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联络站与中央特科的建立（一）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后，上海是早期中共中央机关驻扎最久的城市。1927年后，随着北伐节节胜利，武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中共中央机关也迁到武汉，并在武汉召开了中共五大。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 武汉局势危急，而原是大革命策源地和中心地的广州，由于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利，中央机关也不可能再迁广东了，于是决定留驻上海。到10月初，中央机关和各部门陆续回到上海。
一
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发源地和中心地。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广州实现了建立革命政权、创办黄埔军校、开展工农运动、举行省港大罢工，成为当时革命氛围很强的核心城市。但4.12反革命政变后，广州在1927年4月15日也爆发“四一五事变”，随之，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城，中共广东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区委机关撤离广州，迁往香港。
10月，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组成了新的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率众两万余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3日，主力约 1.2 万人在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人率领下，沿抚河南下，目标直指广东潮州、汕头地区。9 月 20 日，部队抵达广东大埔县三河坝时，根据形势变化，作出了分兵决策：由朱德率第 9 军教导团、第 11 军 25 师共约 3000 人留守三河坝，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主力则由周恩来、贺龙等率领，继续向潮汕挺进。主力部队虽顺利占领了潮州、汕头，但并未摆脱国民党军的围堵，最终在敌军的优势兵力下遭遇溃败：9月30日，汕头失守；10月1日，潮州被敌军占领。起义军主力被迫分散突围，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领导人在当地群众和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转移到了香港。
朱德率领的留守部队，在三河坝与敌军展开三天三夜的激战。随着敌军兵力不断增援，留守部队伤亡逐渐增加，为避免全军覆没，朱德决定撤出三河坝，带领剩下的800多人，进入江西南部。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转移到香港的领导人开始分批去往上海。中共广东省委香港通讯处的交通员把南昌起义人员将陆续乘船抵达上海的消息送到上海中央后，李富春向霍步青作了口头指示，由霍步青与姚成武、张宝泉轮流到轮船码头接应香港来人。霍步青是重庆綦江温泉人。1924年加入中共，1925年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
由广东省委香港通讯处安排去上海的比较幸运，他们除了能领到一张从香港到上海的三等船票和二十块钱的生活费，还能得到上海党组织的接应。李一氓就是经此安排去上海的。当他登上英商怡和洋行轮船后，碰到了李立三和林伯渠，为避免意外，大家只是相互点头笑一笑。
他们于1927年10月份到达上海，霍步青先安排他们住在旅馆中，不久之后又把他们安顿在欧阳钦找到的房子里。
刘伯承、贺龙当时在香港住旅店，两人在香港暂住时期，身边已经聚了一批人，四川老乡多与刘伯承联系，湖南老乡则跟随贺龙。到上海后，霍步青把刘伯承和贺龙又安排住在一个房子里，相随他们而来的二十几人则安排在附近居民楼中居住。
靖任秋在撤到汕头后，碰到一个好心的黄埔校友，为靖任秋找了个小旅馆住下，并给他买了一张汕头到上海的船票。
船经停香港时，上来了陈赓、卢冬生、周逸群等众多战友，按靖任秋的话说：“船上净是我们的人”。
船到上海外滩没有靠岸而是停在江心，大家从大船上下到小舢板上，躲过了军警检查，侥幸上岸。
陈赓通过妻子王根英与组织接上了关系，靖任秋通过徐文雅与饶来杰、霍步青接上了中央军委的组织关系。
