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生活并不适合成为传奇。他们留下的，最好是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神秘的，甚至是需要后几代人苦心钻研的思想。”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曾在一段演讲中这样说道。当时，他正在思索如何向大众介绍自己的人生道路、生活经历。在他看来，即使是康德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的生活、出生和死亡，也总是在大学课堂上被只言片语轻轻带过。因为与他们超越时代的著作相比，生活中那些“疾风暴雨般的小插曲”，已经不值一提。

如今，这位被称为“在世最著名哲学家”之一的学者，也追随先贤们的脚步而去。当地时间2026年3月14日，哈贝马斯在德国去世，享年96岁。生前，他以提倡平等对话与共识的“交往理论”闻名于世，并且笔耕不辍实践着自己的理论。直至晚年，他的学术产出都相当惊人。

他曾高度关注并守护公共领域的价值。而如今，在网络社会的众声喧哗中，激情和非理性已经成为常态，他依然选择做那个理性的守护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中国人最熟悉的哲学家之一

下垂的眼睛上架着一副眼镜，面部整体有些倾斜，看起来似乎经受着疾病的困扰，但镜片背后平静的神色又增添了一份理性和幽默。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张面孔并不陌生。20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的理论在“文化热”的时代背景之下，在中国大地上被广泛地传播。此后在大学中，他的著作也经久不衰地被译介和出版，对哲学、社会学、传播学课程有过涉猎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和理论。

哈贝马斯和中国之间有着不解之缘。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原研究员薛华与哈贝马斯在学术上有不少交往，2001年，哈贝马斯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大陆的活动，就是由薛华发起和联系的。当时，薛华就发现，哈贝马斯并非像他自己形容的那样，对中国文化保持着“门外汉”的状态，而是有过敏锐思考的。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令薛华震惊。

薛华记得，哈贝马斯在与中国学术界对话时，谈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他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翻看过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书，谈不上了解，但他印象中，至少孟子并不是以集体为基础的，而是以个人为基础的。身为哲学研究者的薛华听完立刻意识到，“这话讲对了”。

看得出，无论面对本国还是他国文化，哈贝马斯始终保持着这种理性、独立思考，敢于表达观点的态度。在他刚刚登上学术舞台的时候，这样的勇气也让他一举成名。1953年，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以海德格尔反对海德格尔》，批评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非理性传统”，这篇文章也成为他的成名作。

挑战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家，并不是哈贝马斯一时兴起的叛逆，更是需要理性和广泛的阅读。实际上，哈贝马斯早年曾是海德格尔思想的追随者，正是因为对海德格尔的熟悉和了解，才让他在阅读中，在细微之处，发现了对方思想中没有经过推敲的问题。

身体与思想

一个人的身心状态，往往会塑造出他的思想。尽管哈贝马斯认为哲学家平凡的日常生活和激荡的思想比起来不值一提，但他也曾试图分析，自己是如何走上这条理性、建设性沟通的道路的。他的结论则是：他残缺的身体和他恰好诞生的时代，为他提供了成为一名哲学家的养分。

他曾在回忆中提到造就他人生和理论经历的几个基础的瞬间，第一个难忘的瞬间就是关于疾病。生于1929年的哈贝马斯是一位先天唇腭裂患者，在五岁时接受过手术，手术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需要依赖家人生活。疾病对语言表达的影响也伴随了他的终生。因为缺陷，他从小就意识到“一个人是要依赖别人的”，人是极度需要社会关系的。

疾病的困扰让他明白，社会交往对他而言是如此重要。然而，因为身体问题和经受的同辈霸凌，他进入真实社会的过程，又变得比普通人困难许多。最终，这种感受，让他回到了理性的书本和文字之中，让他对文字和语言的意义产生了更多的思考，也让他更加依赖沟通。这种思考和境遇，成为哈贝马斯“公共空间”思想形成的起点。

这个身体上残缺的人，却阴差阳错地发展出了精神上的茁壮。20世纪40年代，哈贝马斯的青春期在纳粹统治中度过，幸运的是，很快战争就结束了。于是，他在青壮年时期获得了充足的学习机会，也进入了一个可以不带道德包袱反思历史的大时代。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们这一代人“可以经历历史的巨变，但是又很年轻，可以承担历史状况的重负”。

因为这种没有思想包袱的幸运，哈贝马斯逐渐发展出了一种将哲学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思想，也发展出了他敢于在媒体上表达自我的独立精神。他在多所大学修习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位之后，在1956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因为这段经历，他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最著名的传人之一，也因为广泛的表达与输出，坐稳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一生中，哈贝马斯一直在公共空间维持着强劲的输出状态。除了“单挑”海德格尔成名，他还曾与波普尔、马尔库塞等无数学术大家产生过论战。他也曾为国际事件发声，从不惧怕外界的声音。直到晚年，他依然保持着一种“愤怒”的状态。89岁时，他还曾对媒体说：“我仍旧对世界上正发生的一些事情感到愤怒。这并不是件坏事，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