常隐蔽安全，有一时期中共中央常委会都在这里召开，中共领导人的碰头会也常在这里。
顾顺章叛变后，只能忍痛割爱，放弃这个很好的秘密机关。特科办事效率非常高，当天晚上就把所有重要的秘密机关和有关领导人安全转移。
其时，在上海的中共主要负责人有：向忠发、卢福坦、罗登贤、瞿 秋白、李维汉、王明、博古、康生、陈云等人。他们当中的住处有被顾 顺章知道的，也在当天或第二天统统安全转移。周恩来将自己的住处转移到小沙渡路的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第四，将一切可以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迅速转移到安全地 区或调离上海。
陈赓把钱壮飞安置在一位地下党员家中，对他的家属也作了妥当的安置。国民党也知道钱壮飞在上海，到处缉拿他，国民党特务认识他的人又多，他已无法在上海继续待下去。1931年8月间，他与李克农、胡底先后离开上海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五，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
顾顺章加入中共后，他的许多亲戚和随从也陆续跟着他进入了革命阵营。顾顺章的岳父张阿桃、岳母张陆氏，小姨子张爱宝、姨表妹叶小妹，胞兄顾维桢、嫂嫂吴韵兰，嫂嫂的胞弟吴克昌及老婆，以及其他亲属随从都几乎在特一科工作。他们或当机关工作人员，或当炊事员，或做掩护、交通工作，同样掌握着中 共许多机密，认识了许多中共负责同志，顾顺章政治转向，他们也有可 能跟着转向。
正是这第五条措施，引发了后来的“顾顺章灭门案”
二
4月27日，钱壮飞一早把几封密电交给刚返宁的徐恩曾，随即离开， 乘火车赶回上海。为了防止上海火车站有埋伏，他在上海郊外的真如站就下了车，并在一家邮局，按预定暗号，给天津的胡底发出“潮重病速返”的电文(“潮”是钱壮飞的别名)，让胡底撤离。
解送顾顺章的专用火轮也在27日到达南京。蔡孟坚在回忆录是这样描述的：“安排等到顾顺章乘船到京，由我迎顾顺章，先停留中山路三○五号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处。
顾顺章一见中山路三○五号门牌，即是共党驻京住处，促我速将共谍钱壮飞扣留。我一时急忙，查钱壮飞已逃沪。此时均由张道藩安排。张道藩接蒋官邸电话，先去官邸，旋由我押送顾顺章谒蒋公。我偕顾顺章进入官邸，蒋公走到客厅，我先趋前向蒋公报告，顾顺章为共党重要首领，他愿拜谒钧座，稟达愿望，刻在近旁。
待我介绍后，相互站着，顾顺章竟伸手向蒋公求握手。蒋公视之为阶下囚，不予理会，仅说：‘你投向我方，甚为欣欢。以后将由蔡同志领导。’骄傲自负的顾顺章，自知已落入‘阶下囚’矣，因之无话可说。
当时蒋公嘱我送顾顺章返住处后，再来谒见。
我将顾顺章押回住处，顾顺章在车中告我：‘有一案你可即办，因中共重要分子恽代英在沪被捕，伪称自己为赤色群众，已押送南京。我用钱运动了军法处，就这数日内释放。你可查明，重审判罪。’
顾顺章曾向徐恩曾指认、捕捉共党驻沪办事处处长杨登瀛（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系张道藩的朋友，终于入狱后被释放。”
由于蒋介石对顾顺章的怠慢和不重视，顾顺章一肚子的中共秘密和铲共计划没有面告蒋的机会，这是他被捕之初就计划好的，要在蒋介石面前显示他的价值，也因此他在武汉期间对蔡孟坚只供出的是在他看来不算重大的机密：武汉的中共地下组织、红二军团驻汉办事处等二十多个秘密机关。
而上海方面的核心机密，他始终没有对蔡孟坚透露具体细节。现在只能向徐恩曾交代给了。
顾顺章本来准备随徐恩曾带着特务去上海执行破坏搜捕中共的计划，因惧怕特科“红队”的威力，他不敢去上海。
1931年4月28日，当徐恩曾指挥大批国民党军警特务按照顾顺章提供的地址、线索涌入上海进行了大搜捕，当他们到达那些秘密地点时，大多已是人去楼空，看到的是空荡的屋子。陈立夫、徐恩曾想一举抓获中共重要领导，捣毁中共各机关组织的计划失败。
虽然由于钱壮飞的及时情报让中共机关和领导人有时间紧急转移，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但顾顺章的叛变给中共还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上海的地下组织受到了极大冲击，大量重要工作被迫中断，很多地下工作者只能撤离或者隐蔽起来。