霍步青每天把收容接待的人员信息进行登记汇总，以便联络。11月初的一天，霍步青接到了一个重要通知，周恩来将于近日乘船从香港抵达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霍步青与欧阳钦根据广东省委交通员提供的人员、船号等信息共同商定了码头接站、住所安排的接待方案。接站那天，霍步青调来了岳父朱凤仪同昌车行的黑色轿车和几辆黄包车等候在码头。轮船抵达码头，周恩来在轮船大副的陪同下大摇大摆的通过了检票口，坐进霍步青安排的轿车后直往贝禘鏖路（南成都路）的住所而去。
二
“四·一二”政变后，当时还是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沈端先（夏衍）从日本回到上海，自感生计无着，第一个想着去投奔的人便是蔡叔厚。当他来到吴淞路有恒路口的绍敦电机公司，蔡叔厚正在修理一架烧坏了的电动机，看到昔日校友和留日老乡沈端先，蔡叔厚不顾双手油污，当即紧紧握住了沈端先的手。听沈端先述说了自己食住无着的窘境后，蔡叔厚毫不迟疑地说：“搬到这里来住，挤一挤还可以。”
当时蔡叔厚的住所是两开间带花园的三层小洋楼，且当时蔡还单身，为何要说挤一挤还可以呢？
蔡叔厚旧居现状
等沈端先第二天搬进这既是公司又是住所的三层小楼时，方才知道小楼里还住着两户人家，一家是张秋人和他的爱人徐诚梅，另一家是杨贤江、姚韵漪夫妇和他们两岁的儿子。蔡叔厚告诉沈端先，这两家人都是他的好朋友，都是革命党，也都是“四·一二”以后从浙江逃出来的。
蔡叔厚再三要求沈端先对这两家人住在这里之事保密，沈端先已深深感知到蔡叔厚对自己的信任。
不久之后，沈端先对常来绍敦公司的食客谈客逐渐熟悉起来，首先是蔡叔厚的铁杆兄弟兼公司合伙人陆久之，以及每逢休息节假日必从遥远的江湾蕰藻浜铁工厂奔到虹口绍敦公司打牙祭的陆立之，除这兄弟俩之外，还有楼秋泉（楼震旦）、楼小弟兄弟，汤恩伯（汤克勤）、汤克俭兄弟。张秋人是蔡叔厚的诸暨老乡。
来往于绍敦公司的宾客，“左、中、右”各类英才都有，上列的中共地下党员是左派，汤恩伯、张公达、徐逸樵等都是国民党的右派，而楼震旦、吴觉农、金学诚等人则属左右彷徨的人。
沈端先住进绍敦公司不到一个月，留学日本的中共党员何恐、何兆芳、彭大恩（吴永康）、郑汉先（陈德辉）循着沈端先留给他们的地址，先后来到绍敦公司，为保护杨贤江、张秋人两家，蔡叔厚没同意沈端先让何兆芳住进他房间的提议，但蔡叔厚却出资给何兆芳租了房子并订了“包饭”。一来二去，这几个从日本回来的人也成了绍敦公司的常客。
七月间，徐梅坤在浙江萧山被捕、赵世炎在上海被捕，蔡叔厚都伸出援助之手，但皆功亏一篑，没能成功营救。
八月间，张秋人受命返回杭州重组中共浙江省委，仅仅三天，张秋人及其妻子徐诚梅在杭州被捕，蔡叔厚闻讯后又匆忙赶赴杭州，准备通过自己的姐夫、陈立夫的亲信部下蒋志澄（字养春）营救，虽经百般努力，终因“案情重大”且张秋人以砚台怒砸审判法官而失败，只救出了徐诚梅，带回上海。
经历如此之多的事件后，蔡叔厚说出革命有人牺牲了，总要有人顶上去的朴实话语，毅然接受陈德辉、何兆芳介绍，在革命处于最低潮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之后，“绍敦公司就成了地下党的中心联络站了，白色恐怖嚣张，绍敦公司就是掩护体，地下党屡遭破坏，绍敦公司就是救护站。”
绍敦公司成为中共闸北区委的联络点后，“中央和省委的文件、宣传品都由他们（交通员汪极、施喜夫妇）送给蔡叔厚，再由各支部派人来取。”
蔡叔厚豪迈好客，对共产党人更是慷慨大方，救危扶困、供应膳宿、致送旅费是家常便饭，为闸北区委筹措活动经费是蔡叔厚主动承担的，定期给“地头蛇”交保护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以“保障没有滋扰”、确保秘密联络点的安全。
外人皆以为蔡叔厚生意兴隆、资财雄厚，其实绍敦公司是一家不大的电料商行，蔡叔厚本人也并不富裕，以上几项额外的开支不时给公司造成亏空，蔡叔厚便让好友汤恩伯出资入股，又以生意难做向姐夫蒋志澄“借钱”……
但是名声已经在外，人人皆称蔡叔厚为“蔡老板”，凡有急难皆找“蔡老板”。
协助李强造出中共第一部电台的是“蔡老板”，顾顺章叛变后，护送李强到天津、又为李强办好出国护照的是“蔡老板”；
九路突围中因患恶性疟疾的涂作潮掉队后，辗转6个省、跋涉5000多公里抵达上海，瘦骨嶙峋的涂作潮投奔的人是“蔡老板”；
从九江俘虏营越狱逃到上海，骨瘦如柴、满身疥疮的刘鼎找的第一个人也是“蔡老板”，为躲避追捕，把刘鼎送到史沫特莱住处避祸的还是“蔡老板”；
为免被特务抓捕，从窗户跳出以致腿骨摔断的刘少文，让妻子罗晓红电话联系的第一个人也是“蔡老板”；
“怪西人事件”后，智救王莹、袁殊的又是“蔡老板”；
陈志皋、黄慕兰夫妇在广东曲江被军统抓捕押解到重庆后，军统骨干王新衡特地到望龙门看守所看望他们，告诉他们“切勿急躁，外面的朋友们正在设法营救中，”并特意嘱咐看守所有个叫王玉坤的山东人，要其对他们夫妇特别关照，包括“对外通信”。而委托王新衡做这件事的人恰恰又是“蔡老板”；
