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时间2026年4月13日（周一）晚上，法国文化部部长卡特琳·佩加尔（Catherine Pégard）推动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备受瞩目的法案，法案的全称为《关于归还因非法占有而导致相关国家流失之文物的法案》，这一消息立刻在中国、非洲、东南亚等曾遭受法国侵略与殖民的国家和地区引起关注。在中国互联网上，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在一百多年前的呼吁得到了热烈转发：“法兰西能脱胎换骨，将不义之财归还被抢掠的中国，……这一天终于到来。”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大量文物流失。左图为如今的圆明园西洋楼大水法遗址，图右为2010年10月，为纪念圆明园罹难150周年，由法中友协联合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法国东方华人协会等单位共同捐赠的雨果半身雕像，在圆明园大水法遗址东侧揭幕。视觉中国丨图

据法国媒体报道，尽管当晚的辩论气氛较为平和，但在议会大厅内，持左右两方立场的议员仍展开了长达六小时的交锋。双方辩论的焦点并不在于否决或通过这项法案——议员们以170票对0票一致表态通过了这项法案，而是针对法案文本中的措辞是否恰当。右翼方面，来自多尔多涅省的国民联盟党（RN）议员弗洛伦斯·朱贝尔（Florence Joubert）对那种“基于‘赎罪’的极左言论”表示反对；而来自瓦兹河谷省的左翼不屈法国党（LFI）议员奥雷利安·塔谢（Aurélien Taché）则强调，“有必要直面我们的殖民历史”。

归还殖民时期被劫掠的文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法国议会能够全票通过这样一个法律，我觉得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开了一个好头。至少我想欧洲其他国家，比如德国、荷兰、比利时这些国家应该会受到一个正向的激励。”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对媒体表达了欣喜之情。霍政欣的团队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直致力于研究与追索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

“看到大家欢欣鼓舞的样子，我觉得可能有点过于乐观了。”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段勇和霍政欣一样，对这一法案的通过，表达了“谨慎的乐观”。法案的通过只是后续一系列复杂追索行动的开始，法国与申索国如何合作、“非法占有”如何认定、如何搜集“非法占有”的证据……这些问题都有待相关专业人员一步步摸着石头过河。

法案前传：国际文物返还史上的里程碑

这部法案的通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长达数年的法律铺垫和政治博弈。长期以来，归还殖民时期被掠夺的文物，通常会遇到两个阻力，一个是“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转移手段的公约》，殖民时代的被劫掠文物很难通过这个1970年公约得到伸张。

其次，很多国家对国有的文化遗产有严格的保护制度，如法国公共藏品受“不可转让原则”（Principe d'inaliénabilité）的保护，如果要归还他国文物，必须针对每一件（或每一批）文物单独制定一项特别的法律。

2017年11月2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布基纳法索的瓦加杜古大学面对数百名非洲学生发表了著名的“瓦加杜古演讲”，其中关于文物归还的一段话，被视为“不可转让原则”开始松动的分水岭：

“我无法接受许多非洲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文化遗产目前流落在法国。虽然这有着历史层面的解释，但并没有一种正当、持久且无条件的理由。非洲的遗产不能仅仅存在于欧洲的私人收藏和博物馆中。它们应当在巴黎展出，但也必须在达喀尔、拉各斯、科托努展出。这将是我的优先任务之一。我希望在未来五年内，能够创造条件，实现非洲遗产向非洲的临时或永久性归还。”

在此之前，法国官方的口径通常是“我们保护了这些文物免遭毁坏”，马克龙则直言“没有正当理由”，在道德上承认了法国的殖民错误。这段讲话为此后的《2020-1673号法案》（即俗称的《贝宁归还法案》）的诞生以及贝宁文物的归还扫清了政治障碍，而贝宁的文物归还案例被视为国际文物返还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仅促成了法国法律制度的突破，也直接推动了2026年这部法案的诞生。

1892年，法国殖民军队攻占了达荷美王国（现贝宁共和国）首都阿波美，洗劫了阿波美王宫，掠夺了数千件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宗教价值的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达荷美王室的三尊半人半兽雕像、阿波美王座以及精美的贝宁青铜器。这些文物随后进入了法国的博物馆。

2016年，贝宁政府正式向法国提出外交申请，要求归还这些文物。当时法国外交部引用“公共藏品不可转让原则”予以拒绝。2017年“瓦加杜古演讲”之后，马克龙委托塞内加尔学者费文·萨尔（Felwine Sarr）和法国艺术史学家本尼迪克特·萨瓦（Bénédicte Savoy）研究了文物归还的可能性，并撰写了著名的《关于非洲文化遗产的归还：迈向新的关系伦理》（俗称《萨尔-萨瓦报告》）。

