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和大多数性少数者的父母一样，李丽（化名）在得知儿子性取向之后陷入焦虑与无助，随后她开始寻求外部力量，以试图“改变”儿子。2003年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就已剔除同性恋相关的疾病表述，医疗主管部门也多次发文，禁止公立医疗机构以“性取向治疗”名义开展诊疗。然而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再加上性少数父母的焦虑与困惑，令大量私立机构打着“性取向矫正”为旗号大肆敛财，下面是李丽的亲身遭遇。

她要“自救”

所有的开端，始于儿子那句平静却暗藏汹涌的坦白。

对70后的李丽而言，“同性恋”这三个字瞬间击碎了她对未来生活的全部期盼，什么家庭的圆满、个人的前途，在一夜之间全都化为云烟。

她觉得一切都“有迹可循”，儿子临近大学毕业时，状态就有些异样，她形容不出来那种感觉，只瞧见儿子整日整日陷入迷茫与纠结之中，却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也不知道未来该去往何处。但李丽选择相信儿子，“他从小到大一向是有主见的，我们也尊重他的想法。”她说。最终，儿子提出了考研，且是报考竞争非常激烈的复旦大学。

第一次复试，儿子以五分之差落榜，之后二战、三战都没有上岸，连续落榜对儿子的打击是巨大的，他的话变得更少了，仿佛有一堵无形的墙，将他与整个世界隔绝开来。

儿子从小性格文静，她试想着，“也许就是跟人交流少了，要是能有个伴，多说说话，也许就能好起来。”她当然有理由说服自己，儿子从小人缘就好，和男生女生都处得来，备考研究生这段时间，也有不少朋友托人给他介绍对象。

儿子在读大学时，母子二人就有过一次交谈。李丽对儿子讲：“在大学里能谈就谈一个。”

儿子回答：“妈，我暂时还没想谈恋爱。”

李丽又说：“你要是二十五岁还没谈恋爱，妈就给你介绍一个。”

儿子说：“二十五还太早，暂时不想恋爱。”又说：“如果以后要谈也是自己找，绝不要家长操心。”

时间一晃而过。等儿子快二十八岁的时候，李丽终于按捺不住。她开始对儿子发动攻势：“你也老大不小了，找个人谈谈恋爱吧，也许性格就开朗了。”那段时间里，她听到了一些流言，说是朋友的女儿正在和儿子交往。

李丽放心不下，在儿子跟前旁敲侧击，问他是不是在和女生交往。面对母亲的询问，儿子无奈地承认：“妈，人家确实对我很好，但是我们真的没有谈恋爱。”

李丽有些不依不饶，她坚信是儿子太挑剔或太被动：“那你也试试啊，你都没试过，怎么知道人家不好的？”

儿子的语气突然变了，带着一丝决绝，竟然说：“妈妈，我真的不喜欢女孩子。如果我勉强和她在一起，那是害了人家。”

见劝导无用，李丽转变态度，开始“逼”儿子去和女生交往。“我当时就一厢情愿觉得，或许只要有了伴侣，建立了家庭，那份迷茫和怪异的状态就能被抚平，当人生步入正轨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李丽说。

她试图再次给儿子介绍女朋友。她托遍朋友，用尽了各种的说辞，甚至近乎哀求地劝说：“哪怕你只是天天跟人家交往试试呢？”

在母亲的步步紧逼下，儿子终于崩溃了，哭着说：“妈妈，我真的不喜欢女孩子。我是同性恋。”

那是前年十月份的一个夜晚，整整一个晚上，李丽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她不懂，为什么我的儿子会变成这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极度的恐慌和无助中，她翻出了手机，在搜索框里颤抖着打下几个字：孩子不想结婚怎么办？儿子说他不喜欢女生怎么办？

几个字敲进去，一连串视频就跳出来。有的是青少年教育专家，要家长加强和重视性教育；有的是兜售亲子沟通课程，要父母以身作则建立良好家风。刷了几条下来，到最后就是“让家长坦然接受。”

手指接连滑动，直到刷到一条视频，她被内容所吸引。“老师”谈及：“要把握同性恋取向干预的黄金期，青春期的孩子自我在觉醒，如果这时候又有一个同性朋友，给了他从未有过的倾听、理解、拥抱，只有他懂我，只有和他在一起才会觉得被爱，这不是他变成同性恋，这是他在用一段关系弥补童年时期没有被满足的情感需求，只要把握正确的时机及时干预，就能让迷茫中的孩子回到正轨。”