以上种种，以致在几十年以后，在李强、陆久之、陆立之、夏衍（沈端先）、黄慕兰等人写的回忆录中，都对蔡叔厚有由衷的赞叹、高度的评价：
蔡叔厚，他“年轻时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豪迈好客”、“壮年时豪迈激昂、雄心勃勃”；
他被夏衍称为“党内的孟尝君”，
被陆久之称为“党内的奇人异士”，
被陆立之称为“一个一流的科技人才”，
被黄慕兰称为“神通广大”的人。
三
陈赓、周建萍、徐士品、赵辋、孙一中等人身上都带有枪伤，到上海后中央军委欧阳钦、霍步青通过关系安排他们到上海红十字医院、牛惠霖骨科等医院医治。
奔走于起义人员各居住地最多的是霍步青，他不但给这些人送生活费，也与他们交流思想，询问他们今后的打算。当时摆在这些起义人员面前有三个选项：一是去苏联学习，二是留在上海等待工作分配，三是回到家乡从事兵运或农运工作。
无论选择哪一个，都要给组织上留一个永久性联系地址，组织也会给他们留一个上海党组织的联络地址，特别紧要的人霍步青会预留一个同昌车行的联系方法。
刘伯承选择去苏联学习，四川老乡几乎全部愿意跟随他去出国深造，贺龙不甘心失败，说自己大字不识几个，宁愿回到湘西老家重新拉一支队伍起来，靖任秋、徐士品以及文强一路的十几个人也愿意到苏联学习，叶书、侯镜如、孙一中等人则希望留下来……
11月初，刘伯承、吴玉章等三十多人登上了一艘苏联运煤的货轮。
12月抵达莫斯科后，刘伯承与四川老乡周国干、唐赤英、刘安恭、张锡龙、陈中、梅子乾、刘汉升、陈林、汤慕禹及其他人等共十五人进入莫斯科高级步校第16班学习，与隔壁15班的王智涛、马宗显、吉合等人成了同窗校友。
由于赴苏名额有限，加上当时正在谋划发动上海暴动，靖任秋和徐士品等人被点名留下来参与上海暴动并配发了手枪。
文强一路十几人中因有国民党左派，成份复杂，并且期间有与邵力子等人走动的现象，被通知全部暂时回乡，等候组织通知。文强便带着四川人张建甫回到湖南老家过年，半年时间内多次写信与上海党组织联络，一直联系不上，鉴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便与张建甫一起动身去四川找党组织。
四
李明扬原为赣军司令，赣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后李明扬仍任师长，北伐时任东路先遣军司令，“我们党特地由黄埔军校选派了四十五名学生党员去先遣军任团、营、连的党代表。在李明扬的部队里，我党的力量很强，共有六七十个党员。”
“四·一二”前夕，蒋介石曾经打电话给李明扬，命令李把他军队里的共产党员按名单全部扣押起来，其中特别点了王尔琢的名。
李明扬接电话后，立即通知王尔琢等几十位共产党员赶快离开军队，而且还发给每人一份路费，给王尔琢二千元，其余的人有发五百元的，三百元的。
与王尔琢一起从李明扬军中撤出的党员中，包括后来担任中央总交通的霍步青。
霍步青随王尔琢抵达上海后也在中央军委工作，此后不久，霍步青与朱月倩邂逅生情，并于当年秋天结成秦晋之好，成为夫妻。
霍步青的岳父朱凤仪，江苏苏北人，原在上海滩做苦力拉黄包车，加入青帮后又开堂收徒，成了一个青帮小帮主，帮会成员多以苏北老乡的黄包车夫为主。朱凤仪的同昌车行遂以出租黄包车为主，后随着小汽车在上海滩的时兴，又经营小轿车的出租业务。
五
罗亦农在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周恩来同时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并担任组织局书记后，搬进了新闸路新闸邨28号的两楼两底的小洋楼里， 这个房子不但是党中央组织局的机关，也是罗亦农、李文宜结婚的新房，驻守该机关并与罗亦农同住的是从苏联回国不久的何家兴、贺稚华夫妇。
何家兴、贺稚华夫妇原与瞿秋白一家住在一起，因夫妻间经常发生争吵，引得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心生厌恶，就被调到罗亦农新住处驻守机关。贺稚华的内心便又如倒翻了五味瓶，哀怨自己丈夫的平庸没出息。
“风流成性的贺稚华就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工作之便，乘虚而入，走出何家兴的庸碌浑噩，走近兼有声望、权势和年轻、多情的罗亦农。”
“然而，当她确信罗亦农爱的是李哲时（李文宜）而不是她的时候，事情就起了质的变化。”
1928年的元旦新年，在这所房子中张罗了四桌婚宴，大家吃得痛快，喝得痛快。特别是陈独秀一走，大家更加放松，齐声唱起歌来……，罗亦农、李文宜婚礼接近狂欢节，在这个狂欢之夜中，身材窈窕、柳眉杏眼的贺稚华神采飞扬，招呼着这个客人那个客人。谁又能想到这个左右逢源、热情奔放的女子，内心却充满着嫉妒和醋意。
而正是这种嫉妒和醋意“也就引致后来最大的悲剧。”