被顾顺章直接指认而牺牲的领导人除了恽代英，还有稍后被捕牺牲的蔡和森，蔡和森是顾顺章带领特务在香港逮捕的。还有陈赓联系的在上海的重要情报人员杨登瀛的被捕。
后来连周恩来在上海也无法待下去，于1931年12月上旬，被迫转往中央苏区，上海也逐渐不再是中央机关的所在地了。
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被捕叛变（中）
毛囡 (2026-05-06 08:38:20) 评论 (0)
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被捕叛变（中）
博文内容大多摘自网上文章和有关人员的回忆
一
前文提到解送顾顺章的火轮还在江中昼夜行进中，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连续收到几封加密电报，意识到有重大事情发生，决定拆开电文用密码本译出，看到电文内容让他震惊不已。立刻唤来了作为他与李克农的联系人、在正元实业社打杂的女婿刘 杞夫，命令他与女儿钱椒火速离宁赴沪报信。
刘杞夫得到钱壮飞的指示后，马上赶往上海，当天深夜在一家 地处闹市的狭窄马路旁的一家简陋旅馆中找到了李克农。
一见李克农，刘杞夫连说：“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接着把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向李克农报告了。
李克农马上想到要通知陈赓。但很不巧，那天不是李克农与陈赓接头的日子。陈赓是李克农的上线，找不到陈赓，就无法把这个紧急情报送出去。
李克农想尽办法，费了几个周折，才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联络员找到刘鼎，再由刘鼎找到陈赓。陈赓马上带着李克农找到了周恩来，向中央汇报了这个重大情报。周恩来震惊了，向忠发惊呆了，整个中央震动了。
周恩来已从事革命十几年，经历过许多重大历史变故：不少中共重要领导人被捕被杀，自己也有过一次被捕两次被扣押的经 历(1920年1月29日—7月17日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被捕；1926年 “三二O” 事变被扣押；1927年“四一二”事变被扣押)。但使他感到最震惊和痛心的莫过于顾顺章的叛变。
他顾顺章与他共事多年，关系非常密 切，顾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精明能干，身手不 凡。中央能在上海站住脚，他功不可没；同时顾顺章掌握着中央上海机关的全部机密，几乎掌握着中共地下斗争的全部秘密， 一旦叛变危害极大，如不马上采取措施，组织将遭灭顶之灾。
周恩来得知顾顺章被捕叛变已是4月26日。
上海中央决定，陈云顶替顾顺章负责中央特科，和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赵容（康生)一起协助周恩来领导机关人员隐蔽撤离事宜。
在周恩来亲自指挥之下，中共特科全部出动，采取如下应变措施：第一，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尽可能在国民党大搜捕时让他们一无所获，使党的机密泄露减少到最低程度。
第二，废止顾顺章所掌握的中共地下斗争工作方法。
第三，迅速转移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 关办公地点。
同时，将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到安全地带隐蔽起来，并采取相应严密的保卫措施。
中央设立的一个秘密机关位于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住守。熊瑾玎时任中共中央会计。这个地方非常隐蔽安全，有一时期中共中央常委会都在这里召开，中共领导人的碰头会也常在这里。