李丽又刷了几条视频，之后还是跳出这个“老师”的视频，对方侃侃而谈：“目前有科学家认为，先天同性恋是难以调整的，但如果是因为成长经历、环境因素引发的同性恋情况，比如长期处于特定的压力环境，或者受到某些事件的影响，或者当事人因为性取向而感到痛苦不堪，又或者当事人有调整性取向的强烈意愿时，我们是可以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进行调整的，越早开始调整，效果往往就越好，通过持续深度的心理咨询，当事人能够逐步建立起对异性的兴趣，就能像大多数人一样，去享受愉悦的异性体验。”

进入到账号的主页，李丽又点开了一条视频，“老师”端坐在书架前，身后书架上还摆着各种奖状和资质证书，一副仪表堂堂的模样，她确信了“老师”的权威，他说出的连串话语，每个字都戳中了这个母亲的软肋：“孩子的同性倾向能够调整过来吗，最近收到不少家长咨询，询问孩子表达同性倾向后是否能够调整过来，性取向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受到基因、环境、个人经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当孩子表现出同性倾向时，家长首先要做的是保持冷静和理解，提供心理支持，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自我认同，寻求专业心理咨询治疗。”

李丽脑子里一个坚定想法，她要“自救”。



在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同性恋矫正”，仍能出现大量相关结果

一直在“尽力”

自2003年起，同性恋被移出心理疾病名录以后，公立医疗机构已不再开展相关诊疗业务。对于“矫正”孩子的性取向，李丽的老公一直持反对的意见，觉得不靠谱。

她没听进去，在面对几十上百学生时，她就告诫自己要自信，至少在人生的前几十年里，她没露怯过，但另一方面，当时李丽感到自己的处境艰难，“孩子这事没法跟人提，如果没有其他选择，（性取向矫正）这就是唯一的希望。”

她在聊天对话框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很快，一个显示为西安的电话打了进来。

对方自称是西安一家心理咨询机构，专业针对青少年性取向方面的矫正，对于像李丽这样的父母，他们已经接受过上千例咨询，拥有很丰富的经验。

“老师”暗示了咨询价格不菲，促使李丽下决心的，是对方发来的一段资料，说是在西安成立多久，迄今已经帮助了多少家庭，以此证明自己有多“专业”。对方提供给李丽不少案例，“某某某在我们帮助下，同意交女朋友了；还有个博士生，从国外回来的，之前在外面有一个交往了很久的男朋友，一直不肯结婚，后来也都改过来了。”

在对话中简单询问了儿子的情况，对方告诉李丽儿子同性恋的情况属于“早期”。对方信誓旦旦地向李丽保证，只要配合治疗，八个月到十个月就能见效，最慢一年就能彻底改变。她心里忍不住犯嘀咕：这真的行吗？但转念一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好像没有。只有对方说可以，而且发了那么多“成功案例”，还有别的母亲感谢他们的聊天记录。“死马当活马医吧，我想，只要能救儿子，花点钱算什么？”李丽这样劝自己。

说罢，对方提出一个为期半年的“疗程”并发来合同，开口要价42800元，还叮嘱她要对疗程“保密”。钱是李丽偷偷转过去的，她怕老公和儿子知道，她反复确认了几遍，这笔钱对她而言不是一笔小数目。

缴费之后，所谓的“治疗”正式开始了。机构派来一位“老师”加了她的微信，“老师”的要求很明确：需要从母亲的视角开始，全方位的了解儿子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只有这样，才能找出影响孩子性取向的病因。”

“老师”每周只在固定的时间联系李丽一次，她搜肠刮肚地把儿子从小到大的一切都说了一遍，其余时间里，李丽整日心神不宁。她期望“老师”能分析出儿子的“病因”，自己的儿子明明那么优秀，可为什么不和女性交往；但是又不想家人看出什么“异常”，连她自己都觉得那段时间疑神疑鬼的。

她告诉那头的“老师”，只要不谈婚论嫁，她和儿子的关系一直很好，母慈子孝；可一旦触及婚姻话题，儿子就会翻脸，甚至干脆把她这个老妈晾在一边，任由她干着急。

对此，“老师”给出了一个方案，说做父母的要尝试多拥抱儿子，增加肢体接触，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李丽有些蒙圈，她对这种疗法不置可否。“老师”又教她，要学会使用“善意的谎言”，进而拉近双方距离。