作为中央总交通的霍步青几乎每天要到这栋小楼来，及时向罗亦农汇报工作和听取指示，抵沪起义人员的情况也会时而被何家兴、贺稚华听到。
为落实在上海的革命者社会化、职业化的指示，李鸣珂在住处办起了三洋经济川裕公司，与李鸣珂假扮夫妻的黄云桥当起了老板娘，欧阳钦与妻子蔡菱香开了一家法式咖啡馆，霍步青叫岳父朱凤仪把家搬到法租界内居住，对外挂出三信洋行的招牌，顾顺章则开了一家奇星魔术社……
江苏各地的年关暴动相继失败，中共中央取消了在上海举行暴动的计划，但叶书仍不幸而被捕，谎报自己名叫李逸民，是上海同德医科大学的学生，但依旧不能过关。从老闸捕房被引渡到龙华看守所后，因“私藏武器、图谋不轨”被判处无期徒刑。靖任秋住所也藏有手枪，所幸没有出事。
1928年的正月临近结束之时，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在罗亦农家中为李文宜庆生，正当众人举起酒杯说着贺词时，陈乔年的妻子史静仪气喘吁吁的跑进来，说陈乔年等八位同志被捕了，李文宜一惊，手中的红酒杯跌落在地，摔得粉碎。
据徐文雅说，“事发当天，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主持召集一个会议，地点在上海成都南路桂馨里，各区组织部长参加。沪中区委组织部长因事去不了，区委书记临时决定派我去参加。我去晚了，当我走到离桂馨里不远处时，发现会场附近有囚车停在那里，我正在想可能要出事时，就见一群敌人从开会的房子里出来，把乔年等许多同志押上囚车。我从广州脱险到上海，时间不到一年，亲眼见延年和乔年两兄弟被捕，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当时徐文雅在柯麟等人的帮助下，从广州脱险刚到上海，周恩来打电报给徐文雅，“让我也去他那里，他当时跟随东征军已经到了河南驻马店。我去找延年同志商量怎样走的问题。当时他正在党的秘密机关开会。他要我走津浦路，转陇海路，经河南郑州，再去驻马店。谈完话，我走出楼房，就看见楼门外面有人鬼鬼祟祟在活动，不像平常的来往行人。我怕出事就赶快向外走，碰见了王弼，我向他示意有情况。他发觉后没有再上楼。我回到住处，总交通霍步青正在等我，他说陈延年等已经被捕了，让我赶快离开上海。”
徐文雅幸运的躲过了这两次灾祸，但随陈潭秋到天津后，运气就没这么好了，他在天津被捕还被打断了腿。
陈延年等人的被捕，是中共江苏省委的第一次大破坏，祸首是江苏丹阳人束炳澍，由于他的出卖共导致数处机关被破坏，陈延年、黄竞西、郭伯和、韩步先等十四人被捕，八人被杀。而致八人被杀的罪魁却是韩步先，他指证陈友生即是陈延年、吴福民即是黄竟西……不但如此，韩步先还供出了赵世炎的住址，又直接导致了赵世炎的被捕牺牲。
束炳澍于1927年8月23日被顾顺章的“打狗队”处决于虬江路的新兴茶楼里，韩步先尚在等待法院判决的时候，陈乔年又不幸身陷囹圄，而导致这些破坏事件发生的罪魁祸首皆是平时最信任的身边同志。
初春的某个上午，霍步青来到奇星魔术社，他告诉顾顺章，中央接到了王一工代转的来自狱中孙诗圃、王克全的信，证实了韩步先是指证陈延年等人又是出卖赵世炎的叛徒，近日即将出狱，并请组织予以制裁。
中央决定，为告慰英灵并震慑变节者，“打狗队”应像上次制裁束炳澍一样，干净利落的执行好此次制裁任务。
晚上，谭忠余、童国忠、陈莲生、蔡飞、沈侃夫、王世德、张阿四等人先后来到威海卫路802号顾顺章家里，顾顺章布置了制裁任务。大家大致了解了韩步先的履历和样貌：韩步先，别字逋仙，浙江绍兴人，1923年入党，1925年毕业于上海大学，头脑机灵，善为文笔，曾任上海区委秘书长，1927年刚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时被捕。
会后，由认识韩步先的沈侃夫负责探明叛徒踪迹。大概过了十多天，韩步先住福建路积福里的情报由沈侃夫报告了顾顺章。顾顺章点名沈侃夫、王世德、陈莲生、蔡飞四人执行制裁行动。四人装扮成铜匠工人模样，两人一组，一前一后，在积福里发现韩步先后，一路尾随，欲在安静偏僻、人流稀少之地结果叛徒。
韩步先本来就做贼心虚，又看过《时事新报》登载的“二十六军政治部特务员束炳澍忽被狙击”的报道，知晓“打狗队”的厉害。他外出行走之时专挑人多之地，不时回头侧顾，当他隐约感觉已被人跟踪，便折向上海滩最繁华之地——南京路，在永安公司、先施公司之间走起了“之”字形，确定已被人跟踪。
韩步先情急之中趋步跑向正在巡逻的巡捕，手指向跟踪的几人，说这几人皆是携枪暴徒，意图抢劫绑票。巡捕即吹响警笛，沈侃夫等四人眼见事情败露，便乘着人群惊慌之际，分散而走。制裁行动遂告失败。
韩步先自知要在上海继续存身，必定会再遭“打狗队”的追杀，于是在此次遇刺事件后仓皇逃离上海，以韩逋仙之名先后在上虞春晖中学、新昌县立中学、台州大公中学执教。据台州文史资料显示，1944年韩逋仙任台州大公中学的训导长。
1950年，韩逋仙在人民政府的镇反运动中被公审处决。
中共早期联络站与中央特科的建立（一）
