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建议废除模糊条款的律师，被用模糊条款惩处。

一个控告司法局长的律师，被没有文书地带走。

没有哪个环节看起来是错的，但结果是荒谬的。



2023年8月，青岛律师于凯和同事以律师事务所名义，向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了一份《关于废除寻衅滋事罪的立法建议》。

其理由是：这个罪名罪状表述模糊，成为选择性执法的兜底条款，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司法实践中存在滥用。

这是公民的法定权利。《立法法》第一百一十条写得清清楚楚。

2024年7月，青岛市司法局认定此举属于"炒作案件"，对于凯作出停业一年的行政处罚，对其所在律所停业六个月。

2025年7月，停业期满。于凯的执照没有被如期归还——司法局以"流程延迟"的方式，在处罚期届满后继续剥夺他的执业资格。

2025年7月28日，于凯拿回执照后第11天，再次向全国人大法工委邮寄第二份废除寻衅滋事罪建议书。

2026年3月26日，于凯在朋友圈实名控告青岛市司法局局长邓焕礼，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2026年3月27日，于凯失联。随后确认：他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被带走调查。同行律师赶去了解情况，据称"未出示任何执法文书"。

1、这是一道逻辑题，答案已经自动揭晓

你可能觉得这个故事有些奇怪。让我把它翻译成更简单的版本：

一个律师说，某条法律过于模糊，可以被用来惩罚任何人，所以建议废除它。

然后，他被这条法律——或者与它逻辑结构完全相同的另一条法律——惩罚了。

这在修辞学上叫"自我证明"。在法学上叫"恶例"。在日常语言里，叫做：你说得对，我用行动证明给你看。

于凯在建议书里写：寻衅滋事罪"边界不清，易泛化"，"成为选择性执法的兜底条款"。

青岛市司法局的回应是：把他举例论证的行为定性为"炒作案件"，停业一年。青岛市的执法机关随后的回应是：把他站在大院门口举牌的行为定性为"扰乱公共秩序"，带走调查。

"炒作案件"。"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

请注意这三个词的共同特征：它们都没有清晰的边界。没有人能告诉你，哪种程度的表达是"炒作"，哪种程度的站立是"扰乱"，哪种程度的建议是"滋事"。而这正是于凯在建议书里要废除的那种东西。

所以，于凯用自己的遭遇，完成了他建议书最有力的补充论据。只是这个补充论据，是被迫写就的，写在他的人身自由上。

2、"炒作案件"这个定性，本身值得被炒作

青岛市司法局2024年的处罚决定书里，把向全国人大提交立法建议定性为"炒作案件"。

这个定性需要被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它太有创意了。

向人大提立法建议，是《立法法》明确保护的公民权利。在建议书中举例论证，是人类使用逻辑数千年以来的基本方式。你要证明一个规定有问题，你就得举出它造成了什么问题的例子。否则你在证明什么？

但青岛市司法局找到了一条精妙的处理路径：不去碰"提立法建议是否合法"这个问题（这个没法碰），而是把"举例论证"这个动作单独切割出来，定性为"炒作"。

这个逻辑如果成立，推论链条相当壮观：所有法学论文引用判例讨论立法问题，都是"炒作"。所有律师在辩护词中援引类案，都是"炒作"。

最高法刑事审判第四庭2023年发布的调研报告，指出寻衅滋事罪存在五大问题并列举具体情形——那也是在"炒作案件"。

当然，最高法刑四庭不会被停业，因为他们不是于凯。

所以，这个逻辑真正的含义不是"举例论证等于炒作"，而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说话，叫做炒作"。这是一个简洁的结论，只是不能写进正式文件里，所以需要绕一个弯。

绕这个弯的代价是：法律文书本身变成了一个笑话，只是没有人在笑。

3、11天：这个数字需要被记住

停业一年，执照还被拖延归还。在于凯公开发出律师函施压之后，他终于拿回了证书。

然后是11天。11天后，他再次向全国人大邮寄了废除寻衅滋事罪的建议书。

有人说这是"任性"。有人说这是"硬汉"。我觉得这两个词都不够准确。

任性是一种不计后果的冲动，它不需要理解代价。于凯显然理解代价，他刚刚付出了整整一年。"硬汉"这个词带有一种审美化的色彩，好像这是一种值得欣赏的气质展示。但于凯做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浪漫。

他只是认为这件事是对的，然后继续做了。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环境里，这种行为甚至不需要任何勇气，就像你认为红绿灯设置有问题、写信给交管部门建议改进，不需要勇气，只需要一个信封和邮票。

11天这个数字令人心情复杂的地方恰恰在这里：它揭示的不是于凯有多特别，而是他做的事情本来应该有多普通。

一个公民，拿回自己的证件，继续行使法律赋予他的权利。这件事如果需要被以"11天"来强调、以"铁骨铮铮"来形容，那出问题的地方，不在于凯身上。

4、没有坏人的荒谬剧

于凯这个案子，可能让很多人想找一个具体的坏人。

但你仔细看整个链条：青岛市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执行上级意志；执法办案中心的人走程序；每一个环节的人，大概都有文件可以援引，有依据可以出示。没有哪个人会在事后说"是我做错了"。每个人都只是在做"该做的事"。

这就是制度性问题的核心特征：它不需要任何一个坏人，只需要每一个人都照章办事。章，是可以被写成任何形状的。

一个建议废除模糊条款的律师，被用模糊条款惩处。一个控告司法局长的律师，被没有文书地带走。没有哪个环节看起来是错的，但结果是荒谬的。

这种荒谬，是系统性的。它不会因为某一个具体官员被处分而消失，因为它存在于规则的结构本身。

于凯一直在做的事，就是指着这个结构说：这里有问题。然后这个结构回应：是你有问题。

5、沉默是一种投票

于凯这个案子，有人会说：我不是律师，和我没什么关系。

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寻衅滋事""炒作案件""扰乱公共秩序"这类词汇存在的最大价值所在。模糊，意味着它可以适用于任何人。

而让大多数人觉得"和我没关系"，它就可以一次只适用于一个人，直到轮到你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在旁边了。

于凯被带走的理由，是"扰乱公共秩序"。他做的事是：一个人，站在大院门口，举了一块牌子，上面写了几句话。

一个人。

没有聚众。

没有煽动。

周遭连第二个人都没有。

如果这叫"扰乱公共秩序"，那这个"秩序"本身，可能才是需要被讨论的问题。

一个律师，行使法律明确赋予的权利——提立法建议、控告官员——然后消失了。没有文书，没有通报，没有任何正式的告知。消失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表态。

于凯试图提议废除的，是一种可以惩罚任何人的模糊性。他现在正在亲身证明这种模糊性的威力。而我们能做的，至少是记住这件事，记住它发生过，记住它正在发生。

记住，是最低限度的不服从。而最低限度的不服从，在某些时刻，也是唯一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