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理下乡时的几本日记,发现下乡头一年是写日记最多的一年,第一任带队干部虽然不是太关心我们的生活,但很注重我们的思想教育,赶上学习日便会让大家逐个朗读自己的日记,所以那种应付检查的假日记必须要写;虽不必每天都写,但过些日子就得写一篇,不然就交不了差,而且还要经常在日记里检查自己的错误,人不能没有错误,没错误也要找错误,再次阅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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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下乡时,晚上有大把的时间不知道怎样打发,抄录歌曲便成为大家最喜欢做的事情,抄录最多的是苏联歌曲,其次就是朝鲜歌曲。那时的苏联已经“修”了,苏联歌曲好听但不能随便唱,尤其是带队干部在的时候;朝鲜歌曲则不同,可以公开唱,这首《祝福歌》就是当时大家常哼唱的一首朝鲜电影插曲。
当年的朝鲜电影插曲大都是用手抄的形式流传开来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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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下乡两年后的一段时间里,很难再找到书看了,于是一些残缺的书籍大家也不嫌弃。有人从邻村青年点拿来一本撕掉了结尾的旧书,薄薄的只剩几十页,封面和封底被粘贴的牛皮纸所代替,封面上有三个褪色的钢笔字——海的梦,或许是小说的原本标题,记得是大家都看完后我才开始翻看的。书虽然有点破,有书看总比没啥看要好,小说的开头很别致,文字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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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京剧一向没有兴趣,不管是传统京剧还是现代京剧,但唯独对京剧《黛诺》印象深刻。
《黛诺》是现代京剧,但不是“样板戏”。最早“听”《黛诺》是母亲刚退休的那一年,那年里我也刚刚从农村招工回城,回家后发现桌上的那台笨重的电子管收音机已被晶体管收音机所代替,只能收到一些国内的电台,也就不再对收音机感兴趣了。那时父亲还没有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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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水泛滥的伏尔加河岸上,有一个青年在忧郁地游荡......”这是五十年前小祁在我的日记里所留下的刚劲而洒脱的字迹。在青年点里,只有小祁一个人是初中毕业,其他人都是高中毕业,但大家都认为小祁的字写得最漂亮,也不知他是怎么练出来的。那时,我的这本日记是谁都可以翻看的,里面更多的是一些漫画和素描,大家都喜欢拿去看,也都觉得它不像日记。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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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节日》是下乡后最早抄录的一首老歌,由管桦作词,李群作曲,创作于1953年“六一儿童节”之际,描绘了节日里小朋友与毛泽东一起过节的图景。
几代的小朋友们都曾经唱过这首歌,只是歌词改了又改。中国人有“篡改”歌词的习惯,时过境迁就会改动那些不合时宜的歌词——歌曲结尾倒数第二句的歌词最早是“亲爱的父亲毛泽东”,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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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你们或许不信,我的第一篇作品不是小说,竟然是一篇叙事长诗——那是个心比天高的年龄,那是个想入非非的年龄,那年我十七岁。
由于文革中缩短了学制,小学只上了五年半,初中只上了两年,高中本来也是两年,毕业前又临时延长了半年;一向成绩好的我上高中后就不再把心思用到学习上了,上课时会经常走神想些其他的事情,也不能全怪我,上大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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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头发既粗又硬,洗完头后头发就全蓬起来了,但又不想留短发,想让头发服帖,只有靠电吹风了。最早是去市区里唯一的一家国营理发馆剪发,那是因为只有这家理发馆剪完发后还给顾客吹风,当然会先问你,同意吹风的话再加五元钱,加上剪发十元钱总共十五元;不是简单地吹干,而是吹出标致的发型,至少要吹二十分钟,比剪发时间还要长。由于个体理发店没有给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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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儿时最喜欢、印象最深的一个广播节目应该算《星星火炬》了——记得在我入学前的某一天,家里买来一台笨重的交流电收音机,耗电量相当于一只25瓦的灯泡,那时文革还没有开始。收音机给家里带来了欢乐,我更是每晚守着收音机不肯离开。小孩喜欢小孩的节目,最吸引我的是《小喇叭》,每天晚上都会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每晚在《小喇叭》播放完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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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山民常憧憬,何时玫瑰才能不刺种花人,但愿它留得遍身芒刺在,专刺偷花人。”——这是保加利亚民歌里的一段歌词,因喜欢这段寓意深刻的歌词,下乡时便抄写在了日记里。可惜当时没将歌曲完整地抄录下来,有点遗憾,还记得那是一个下雨天,不用再去上工了,本该有时间将歌曲抄完的——如今四十多年过去,连歌名都想不起来了,只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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