《萨尔-萨瓦报告》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约90%至95%的重要文化遗产目前都在非洲大陆以外，仅巴黎的凯布朗利博物馆就收藏了约7万件此类文物。萨尔和萨瓦在报告中认为：“只要非洲青年无法在自己的国土上看到祖先的艺术，法国与非洲之间就不可能建立真正平等的现代关系……归还是一种正当的法律与道德义务。”

为了实现归还，法国政府不得不打破“常规”，专门制定了一项法律，即《贝宁归还法案》，通过特定的豁免条款，打破不可转让原则，允许将凯布朗利博物馆收藏的26件达荷美王宫文物永久所有权移交给贝宁共和国。

2021年11月，这26件文物在巴黎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随后运抵贝宁经济首都科托努。贝宁的案例打破了西方博物馆“文物离开西方就会毁坏”或“法律无法突破”的借口，并且在归还过程中，法、贝两国专家共同对文物进行了修复和研究，建立了新的文化伙伴关系。这一事件在国际上引发了极大的震动，2024年，记录此次文物回归盛事的纪录片《达荷美》获得第74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然而，贝宁案例的模式是“为一件（或一批）文物制定一部法律”，效率极低，面对海量的流失文物，法国需要更大的法律突破。



纪录片《达荷美》（2024年）截屏。资料图

法案解决的两个问题

《贝宁归还法案》之后，法国在殖民时期文物归还的法律建设方面，走上了快车道。2023年，法国通过了两部“框架法”（Loi-cadre），分别处理纳粹时期掠夺的艺术品和人类遗骸的归还。这两部法律的核心目的便是突破“不可转让原则”，规定在特定条件下，允许国家馆藏文物“脱离公共属性”，从而实现归还，而无需每次都由议会投票。

这两部2023年的法律其实为2026年的法案打下了一个“法律模板”，它们成功地在不废除“不可转让原则”的前提下，为正义与伦理开辟了“绿色通道”。

2026年初，针对“殖民时期掠夺文物”的第三部框架法案正式进入立法程序。1月底，法国参议院一致通过该法案，但加入了一些限制性条款，以保护博物馆藏品的安全性。4月13日国民议会通过后，几项关于具体法条的修正案目前仍需提交两院联合委员会进行讨论，以协调国民议会与参议院之间的立场。

这部法案的核心部分，是关于“非法占有”文物的界定，以及之后具体的申索流程的规定。

“不排除法案还会有一些条文的微调，需要法国参议院继续进行讨论确认。”段勇说，法案正式生效之后，覆盖的是法国公共机构的公共藏品，不包括私人收藏，“但法国的私人博物馆，像赛努奇博物馆就收藏了大量中国文物。”

法案对可归还的文物做了某些限定。时间断代方面，仅限于1815年法兰西第二殖民帝国开始，到1972年（即前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生效之后）之间掠夺的文物。据法国媒体报道，左翼“不屈法国”等党派认为这排除了拿破仑时期的掠夺，时限过于死板。

法案针对的主体为“法兰西第一和第二殖民帝国”时期的前殖民地国家，主要涵盖非洲、亚洲和部分大洋洲国家。具体定义方面，Appropriation illicite (非法占有/非法侵占)是法案中最关键的词，它不只涵盖了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偷窃”，还包括战争掠夺、在暴力胁迫下取得，以及在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被迫“赠送”或“出售”的物品。“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非法流失文物的概念，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段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兽首（即圆明园西洋楼海晏堂水利钟构件）目前仍有五件尚未回归，其中最近回归的两件（鼠首和兔首）均来自法国。图为2022年在南京城墙博物馆举办的相关展览上的圆明园牛首（左一）、虎首(左二）等四件铜像的原件。视觉中国丨图

法案规定，一旦申索国提出正式申请，必须成立一个由法国专家和申索国专家对等组成的双边委员会，共同审查文物的来源。委员会的结论将作为政府决定是否归还的科学依据。这种机制改变了以往由法国单方面掌握解释权的局面。

到了具体归还的环节，法案也设置了一些限制性条款。首先，必须证明文物的获取方式违反了人道原则或当时的相关公约（如 1899 年《海牙公约》关于战时保护财产的规定）；其次，文物必须对申索国的文化身份、历史或精神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申索国需承诺将归还的文物纳入其公共遗产保护体系，并确保其安全与公众可及性。满足了这些条件后，文物才能脱离法国公共馆藏。

“从现实背景来看，法案主要回应的是法国与非洲，特别是前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更多的是一种制度调整，并不意味着法国将大规模地启动文物归还，更不等同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作出具体承诺。”霍政欣说，同时他积极肯定了这次立法的正面意义，“这次立法，一方面比较系统地解决了法的溯及力问题，同时也克服了其国内法中关于国有文化财产不能转让的问题。”

