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2日,德国公布首部国家军事战略,目标是到2039年成为欧洲最强常规军事力量。几乎同一时间,日本于4月22日正式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并在23日由日本众议院委员会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法案,计划7月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统合强化国家战略情报能力。
德日作为二战后长期受军事约束的国家,几乎同时推进军事扩张,而这一切都与特朗普制造的“一地鸡毛”有着直接关系,美国当前深陷中东,加之国防工业产能不足、向西半球战略回撤、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一系列的问题使得传统欧洲和东亚盟友们再也坐不住了。

德国军备展上的单兵装备
美国战略回撤让盟友们坐不住了

美国国防工业这些年问题不少,在二战时号称“民主兵工厂”的美国也开始缺弹少船。对乌克兰的援助消耗了大量库存,“标枪”导弹生产线因为零件停产、工人短缺,补货至少要到2026年年中。美国国会报告也承认,美国过去几十年专注低强度冲突,工业基础面对大规模战争时准备不足。特朗普政府2025年的国防战略把重点放在本土防御和威慑中国上,明确要求欧洲和亚洲盟友多承担防务费用。他在北约峰会上说得很直白:欧洲必须多出钱,否则美国可能重新考虑承诺。
这一调整直接影响了欧洲和东亚的传统安全依赖。盟友们开始意识到,不能完全靠美国,必须自己加快准备。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德日同步推进军事扩张进程。

Anduril公司厂房内整齐排列的黑色无人机武器
欧洲无奈推动防务自主进程

欧洲面对的最大现实威胁是俄罗斯。俄乌战争让欧洲各国清楚地看到,美国的承诺可能并不稳固,特朗普又反复要求欧洲自己多花钱。德国因此在4月22日推出了首部国家军事战略,分阶段提升战备、能力和技术,计划总兵力达到46万人,重点发展远程打击和人工智能。法国也一直推动欧洲战略自主,法德两国在联合武器项目上加强合作。2024年欧洲军费比前一年增长17%,德国增幅达到28%。
美国“离开”亚太引发区域震动

东亚的情况同样紧迫。日本和菲律宾都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美国力量回撤,加上中东事务牵扯精力,日菲一方面希望美国继续留在亚太,另一方面也开始加速自身武装、迅速填补美国在亚太的权力空白。
日本2026财年防卫费创下新高,同时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情报局的设立——众议院委员会刚通过法案,计划7月成立,由首相直接领导,整合各省厅情报资源,提升应对网络威胁和外国间谍的能力,号称日本版的“中央情报局”。菲律宾则加强与美日联合军演,强化南海前沿部署。

日本自卫队队员(来源:参考消息)
重现二战前扩军备战场景?

德国和日本是发动二战的两个主要国家,目前又几乎在同一时间推进军事扩张,不免让人担心二战前的情景重现。
20世纪30年代,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国内孤立主义情绪高涨。1935年至1937年,美国国会通过多部《中立法案》,禁止向交战国出售武器、提供贷款,甚至限制美国公民搭乘交战国船只。英国和法国则因为一战创伤、经济困难和国内反战舆论,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在此背景下,德国和日本突破战后条约限制重整军备,最终演化为世界大战。
今天的情况确实有类似之处。外部威胁真实存在(俄罗斯对欧洲、中国在东亚的军事活动),美国战略回撤(国防战略调整、要求盟友多出钱),德日被迫加速自主武装(德国首部军事战略、日本突破和平宪法与成立国家情报局),都让军备竞赛的影子隐约可见。SIPRI数据显示,全球军费已连续十年增长,欧洲和亚太增幅最大。
“换了人间”二战军国主义祸端难再现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时代已沧海桑田,加之民主制度和世界反战力量的制约,二战前的场景已不太可能复现,但是仍值得以史为鉴,冷静谨慎审视当前的全球少数国家军事扩张进程。
(1)
国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日本是军国主义政权,对外扩张是国家核心意识形态,今天的德国和日本是成熟民主国家,一切军事行动都要经过议会辩论、舆论监督和法律审查,决策过程已完全不同。
(2)
20世纪30年代没有核武器,经济全球化程度远低于现在。一旦发生大规模冲突,供应链中断和核威慑会让任何一方都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
(3)
当时美国孤立主义和英法绥靖是主动放弃责任,今天美国虽然要求盟友多承担,但仍在北约和美日同盟框架内提供安全保障,并非完全退出。
(4)
20世纪30年代没有联合国等全球性国际组织,缺乏有效的多边协调机制,今天联合国、东盟+、欧盟机构等平台虽然在全球治理中仍频失能,但仍为和平对话提供了渠道。
因此,当前德日扩张更多是防御性回应,而非20世纪30年代那种侵略性重整军备。

美国纳粹集会历史照
当今世界更需对战争保持警惕、对和平保持敬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不是“军备竞赛”本身,而是大国间的不信任,以及国际社会对战争因素的遏制机制不足。当大国收缩、信任缺失、对话渠道堵塞、国际反战机制式微时,局部摩擦冲突就有可能演化升级为全面冲突。
美国战略回撤所推动的德日军事与情报扩张,既是当下现实压力的直接结果,也再次促使人们思考:当大国权力真空出现、国家间信任开始动摇时,各国究竟该如何守护和平?二战前的惨痛教训早已证明,单纯依靠军备竞赛无法带来持久安全,单纯依靠军事优势永远无法消除内心的恐惧。
只有在力量与克制、竞争与对话间找到平衡,通过理性协商重建互信,才能避免世界大战的悲剧重演。
美国需要给盟友更稳定的承诺,避免政策反复摇摆;欧洲和日本要把军事和情报建设保持透明,主动纳入多边对话机制;大国之间则应优先使用外交、军控谈判和危机热线来管控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