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94年，南京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原新闻提到，“案发后南京市公安局市区两级刑侦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抽调精干警力组建专案组，全面启动案件侦破工作”。两名犯罪嫌疑人作案后“仓皇弃车逃离现场，从此踏上了漫长的逃亡之路”。此后32年间，南京警方“始终坚持‘命案必破、不破不休’的信念，每年梳理案卷，借助刑事技术迭代升级”。2026年，警方通过“痕迹物证比对锁定犯罪嫌疑人郑某某”，案件告破。原新闻未提及作案具体细节（如凶器、受害者姓名），也未提及嫌疑人逃亡期间的生活状态。

这个跨越32年的案件，像一把尺子，量出了中国追诉时效制度的尴尬：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抢劫杀人案，追诉时效本为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七条第四项），却因嫌疑人“逃避侦查”突破了时限。当“有限追诉期”在实践中沦为“无限追诉期”，我们不得不追问：这究竟是正义的坚守，还是权力的任性？

一、全球视野下追诉时效制度的法理依据与维护的法益

追诉时效是各国刑法普遍设立的一项制度，指国家对犯罪进行刑事追诉的有效期限，超过该期限则不得再行追诉。其设立并非纵容犯罪，而是基于多重法理考量，旨在平衡多种相互冲突的法益。

（一）主要法理依据

各国理论界对追诉时效的正当性存在多种学说，共同构成了其法理基础：

1.改善推测说（特殊预防说）：犯罪人经过长时间未再犯新罪，可推定其已改过自新、重新融入社会，再施以刑罚的特殊预防必要性已大为降低。

2.证据湮灭说：随时间流逝，证据可能散失、证人记忆模糊或离世，查明事实的难度和错误裁判的风险显著增加。时效制度可避免基于不可靠证据的审判。

3.尊重既成事实状态说：犯罪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的扰乱，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平息，形成新的、稳定的社会关系。此时再重启追诉，反而会破坏这种安定状态。

4.权力丧失说（懈怠行使说）：国家在法定期限内怠于行使追诉权，可视为默示放弃该权力。这旨在督促司法机关积极履职，提高司法效率。

5.报应必要性与比例原则：从报应刑角度看，经过漫长岁月，犯罪人可能已长期生活在恐惧与不安中，再施以刑罚可能超出其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变得不合比例。

6.法安定性与个人权利保护：允许国家无限期追诉，将使个人长期处于可能被追诉的不确定状态，严重损害个人生活的安定与规划自由，与现代法治保障人权的精神相悖。

（二）核心维护的法益

追诉时效制度旨在维护以下几项核心法益：

1.社会关系的稳定性：法律不仅追求个案正义，也追求社会秩序的总体安定。时效制度承认时间对修复社会关系的积极作用。

2.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有限，应优先用于追诉现行犯罪和近期犯罪，时效制度有助于将资源集中于最需要、也最有可能公正处理的案件。

3.实体真实的可靠性保障：避免因证据湮灭导致的事实认定错误，维护司法裁判的准确性。

4.对个人权利的保障：防止公权力无限期悬于个人之上，保障公民免于长期处于刑事追诉恐惧中的基本自由。

5.督促公权力及时行使：时效制度是对国家刑罚权的程序性限制，倒逼侦查、起诉机关提高效率，防止案件“沉睡”。

（三）国际比较与例外

各国追诉时效期限长短不一，通常与罪行严重程度成正比（如重罪时效长，轻罪时效短）。同时，多数国家对最严重的罪行（如谋杀、战争罪、反人类罪）规定了不适用时效或极长时效的例外。这体现了在极端恶劣犯罪面前，社会正义与历史记忆的价值被置于时效利益之上。例如，德国对纳粹战犯、许多国家对种族灭绝罪均不设追诉时效。

二、对中国刑法第88条“不受追诉期限限制”条款的法理评析

中国《刑法》第88条规定了两种追诉时效“不受限制”的情形：1)立案侦查或受理案件后，逃避侦查或审判的；2)被害人在追诉期内控告，司法机关应立案而不立案的。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引发了关于其是否导致“无限追诉期”的争议。

（一）制度设计的初衷与表面合理性

北京市万商天勤（南京）律师事务所任远律师指出，从立法目的看，该条款旨在防止犯罪分子利用时效制度故意逃避制裁，并弥补因司法机关失职（应立案不立案）导致的正义缺失。其出发点具有一定的正当性：

1.惩罚恶意规避：对于立案后故意逃避侦查、审判的嫌疑人，其主观恶性大，人身危险性并未因时间流逝而降低，排除其时效利益具有报应和预防的考量。

2.救济司法不作为：在被害人已及时控告的情况下，因公权力机关失职导致无法追诉，后果不应由被害人承担，该条款提供了补救途径。

（二）实践中引发的争议与“无限追诉”风险

然而，任远律师也指出，该条款在司法适用中存在被扩大解释的倾向，导致追诉时效制度的基础价值受到冲击，引发了“形同虚设”的批评：

1.“立案侦查”解释宽泛：“立案”包括“以事立案”（仅发现犯罪事实）和“以人立案”（已锁定嫌疑人）。若将对事立案即视为时效无限延长的事由，则意味着只要发现犯罪现场并立案，即使不知凶手是谁，追诉期也永久停止。这实质上使大量案件的时效起点变得极其模糊甚至无限提前。

2.“逃避侦查”认定宽松：有观点认为，只要嫌疑人未主动投案，甚至包括不如实供述，即可被认定为“逃避侦查”。这几乎将“逃避”等同于“未到案”，极大扩张了该条款的适用范围。