法案中提到了建立双边委员会，就这一设置，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丝·韦尔热（Françoise Vergès）在接受法国媒体专访时指出：“双边委员会的设立是一次进步，但问题在于权力的平衡。目前，谁拥有定义‘掠夺’的最终解释权？通常还是法国的专家和机构。如果我们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允许申索国自主进行调查，并承认他们的口述历史和文化记忆与西方的纸质档案具有同等效力。”

敦煌文物何时归

韦尔热对“掠夺”的解释权的担忧，正反映在某些中国流失到法国的文物之上。霍政欣观察到，法案中是否属于可被归还的文物，战利品、公共档案等物品，引起了大范围的辩论。

“战利品”与“战争掠夺所得”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以圆明园流失文物为例，“战利品”是在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的时候，缴获的军事用途的物品，枪炮刀剑之类；而“战争掠夺所得”则是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之后抢劫的其他物品。

法国方面辩论最集中的案例，则是阿尔及利亚的“巴巴·梅祖”大炮（Canon Baba Merzoug）。右翼观点认为，这是法军在1830年攻占阿尔及尔时合法缴获的“军事设备”，属于战利品，不属于该法案讨论的“艺术或文化财产”，将其归还等同于否定法军的历史荣誉。左翼则认为，这类物品对原属国具有极高的精神和象征价值，其获取过程具有典型的殖民征服色彩，应纳入归还范围。

“尽管1860年代英法联军是以战利品名义劫掠的圆明园文物，但在当时就已遭到雨果等人文主义者的谴责，1899年以后更是形成了文化财产不是战利品，毁坏文化财产是战争罪的国际共识。”段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时法军司令公开将大量抢掠的珍贵文物作为“战利品”献给法王拿破仑三世。

在《海牙公约》的框架下，合法的“战利品”被严格限制在军事用途和公共敌产范围内，具体指在战场上缴获的、属于敌国政府的，且能直接用于军事行动的财产。《海牙公约》最重大的进步之一，就是明确禁止掠夺，并将其与合法的军事征用区分开来。

“对于圆明园中被劫掠的文物艺术品，毫无疑问属于本次法案规定不具备军事用途的武力扣押物品，应该返还；至于一些枪炮刀剑是否属于军事用途的战利品，可能需要联合委员会进行甄别、协商。建议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聚焦重点，理性协商。”段勇说。

2026年的法案将这个难题交给了专家。法案规定，当申索国要求归还某件被法国视为“战利品”的物品时，双边委员会必须判定该物品在被获取时，是否符合当时的战争法，以及是否属于1899年海牙公约定义的“保护类财产”。这意味着，一个东西是“合法的战利品”还是“非法的掠夺”，不再由法国文化部单方面说了算，而是由中外专家共同通过档案溯源来定性。

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辩论中强调，法案追求的是“新的关系伦理”，“如果一件‘战利品’已成为一个民族痛感的源泉，那么它在法律上的‘合法性’就不应优先于现代的外交正义。”

比圆明园文物更加复杂的是西域、敦煌在民国时期流失的文物。这部分流失文物分两类，一类是壁画和造像，“这些东西原来就在洞窟、佛寺里面，是不可移动文物。不管以什么方式，都是被暴力地切割下来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破坏，而这种破坏就导致它成为非法流失文物。这个性质是非常明确的。”段勇说。

另一类则是敦煌、西域各个遗址中出土的经卷。比如法国的伯希和是以极低的价格从王道士手中购买的敦煌遗书，带有哄骗的性质，“在道德上他毫无疑问是有问题的，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说，这似乎给了他一个‘护身符’。伯希和好像是以布施的名义给的钱，并非正规购买，换来王道士允许他阅览那些经卷文书，也许同意他带回驻地，但带回法国则可能存在法律问题。”段勇说。

“它属于当时一种灰色的方式低价购买，但是按我对法国那边的认知，他们不太可能把用钱买回来的东西视为要返还的对象。”霍政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佚名画作《骑马人物图》流失海外与伯希和有关。视觉中国丨图

民国时期还有大量法国买家从中国古董商手中收购的文物，“这个也很复杂，在文物的整个流通过程当中，有一个环节是非法的，那就是非法流失文物”，段勇说，但是要寻找当年的证据，“并非易事”。

对于目前中国非法流失到法国的文物的具体数量，霍政欣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不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学术机构，都没有办法完整地知道中国流失到海外文物的确切数量和现状，包括流失到法国的中国文物的确切状况。”

法国方面的数据也同样模糊，韦尔热对法国媒体说：“直到今天，法国博物馆内究竟有多少文物是在暴力、胁迫或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获取的，这个数字依然是模糊的。人们往往只谈论那些著名的艺术品，但实际上，被掠夺的还有大量日常用品、宗教祭祀器具，甚至是人类遗骸。这个法案只是一个工具，而非终点。如果我们一边归还文物，一边继续维持不平等的经济和外交关系，或者继续在历史教科书中美化殖民行为，那么这种归还就只是一种公关手段。我们需要直面过去，目光坚定地审视这段历史，不加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