让自己说谎，李丽觉得办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不能这样干耗下去。“老师”又提出，要和孩子“自愿”接触。怎么解决，李丽很纠结，机构要求必须让儿子主动沟通，但她不敢告诉儿子自己找了“矫正”机构，怕刺激到他。她试探性地问儿子：“我们要不要找个心理咨询聊聊？”儿子一口回绝：“妈妈，我心里没有问题，不需要。”

她把这一情况反馈给咨询师，对方表示他们有办法让儿子“自愿”接触。于是，他们又教给李丽一套模棱两可的话术，让她去忽悠儿子。她试着照做，告诉儿子说，爸爸有个朋友很厉害的心理专家，想和他聊聊。儿子虽然勉强答应可以接触，但他心里清楚这没用，甚至直接跟李丽说：“妈妈，没用的，我接触他们也没用。如果你非要我去，我就去，但别抱希望。”

她把儿子的原话转告给咨询师。对方立刻变了口径，说：“必须要孩子完完全全愿意跟我们沟通，我们才能介入。既然他内心抵触，那沟通也没用。”

这让李丽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一方面，他们之前承诺有办法“矫正”性取向；另一方面，现在又把责任推给孩子“意愿不足”。她现在的心理更多的是怀疑，既然说有办法让他改变，为什么连让儿子开口沟通都做不到？之前发的成功案例难道都是假的吗？

“老师”又提出可以给孩子做“催眠治疗”，可现实却是，他们连儿子的面都没见到，儿子也根本不认可这些话术，原本承诺的“改变”毫无动静。被夹在中间，李丽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她担心儿子看穿了自己的把戏，但又不甘就此放弃。

随后机构提出给李丽换一位“老师”。她表示不解：“我把儿子从小到大的一切都已搜肠刮肚地告诉了现在的老师，他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换个新老师，一切又要从头说起，他能了解多少？”但对方坚持要换，并承诺会将之前的档案交接过去。无奈之下，她不得不同意了。

新“老师”上任后，手段变得更加隐蔽且激进。要求李丽提供儿子的微信号、小红书账号等社交媒体信息，打算“暗地里”添加儿子，伪装成普通朋友与他交心，进行“暗访”。李丽按照要求提供了信息，但过了很久，对方仍反馈说“还没加上”，一直在“尽力”。

她明白，之前用了各种话术“对付”儿子之后，让儿子警惕性变得很高，怎么可能轻易通过陌生人的好友申请？

“老师”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让李丽带儿子去医院抽血化验激素水平，并将体检单发给他们分析，以便分析“是先天同性恋还是后天同性恋。”

李丽一听，就觉得做法太荒谬，“儿子长这么大，从未主动去过医院做全面体检。如果我现在莫名其妙地非要拉他去医院查激素，他肯定会起疑心，发现我在背后搞鬼。这不仅行不通，还会彻底破坏母子间的信任。”李丽说，她质问对方：“这有用吗？检测结果的依据是什么？”对方含糊其辞，说不出个所以然。

几个月过去了，钱交了，罪受了，儿子却连机构的人面都没见过，更别提什么“矫正”了。

在同性恋不是精神疾病的前提下，这些机构用MCN投流的方式，精准捕捉了家长的无知与焦虑，以“亲子沟通”、“青春期教育”为名兜售所谓的“咨询课程”。

妈妈都爱你

在那段被焦虑与无助填满的日子里，李丽并没有停止她的“自救”之路，她仍旧在搜索框里反复输入着那几个令她失眠的字眼：“孩子是同性恋怎么办”。

她看到了好几个家长现身说法，讲述着相似的故事：孩子优秀却不愿结婚，对异性毫无兴趣，甚至带回了同性伴侣。评论区里，成百上千条留言汇聚成了一个庞大的、隐秘的焦虑群体。家长们在这里互相倾诉，有人叹息“家门不幸”，有人不断询问“哪里能治”，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李丽感到既焦虑又庆幸，原来自己不是一个人。

在这些混乱的信息流中，一些热心的家长建立了公益群组，李丽犹豫再三，最终还是点了申请加入。群里的世界比她想象的更为复杂。有家长以“过来人”的身份，含泪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们讲述着在得知孩子性取向之后，经历了从最初的震惊崩溃、到中间的逃避否认，再到后来尝试沟通、最终选择接纳的漫长过程。