顾顺章叛变后，只能忍痛割爱，放弃这个很好的秘密机关。特科办事效率非常高，当天晚上就把所有重要的秘密机关和有关领导人安全转移。
其时，在上海的中共主要负责人有：向忠发、卢福坦、罗登贤、瞿 秋白、李维汉、王明、博古、康生、陈云等人。他们当中的住处有被顾 顺章知道的，也在当天或第二天统统安全转移。周恩来将自己的住处转移到小沙渡路的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第四，将一切可以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迅速转移到安全地 区或调离上海。
陈赓把钱壮飞安置在一位地下党员家中，对他的家属也作了妥当的安置。国民党也知道钱壮飞在上海，到处缉拿他，国民党特务认识他的人又多，他已无法在上海继续待下去。1931年8月间，他与李克农、胡底先后离开上海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五，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
顾顺章加入中共后，他的许多亲戚和随从也陆续跟着他进入了革命阵营。顾顺章的岳父张阿桃、岳母张陆氏，小姨子张爱宝、姨表妹叶小妹，胞兄顾维桢、嫂嫂吴韵兰，嫂嫂的胞弟吴克昌及老婆，以及其他亲属随从都几乎在特一科工作。他们或当机关工作人员，或当炊事员，或做掩护、交通工作，同样掌握着中 共许多机密，认识了许多中共负责同志，顾顺章政治转向，他们也有可 能跟着转向。
正是这第五条措施，引发了后来的“顾顺章灭门案”
二
4月27日，钱壮飞一早把几封密电交给刚返宁的徐恩曾，随即离开， 乘火车赶回上海。为了防止上海火车站有埋伏，他在上海郊外的真如站就下了车，并在一家邮局，按预定暗号，给天津的胡底发出“潮重病速返”的电文(“潮”是钱壮飞的别名)，让胡底撤离。
解送顾顺章的专用火轮也在27日到达南京。蔡孟坚在回忆录是这样描述的：“安排等到顾顺章乘船到京，由我迎顾顺章，先停留中山路三○五号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处。
顾顺章一见中山路三○五号门牌，即是共党驻京住处，促我速将共谍钱壮飞扣留。我一时急忙，查钱壮飞已逃沪。此时均由张道藩安排。张道藩接蒋官邸电话，先去官邸，旋由我押送顾顺章谒蒋公。我偕顾顺章进入官邸，蒋公走到客厅，我先趋前向蒋公报告，顾顺章为共党重要首领，他愿拜谒钧座，稟达愿望，刻在近旁。
待我介绍后，相互站着，顾顺章竟伸手向蒋公求握手。蒋公视之为阶下囚，不予理会，仅说：‘你投向我方，甚为欣欢。以后将由蔡同志领导。’骄傲自负的顾顺章，自知已落入‘阶下囚’矣，因之无话可说。
当时蒋公嘱我送顾顺章返住处后，再来谒见。
我将顾顺章押回住处，顾顺章在车中告我：‘有一案你可即办，因中共重要分子恽代英在沪被捕，伪称自己为赤色群众，已押送南京。我用钱运动了军法处，就这数日内释放。你可查明，重审判罪。’
顾顺章曾向徐恩曾指认、捕捉共党驻沪办事处处长杨登瀛（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系张道藩的朋友，终于入狱后被释放。”
由于蒋介石对顾顺章的怠慢和不重视，顾顺章一肚子的中共秘密和铲共计划没有面告蒋的机会，这是他被捕之初就计划好的，要在蒋介石面前显示他的价值，也因此他在武汉期间对蔡孟坚只供出的是在他看来不算重大的机密：武汉的中共地下组织、红二军团驻汉办事处等二十多个秘密机关。
而上海方面的核心机密，他始终没有对蔡孟坚透露具体细节。现在只能向徐恩曾交代给了。
顾顺章本来准备随徐恩曾带着特务去上海执行破坏搜捕中共的计划，因惧怕特科“红队”的威力，他不敢去上海。
1931年4月28日，当徐恩曾指挥大批国民党军警特务按照顾顺章提供的地址、线索涌入上海进行了大搜捕，当他们到达那些秘密地点时，大多已是人去楼空，看到的是空荡的屋子。陈立夫、徐恩曾想一举抓获中共重要领导，捣毁中共各机关组织的计划失败。
虽然由于钱壮飞的及时情报让中共机关和领导人有时间紧急转移，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但顾顺章的叛变给中共还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上海的地下组织受到了极大冲击，大量重要工作被迫中断，很多地下工作者只能撤离或者隐蔽起来。