3.架空时效制度：有学者尖锐指出，结合中国刑事诉讼实践（几乎所有案件都会立案，且被害人控告常见），第88条的两款情形可能覆盖绝大多数案件，使得刑法第87条规定的5、10、15、20年等具体时效期限在实践中被虚置，形成“原则上无限追诉”的局面。

4.混淆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第2款将司法机关“应立不立”的渎职后果，完全转由犯罪嫌疑人承担（无限期被追诉），在法理上存在责任分配失衡的问题。

（三）中立与法理学视角的评价

从法理学和比较法的中立视角看，中国现行规定在价值平衡上存在可商榷之处：

1.价值冲突与失衡：追诉时效制度本质上是社会秩序安定性、司法效率与可靠性、个人权利保障与报应正义之间的精巧平衡。中国刑法第88条的现行解释与实践，明显向“报应正义”一端倾斜，且在“督促公权力行使”和“保障个人免受无限期追诉”方面作用减弱。

2.与法治原则的张力：法的安定性是法治的基本原则。允许基于宽泛条件（如对事立案）即启动无限追诉，使得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否终局性地摆脱追诉）缺乏稳定预期，与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明确性、可预测性存在内在紧张关系。

3.“文明进步”的辩证看待：

·进步性：该制度体现了对严重犯罪“不饶恕”的立场，特别是针对逃避司法、恶意对抗的罪犯，以及试图弥补因公权力过错导致的正义漏洞。这在情感和某种实质正义观上具有说服力。

·倒退风险：若适用过宽，则可能倒退回“刑罚权无期限”的前现代状态，削弱了现代刑法基于人道主义、证据理性和社会修复理念而对国家权力施加的时间限制。这与人权保障、司法谦抑的现代法治文明趋势存在抵牾。

4.学术界的改良建议：许多学者主张对第88条进行限缩解释或立法修改：

·将“不受追诉期限限制”重新解释为时效中止，而非永久消灭。即立案或控告后，时效停止计算，待逃避状态结束或司法机关纠正错误后，剩余的时效继续计算。

·严格限定“逃避侦查”的认定，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明知已被追诉，并客观上实施了积极的逃避行为（如潜逃、隐匿身份），单纯的“不在案”或“不供述”不应构成。

·区分“以事立案”和“以人立案”，仅后者才能触发时效停止。

·对于因司法机关过错导致的“应立不立”，应探索国家赔偿等其他救济途径，而非简单地将追诉期限无限延长。

三、当例外吞噬原则，我们失去了什么

用中立视角剖开这个制度变形，会发现三个致命伤。

第一，价值天平彻底倾斜。追诉时效的本质是“价值平衡器”：一边是“报应正义”（让犯罪人付出代价），另一边是“秩序安定”（不让社会活在过去的阴影里）。中国第八十八条的宽泛适用，把砝码全压在了“报应正义”这边。改善推测说被无视——嫌疑人逃亡32年，或许早已结婚生子、老实做人，但我们假定他“永远危险”；证据湮灭说被抛弃——32年前的物证可能只剩残片，证人可能离世，我们却坚持“必须查清”；个人权利被碾压——一个人从青年逃到老年，终生不敢用真名，这种“隐性惩罚”远超刑罚本身。这不是正义，是复仇。

第二，法治原则的崩塌。法的安定性要求“相同情况相同对待”，罪刑法定要求“处罚必须有明文规定”。但第八十八条的模糊性，让追诉与否成了“看心情”：警方立案松一点，时效就停；嫌疑人跑远一点，逃避就成立。这种不确定性，比明确的“无限追诉”更可怕——它让每个人都活在“不知道哪天被翻旧账”的恐惧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判决，“无限追诉违反法治国原则”，正是因为这种恐惧会摧毁人们对法律的信任。

第三，权力与责任的错位。第二款“应立不立”本是对司法机关的约束，实践中却成了“甩锅条款”：被害人控告无果，追诉期过了，责任算被害人的；但如果立案了，嫌疑人跑了，责任又算嫌疑人的。公权力的过错，最终由个人承担无限追诉的后果，这在法理上是赤裸裸的双标。就像本案，若当年警方立案后消极侦查，导致嫌疑人轻易逃亡，难道不该追责警方吗？但现在，我们只看到嫌疑人被抓，看不到权力部门的懈怠。

有人说这是“文明的进步”——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但文明的真谛是“克制”，不是“放纵”。现代法治的进步，恰恰体现在对权力的限制上：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禁止双重危险，德国基本法禁止溯及既往，都是这个道理。当我们的追诉时效制度从“有限”滑向“无限”，看似强硬，实则是对法治精神的背叛。

结论

各国设立有限追诉期，其法理根基在于平衡正义、秩序、效率与人权等多重价值，核心是承认时间对修复社会关系、降低刑罚必要性的作用，并约束国家权力。中国刑法第88条的例外规定，其初衷在于堵截漏洞、惩罚恶意，具有一定现实合理性。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其适用条件模糊且存在扩大化倾向，确实存在架空普通时效制度、导致“事实上的无限追诉”风险。从法理学视角看，这反映了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现正义与维护安定之间，现行制度更倾向于前者，对后者的保护有所削弱。这究竟是“文明的进步”还是“倒退”，取决于价值权衡：若将其严格限定于嫌疑人主动、恶意对抗司法的极端情形，可视为对正义的精密补强；若泛化为大多数案件的常态，则可能侵蚀现代刑法时效制度的人权保障内核，有悖于法治文明对权力进行理性限制的基本精神。因此，关键在于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实践，为该条款设置明确、严格的适用边界，使其回归“例外”的本质，而非成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