然而，更多的声音却充斥着不甘与执念。群里也有不少家长像李丽一样，死死抓着“矫正”这根稻草不放。他们交流着各种令人啼笑皆非却又透着悲凉的“偏方”：有人去给孩子改了名字，试图通过“转运”来改变性取向；有人不远千里回老家迁祖坟，寄希望于风水玄学；有人四处寻访老中医，用苦涩的中药试图“调理”孩子的身体；甚至有人给孩子做催眠，试图在潜意识里“删除”那段记忆。

有一个母亲，为了给女儿“矫正”，专门找了一家堪称“部级专家”的门诊，用五位数的价格给孩子做催眠，并且整个过程旁人不能陪伴，甚至每次“治疗”前，助理会用金属探测仪扫描全身，以此防止带入电子设备。整个暑假，这个母亲就带着孩子做“治疗”，没有得到任何改变。她问女儿专家在里面通过催眠做了什么，女儿又“记不清了”。

李丽鼓起勇气，在家长群里将自己这段不堪的遭遇全盘托出，从孩子出柜到怎么找的“老师”，大家在群里得到统一的认识，李丽受骗了，她落入了一个精心布置的套路当中。群里的家长们对李丽表达了同情和理解，有人说：“不能就这样算了，这是诈骗！”也有人给李丽推荐了一位专门处理此类案件的公益律师赵虎。

此前咨询无效后，李丽就数次质问收钱的机构：“我钱花了，一点效果没有，连人都接触不上，这怎么解决？”

面对李丽的质问，机构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对方推卸责任，声称：“我们能做的都做了，是你儿子拒不配合，这不能怪我们。”言下之意，服务已经提供，是由于客户（儿子）的不配合导致失败，因此概不负责。

李丽要求退款。对方先是说要去找领导申请，拖了一段时间后，回复说领导不同意退款。接着，他们开始玩起了“踢皮球”的游戏。她在网上留言投诉，他们让她找之前的老师；找老师，老师又让她找领导；找领导，领导又说归某个部门管。前后换了三个对接人，每个人都在推诿，没有人愿意正视问题。

实在无望，李丽决定找律师。她找到了赵虎，身经百战的他一眼就看穿了机关，他多次帮助有类似遭遇的家长维权，这些机构往往都是一个壳主体，通过短视频平台在网上广撒网，让部分事理不明的家长签订所谓的合同，随后以“咨询都做了”为由，把责任又推回，造成“人财两失”。

在赵虎律师的耐心指导下，李丽开始收集证据，回头翻看曾经让她感到羞耻与无奈的记录，每一笔转账、每一条聊天对话，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但李丽此刻已不再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她意识到自己背后站着一群同样遭遇的人，大家互相支招，让她看清了这些机构的真面目——它们正是利用家长对性取向的无知和深沉的焦虑，虚构治疗效果，一步步套路家长的钱财。

她担心警方会以“诈骗”名义介入调查存在困难，毕竟双方签有白纸黑字的合同。赵虎律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机构其实非常清楚，同性恋并非心理疾病，改变性取向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正因如此，他们极其狡猾，会在看似正规的合同里埋下一个免责的‘小尾巴’，试图规避法律风险。”

他告诉李丽，虽然合同文本中有免责条款，但机关算尽，这些机构的合同本身就给依法维权留下了窗口。更重要的是，在招徕生意初期发给李丽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充斥着大量关于“改变性取向”、“矫正治疗”的承诺。这些铁证如山的内容，已经推翻合同中不合理的免责条款。并清晰的揭露机构涉嫌虚构事实并做出虚假承诺从而诱导家长付款。

摆在李丽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对该机构发起民事诉讼，要么前往机构的注册地发起仲裁。二者在法律效力上是一致的，都能维护她的合法权利。综合考虑之后，李丽最终选择了后者。

2025年7月22日，李丽向西安当地司法机关提交仲裁申请，要求认定合同无效，并退还李丽缴纳的款项。这段时间里，随着和相似家长的交流，她也从最初的焦虑与不安中逐渐走出来。“我不能因为自己的面子或传统观念，就去逼迫孩子，让他活在痛苦和伪装中。如果他在这方面没有想法，强行让他进入婚姻，不仅是对他的残忍，也是对另一个无辜女孩的欺骗。”李丽说。

她对儿子说：“不管你是什么样，妈妈都爱你。你毕竟是我们家的一员，只要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地过日子就可以了。”

当她放下执念，真诚地向儿子表达爱意时，家里的空气都变得轻松了。儿子眼里的戒备消失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回到了从前那种亲密无间的状态。

2025年11月，经过审理，司法机关作出仲裁认定，要求该机构退还李丽一半的钱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