被顾顺章直接指认而牺牲的领导人除了恽代英，还有稍后被捕牺牲的蔡和森，蔡和森是顾顺章带领特务在香港逮捕的。还有陈赓联系的在上海的重要情报人员杨登瀛的被捕。
后来连周恩来在上海也无法待下去，于1931年12月上旬，被迫转往中央苏区，上海也逐渐不再是中央机关的所在地了。
博文内容大多摘自网上文章和有关人员的回忆
一
前文提到解送顾顺章的火轮还在江中昼夜行进中，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连续收到几封加密电报，意识到有重大事情发生，决定拆开电文用密码本译出，看到电文内容让他震惊不已。立刻唤来了作为他与李克农的联系人、在正元实业社打杂的女婿刘 杞夫，命令他与女儿钱椒火速离宁赴沪报信。
刘杞夫得到钱壮飞的指示后，马上赶往上海，当天深夜在一家 地处闹市的狭窄马路旁的一家简陋旅馆中找到了李克农。
一见李克农，刘杞夫连说：“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接着把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向李克农报告了。
李克农马上想到要通知陈赓。但很不巧，那天不是李克农与陈赓接头的日子。陈赓是李克农的上线，找不到陈赓，就无法把这个紧急情报送出去。
李克农想尽办法，费了几个周折，才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联络员找到刘鼎，再由刘鼎找到陈赓。陈赓马上带着李克农找到了周恩来，向中央汇报了这个重大情报。周恩来震惊了，向忠发惊呆了，整个中央震动了。
周恩来已从事革命十几年，经历过许多重大历史变故：不少中共重要领导人被捕被杀，自己也有过一次被捕两次被扣押的经 历(1920年1月29日—7月17日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被捕；1926年 “三二O” 事变被扣押；1927年“四一二”事变被扣押)。但使他感到最震惊和痛心的莫过于顾顺章的叛变。
他顾顺章与他共事多年，关系非常密 切，顾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精明能干，身手不 凡。中央能在上海站住脚，他功不可没；同时顾顺章掌握着中央上海机关的全部机密，几乎掌握着中共地下斗争的全部秘密， 一旦叛变危害极大，如不马上采取措施，组织将遭灭顶之灾。
周恩来得知顾顺章被捕叛变已是4月26日。
上海中央决定，陈云顶替顾顺章负责中央特科，和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赵容（康生)一起协助周恩来领导机关人员隐蔽撤离事宜。
在周恩来亲自指挥之下，中共特科全部出动，采取如下应变措施：第一，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尽可能在国民党大搜捕时让他们一无所获，使党的机密泄露减少到最低程度。
第二，废止顾顺章所掌握的中共地下斗争工作方法。
第三，迅速转移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 关办公地点。
同时，将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到安全地带隐蔽起来，并采取相应严密的保卫措施。
中央设立的一个秘密机关位于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住守。熊瑾玎时任中共中央会计。这个地方非常隐蔽安全，有一时期中共中央常委会都在这里召开，中共领导人的碰头会也常在这里。
顾顺章叛变后，只能忍痛割爱，放弃这个很好的秘密机关。特科办事效率非常高，当天晚上就把所有重要的秘密机关和有关领导人安全转移。
其时，在上海的中共主要负责人有：向忠发、卢福坦、罗登贤、瞿 秋白、李维汉、王明、博古、康生、陈云等人。他们当中的住处有被顾 顺章知道的，也在当天或第二天统统安全转移。周恩来将自己的住处转移到小沙渡路的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第四，将一切可以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迅速转移到安全地 区或调离上海。