毛囡 (2026-04-05 14:55:16) 评论 (0)中共早期联络站与中央特科的建立（一）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后，上海是早期中共中央机关驻扎最久的城市。1927年后，随着北伐节节胜利，武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中共中央机关也迁到武汉，并在武汉召开了中共五大。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 武汉局势危急，而原是大革命策源地和中心地的广州，由于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利，中央机关也不可能再迁广东了，于是决定留驻上海。到10月初，中央机关和各部门陆续回到上海。
一
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发源地和中心地。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广州实现了建立革命政权、创办黄埔军校、开展工农运动、举行省港大罢工，成为当时革命氛围很强的核心城市。但4.12反革命政变后，广州在1927年4月15日也爆发“四一五事变”，随之，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城，中共广东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区委机关撤离广州，迁往香港。
10月，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组成了新的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率众两万余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3日，主力约 1.2 万人在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人率领下，沿抚河南下，目标直指广东潮州、汕头地区。9 月 20 日，部队抵达广东大埔县三河坝时，根据形势变化，作出了分兵决策：由朱德率第 9 军教导团、第 11 军 25 师共约 3000 人留守三河坝，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主力则由周恩来、贺龙等率领，继续向潮汕挺进。主力部队虽顺利占领了潮州、汕头，但并未摆脱国民党军的围堵，最终在敌军的优势兵力下遭遇溃败：9月30日，汕头失守；10月1日，潮州被敌军占领。起义军主力被迫分散突围，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领导人在当地群众和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转移到了香港。
朱德率领的留守部队，在三河坝与敌军展开三天三夜的激战。随着敌军兵力不断增援，留守部队伤亡逐渐增加，为避免全军覆没，朱德决定撤出三河坝，带领剩下的800多人，进入江西南部。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转移到香港的领导人开始分批去往上海。中共广东省委香港通讯处的交通员把南昌起义人员将陆续乘船抵达上海的消息送到上海中央后，李富春向霍步青作了口头指示，由霍步青与姚成武、张宝泉轮流到轮船码头接应香港来人。霍步青是重庆綦江温泉人。1924年加入中共，1925年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
由广东省委香港通讯处安排去上海的比较幸运，他们除了能领到一张从香港到上海的三等船票和二十块钱的生活费，还能得到上海党组织的接应。李一氓就是经此安排去上海的。当他登上英商怡和洋行轮船后，碰到了李立三和林伯渠，为避免意外，大家只是相互点头笑一笑。
他们于1927年10月份到达上海，霍步青先安排他们住在旅馆中，不久之后又把他们安顿在欧阳钦找到的房子里。
刘伯承、贺龙当时在香港住旅店，两人在香港暂住时期，身边已经聚了一批人，四川老乡多与刘伯承联系，湖南老乡则跟随贺龙。到上海后，霍步青把刘伯承和贺龙又安排住在一个房子里，相随他们而来的二十几人则安排在附近居民楼中居住。
靖任秋在撤到汕头后，碰到一个好心的黄埔校友，为靖任秋找了个小旅馆住下，并给他买了一张汕头到上海的船票。
船经停香港时，上来了陈赓、卢冬生、周逸群等众多战友，按靖任秋的话说：“船上净是我们的人”。
船到上海外滩没有靠岸而是停在江心，大家从大船上下到小舢板上，躲过了军警检查，侥幸上岸。
陈赓通过妻子王根英与组织接上了关系，靖任秋通过徐文雅与饶来杰、霍步青接上了中央军委的组织关系。