陈赓把钱壮飞安置在一位地下党员家中，对他的家属也作了妥当的安置。国民党也知道钱壮飞在上海，到处缉拿他，国民党特务认识他的人又多，他已无法在上海继续待下去。1931年8月间，他与李克农、胡底先后离开上海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五，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
顾顺章加入中共后，他的许多亲戚和随从也陆续跟着他进入了革命阵营。顾顺章的岳父张阿桃、岳母张陆氏，小姨子张爱宝、姨表妹叶小妹，胞兄顾维桢、嫂嫂吴韵兰，嫂嫂的胞弟吴克昌及老婆，以及其他亲属随从都几乎在特一科工作。他们或当机关工作人员，或当炊事员，或做掩护、交通工作，同样掌握着中 共许多机密，认识了许多中共负责同志，顾顺章政治转向，他们也有可 能跟着转向。
正是这第五条措施，引发了后来的“顾顺章灭门案”
二
4月27日，钱壮飞一早把几封密电交给刚返宁的徐恩曾，随即离开， 乘火车赶回上海。为了防止上海火车站有埋伏，他在上海郊外的真如站就下了车，并在一家邮局，按预定暗号，给天津的胡底发出“潮重病速返”的电文(“潮”是钱壮飞的别名)，让胡底撤离。
解送顾顺章的专用火轮也在27日到达南京。蔡孟坚在回忆录是这样描述的：“安排等到顾顺章乘船到京，由我迎顾顺章，先停留中山路三○五号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处。
顾顺章一见中山路三○五号门牌，即是共党驻京住处，促我速将共谍钱壮飞扣留。我一时急忙，查钱壮飞已逃沪。此时均由张道藩安排。张道藩接蒋官邸电话，先去官邸，旋由我押送顾顺章谒蒋公。我偕顾顺章进入官邸，蒋公走到客厅，我先趋前向蒋公报告，顾顺章为共党重要首领，他愿拜谒钧座，稟达愿望，刻在近旁。
待我介绍后，相互站着，顾顺章竟伸手向蒋公求握手。蒋公视之为阶下囚，不予理会，仅说：‘你投向我方，甚为欣欢。以后将由蔡同志领导。’骄傲自负的顾顺章，自知已落入‘阶下囚’矣，因之无话可说。
当时蒋公嘱我送顾顺章返住处后，再来谒见。
我将顾顺章押回住处，顾顺章在车中告我：‘有一案你可即办，因中共重要分子恽代英在沪被捕，伪称自己为赤色群众，已押送南京。我用钱运动了军法处，就这数日内释放。你可查明，重审判罪。’
顾顺章曾向徐恩曾指认、捕捉共党驻沪办事处处长杨登瀛（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系张道藩的朋友，终于入狱后被释放。”
由于蒋介石对顾顺章的怠慢和不重视，顾顺章一肚子的中共秘密和铲共计划没有面告蒋的机会，这是他被捕之初就计划好的，要在蒋介石面前显示他的价值，也因此他在武汉期间对蔡孟坚只供出的是在他看来不算重大的机密：武汉的中共地下组织、红二军团驻汉办事处等二十多个秘密机关。
而上海方面的核心机密，他始终没有对蔡孟坚透露具体细节。现在只能向徐恩曾交代给了。
顾顺章本来准备随徐恩曾带着特务去上海执行破坏搜捕中共的计划，因惧怕特科“红队”的威力，他不敢去上海。
1931年4月28日，当徐恩曾指挥大批国民党军警特务按照顾顺章提供的地址、线索涌入上海进行了大搜捕，当他们到达那些秘密地点时，大多已是人去楼空，看到的是空荡的屋子。陈立夫、徐恩曾想一举抓获中共重要领导，捣毁中共各机关组织的计划失败。
虽然由于钱壮飞的及时情报让中共机关和领导人有时间紧急转移，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但顾顺章的叛变给中共还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上海的地下组织受到了极大冲击，大量重要工作被迫中断，很多地下工作者只能撤离或者隐蔽起来。
被顾顺章直接指认而牺牲的领导人除了恽代英，还有稍后被捕牺牲的蔡和森，蔡和森是顾顺章带领特务在香港逮捕的。还有陈赓联系的在上海的重要情报人员杨登瀛的被捕。
后来连周恩来在上海也无法待下去，于1931年12月上旬，被迫转往中央苏区，上海也逐渐不再是中央机关的所在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