霍步青每天把收容接待的人员信息进行登记汇总，以便联络。11月初的一天，霍步青接到了一个重要通知，周恩来将于近日乘船从香港抵达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霍步青与欧阳钦根据广东省委交通员提供的人员、船号等信息共同商定了码头接站、住所安排的接待方案。接站那天，霍步青调来了岳父朱凤仪同昌车行的黑色轿车和几辆黄包车等候在码头。轮船抵达码头，周恩来在轮船大副的陪同下大摇大摆的通过了检票口，坐进霍步青安排的轿车后直往贝禘鏖路（南成都路）的住所而去。
二
“四·一二”政变后，当时还是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沈端先（夏衍）从日本回到上海，自感生计无着，第一个想着去投奔的人便是蔡叔厚。当他来到吴淞路有恒路口的绍敦电机公司，蔡叔厚正在修理一架烧坏了的电动机，看到昔日校友和留日老乡沈端先，蔡叔厚不顾双手油污，当即紧紧握住了沈端先的手。听沈端先述说了自己食住无着的窘境后，蔡叔厚毫不迟疑地说：“搬到这里来住，挤一挤还可以。”
当时蔡叔厚的住所是两开间带花园的三层小洋楼，且当时蔡还单身，为何要说挤一挤还可以呢？
蔡叔厚旧居现状
等沈端先第二天搬进这既是公司又是住所的三层小楼时，方才知道小楼里还住着两户人家，一家是张秋人和他的爱人徐诚梅，另一家是杨贤江、姚韵漪夫妇和他们两岁的儿子。蔡叔厚告诉沈端先，这两家人都是他的好朋友，都是革命党，也都是“四·一二”以后从浙江逃出来的。
蔡叔厚再三要求沈端先对这两家人住在这里之事保密，沈端先已深深感知到蔡叔厚对自己的信任。
不久之后，沈端先对常来绍敦公司的食客谈客逐渐熟悉起来，首先是蔡叔厚的铁杆兄弟兼公司合伙人陆久之，以及每逢休息节假日必从遥远的江湾蕰藻浜铁工厂奔到虹口绍敦公司打牙祭的陆立之，除这兄弟俩之外，还有楼秋泉（楼震旦）、楼小弟兄弟，汤恩伯（汤克勤）、汤克俭兄弟。张秋人是蔡叔厚的诸暨老乡。
来往于绍敦公司的宾客，“左、中、右”各类英才都有，上列的中共地下党员是左派，汤恩伯、张公达、徐逸樵等都是国民党的右派，而楼震旦、吴觉农、金学诚等人则属左右彷徨的人。
沈端先住进绍敦公司不到一个月，留学日本的中共党员何恐、何兆芳、彭大恩（吴永康）、郑汉先（陈德辉）循着沈端先留给他们的地址，先后来到绍敦公司，为保护杨贤江、张秋人两家，蔡叔厚没同意沈端先让何兆芳住进他房间的提议，但蔡叔厚却出资给何兆芳租了房子并订了“包饭”。一来二去，这几个从日本回来的人也成了绍敦公司的常客。
七月间，徐梅坤在浙江萧山被捕、赵世炎在上海被捕，蔡叔厚都伸出援助之手，但皆功亏一篑，没能成功营救。
八月间，张秋人受命返回杭州重组中共浙江省委，仅仅三天，张秋人及其妻子徐诚梅在杭州被捕，蔡叔厚闻讯后又匆忙赶赴杭州，准备通过自己的姐夫、陈立夫的亲信部下蒋志澄（字养春）营救，虽经百般努力，终因“案情重大”且张秋人以砚台怒砸审判法官而失败，只救出了徐诚梅，带回上海。
经历如此之多的事件后，蔡叔厚说出革命有人牺牲了，总要有人顶上去的朴实话语，毅然接受陈德辉、何兆芳介绍，在革命处于最低潮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之后，“绍敦公司就成了地下党的中心联络站了，白色恐怖嚣张，绍敦公司就是掩护体，地下党屡遭破坏，绍敦公司就是救护站。”
绍敦公司成为中共闸北区委的联络点后，“中央和省委的文件、宣传品都由他们（交通员汪极、施喜夫妇）送给蔡叔厚，再由各支部派人来取。”
蔡叔厚豪迈好客，对共产党人更是慷慨大方，救危扶困、供应膳宿、致送旅费是家常便饭，为闸北区委筹措活动经费是蔡叔厚主动承担的，定期给“地头蛇”交保护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以“保障没有滋扰”、确保秘密联络点的安全。
外人皆以为蔡叔厚生意兴隆、资财雄厚，其实绍敦公司是一家不大的电料商行，蔡叔厚本人也并不富裕，以上几项额外的开支不时给公司造成亏空，蔡叔厚便让好友汤恩伯出资入股，又以生意难做向姐夫蒋志澄“借钱”……
但是名声已经在外，人人皆称蔡叔厚为“蔡老板”，凡有急难皆找“蔡老板”。
协助李强造出中共第一部电台的是“蔡老板”，顾顺章叛变后，护送李强到天津、又为李强办好出国护照的是“蔡老板”；
九路突围中因患恶性疟疾的涂作潮掉队后，辗转6个省、跋涉5000多公里抵达上海，瘦骨嶙峋的涂作潮投奔的人是“蔡老板”；
从九江俘虏营越狱逃到上海，骨瘦如柴、满身疥疮的刘鼎找的第一个人也是“蔡老板”，为躲避追捕，把刘鼎送到史沫特莱住处避祸的还是“蔡老板”；
为免被特务抓捕，从窗户跳出以致腿骨摔断的刘少文，让妻子罗晓红电话联系的第一个人也是“蔡老板”；
“怪西人事件”后，智救王莹、袁殊的又是“蔡老板”；
陈志皋、黄慕兰夫妇在广东曲江被军统抓捕押解到重庆后，军统骨干王新衡特地到望龙门看守所看望他们，告诉他们“切勿急躁，外面的朋友们正在设法营救中，”并特意嘱咐看守所有个叫王玉坤的山东人，要其对他们夫妇特别关照，包括“对外通信”。而委托王新衡做这件事的人恰恰又是“蔡老板”；
以上种种，以致在几十年以后，在李强、陆久之、陆立之、夏衍（沈端先）、黄慕兰等人写的回忆录中，都对蔡叔厚有由衷的赞叹、高度的评价：
蔡叔厚，他“年轻时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豪迈好客”、“壮年时豪迈激昂、雄心勃勃”；
他被夏衍称为“党内的孟尝君”，
被陆久之称为“党内的奇人异士”，
被陆立之称为“一个一流的科技人才”，
被黄慕兰称为“神通广大”的人。
三
陈赓、周建萍、徐士品、赵辋、孙一中等人身上都带有枪伤，到上海后中央军委欧阳钦、霍步青通过关系安排他们到上海红十字医院、牛惠霖骨科等医院医治。
奔走于起义人员各居住地最多的是霍步青，他不但给这些人送生活费，也与他们交流思想，询问他们今后的打算。当时摆在这些起义人员面前有三个选项：一是去苏联学习，二是留在上海等待工作分配，三是回到家乡从事兵运或农运工作。
无论选择哪一个，都要给组织上留一个永久性联系地址，组织也会给他们留一个上海党组织的联络地址，特别紧要的人霍步青会预留一个同昌车行的联系方法。
刘伯承选择去苏联学习，四川老乡几乎全部愿意跟随他去出国深造，贺龙不甘心失败，说自己大字不识几个，宁愿回到湘西老家重新拉一支队伍起来，靖任秋、徐士品以及文强一路的十几个人也愿意到苏联学习，叶书、侯镜如、孙一中等人则希望留下来……
11月初，刘伯承、吴玉章等三十多人登上了一艘苏联运煤的货轮。
12月抵达莫斯科后，刘伯承与四川老乡周国干、唐赤英、刘安恭、张锡龙、陈中、梅子乾、刘汉升、陈林、汤慕禹及其他人等共十五人进入莫斯科高级步校第16班学习，与隔壁15班的王智涛、马宗显、吉合等人成了同窗校友。
由于赴苏名额有限，加上当时正在谋划发动上海暴动，靖任秋和徐士品等人被点名留下来参与上海暴动并配发了手枪。
文强一路十几人中因有国民党左派，成份复杂，并且期间有与邵力子等人走动的现象，被通知全部暂时回乡，等候组织通知。文强便带着四川人张建甫回到湖南老家过年，半年时间内多次写信与上海党组织联络，一直联系不上，鉴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便与张建甫一起动身去四川找党组织。
四
李明扬原为赣军司令，赣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后李明扬仍任师长，北伐时任东路先遣军司令，“我们党特地由黄埔军校选派了四十五名学生党员去先遣军任团、营、连的党代表。在李明扬的部队里，我党的力量很强，共有六七十个党员。”
“四·一二”前夕，蒋介石曾经打电话给李明扬，命令李把他军队里的共产党员按名单全部扣押起来，其中特别点了王尔琢的名。
李明扬接电话后，立即通知王尔琢等几十位共产党员赶快离开军队，而且还发给每人一份路费，给王尔琢二千元，其余的人有发五百元的，三百元的。
与王尔琢一起从李明扬军中撤出的党员中，包括后来担任中央总交通的霍步青。
霍步青随王尔琢抵达上海后也在中央军委工作，此后不久，霍步青与朱月倩邂逅生情，并于当年秋天结成秦晋之好，成为夫妻。
霍步青的岳父朱凤仪，江苏苏北人，原在上海滩做苦力拉黄包车，加入青帮后又开堂收徒，成了一个青帮小帮主，帮会成员多以苏北老乡的黄包车夫为主。朱凤仪的同昌车行遂以出租黄包车为主，后随着小汽车在上海滩的时兴，又经营小轿车的出租业务。
五
罗亦农在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周恩来同时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并担任组织局书记后，搬进了新闸路新闸邨28号的两楼两底的小洋楼里， 这个房子不但是党中央组织局的机关，也是罗亦农、李文宜结婚的新房，驻守该机关并与罗亦农同住的是从苏联回国不久的何家兴、贺稚华夫妇。
何家兴、贺稚华夫妇原与瞿秋白一家住在一起，因夫妻间经常发生争吵，引得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心生厌恶，就被调到罗亦农新住处驻守机关。贺稚华的内心便又如倒翻了五味瓶，哀怨自己丈夫的平庸没出息。
“风流成性的贺稚华就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工作之便，乘虚而入，走出何家兴的庸碌浑噩，走近兼有声望、权势和年轻、多情的罗亦农。”
“然而，当她确信罗亦农爱的是李哲时（李文宜）而不是她的时候，事情就起了质的变化。”
1928年的元旦新年，在这所房子中张罗了四桌婚宴，大家吃得痛快，喝得痛快。特别是陈独秀一走，大家更加放松，齐声唱起歌来……，罗亦农、李文宜婚礼接近狂欢节，在这个狂欢之夜中，身材窈窕、柳眉杏眼的贺稚华神采飞扬，招呼着这个客人那个客人。谁又能想到这个左右逢源、热情奔放的女子，内心却充满着嫉妒和醋意。
而正是这种嫉妒和醋意“也就引致后来最大的悲剧。”
作为中央总交通的霍步青几乎每天要到这栋小楼来，及时向罗亦农汇报工作和听取指示，抵沪起义人员的情况也会时而被何家兴、贺稚华听到。
为落实在上海的革命者社会化、职业化的指示，李鸣珂在住处办起了三洋经济川裕公司，与李鸣珂假扮夫妻的黄云桥当起了老板娘，欧阳钦与妻子蔡菱香开了一家法式咖啡馆，霍步青叫岳父朱凤仪把家搬到法租界内居住，对外挂出三信洋行的招牌，顾顺章则开了一家奇星魔术社……
江苏各地的年关暴动相继失败，中共中央取消了在上海举行暴动的计划，但叶书仍不幸而被捕，谎报自己名叫李逸民，是上海同德医科大学的学生，但依旧不能过关。从老闸捕房被引渡到龙华看守所后，因“私藏武器、图谋不轨”被判处无期徒刑。靖任秋住所也藏有手枪，所幸没有出事。
1928年的正月临近结束之时，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在罗亦农家中为李文宜庆生，正当众人举起酒杯说着贺词时，陈乔年的妻子史静仪气喘吁吁的跑进来，说陈乔年等八位同志被捕了，李文宜一惊，手中的红酒杯跌落在地，摔得粉碎。
据徐文雅说，“事发当天，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主持召集一个会议，地点在上海成都南路桂馨里，各区组织部长参加。沪中区委组织部长因事去不了，区委书记临时决定派我去参加。我去晚了，当我走到离桂馨里不远处时，发现会场附近有囚车停在那里，我正在想可能要出事时，就见一群敌人从开会的房子里出来，把乔年等许多同志押上囚车。我从广州脱险到上海，时间不到一年，亲眼见延年和乔年两兄弟被捕，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当时徐文雅在柯麟等人的帮助下，从广州脱险刚到上海，周恩来打电报给徐文雅，“让我也去他那里，他当时跟随东征军已经到了河南驻马店。我去找延年同志商量怎样走的问题。当时他正在党的秘密机关开会。他要我走津浦路，转陇海路，经河南郑州，再去驻马店。谈完话，我走出楼房，就看见楼门外面有人鬼鬼祟祟在活动，不像平常的来往行人。我怕出事就赶快向外走，碰见了王弼，我向他示意有情况。他发觉后没有再上楼。我回到住处，总交通霍步青正在等我，他说陈延年等已经被捕了，让我赶快离开上海。”
徐文雅幸运的躲过了这两次灾祸，但随陈潭秋到天津后，运气就没这么好了，他在天津被捕还被打断了腿。
陈延年等人的被捕，是中共江苏省委的第一次大破坏，祸首是江苏丹阳人束炳澍，由于他的出卖共导致数处机关被破坏，陈延年、黄竞西、郭伯和、韩步先等十四人被捕，八人被杀。而致八人被杀的罪魁却是韩步先，他指证陈友生即是陈延年、吴福民即是黄竟西……不但如此，韩步先还供出了赵世炎的住址，又直接导致了赵世炎的被捕牺牲。
束炳澍于1927年8月23日被顾顺章的“打狗队”处决于虬江路的新兴茶楼里，韩步先尚在等待法院判决的时候，陈乔年又不幸身陷囹圄，而导致这些破坏事件发生的罪魁祸首皆是平时最信任的身边同志。
初春的某个上午，霍步青来到奇星魔术社，他告诉顾顺章，中央接到了王一工代转的来自狱中孙诗圃、王克全的信，证实了韩步先是指证陈延年等人又是出卖赵世炎的叛徒，近日即将出狱，并请组织予以制裁。
中央决定，为告慰英灵并震慑变节者，“打狗队”应像上次制裁束炳澍一样，干净利落的执行好此次制裁任务。
晚上，谭忠余、童国忠、陈莲生、蔡飞、沈侃夫、王世德、张阿四等人先后来到威海卫路802号顾顺章家里，顾顺章布置了制裁任务。大家大致了解了韩步先的履历和样貌：韩步先，别字逋仙，浙江绍兴人，1923年入党，1925年毕业于上海大学，头脑机灵，善为文笔，曾任上海区委秘书长，1927年刚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时被捕。
会后，由认识韩步先的沈侃夫负责探明叛徒踪迹。大概过了十多天，韩步先住福建路积福里的情报由沈侃夫报告了顾顺章。顾顺章点名沈侃夫、王世德、陈莲生、蔡飞四人执行制裁行动。四人装扮成铜匠工人模样，两人一组，一前一后，在积福里发现韩步先后，一路尾随，欲在安静偏僻、人流稀少之地结果叛徒。
韩步先本来就做贼心虚，又看过《时事新报》登载的“二十六军政治部特务员束炳澍忽被狙击”的报道，知晓“打狗队”的厉害。他外出行走之时专挑人多之地，不时回头侧顾，当他隐约感觉已被人跟踪，便折向上海滩最繁华之地——南京路，在永安公司、先施公司之间走起了“之”字形，确定已被人跟踪。
韩步先情急之中趋步跑向正在巡逻的巡捕，手指向跟踪的几人，说这几人皆是携枪暴徒，意图抢劫绑票。巡捕即吹响警笛，沈侃夫等四人眼见事情败露，便乘着人群惊慌之际，分散而走。制裁行动遂告失败。
韩步先自知要在上海继续存身，必定会再遭“打狗队”的追杀，于是在此次遇刺事件后仓皇逃离上海，以韩逋仙之名先后在上虞春晖中学、新昌县立中学、台州大公中学执教。据台州文史资料显示，1944年韩逋仙任台州大公中学的训导长。
1950年，韩逋仙在人民政府的镇反运动中被公审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